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其民族深厚的艺术底蕴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音乐方面，更是引人注目。俄罗斯这片沃土培养出了许多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如柴可夫斯基、格林卡、拉赫玛尼诺夫等均享誉世界。多年来，俄罗斯音乐在国际乐坛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俄罗斯音乐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史中，深深地镌刻着俄罗斯音乐的印痕。

一　俄罗斯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家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方面，俄罗斯音乐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思想，对中国音乐家在创作风格、表演技巧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俄侨音乐家在华任教，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

　　20世纪上半叶是俄罗斯音乐对中国音乐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段时期，这主要是由两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促成的。1898年中东铁路通车后，沙俄大批移民来到中国东北，致使东北的重要城市聚居大量的俄罗斯人[1]。俄侨十分喜爱文艺。为了满足需要，他们不但建立了各种俱乐部，而且创办了许多音乐学校。这不仅为中国增添了异国风情，而且推动了西洋音乐在当地的传播，客观上为中国的 音乐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俄侨音乐学校也为中国培养了一些音乐人才。在来华的俄侨中，不乏音乐家。这些音乐家的到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发展西洋音乐的契机。他们推动政府成立了一些音乐院校，大量聘用俄侨音乐家任教。1927年，中国最早的新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成立，教务主任萧友梅[2]广聘外籍音乐家任教，其中，俄侨音乐家占据多数。到1947年春，该校共有教授38人，其中一半为俄人或俄籍犹太人[3]。这些俄侨音乐家不但为中国的音乐教育植入了西方的音乐教育理念，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其中俄国著名的钢琴 家、音乐教育家扎哈罗夫在担任国立音专的钢琴组主任后，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演奏技能和音乐素养，使国立音专钢琴教学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华工作期间，扎哈罗夫先后为中国培养了萧淑娴、贺绿汀、李献敏等一批著名的音乐家，为近代中国的钢琴专业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扎哈罗夫、拉查列夫和苏石林等教授外，齐尔品、阿甫夏洛穆夫等均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作曲家齐尔品酷爱中国音乐文化，在中西音乐融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5月，齐尔品建议萧友梅在国立音专发起征集有中国韵味的钢琴曲作品创作比赛。此次比赛激发了东方作曲家发扬民族音乐的信心，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老志诚的《牧童之乐》等。这些作品多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融会贯通，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钢琴曲《牧童短笛》将中国音乐的传统要素与西方音乐的技法紧密结合。此曲是运用西洋的和声对位法手段且吸收了一些民间音乐的产物，是西洋技法深入民族音调的最好典范之一。可以说，这次作品征稿对中国作曲家探索通过西洋乐器来表现中国的生活与风情起到了推动作用。齐尔品不但注重对中国音乐家的培养，而且无私地举荐中国音乐家走上国际乐坛，以向世界推广中国音乐。1947年，当齐尔品应邀参加第一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时，他却推出了李献敏、周小燕两位中国音乐家上台展示才华。李献敏演奏了贺绿汀、刘雪庵、老志诚等中国现代作曲家和齐尔品创作的中国作品；周小燕演唱了贺绿汀、刘雪庵、江文也等人创作的歌曲和齐尔品改编的民歌《桃花店杏花村》及为唐诗《春眠不觉晓》谱写的花腔技巧的歌曲。推动了欧洲对中国音乐的认知，使中国音乐及音乐家逐步登上世界乐坛。

　　20世纪50年代，在国立音专的基础上创立了上海音乐学院。学院成立后，贺绿汀院长四处招贤纳士，除了聘用中国知名的音乐教育家向隅、周小燕、李翠真、谭抒真等人外，还聘请了苏石林等一批著名的俄籍音乐家任教。这些俄籍教师运用西方现代音乐技术理论进行教学，拓展了中国传统的音乐教学方法。1954年，上海音乐学院设立“专家工作组”，先后聘请苏联钢琴家谢洛夫、基本乐课专家德米特列夫斯卡娅、作曲理论专家阿尔扎玛诺夫、指挥家迪利济也夫等，这些人在学院的教育教学改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二)许多中国知名音乐家具有苏联学习经历，其音乐创作风格带有明显苏俄色彩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音乐学校不但大力聘用苏俄音乐家来华任教，而且还选派人员到苏联音乐院校学习。自1952年起，上海音乐学院先后有徐宜、倪洪进、林应荣、曹承筠、吴菲菲、李民铎等人赴苏留学。这些人后来均成为中国著名的音乐家，他们在苏联的深造对其后来音乐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其教学理念和音乐创作等方面带有明显的苏俄色彩。

　　著名指挥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李德伦不但在国内师从俄籍音乐家，而且到苏联音乐院校进修了多年。在苏联学习期间，李德伦先后指挥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列宁格勒交响乐团等20多个交响乐团。由于其天才的指挥才能，李德伦先生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百年史》中被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4]。回国后，李德伦致力于音乐推广工作。在其推广交响乐的过程中，既有他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苏俄音乐特点的印痕。

　　俄罗斯音乐对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吴祖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吴祖强于1953年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师从梅斯奈尔教授。1958年学成归国，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多年来，吴祖强创作了有管弦乐、协奏曲、舞剧、大合唱、室内乐、独奏曲等各种体裁和形式的音乐作品，其中 弦乐四重奏、交响音画《在祖国的大地上》、清唱剧《与洪水搏斗》以及与杜鸣心合作的舞剧《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等的音乐。尤其是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成为我国音乐史上首部成功地将民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相结合的协奏曲，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成为典范之作。吴祖强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除了与其勤奋和天赋有关外，与他在苏联接受了良好的音乐教育也有直接关系。从苏联学成归国后，吴祖强精品不断，不能不说是苏联的音乐教育为其打下了良好乐理的基础。吴祖强把在苏联学到的西洋管弦乐技法系统地引进中国的音 乐教学，编著出版了作曲技术理论教材《曲式与作品分析》、《弦乐四重奏》及其他一些译著，这些教材被几代音乐学子使用。如今《曲式与作品分析》一书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已出版了十几万册，荣获国家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弦乐四重奏》后来在苏联出版，它应属于我国作曲家创作的优秀重奏作品。他的音乐创作与教学，为中国主流音乐文化的创建立下卓著的功勋，推动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发展。

　　另外，在黄晓和、夏之秋等著名音乐家在其各自的作品中，也均体现出了苏联音乐的印痕。总之，在俄罗斯音乐的启迪下，我国许多著名的音乐家不但通晓西洋音乐， 而且能够将中西音乐融会贯通，开创了中国音乐特色之路。

二　俄罗斯音乐对中国大众音乐的影响

　　俄罗斯音乐对近代中国大众音乐思想和社会生活影响的痕迹是挥之不去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古典音乐在新中国的发展几乎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让中国民众看到了异域的风土人情，拓宽了他们的音乐视野和情感世界。钢琴协奏曲《黄河》，无论在和声、钢琴技术方面，均具有典型的俄罗斯音乐特质。而诸多苏俄歌曲在中国的影响则更为深刻，这些歌曲在中国广泛传颂，让国人耳熟能详。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红 莓花儿开》、《三套车》、《喀秋莎》等等，在几代中国人中进行传唱。

　　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的音乐理论和实践与中国救亡的时代呼声相汇合，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想潮流，其社会表现形态就是左翼文化艺术运动。当时，很多电影插曲在群众中广为传颂，如任光作曲的《渔光曲》，这部电影的首演创造了连映84天的历史纪录，后来在莫斯科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5]。在30年代前后，左翼音乐组织与音乐家积极参加了进步电影的创作活动，如聂耳、任光、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音乐家创作的电影歌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俄罗斯大众歌曲在中国各地尤其是解放区，成为教育和鼓舞人民士气的重要工具。音乐家吕骥指出，苏联歌曲之所以能这样深入到中国人民心中，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具有人民战斗的内容，明朗、有力、引人深思而又流利易唱，民族色彩鲜明，因此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6]。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很多苏联革命歌曲被填词改编，歌曲通俗易懂，受到群众的欢迎[7]。通过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歌曲的研究发现，工农红军时期的军旅歌曲多以现成曲调填词为主，其曲调来源以民歌最多，苏联歌曲(包括苏联军队歌曲、苏联民歌、苏联舞曲等)则位居第二。红军部队歌曲的传统就是以民歌为基础，主要以苏联革命歌曲为借鉴发展起来的，这些革命歌曲在艺术形式上比较简朴，节奏特征短促有力，但能全面、真实地适应当时军民的战斗生活，其歌曲的主题内容与政治现实内容密切结合，对后来左翼音乐团体的音乐创作及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8]。

　　20世纪50年代，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第十一交响曲》，这部作品表现了革命历史题材，每个乐章都有具体的标题，并采用革命历史歌曲音调作为交响 曲的主题。对我国交响曲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根据这部交响曲针对我国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块浮雕所表现的历史革命题材创作了多乐章的交响乐。总之，这个时期中国的交响乐创作，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俄罗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艺术法则。

　　20世纪初，在中国大都市里，华尔兹、探戈、列队方阵舞等西方社交舞很快成为中国上流社会最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各大都市成立了许多教授交际舞的机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国侨民司大纳基芙在哈尔滨、青岛、上海开办的舞蹈学校，该机构教授的是当时世界最为流行的探戈、华尔兹、查尔斯顿舞等[9]。很快，西方交际舞便风靡中国各大都市，交际舞会成为中国当时高层社交的一种必要手段。1937至1942年间，在延安的革命队伍里也流行起交际舞，每到周末在黄土地上，穿着军装、草鞋的革命战士，在明亮的汽油灯下，闻乐起舞。在有着“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解放区，也能够流行起交际舞，不能说与苏联“老大哥”也流行和爱好交际舞无关。

三　俄罗斯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俄罗斯人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这与其从小就接受科学、规范的音乐基础教育有着极大关系。俄罗斯十分重视对儿童的音乐教育，使其成为音乐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20世纪上半叶，以俄为师的理念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在音乐教育方面对俄罗斯的模仿。

　　(一)俄罗斯初、中等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俄罗斯的儿童音乐教育是世界音乐教育的一个典范，它为俄罗斯音乐基础教育的普及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俄罗斯人将对孩子的音乐教育目标定位为“陶冶孩子情操和提高其综合素养上”，并不是希望将孩子培养成为音乐家，因此他们多以平常心来看待对孩子的音乐基础教育，让他们将学习音乐当成一种娱乐，在“玩”中学习和感受音乐。在充满旋律的氛围中成长。俄罗斯的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竭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他们多从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出发，根据儿童音乐教学规律，以风趣的语言、形象的比喻、科学的方法及灵活多样的演出形式来鼓励和引导学生增进学习音乐知识的热情。另外，俄罗斯专业化及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促进了其音乐基础教育的规范性和科学化，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音乐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音乐教育传统和理念给中国音乐教育以很大启示。

　　中东铁路通车后，许多俄国人来华工作。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难民涌入中国的哈尔滨、新疆、上海等地。这些人中不乏有歌唱家、演奏家、作曲家及芭蕾舞演员等，他们不但把俄罗斯音乐艺术带到了中国，而且将俄罗斯音乐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植入中国。在俄侨音乐家创办的音乐学校中，从其开办之初就有中国学生在那里接受音乐教育。如原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郑曙星教授，在年轻时就读于哈尔滨第一高等音乐学校，师从著名钢琴家、教育家格尔施戈琳娜学习钢琴。1946年4月21日，苏联红军撤离哈尔滨前，俄侨音乐家在哈埠创办的哈尔滨第一高等音乐学校的教学活动仍然照常进行，从这个时期音乐学校的音乐会节目单上可以找到俄侨培养的中国学生的名字[10]。总之，在这段时间里，俄侨办学校，开设音乐训练班，经常举办演出，将俄罗斯的音乐教育理念潜移默化地灌输给了中国学生，这无疑为我国民众音乐素质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

　　建国后，中国不仅在外交方面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在国内建设方面也“以俄为师”。在音乐教育方面也全面向苏联学习。不但在教育体制、教学规划方面借鉴苏联，而且在教育教学方法方面极力模仿苏联。“一五”规划期间，中国教育部颁发的一系列学校规程、教学计划、音乐课程标准、音乐教学大纲等文件，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苏联音乐教 育的特点。可以说，苏联成熟的音乐教育教学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956年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草案》《小学唱歌教学大纲草案》及《师范学校音乐教学大纲草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和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学大纲。这一时期中小学、中师音乐教学大纲和高师音乐教育教学计划的颁发，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规范了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教学内容、教学要求，使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往正规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该大纲颁布后，根据大纲要求，一些省市教育管理 机构组织自行编写出版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版对大纲的执行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学校音乐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学习苏联音乐教育理论，借鉴苏联在学校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对促进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1]。为了推动我国音乐教学的课程建设，国家还翻译引进了很多苏联音乐教材及音乐教学参考资料。在教学过程中，很多院校在课程建设、教学研究管理等方面均以苏联的音乐教学理论为指导。此外，这一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全盘照搬苏联的办学理念，十分注重对学生的音乐审美教育和思想品 德教育的有机结合[12]。

　　(二)俄罗斯高等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在教育改革和创新方面，苏联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制度。为了提高我国的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地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在向苏联选派大批留学生的同时，还聘请了很多苏联教育专家，这些专家成为苏联经验的传播者。苏联音乐家的到来，对中国深入研究西洋音乐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50年代初，仅中央音乐学院一所院校就先后聘请了11位苏联专家。专家们为中国音乐人拓展了西方音乐知识，使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水平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极大 提升。尤其是，专家们帮助学院创办了一些新的专业，填补了学院的专业空白。同时，苏联专家帮助学院完善了教学科目和教学体系，这对学院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3]。50年代中期，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彼·克拉芙琴科作为援华专家到中央音乐学院执教5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青年钢琴家和教师。基于她的无私奉献，在1960年回国前夕，国家总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其颁发了友谊勋章[14]。聘于国立音专的俄籍男低音音乐家苏石林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声乐教育事业，为中国近现代声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如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朗毓秀，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黄友葵，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斯义桂，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均受教于苏石林。此外，杜矢甲、唐荣枚、胡然、高芝兰等音乐家也曾师从于苏石林。因此，我们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先生称苏石林先生为“中国声乐的奠基人”。俄罗斯的芭蕾舞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俄罗斯舞蹈家不但为中国培养舞蹈家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的芭蕾舞教育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芭蕾舞教育教学方面以俄罗斯为摹本。1957年，北京舞蹈学院就开设了芭蕾舞专业，中国的芭蕾舞教育接受了俄罗斯学派的影响，不少原苏联专家曾多次来华传授芭蕾舞艺术。在他们的帮助下排演了世界古典名剧《天鹅湖》、《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西班牙女儿》等，从而奠定了芭蕾舞在中国的基础。

　　可以说，在苏联音乐家的帮助下，我国作曲系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在苏联音乐家指导下的习作音乐会及音乐院校的许多作曲家当时创作的作品中，经常能够发现苏俄音乐元素。总之，苏俄作曲家追求民族风格的经验，为我国音乐发展提供了借鉴。在苏联音 乐家的指导下，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在办学理念、教育模式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促进了中国高等音乐院校的教学改革。

四　苏俄音乐对中国音乐文化影响深刻的原因

　　20世纪上半叶，苏俄音乐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如此深刻，是多方面原因综合的结果。除双方文化交流的地缘优势外，还有一定历史及中国接受西洋音乐文化的意愿和双边音乐文化发展差异较大等原因。

　　(一)互为邻国的地缘优势及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因素为双方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20世纪上半叶，中俄(苏)两国互为最大邻国，有着7 000多公里的边界接壤。漫长的边界线为两国民众频繁 接触提供了便利。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两国无论在经贸往来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均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当时，国际交通尚不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间交往。同时，也客观上为邻国间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利用地理上与中国接壤的优势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几十年间，不但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而且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变为其势力范围。尤其是中东铁路通车后，大批俄国人涌入中国东北，使得该地区诸多城市成为俄人的聚集地。哈尔滨便是一个典型的俄侨聚居城市。据 记载，1912年，在哈尔滨的俄侨有43 091人，占当时哈尔滨总人口的63.7%[15]。在1922年5月仅新市街(现哈尔滨南岗区主要部分)和埠头区(现哈尔滨道里区中心地域)就有俄侨185 042人[16]。而到1923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定居在哈尔滨的俄侨一度超过20万人，超过了当地的中国居民人数[17]。因此，人们称该城市为“东方的莫斯科”。与俄国人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其文化习俗。为了生活便利，俄国人除了在中国投资设厂外，还建立了各类学校、教堂和俱乐部等各种生活和娱乐设施，这客观上推动了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另外，在20世纪40年代，新疆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苏联控制，大批苏联人也聚集在新疆各地，使得该地区也充满了俄国人的文化气息。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中国在各领域均以苏联为样板，效仿学习。在文化教育领域全面苏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俄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加深了苏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二)中西方音乐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性和中国音乐界学习西洋音乐的愿望推动了俄罗斯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曾一度成为他国效仿和学习的目标。但近代以后，由于自身的封闭、矛盾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文化发展出现了断裂。 进入19世纪后，中国统治阶级开始愈发保守，不思改革，导致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严重滞后。中国音乐在守旧思想的阻挠下现代化发展进程也十分艰难。20世纪20年代，当音乐大师萧友梅先生提出创建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时，时任教务总长的刘哲不但未予批准，反而以音乐是“伤风败俗”的玩意为借口，欲将北京国立九院校的所有音乐科系取消[18]。在这种守旧思想的制约下，中国音乐现代化进程一度停滞。而同期苏俄音乐现代化进程在国家的重视下，却得到快速发展。这样，中西方音乐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音 乐欲进行现代化，则必须学习西方。而提早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苏俄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一个流派，自然成为中国音乐改革学习的一个样板。因此，客观上，这为苏俄音乐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

　　面对富有、守旧而落后的东方古国，西方率先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国家利用炮舰轻易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开始大肆掠夺。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一些人积极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由于洋人在华拥有特殊的权利和地位，因此当时在中国的上流社会，往往将懂得欣赏西洋艺术作为一种有 知识和身份的象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上流社会效仿洋人的社交和娱乐方式，使得西洋音乐文化快速进入中国上流社会，加速了西洋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进程。

　　另外，中国音乐文化同西方比，二者差异较大，虽底蕴深厚，历史悠久，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音乐便处于发展瓶颈阶段。为此，很多人开始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力吸收西洋音乐的精华，以改造中国音乐，甚至有人主张中国音乐全盘西化。上层知识分子这种主动学习西洋文化的愿望，促进了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俄罗斯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一个主要流派，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当中国音乐界倡导以借鉴西方音乐乐法及乐理知识来革新中国音乐的时候，大批俄侨音乐家来华工作、生活，为俄罗斯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总之，20世纪上半叶，由于多种原因，苏俄音乐对我国音乐的影响巨大，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镌刻下许多俄罗斯音乐家的芳名，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另外，音乐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中俄关系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今天，两国艺术文化交流再次进入一个新的高 潮期。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不但推动了双方艺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相信，随着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在包括音乐方面的交流将会进一步加强，这将对促进两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俄文化艺术交流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1544097)黑龙江省文化艺术科学资助项目“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音乐对中国音乐发展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0B06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以来的中俄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10D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МелиховГ.В.РоссийскаяэмиграциявКитае(1917~1924).Москва： 1997.С.58.

　　[2]该院校是由萧友梅发起创办的，学院建立之初，蔡元培兼任院长，12月蔡元培因公务繁忙，委派教务主任萧友梅代理院长。

　　[3]《文汇报》1947年3月4日。

　　[4]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http://www.nxnet.net/zhuanti/tjzt/zhhzagyc/hzmjxz/201012/t20101228_947122.htm

　　[5]庄永平：《音乐的百年回想》，http://www.tfwww.com/shart/yinyue.htm(2 Feb. 2001)。

　　[6]吕骥：《苏联音乐与中国》，载《文艺报》1949年第2期。

　　[7]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8]佟殷：《二三十年代苏联音乐文化的传入及影响》，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5月。

　　[9]马盛德：《20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3期。

　　[10]刘欣欣、刘学清著：《哈尔滨西洋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11]马达：《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史的分期及其发展特点》，载《艺术交流》2002年第4期。

　　[12]李晓莹：《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音乐在中国》，载《北方音乐》2009年第5期。

　　[13]赵沨：《苏联音乐专家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帮助》，载《人民音乐》1959年第1期。

　　[14]杨慧娜：《20世纪前60年中国社会中的苏俄音乐文化》，天津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06年6月。

　　[15]石方、刘爽、高凌著：《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16]МелиховГ.В.РоссийскаяэмиграциявКитае(1917-1924).Москва： 1997.с58.

　　[17]ГалвперинА.Бомбоубежищаитенипроцлиого，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слово，19-3-1983，с.10.

　　[18]廖辅叔：《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先生》，载洛秦主编《中国音乐史(研究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页。

(责任编辑　陆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