【内容提要】苏联成立后，没有建立将俄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逐渐强化了俄语作为通用语的推广力度，并将推广俄语与构建“苏联人民”联系起来。由于没有辩证地区分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与交流作用，因而引起了一些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上述失误使原苏联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苏联;俄语;民族主义;语言政策

　　【作者简介】田鹏，1965年生，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西安710049）

　　 

一 引言：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

　　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二是语言的交流作用。世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语言政策更多地成为民族及国家认同建构的手段之一[1]。

　　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体系发端于欧洲，始于1618~1648年欧洲30年战争之后，其标志性事件是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而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之后，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使得建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追求：1816至2000年的185年间，总共有191个新国家（包括实行新政体的国家）加入国际体系，绝大部分都声称其为国家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3]。

　　Philip G. Roeder 将这191个新国家的产生（或演变）方式归纳为去殖民地化、原有国家分裂（或从原来国家分离）、现有国家统一（或新国家获得承认）等三种[4]。无论哪一种方式，民族与国家认同都居于核心地位。而语言以及语言政策对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影响，也引起了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者的关注。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对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民族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们天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相互聚集起来……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里，费希特所指的是语言对于民族的身份标志作用[5]。

　　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在分析西欧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时，这样谈到语言的作用：“语族一旦划分……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6]这里，恩格斯的分析既体现了语言的身份认同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的交流作用，因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既需要身份认同，也需要通过交流形成社会共同意志。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民族做了如下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这里，斯大林没有说明语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是将是否拥有共同语言作为判断是否属于同一民族的首要条件。

　　多伊奇在《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中提出，民族认同形成的前提是“一个较大的群体，其成员相互之间能在广泛议题上比群体之外的其他成员进行更为有效的交流”[8]。这里显然强调的是语言的交流作用，而不是其身份认同作用。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分析印刷技术出现后书面语言对民族认同形成的影响时认为，印刷语言需要在不同的语言变体中确定标准文字，而这个标准的确立有助于在整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交流，这种标准的确立意味着多样性的减少，语言形式趋向固定。这使得语言不但能实现跨空间和地域的交流，也能跨越时间连接过去。而从前拉丁语则未能做到这一点[9]。安德森肯定了语言在形成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显而易见，他更强调的，同样是语言的交流作用对形成民族认同的促进，而不是语言本身的身份认同作用。这种可以记录下来的交流有助于实现群体的共同记忆，“想象的共同体”才得以建立。

　　在大多数民族国家，这种与语言相联系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对一致。这种相对一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单一多数族群来说，其族群语言既是其身份标志，也是国家的通用语言，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致的；二是少数族群虽有与身份标志相联系的族群语言，但国家通用语也已成为他们的交流语言，这个过程是在国家演变为民族国家之前，或成为民族国家之后，在多种因素（政治、文化、经济及语言政策）的综合作用下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通用语实现过程中以及实现之后各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认同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确定并大力推行通用语，也就是唯一官方语言的模式，成为大多数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10]。

　　沙皇俄国时代, 沙俄政府力图通过语言同化来构建文化共同体。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对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法令，推行所谓“义务国语制”, 大力推广俄语，压制少数民族语言。各少数民族只能学习、使用俄语，其他民族语言不得用于教学及出版文艺作品[11]。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中止了沙皇俄国时代的语言同化政策。由于历史局限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个主要失误：一是为体现民族语言平等，未能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与通用语推广之间的关系，没有建立将俄语作为通用语推广的法律框架；二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稳固之后，在实践中却超越法律框架推广俄语，并将推广俄语与构建“苏联人民”联系起来。由于没有辩证地区分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与交流作用，原苏联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地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本文拟对其进行系统分析。

二 原苏联语言政策的失误

　　苏联成立初期，其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一文中的观点十分接近。在这篇文章中，针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俄罗斯言语报》提出的“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像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这一观点[12]，列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何等荒谬的逻辑！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为没有一种全国性的语言而吃了亏，倒是因为有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而占了便宜。瑞士有70％的居民是德意志人（俄国有43％是大俄罗斯人），22％是法兰西人（俄国有17％是乌克兰人），7％是意大利人（俄国有6％是波兰人，4．5％是白俄罗斯人）。瑞士境内的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内常说法语，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受什么野蛮的警察法律（瑞士没有这样的法律）的鞭子驱使的，只是因为这个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说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法语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因为这是自由文明的民族的语言，不是用可恶的警察手段强迫使用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极其复杂而又非常落后的“偌大的”俄国，一定要保持一种语言的某些特权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岂不应该与此相反吗？既然俄国想赶上欧洲，那它难道不应该更迅速更彻底更坚决地消灭一切特权吗？” [13]

　　但事实上，列宁也认可一个国家需要一种通用语言。他接着写道：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14]

　　可见，列宁的观点是：通用语不需要国家政策来推广，经济发展的需要会使得人们自愿选择一种便于交流的语言，这种语言将会成为国家通用语。

　　列宁的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瑞士的语言模式，即国家实行官方语言多元化，不主动推广通用语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历史发展表明，语言多样化、缺乏通用语往往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15]。因而推行通用语，实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或事实上执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的模式，成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其次，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发展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政策的促进作用不应被忽视。从历史发展来看，一些民族在成为民族国家之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民族语言。例如，德国直到19世纪才成为民族国家，但在此之前，德语已经成为日耳曼民族的民族语言。这个过程开始于1520~1546年，在这期间，1/3的德语出版物都是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译本或其他相关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流行使得不同地区的德语变体趋向统一[16]。1871年，德国统一。1876年8月，德国通过官方语言法案，规定德语为其境内唯一官方语言[17]。

　　法国的情形与德国不同。有学者认为，法兰西民族在1460~1560年开始形成，但当时这个“民族”指普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中间群体，主要包括各类官员和贵族[18]。不过，法语的普及要远远滞后于其民族开始形成的时间。作为西欧语言最为多样化的国家，法国除有多种法语方言外，还有7个规模较大的少数族群语言区域。由于多种原因，再加上农村教育落后，直到1790~1791年，法国尚有48%的普通民众不具备基本的法语交流能力[19]。

　　事实上，早在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就颁布了第一个语言法令，规定演讲、法律文件以及法庭用语等必须使用法语。法国大革命时，执政当局对法语的普及现状甚为担忧，1794年法国第二次颁布语言法令规定：私立学校国家化，教学语言须为法语；禁止在阿尔萨斯使用德语等。大革命领导者认为，只有普及法语，民众才能接触到民主思想，教会、地方贵族及其他地方权贵才不能阻止民众理解从巴黎发布的法律以及宣言的真正思想[20]。

　　因此，就德国而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德语的通用语地位，国家的语言立法促进或巩固了这一进程。而在法国，法语通用语的地位主要是通过语言政策的促进作用才得以实现。

　　沙皇时期的俄国，与德国及法国情况完全不同：一是民族及语言关系十分复杂[21]，二是俄国并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决定了其通用语的实现过程将更为漫长。然而，苏维埃政权从国家体制的设计上没有建立推广通用语的法律与政策框架。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中止了沙俄时期的语言同化政策，并颁布了多项宣布各民族及民族平等、发展民族语言的法案或决定[22]。20世纪30年代, 政府先后给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并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 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23]。在上述历史时期，苏联的民族语言政策体现了列宁关于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思想，这也是列宁民族语言政策的形成时期。

　　有学者将列宁的民族语言政策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 反对对任何民族语言文字的歧视和限制, 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第二,主张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三,主张各民族在自愿的基础上相互学习语言文字[24]。然而，第三条在上述历史时期并未得到体现。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别于1918、1924、1936及1977年颁布过四部宪法，均没有任何关于俄语地位的说明，也未提及国家通用语的推广。1936年及1977年宪法是原苏联颁布的两部主要宪法。仅有的涉及语言的宪法条款是关于学校教学语言：1936年版宪法第121条规定“确保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1977年版宪法第45条规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25]。

　　作为联邦体制，联盟宪法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平等地位及自愿联合、制定自己宪法、拥有主权及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一直没有改变[26]。在联盟中央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管辖权划分上，教育一直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管辖范围[27]。苏联宪法的上述规定在各加盟共和国宪法中也有相应条款。以乌克兰宪法为例，1939年版第14条及1978年版69条都规定乌克兰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而1939年版第19条第4款、1978年版72条第13款均规定，教育事务由乌克兰独立管辖[28]。

　　上述法律框架体现了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任何语言都不享有任何特权的思想，俄语在法律上与其他民族语言处于完全平等地位。本文认为，之所以未能在联盟宪法及相关语言法律中提及将俄语作为通用语推广，可能的解释是：在联盟政策制定者们看来，俄语的推广同时也意味着俄罗斯文化的推广，意味着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各民族融合。这违背了各民族及各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因此，无论是在宪法，还是在重要的法律文件中，均没有关于俄语地位的任何说明，以显示各民族语言的平等。

　　但在实践层面，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巩固，联盟中央介入了本应由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管辖的教育领域。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1938年3月, 苏共中央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区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学生小学阶段学习结束时，应具备基本的俄语说读写能力，并满足从事办公室类工作的需要[29]。各加盟共和国随后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俄语的教学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教学，更是与俄罗斯文化及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学习联系在一起[30]。

　　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强化了以俄语教学为途径的“民族融合”之路[31]，甚至忽视宪法关于“确保学校教学用民族语言进行”原则，试图在初级教学中以俄语为教学语言代替民族语言。1958年11月，苏共发布教育改革方案。而其中关于俄语教育的条款“Thesis 19方案”，认为儿童学两门语言再加一门外语负担过重，要求家长做出选择：将孩子要么送到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要么送到以俄语教学的学校。在俄语学校，民族语言将不再是必修科目。在民族语言学校，理论上俄语也不是必修课。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选择，因为出于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家长很可能选择俄语学校。方案遭到绝大部分非俄语加盟共和国的反对，在1958年12月最高苏维埃讨论时未获通过。但最高苏维埃随后将这一方案交由各加盟共和国分别讨论，在苏共中央的压力下，该方案在所有加盟共和国获得通过[32]。

　　联盟在语言政策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及高压政策，对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在乌克兰，对于苏共中央语言政策改革的反对意见一直都在持续。1963年2月，乌克兰知识界在首都基铺召开全国大会，谴责了现行的语言政策，呼吁在乌克兰教育、文化及其他公共生活的领域使用乌克兰语，并将呼吁书递交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33]。1965年年底，乌克兰知名文学批评家及反对派知识分子Ivan Dziuba在《民族融合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得不指出，从形式上以及法律上乌克兰语言当然拥有全部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乌克兰语的二等地位……让人不得不产生怨恨。”[34]

　　有学者认为，自斯大林开始，苏联政府“事实上一直把语言同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团结作为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风险最小的办法。”[35]1961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中称：“党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 即苏联人民。”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和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也涉及俄语学习，宣称俄语是苏联人民的“第二本族语”[36]。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后，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苏联人民”这一目标，并于1971年在苏共第二十四次党代会上对“苏联人民”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表述：即“具有共同的领土、国家、经济体系及文化，以建设共产主义为目标，具有共同语言的共同体”[37]。这一表述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十分类似，只是将“共同语言” 从第一位移至最后一项。1979年苏联的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总人口的82%都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俄语[38]。应该说，俄语的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苏联的民族问题其实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对于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俄语只是族际交流语言，将俄语称为非俄罗斯民族的“第二本族语”是一种并不妥当的提法，夸大了俄语在创建“苏联人民”过程中的作用。其结果是伤害了非俄罗斯族人们的民族感情，似乎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

三 结论与思考

　　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在民族构成与民族语言十分复杂的原苏联，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原苏联为了显示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在联盟宪法及重要的语言法案上强调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各加盟共和国宪法也大都有民族语言是其共和国国语[39]及学校教学语言以母语进行或尽可能以母语进行的条款[40]。可以说，俄语与各民族共和国民族语言处于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没有建立起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这是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主要失误之一。原苏联在其后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的过程中，引发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弹。假如原苏联能在重要的立法，如联盟宪法、各加盟共和国宪法及相关的重要基本法律中对俄语通用语的地位做出明确说明，或许能减轻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弹。

　　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与原苏联民族语言平等政策并不矛盾。但通用语的推广不同于学习母语，母语有民族身份的标志作用，而通用语的学习则是为了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而在原苏联，俄语的推广是与俄罗斯文化的推广联系在一起的。1958年11月发布的俄语教育改革“Thesis 19方案”试图以俄语代替民族语言，违背了原苏联民族语言的平等原则。这项语言政策从长远看，是否有利于强化非俄罗斯民族对于原苏联的认同，即有利于所谓“苏联人民”的建构呢？虽然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本文认为，在原苏联的联邦体制下，即以民族构成作为设置加盟共和国的原则，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不完全出于原苏联最终解体的事实，而是语言同化在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历史上不乏类似的失败先例。

　　以英国为例, 苏格兰自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成立统一的不列颠王国之后，苏格兰人的母语盖尔语就逐渐让位于英语。1900年，仅有6%苏格兰人口使用盖尔语，到1991年，在苏格兰496万人口当中，能讲盖尔语的人口仅占1.4%[41]，苏格兰已成为英语地区。但近年来苏格兰民族主义思潮似有不断加剧的趋势，2011年5月，主张苏格兰独立的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胜，在全部129个席位中占有69席。2014年，苏格兰将就是否独立进行全民公投[42]。

　　另一个例子是爱尔兰。直到16世纪，爱尔兰语还是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主要交流语言。17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重新征服爱尔兰，此后英国大力强化在爱尔兰的英语推广政策，到1850年，仅有45%的爱尔兰人还使用爱尔兰语，1891年，这一比例仅为19.2%，大约66万人[43]，1911年下降为12%，且使用者主要集中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农村[44]，爱尔兰同样成为一个英语地区。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十分强烈。1922年，爱尔兰依然通过武装斗争脱离英国赢得独立。

　　限于篇幅，本文对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不做具体分析。康纳（Walker Connor）曾提出：“即使语言、宗教、经济地位，或者其他任何可以识别的文化特征都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认同也许会依然存在。”[45]至少在语言因素方面，这一观点显然适合苏格兰及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特征，似乎也同样适合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因为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苏格兰、爱尔兰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有一点是一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行政区域依据民族构成设置。安东尼·史密斯在分析现代民族国家时曾经提到，“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领土属性。即，某一特定的人口群体，生活能自由迁移的领土范围之内……而拥有这一特定领土，则被认为是这一特定人口群体的权利。”[46]当然，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并不是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原苏联以民族构成为原则的加盟共和国联邦体制，无疑有利于各加盟共和国强化其民族认同。俄语的推广，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其促进苏联国家认同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或许其原因在于：通用语的作用在于消除不同族群之间因语言造成的交流不便，进而促进人员相互流动，而各族群的国家认同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而在原苏联，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程并未发生：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人口迁移的主要特点为：俄罗斯人移居至其他加盟共和国，而除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很小[47]。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语言政策的基本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语言地位规划（关于语言使用）、语言教育规划（关于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言库规划（关于语言本体）。本研究主要涉及其第一方面，即语言地位规划。

　　[2]Friese, Heidrun.& Wagner, Peter. European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Shape of New Europe, Ralf Rogowski and Charles Turner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61 -86.

　　[3]Philip G.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5.

　　[4]Philip G.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6~9.

　　[5]Fichte, Johann Gottlieb. 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 translated by R.F.Jones and G.H. Turnbull，ed.by George A. Kelly,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68，pp.190~19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2页。

　　[7]《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0页。

　　[8]Deutch, Karl W. Nation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ity. M.I.T. Press, 1953: 97.

　　[9]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Editions and NLB, 1983: 44~46.

　　[10]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以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为例，17个国家宪法规定全国唯一官方语言（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另外有3个国家规定全国使用唯一官方语言，但法律规定有地区性官方语言（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英国）。使用两种以上官方语言的国家仅有7个（比利时、塞浦路斯、芬兰、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 Trifunovska, Snezana. European Minorities and Languages.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1:389-606.不过，这7个国家中，除比利时及瑞士外，其余6个国家都有在全国占优势地位的事实上的通用语。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13]同上，第332~333页。

　　[14]同上，第333页。

　　[15]1962年，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分析了133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和语言多样性（以最大本族语社区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关系，其结论是：“一个国家不管其语言统一和分歧到何种程度，都仍可能是不发达国家。一个全民大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可能或贫或富，程度不均。但是，一个在语言方面极其繁杂的国家却总是不发达的，而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如果不是在语言起源上的同源，就是一种共同语言的广泛传播。语言的同一性是经济发展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而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条件。没有（或甚至有）语言同化，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那么语言统一也将接踵而至”。参见“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 by Jonathan Pool，from La Monda Lingvo-Problemo 1:140~156(1969).

　　[16]Ozment, Steven. A Might Fortress: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Peopl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88-90.

　　[17]Blanke, Richard. Prussian Poland in the German Empire.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No.LXXXVI, 1981: 24。

　　[18]Porter, David. A History of France, 1460 – 1560: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 State.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5: 110-134: 165-206.

　　[19]1790年，法国政府指派Abbe Henri Gregoire负责调查法语在法国领土上的推广情况。1794年，Abbe Henri Gregoire向法国国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消灭地方语言的必要性和方法，确保法语广泛使用”的报告。报告称，在当时法国2.5千人当中，有600万人根本不懂法语，还有600万人法语能力非常有限。Machill, Marcel. Background to French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the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7/12: 484.

　　[20]Dennis Ager, Language Policy in Britain and France—The Processes of Policy, London: Cassell, 1996, pp.40~43.

　　[21]在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有大约180种由不同民族使用的语言, 这些语言分属多个语系。其中印欧语系的东斯拉夫语族包括了俄语以及与俄语十分接近的乌克兰语以及白俄罗斯语。根据1926年原苏联的人口统计，以这三种东斯拉夫语为母语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白俄罗斯人分别占苏联总人口的52%、21%、3%，在当时苏联人口中列前三名，其人口之和占当时苏联人口的77%。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pp.17, 25~44。

　　[2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第4页。

　　[23]杨玲：《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24]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488页。

　　[25]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1982, p.155，242.

　　[26]1936年宪法第15条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仅在联盟宪法第14条规定的范围受限。在此范围之外，每个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第16条、第17条则分别规定加盟共和国制定自己宪法以及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上述相同内容则包含在1977年宪法第72条及第76条当中。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1982, pp.143，246-248.

　　[27]1936年宪法第14条及1977年宪法第73条规定了联盟中央的管辖权，均不包括教育。1936年版宪法第15条及1977版第82条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其管辖范围内各项权力。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1982, pp.142~142, 246~249.

　　[28]参见：1.Ukrainian Constitution（1939），The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ion, 1950, pp3-4. 2.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1978), Politvidav Ukraini Publishers, 1979.p p.44~45.

　　[29]Michael G Smith，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1998, pp.155~159

　　[30]乌克兰于1938年4月20日颁布了类似决议。同年6月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中称: “人民的敌人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了俄罗斯语言及文化的影响。他们知道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在乌克兰人民、乌克兰工人及农民心中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学校教育中拒绝俄语的原因……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都要学习俄语。” 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72.

　　[31]1958年8月1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民族政策的重点应从鼓励发展各民族文化调整为加速民族融合，俄语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强有力的交流工具。该文章发表后三个月，即同年11月，苏共发布教育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关于俄语教育改革“Thesis 19方案”。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130.

　　[32]至1959年夏天，仅余两个加盟共和国，即阿塞拜疆及拉脱维亚没有通过该方案。6月，苏共中央换掉了大部分阿塞拜疆籍党的高层领导，被革职的第一书记I. Mustafeev被指控渎职，错误之一是“在原本思想完全统一的语言问题上引起混乱”。11月，拉脱维亚党中央书记Kalberzins、总理Vilis Lacis等被撤职。除语言问题外，苏共中央还指责拉脱维亚领导层在经济政策上犯有错误。12月11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N.A. Ibrahimov 被迫公开承认他“在语言问题上犯了诸多错误”。1、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 New York, 1962,pp.345~346.2、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130.

　　[33]参见：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33~34

　　[34]该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并分析了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等偏离列宁民族政策的错误做法，并以大量篇幅批驳了联盟的语言政策。1965年年底完稿后，作者向乌克兰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转交该书。乌克兰党中央在小范围内（包括乌克兰25个州的主要领导）散发了该书，该书后流传到上述范围之外，并于196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Ivan Dzy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The Camelot Press Ltd, London and Southampton, 1968. pp. xvi, 150.

　　[35]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1973，pp. 17~18 , 载Roman Szporluk，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da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0,pp. 1~27.

　　[36]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第250页。

　　[37]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57~60.

　　[38]同上，第58页。

　　[39]例如，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后，亚美尼亚宪法第119条规定，“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语为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宪法第156条规定，“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语为格鲁吉亚语”。Henry H. Collins, Jr.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ixteen Constituent or Union Republ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 1950, pp.9,18.

　　[40]例如，1937年版乌克兰宪法第101条规定，学校教学语言以母语进行。1978年版乌克兰宪法第43条规定，学校教学语言尽可能以母语进行。见：（1）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Adopted on January 30, 1937), New York: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 April 1950，p.13. （2）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Adopted on April 20,1978), Kiev: Politvidav Ukraini Publishers, 1979. p.32.上述乌克兰宪法条款与1936及1977年版苏联宪法的相关条款的内容完全一致。

　　[41]Dennis Ager, Language Policy in Britain and F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6, p49.

　　[42]苏格兰会脱离英国吗？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12-02/16/c_131402344.htm

　　[43]Riagian, Padraig O.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reland 1893~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 4~5.

　　[44]A.C. Hepburn, Language,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eland since 1880,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ume 2,Number 2, 2001 , p.202.

　　[45]Walker Connor，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3 ，Apr., 1972, pp. 336-338.

　　[46]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Oxford, UK:Polity Press,1995,p.56.

　　[47]Robert J.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