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越来越引起理论界和史学界的关注。为了推动和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本刊编样部召开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考察—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改革与新思维》的学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从事经济学和世界史研究的专家和学者21人。会议由主编陈之胖同志主持。

　　与会者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特征、成败得失、演变过程以及斯大林以后时这一模式的冲击或改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个人的见解。本刊本寿百家争鸣、各扦己见、文责自负的原则，按发言顺序将其刊载如下，以推动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的进一步探讨，为我国的改革和四化建设提供可能的历史借鉴。

　　近些年来人们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谈论得很多，对思想文化体制却少有涉及。我在这里想集中谈谈这个间题。

　　苏联思想文化体制作为苏联整个体制—“苏联模式”的一部分，其特点除伺政治经济体制有共同的一面外，还有自己本身独有的特点。它与政治经济体制共同的特点：一是高度集中，二是采取行政命令。所以可以把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概括为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独有的特点是：一、领导裁决一切理论争论和重大文化问题。裁决的特点是，权力越大，握有“真理”越多，最高领导似乎全智万能，所以垄断一切真理。二、倡导官方一家学派和流派，禁止不同派别的存在和竞争。三、批判是领导思想文化的主要手段，这些特点实际上是上面一般特点的具体化和延伸，它们产生了以下后果：一、注释风气盛行。因为领导握有一切“真理”，学术界的任务就是解释党的决议和领导人的言论。创造性的研究荡然无存。二、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是官方学派和流派一枝独放，孤家独鸣。三、政治干扰学术，造成学术真理的指针受到政治磁场的严重干扰，因此，大量学术冤案应运而生。这样的思想文化体制带来的自然不是学术文化的繁荣，而是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文化艺术的枯萎。

　　苏联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形成过程，大体是这样一个顺序：先从工业开始，又扩展到农业。因此首先在经济领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是靠政治手段推行的，所以几乎也是同步形成了这样的政治体制。(当然，反右倾定局、结束是其开始形成的标志，30年代中期为其最后确立的下限)苏联的移想文化体制从时间顺序上说形成的稍晚一些，是从经济政治领域推广而及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如果说工业管理体制形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制订整个工业化计划，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而农业领导体制形成的起点可追溯到1928年初的“非常措施”——强制性征粮；那末，思想文化体制的形成则可追溯到 1929年底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会议上的报告，正是以这个报告为起点，开始了思想文化体制形成的过程。

　　斯大林在土地专家会议上的报告，是以批判右倾经济学家为中心议题，从而揭开30年代理论大批判序幕的，所以可以说这个报告是意识形态战线“大转变”的动员令，也是苏联思想文化体制形成的起点。

　　斯大林在这时候“下达”理论大批判的动员令，着手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是出于政治、经济战线的需要，而又有政治经济战线的“大转变”为之作好准备的。在经济上，开始了庞大的工业化计划，全盘集体化也处于动员之中，并开始走向高潮;在政治上，打败了政治对手布哈林，宣布报废他的政治路线，这样，斯大林自己的政治路线便开始定于一尊‘这时候斯大林的超速工业化计划在执行中，集体农庄运动在开展中，一句话，斯大林实际的政治经济模式已在付诸实践，但布哈林理论体系的‘巨大阴影”却在威胁着他，因为他自己这一套模式在理论上还缺乏充分的论证，因此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会议上说：现在理论工作落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后面，要求克服理论思想发展同实际工作“脱节”的现象。他提出，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间题、党的政策问题”上，都应该有与过去不同的“新提法”。这实际上是要求思想理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反右倾斗争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转折。

　　这时候，斯大林作为政治领袖从个人主观方面说，也有了实现思想“大转变”，建立自己思想文化体制的条件。这时正是斯大林50大寿盛大庆典刚刚过后，“伟大领袖”、“英明导师”的桂冠已随贺信、贺电一起从四面八方飞来，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气氛已经开始初步形成。

　　苏联的思想文化体制是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文化体制的形成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关于意识形态“大转变”，笔者曾有拙文专论)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会议的报告中集中批判的是经济学，所以意识形态“大转变”是从经济学领域，即从批判鲁宾的“唯心论派”和布哈林派经济学家的“机械论”派开始的。

　　随着斯大林讲话开展经济学领域的批判之后，哲学领域率先开始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批判德波林，到1931年11月公开发表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再到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解散“拉普”和一切文艺派别， 建立集中领导的中央各文艺协会的决议，可以看出苏联意识形态‘大转变”的全过程，从中也可看出苏联思想文化体制形成的整个轨迹。

　　在批判德波林的中前期，可以用苏联学术界的说法，叫做“哲学辩论”，因为这期间还允许被批判的德波林学派进行答辩，还有一点自由辩论的气氛。而到后期，大约是从193。年夏秋以后，米丁等人在官方的支持下，开始采取算老帐、打政治闷棍的做法，强力压服德波林。从这时起，已属一边倒的政治大批判，再无任何学术辩论可言了。在未采取充分讲道理的情况下，斯大林于193万年12月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组成员，发表谈话，给“哲学辩论” 做了政治结论：德波林学派是“孟什维克唯心主义”，指示要对其所做所为和全部著作进行彻底清查并加批判。这样，就以最高领导裁决的形式，把德波林的局部性错误扩大成了全局性的错误，把该学派的学术间题升级成了政治问题。接着，在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中央又作出《关于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照搬了斯大林对德波林学派的政治结论，并从组织上改组该杂志编委会，撤除德波林主编职务。从此便开始了对德波林学派无休无止的大批判。

　　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还未结束，1931年11月斯大林又对联共(布)党史和国际共运史问 题的争论做出裁决，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斯大林认为，将列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中派主义的估计间题拿出来讨论，这是置“布尔什维克的公理”于不顾，因此，他对《无产级级革命》杂志在1930年第6期上刊登历史学家斯卢茨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提出了“坚决抗议，，并断然把该文称作“反党池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一将一批忠诚的党员史学家打成“托洛茨基主义私贩”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甚至还将同托派没有任何思想、组织联系的人定为“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此外，他还把《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斯卢茨基文章一事斥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因此该杂志被勒令停刊整顿一年。

　　几乎与此同时，根据斯大林对批判德波林学派和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定的调子——“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和“腐朽的自由主义”，开始了对当时文坛最大的文学组织“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的批判。事实上，“拉普”当时的主要错误并不是如上面批判的调子那样是“右”，而是“左”，但为了照斯大林的笛子吹奏，也这样对“拉普”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最后，也是按照同样的步骤和模式，先由斯大林亲自裁决——解散“拉普”，随后于1932年4月23日由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解散“拉普”和一切文艺派别和团体，分别成立由中央统一领导的全国统一组织——苏联作家协会和各文化艺术团体。从此结束了苏联20年代和30年代初各文艺派别和艺术流派并存并相互竞争的局面。

　　苏联几乎所有文学史和文化史著作都把这个决议看作苏联文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即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我们未必完全同意这种论断(在肯定的意义上)，但这个决议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性、重要地位，被这样强调出来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它的确是苏联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我们现在不妨把它看作苏联思想文化体制开始全面形成、确立的标志，倒更切合实际。

　　事实上，随着以后在史学领域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批判，在教育学领域对儿童学的批判和教育体制的确立，随着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随着文艺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方法被定于一尊，到30代年中期，苏联的思想文化体制就最后确立并巩固了下来。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如果说与斯大林模式相对立的布哈林摸式—即布哈林主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役能付诸实践的话，那末在思想文化领域，集中体现于1925年它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的布哈林思想文化模式，则与3”年代中期最后形成、确立的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即上面我们讲的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相对立而付诸过实践。布哈林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的特点是：一党对学术文化事业只做一般路线上的总的领导，不做过多管束和干涉;二、提倡各学派各流派有由竞争;三、自由辩论是领导思想文化的主要手段。

　　布哈林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1925一1929年间应该说是经过短暂实践了的，并且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随着1929年底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和1932年4月23日《决议》的产生，集中体现布哈林思想的、在20年代中后期曾一度领导苏联思想文化工作的这一思想文化体制，就彻底被废止了，但它对促进苏联20年代和3示年代初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却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副研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