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转型问题是冷战后日本俄苏学者较为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本文拟以日本的俄罗斯社会文化研究权威机构———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代表，对其会刊《斯拉夫研究》刊载的论文进行分类汇总，再做归纳分析，尽量如实反映日本学者对俄罗斯社会转型问题的关注方向; 同时，对日本俄苏研究的第二大学会俄罗斯·东欧学会( 第一大学会是俄罗斯文学会) 的会刊《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以及比较经济体制学会会刊《比较经济研究》刊载的有关论文以及俄罗斯社会转型研究的相关专著，进行辅助说明分析; 最后阐述日本著名学者袴田茂树教授对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的分析，力求多角度地阐述日本学界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要特色和研究路径。
一 冷战后日本的俄罗斯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成果
《斯拉夫研究》是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会刊，该期刊1992 ～ 2010 年共刊载俄罗斯社会文化类论文 32 篇，在所有类型的论文中数量位居第二。关于《斯拉夫研究》刊载的俄罗斯社会文化类论文的具体分类情况，请参见图 1。
图 1 《斯拉夫研究》( 1992 ～2010)社会文化研究的论文分类
图 1 的分类方法主要参考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按照社会学的主题将论文分为群体组织、社会制度、社会过程、社会问题等类别，同时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重点，将社会制度中的宗教问题和群体组织中的民族问题单独作为一个类别提出。在 32 篇文章中，将城野充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电视媒体: 信息公开的媒体》( 43 号，1996 年) 、冢崎今日子的《赛马及其现代功能———对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调查》( 49 号，2002 年) 等 8 篇论文划分为社会过程类; 将藤原润子的《现代俄罗斯咒术的能量、传记调查、见闻、法规、程序》( 49 号，2002 年) 、渡边圭的《高加索山脉的隐士苦行僧伊拉里奥的“荒野”修道思想》( 53 号，2006 年) 、后藤正宪的《作为实践的知识重构———楚瓦什的传统宗教与占卜》( 56 号，2009 年) 等 7 篇论文划为宗教类; 将樱间瑛的《从“受洗的鞑靼”到“Kriashens”———现代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一种形态》( 56 号，2009 年) 、佐藤圭史的《苏联末期民族问题的母权结构分析: 立陶宛·波兰人问题的事例研究》( 54 号，2007 年) 等 7 篇论文划分为民族类; 将杉浦史和的《俄罗斯的拖欠工资问题再研究》( 50 号，2003 年) 、武田友加的《1990 年代俄罗斯的贫困状态———贫困者差异性的把握》( 51 号，2004 年) 等 5 篇论文划为社会问题类; 将青木恭子的《外出打工、财产与家庭分割:关于从农奴解放到革命的俄罗斯农民家庭的最新研究》( 45 号，1998 年) 、伊贺上菜穗的《结婚仪式反映的沙俄末期俄罗斯农民的亲戚关系———对记述资料的分析》( 49号，2002 年) 等 5 篇论文划为群体组织类。有了上述分类之后，再进一步对上述论文加以分析，会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在 32 篇论文中，绝大多数论文是社会文化史类的论文，共 22 篇，约占论文总数的 69%; 其中 10 篇是关于沙俄时代的论文，6 篇是关于苏联时代的论文。这一数量特征，反映出《斯拉夫研究》追求纯学术 研究的办刊风格，强调学术研究的历史厚度，注重史论结合而不刻意强调实时性。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论文居多，并且沙俄时代的论文略多于苏联时代的论文，这也反映出日本俄苏史学界的一种研究倾向。第二，宗教问题是《斯拉夫研究》较为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图一显示出宗教问题是《斯拉夫研究》的重点领域，论文数量在各分类项目中居前。截至 2010 年，俄罗斯国内东正教会的信众为 9 000 万人，拥有世界最大的独立教会组织。苏联时代曾经一度标榜无神论，教会受到打压，多数教堂遭到破坏，教会首领、修士、修女、信徒等受到迫害; 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人精神上的归宿开始复活，势力不断增大，对转型社会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日本俄苏学者较为敏锐地抓住了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代表事物———东正教的复兴与宗教的多元化，并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第三，民族问题也是《斯拉夫研究》关注的重点。2002 年 10 月 30 日，俄罗斯国家委员会公布了 2002 年全俄人口普查数据: 俄罗斯联邦共有160 多个民族。人口超过百万的民族有 7 个，分别是俄罗斯、鞑靼、乌克兰、巴什基尔、楚瓦什、车臣和亚美尼亚。其中，俄罗斯族人口最多，约为 1． 16 亿，占全国居民总数的 80%。俄罗斯独立后，苏联时期遗留的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民族矛盾一度升级。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型改革，俄罗斯各民族之间正处于艰难的磨合时期，各民族情况差异大，民族分离主义现象严重，对俄罗斯的统一构成巨大威胁[1]。《斯拉夫研究》虽然认为民族问题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点课题，但并没有紧密跟踪研究车臣问题等热点的民族问题，仍然恪守着一贯的学术研究的原则，与热点和政治问题保持距离，注重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第四，关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问题，论文数量虽然不多，只有 5 篇，但关注的问题却是关系到俄罗斯社会普通居民的民生问题，如拖欠工资、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等问题。
图 2 《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 1992 ～2008)社会文化研究的论文分类
图 2 对《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刊载的俄罗斯社会文化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类，分类方法与图一的方法相同，但由于《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与《斯拉夫研究》两份期刊的办刊风格不同，因此在具体的分类上，《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的社会文化类论文并没有群体组织和社会制度方面的论文，但却出现了文化思想方面的论文。从图 2 可以看出，关于《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的 俄罗斯社会文化类论文，将五十岚德子的《关于俄罗斯女性的家庭与工作意识———以圣彼得堡的调查为中心》( 26期，1997 年) 、粟田聪的《1998 年经济危机以后的俄罗斯失业问题》( 29 期，2000 年) 、藤原克美的《关于转型时期俄罗斯劳动市场的性别问题》( 32 期，2003 年) 、村井淳的《通过犯罪统计来观察当代俄罗斯的社会变动———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至 2002 年》( 32 期，2003 年) 、田畑朋子的《俄罗斯各地区人口变动的社会与经济要素分析( 1989 ～2002 年) 》( 34 期，2005 年) 等 9 篇文章划分为社会问题类论文; 将阿部军治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及其各种问题》( 24 期，1995 年) 、广冈正久的《从东正教看新“千年”———以俄罗斯东正教为中心: 清算悲剧的 20 世纪和展望新的千年王国》( 29 期，2000 年) 、宫川真一的《关于当代俄罗斯公共教育的宗教教育———开设“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程》( 34 期，2005 年) 等 7 篇文章划分为宗教类论文; 将村井淳的《关于列宁的民族问题的思想与现状》( 22 期，1993 年) 、宫川真一的《极右团体“俄罗斯民族统一”的思想———以亚历山大·巴尔卡乔夫的学说为中心》( 28 期，1999 年) 等 4 篇文章划分为民族问题类论文; 将铃木康雄的《叶利钦政权下的俄罗斯与媒体》( 23 期，1994 年) 、五十岚德子的《关于体制转型中的俄罗斯人社会意识的现状———以社会意识调查的结果为中心》( 23期，1994 年) 等 4 篇文章划分为社会过程类论文; 将龟山郁夫的《关注狂热———20 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全体性”( 30 期，2001 年) 、平手贤治的《关于卡罗尔·奥伊提娃的传统自然法与体制伦理———自由主义的暴力》( 第 36 期，2007 年) 等 4 篇文章划分为文化思想类论文。
在对《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刊载的俄罗斯社会文化类论文分类之后，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的俄罗斯社会文化类论文，密切跟踪热点和现实问题，尤其关注俄罗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此类论文在所有分类论文中数量最多，主题集中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民生问题方面。涉及的民生问题有女性问题、失业问题、健康问题、职业问题、人口移动及犯罪问题等方方面面。这一特点与《斯拉夫研究》大相径庭，明显反映出两者的办刊宗旨与学术风格的差异。《斯拉夫研究》刊载的俄罗斯社会文化类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社会过程类论文，主题较为分散，而且多数文章都是历史类题材。当然，《斯拉夫研究》 刊载的社会问题类论文虽然数量较少，但同样反映的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民生问题，在这一主题上两者较为接近。第二，《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较为关注俄罗斯的宗教问题，特别是东正教问题。该类文章共有 7篇，其中关于东正教的文章为 4 篇，另外 3 篇有两篇是综述性文章，一篇是关于伊斯兰教的论文。而《斯拉夫研究》刊载的 7 篇宗教类文章，阐述的是教会问题、巫术、传统宗教、占卜等与传统的宗教信仰相关的边缘问题，没有文章直接阐述东正教问题，主题非常分散，这一点又反映出两种刊物的不同风格。第三，《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与《斯拉夫研究》一样，都较为关注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第四，《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刊载的 4 篇社会过程类文章反映的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意识与国民性等问题，相比《斯拉夫研究》的同样题材的文章，主题更为集中。
日本比较经济体制学会的会刊———《比较经济研究》刊载的论文绝大多数是经济类论文，但是其中的例外就是在 1992 ～2010 年所发表的全部 281 篇论文中，有 13 篇文章是关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社会问题。虽然该类论文数量不多，但是反映出比较经济体制学会在研究俄 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到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如果按照上文对这 13 篇文章进行分类的话，全部都是社会问题类论文。例如，木村英亮的《关于中亚俄罗斯人的经济改革的民族条件》( 35 期，1998 年) 、田畑朋子的《俄罗斯不同地区的人口动态———以 1990 年代为中心》( 41 期，2004年) 、云和广的《俄罗斯地区间的人口移动: 重力模型的应用》( 41 期，2004 年) 等文章，对处于社会转型背景下俄罗斯的社会问题，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不过，这13 篇文章的背景都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相关。 在对《斯拉夫研究》、《俄罗斯·东欧学会年报》以及《比较经济研究》等重点刊物有关俄罗斯社会文化类论文进行分类汇总以及特点分析之后，再对有关专著进行大致的统计与分析。从日本学者撰写的俄罗斯问题专著的总体数量上看，关于俄罗斯社会文化研究的专著数量占很大比例。笔者根据东京大学盐川伸明教授的“俄罗斯东欧文献目录”进行了统计，在所有专著当中，社会文化类专著( 22 部) 与民族·宗教·地域类专著( 17 部) 合并统计的总数为 39 部，仅次于日苏·日俄关系的专著数量( 42 部) ，在各类著作中位居第二。笔者又对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有关俄罗斯问题的藏书( 2000 ～2010 年) 进行了统计，其中，关于俄罗斯社会文化类图书共有123 部，在所有类别中的数量居于第一位。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有关俄罗斯社会文化类的书目数量，远多于盐川伸明教授整理的“俄罗斯东欧文献目录”的数量，主要原因在于进入新世纪后，为满足社会民众的需求，日本出版了大量俄罗斯社会文化方面的图书，其中艺术类、旅游类占有很大比重;同时语言文学，尤其是俄语教学方面的图书较多。这一类的书籍毕竟不是纯粹的研究专著，无法成为专业参考书目。
二 斯拉夫研究中心关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研究特色与路径分析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是日本俄苏学界最为重要的实体研究机构，关于转型阶段的俄罗斯社会问题研究，斯拉夫研究中心处于日本学界的领头羊地位，其学术地位主要通过召开有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以及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学者而得以体现。
首先，斯拉夫研究中心每年夏季和冬季都会定期举办国际性专题研讨会，称得上是日本俄苏学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关于会议的主题设计，在 1992 ～2010 年召开的 39 次国际专题研讨会中，涉及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研讨会超过 10 次，例如先后举办了“欧亚变动: 社会与历史的诸多方面”( 1995 年冬季) 、“斯拉夫地区的变动: 社会与文化百相”( 1996 年冬季) 、“追求共存模式: 斯拉夫·欧亚变动而出现的民族问题”( 1997 年夏季) 、“俄罗斯的文化: 站在新世纪的门口”( 2000 年夏季) 、“回归与扩散: 地区大国的人口移动与跨境问题”( 2010 年冬季) 等主题研讨会。斯拉夫研究中心对会议主题经过精心设计之后，便会广泛邀请与会人员，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中国、韩国等国的俄罗斯问题最高水平的专家和学者经常应邀与会。会议结束之后，该中心几乎都会使用英语或俄语结集出版高水平的论文集，如 Slavic EurasianStudies No． 17" Beyond the Empire: Images of Russia in theEurasian Cultural Context " ( 2006 年 冬 季 ) 、Русскаякультура на пороге нового века( 2000 年夏季) 等论文集，充分体现该中心学术成果的国际性与前沿性。
其次，斯拉夫中心还出版了《讲座 斯拉夫的社会》等在日本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专著，通过该著作可以把握其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路径。《讲座 斯拉夫的社会》( 弘文堂，1994 年12 月) ，是斯拉夫区域研究文集《讲座 斯拉夫世界》( 8 卷本) 中的一部，是日本最早阐述斯拉夫地区社会问题的专著。该书由 5 部分 13 章构成，其中有 7 章阐述转型阶段俄罗斯的社会问题，而且每一部分都有关于俄罗斯社会问题的文章。该书按照斯拉夫研究中心对斯拉夫地区特别是对俄罗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为关注的 5 个方面的社会问题构建了全书框架。这 5 部分以及关于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章节标题分别为:第一部分: 体制转型与社会变迁，第 1 章: 俄罗斯的社会变迁与国民性; 第二部分: 社会与人的形成，第 4 章: 俄罗斯的教育改革、第 5 章: 俄罗斯的逃逸行为与犯罪情况;第三部分: 职场与工作，第 6 章: 后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劳资关系———俄罗斯与前苏联国家; 第四部分: 家庭与女性，第 9 章: 前苏联的家庭与社会; 第五部分: 地域与生活，第 11 章: 俄罗斯农村的传统世界、第 12 章: 俄罗斯地方领导人的职业模式———以特维尔州为例。上述章节的设置，反映出日本学者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关注角度与问题意识。
那么，该书通过何种研究路径来把握俄罗斯以及原苏东国家的社会问题呢? 该书主编之一的石川晃弘教授认为，斯拉夫地区的社会相当难以把握，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该地区的社会，传统上是远离国家逻辑而存在的。即便是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在其专制统治下的民众也对国家持有一种刻意疏远的态度。民众在远离国家逻辑的地方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形成的社会逻辑也不同于国家逻辑。即使国家政权发生更迭，民众的生活和社会也没有多大变化，依然保持着自身的关系模式和社会秩序。共产党掌权之后，其原来的社会特征依然保持着。因此，按照国家逻辑而构建的公共制度理论无法充分对该地区的社会进行解释，必须追溯到民众生活的本源，根据民众在生活中构建的各种非正式关系及结构来观察和分析该地区的社会问题[2]。可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于苏联是意识形态优先的社会，完全忽视社会自身的逻辑，关于社会研究的科学信息非常不足。而且，社会学者对该地区展开社会调查时，无论是选择的主题或是公布的结果，都不能违背国家逻辑。因此，即便想要致力于该地区的社会问题研究，也会面临数据不足的问题。第二，该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构成多样化，而且是由不同成分构成的，因此不能泛泛而谈该地区的社会或者斯拉夫民族的社会。第三，该地区在二战后实行了统一的社会主义体制。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始于国家政权的交替，然后再人为而有意识地构建社会，因此对于没有做 好接受社会主义准备的社会来说，国家就意味着强力挑战和改造原来的社会，其结果往往会在国家的变革和社会的惰性之间产生龃龉，必然引起社会抵抗国家。可是，这一点并没有纳入马列主义的视野之中。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自然产生出两种社会领域，一种是像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那样，国家很难对其产生影响的领域，在该领域维持并形成社会基本的人际关系与规范，这一领域也被称为第一集团; 二是像企业、学校、公共机构、地方行政机关、工会、青年组织等，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能够直接作用的领域，这一领域也被称作第二集团。社会主 义的影响力可以对第二集团进行重组，但是很难深入到第一集团内部，对人生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影响。第一集团得到了各民族和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支持，并且不断发展，人们也在第一集团的个人网络中维系着生活。于是，第一集团的逻辑逐渐渗透到第二集团的社会关系中，尤其对近代官僚体制产生了影响。因此，原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等多种特性，无法做到整齐划一[3]。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体制在原苏东地区消失，社会摆脱了国家获得自立。可是，对于完全没有市民社会经验的原苏东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情况，挣脱了国家束缚的社会不得不进行自我组织的构建。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地区会形成何种社会，会衍生出何种社会问题，成为日本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总而言之，《讲座 斯拉夫的社会》的核心问题意识就是，在社会主义体制消失的原苏东地区，从国家逻辑中解放出来的第二集团和未曾涵盖于国家逻辑之中的第一集团，它们各自以何种逻辑立足于社会，并且，在此过程中，原苏东社会又将经过怎样的结构变化和再次构建来重新获得整合。在上述认识和问题意识的基础上，日本学者通过体制转型与社会变迁、社会与人的形成等 5 部分展开了对俄罗斯等国具体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最后，斯拉夫研究中心拥有一支较为完整的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团队，形成了俄罗斯部门、西伯利亚与远东部门、中亚部门、东欧部门和地域比较部门等 5 大研究方向，为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俄罗斯研究方向，拥有望月哲男教授( 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研究) 、山村理人教授( 转型经济的比较制度和俄罗斯东欧农业问题研究) 、田畑伸一郎教授( 俄罗斯经济: 体系与经济成长的分析研究) 、松里公孝教授( 俄罗斯帝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研究) 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 在西伯利亚与远东研究方向，拥有荒井信雄教授( 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研究) 、岩下明裕教授( 俄罗斯外交和东北亚地区研究) 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具体到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望月哲男教授为代表，汇集了重点项目的特聘研究员和博士后等从事研究。比如，新学术领域研究的后藤正宪研究员的研究方向是文化人类学、宗教以及科学认知与实践; 学术振兴会的博士后佐藤圭史的研究方向是前苏联的民族问题等。当然，以俄罗斯社会问题为研究方向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也是研究团队的重要研究力量。上述研究人员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多次获得日本文部省以及学术振兴会的学术立项。关于俄罗斯社 会问题研究，该中心近期获得的国家级项目有: 望月哲男的“关于伏尔加文化圏及其表象的综合研究”( 2009 ～2011 年度) 、松里公孝的“俄罗斯的宗教复兴: 公共机能、生活故事、空间动态”( 2009 ～ 2011 年度) 、后藤正宪的“俄罗斯楚瓦什的占卜历史的人类学研究”( 2009 ～ 2011年度) 、青岛阳子“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统合政策: 关于边疆? 教育管区的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 2009 ～ 2012 年度) 等。
对日本学者关于转型阶段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进行总体归纳之后，会发现日本学者当前主要通过以下研究路径展开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第一，人口动态 的研究，主要关注: 出生率的下降与死亡率的上升、人口负增长、平均寿命的降低与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人口与人口年龄结构、婚姻·离婚·出生、死亡率上升与平均寿命降低的原因( 经济生活水平下降、转型时期社会动乱造成的事故·中毒·致残、保健与医疗体制的恶化等) 等方面。第二，社会差距的研究，主要关注: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收入差距与贫困、体制转型时期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与贫困、差距扩大与贫困的原因、收入差距的固定化、1990 年代俄罗斯的贫困问题、体制转型后的社会结构( 富裕层、中间层、低收入层、赤贫层) 等问题。第三，当代俄罗斯的社会与性别研究，主要关注: 苏联社会主义与女性解放及男女平等政策、体制转型与女性的意识动向等方面。第四，犯罪与逃逸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 犯罪发生率的绝对增加与逮捕率的低下、恶性与残忍犯罪案件的增加、吸毒·酗酒以及流氓行为等问题。第五，俄罗斯的社会意识研究，主要关注: 俄罗斯的同一性与国家的研究( 其中包括俄罗斯国民的形象: 好客、直率、坚忍、热情、爱好和平、勤劳等; 关于俄罗斯国民的认识; 俄罗斯发展的道路: 欧化还是俄化、发展与走俄罗斯自立之路; 俄罗斯国家: 民族、俄罗斯人的位置、社会主义、大国、民主制等方面的研究) 、政治意识与政党、政治家的研究( 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 是苏联体系还是民主国家、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私有化与市场经济; 俄罗斯政治与强力领导人; 对总统和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对总统的支持率) 、转型时期的社会意识变化的研究( 其中包括对过去十多年变化的评价: 变化程度、对体制转型的评价、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衍生物;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国家对个人的义务与个人对国家的义务) 、日本与俄罗斯相互的认知以及对两国关系现状的认识等研究视角。
三 “砂子社会”———袴田茂树眼中的俄罗斯社会转型
青山学院大学袴田茂树教授是日本俄罗斯问题的权威学者，作为日本外务省的智囊人士，对日本的对俄政策决策具有影响力。下文拟以袴田茂树教授对转型阶段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为例，重点分析其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研究路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俄罗斯激进改革派自由化改革的失败，俄罗斯社会各种批评和反思的声音日益强烈，同时，俄罗斯的学术界也从社会角度评价和衡量各项改革措施的成效与得失。关于俄罗斯的社会变动，日本学者是以何种研究路径为突破口来研究俄罗斯社会问题的呢? 日本俄苏学者也是见仁见智，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袴田茂树教授，他提出的观点是从俄罗斯构建市民社会的可能性来考察俄罗斯的社会问题[4]。
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在全能主义国家的日本和德国，当全能主义体制解体之后，通过美国的支持建立起民主主义体制，发展成为和平国家。因此，俄罗斯的全能主义体制解体之后，如果有发达国家的支持也会建立民主体制，发展成为和平国家。在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混乱，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尊重民主和人权的缘故[5]。对此，袴田茂树教授认为，苏联解体及其民主化过程不同于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化过程。因为苏联面临的问题除了在政治上存在从独裁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课题之外，还面临着从没有强权就不能维持秩序的社会，向不需要强权而形成稳定秩序的社会过渡这一课题。独裁社会的民主化问题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的问题，是不同维度的问题。德国和日本，在建立全能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前，其社会就已形成稳定的秩序，但俄罗斯却不是。德国与俄罗斯的全能主义的形成条件恰好相反，即，俄罗斯因为不存在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基本秩序，因此才需要斯大林体制; 而德国却是因为有了发达的国民教育和秩序水准，才使得纳粹的全能主义统治更为彻底[6]。德国的普鲁士时代和日本的江户时代对其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而俄罗斯，因为没有上层强有力的统治和强力领导人，时至今日尚未形成有秩序的社会、社会心理、文化和道德等条件。
袴田茂树教授提出一个假说，认为转型阶段的俄罗斯社会与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俄罗斯虽然没有强权统治，但是其自发调节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道德等因素并不存在。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的俄罗斯，其政治自由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实现，甚至超过欧美国家; 在经济与社会方面，重视个人权利与利益也得到了普及。然而，俄罗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就是，自发维持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种条件尚不十分成熟。如果没有强力领导人和威权主义以及自上而下的强制力，俄罗斯就无法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这种秩序既不是对各种利益的认可，又非自下而上的自律。袴田茂树教授进而又提出一个问题: 难道俄罗斯在70 余年的苏联政权时期，就没有形成像日本在封建时代形成的那种社会秩序的感觉吗? 或者说，俄罗斯社会秩序的感觉在今后的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形成吗?袴田教授认为，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如果没有占领军的绝 对权力不会断然实行解散财阀、农地改革等改革政策。可是，日本社会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其重视纪律和旺盛的工作态度、重视契约和信任关系的道德并没有被破坏而依然存在。德国也是如此。这就是日本和德国较为平稳地摆脱战后全能主义体制，并在短期内向民主社会过渡的重要的社会条件。但在俄罗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市民社会的条件，对于这一问题，许多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尝试着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袴田教授认为，90 年初期的俄罗斯，在政治方面处于一种没有法律的状态，或者是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而且行政体制也没有形成，尚未确立稳定的政治制度。因此，从政治视角来看，俄罗斯距离市民社会还很遥远。在经济方面，个人与团体的经济活动比起苏联时期有了大幅度进步，但是国家在经济方面仍处于一种软弱状态，国民必须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根本无暇顾及立足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市民社会。企业的活动和经济行为增加了，但是土地私有制不充分，经济产业处于垄断状态，没有展开自由竞争，守合同、重信用、保护资产和所有权等基本规则尚未确立，经济活动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战国状态。在国有资产民营化的过程中，原苏联的特权阶层与少数富人合伙进行“掠夺式的民营化”。上述情况都与全能主义解体后的德国和战后的日本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社会方面，苏联时期全能主义式的管理体系之所以能在以往发挥作用，是因为国民的文化与意识水平以及生活水平低下的缘故。俄罗斯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也坦率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较为适应国民意识与文化处于较低阶段的时期。然而，自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共产党失去了权威，国民对权力的恐怖感降低了，开始提出个人、社会团体、单位以及地区的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依靠国家权力来进行统一的管理已不起作用，懂得利害关系的社会使得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不再可能。虽然苏联时代的国民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较高，但是无法断言俄罗斯由此产生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心理和机制。斯大林式的全能主义解体了，但市民社会的基本条件，即自发地调整个人之间、社会集团与组织之间、地区之间的利害关系的机制尚未形成。
在对俄罗斯社会经过上述认知之后，袴田教授提出的观点是: 俄罗斯社会是砂子社会。其含义是，俄罗斯社会具有砂子那种无法粘合的特质，如果将砂子四周用挡板围住( 即，如果存在社会主义和俄罗斯帝国主义等“伟大的规范”) ，那么它就像一块坚硬的岩石，可是，当四周的挡板撤掉时，它又散落为七零八落的砂子。袴田教授的基本论据是，俄罗斯社会由于权力真空而产生了社会无序化、社会治安恶化、犯罪增加、黑社会统治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国民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一度广泛流传着“无论什么样的独裁都比无秩序要好”的声音。这也成为酝酿强权体制的危险土壤，同时也是威权主义体制在俄罗斯无法回避的论据。90 年代中期，在俄罗斯国民之间具有积极象征的理念是“秩序”、“稳定”或者是“伟大的俄罗斯”、“大国”等。据此，袴田教授将西欧的个人主义社会比喻成“石头社会”，将俄罗斯社会比喻成“砂子社 会”，将日本社会比喻为“粘土社会”，将中国社会比喻为“泥土社会”。如果按照个人主义程度由强到弱的顺序排列的话，依次是( 1) 石头社会、( 2) 砂子社会、( 3) 泥土社会、( 4) 粘土社会。石头社会与粘土社会是相反的两极，但是，即使没有牢固的外框( 强硬的政治制度) ，也能够成形( 秩序) ，两者在这一点上类似，也就是说，这两种社会容易建立非威权主义社会。然而，砂子社会和泥土社会，如果没有牢固的外框就不会成型，也就意味着这两种社会需要威权主义体制。如果将俄罗斯( 砂子) 与中国( 泥土) 相比较，两者之中的泥土一方更接近粘土，容易 成型[7]。
那么，90 年中期的俄罗斯是否产生了现代市民社会呢? 袴田教授认为，90 年代的俄罗斯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相对于国家而自立的经验。言论与政治活动的自由、社会摆脱国家而自立等条件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要求，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说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市民社会。但是，“砂子社会”的俄罗斯还欠缺市民社会的另外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欠缺自立的秩序。即，哪怕没有强力的高层统治，社会本身也存在自立的秩序，这是市民社会的必需条件。因此，由于缺乏这一点，还不能说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
进入 21 世纪之后，袴田教授认为，俄罗斯当前面临最严重或者说最紧要的课题，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确立俄罗斯国家的自我认同，也就是建立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形态，或者构建“稳定的秩序”[8]。其理由是: 俄罗斯社会依然是“砂子社会”，但同时却要在市民社会秩序和民主主义体制方面保持发达国家的体面。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威权主义体制、独裁体制、宗教国家等制度，或许会给“砂子社会”带来秩序，但是发达国家在面子上是否定这些制度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构成严重的两难课题。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俄罗斯努力要跻身 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说，俄罗斯保持着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姿态，却没能实现真正的发达国家。在俄罗斯人的意识当中，民主化路线造成严重的混乱。比如，“可控民主主义”要优先于“主权民主主义”，就是政权正当化的逻辑，同时也是应对两难困境的一种理论上的解释，或者说是建立俄罗斯式的自我认同的一种策略。袴田教授指出，除非俄罗斯以一种强硬态度否定民主主义，否则，无论以何种辞藻来装饰民主主义，都不能消弭两难困境，只能是自欺欺人[9]。
(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常喆: 《俄罗斯为何有很多民族》，载《环球时报》2005 年2 月 18 日。
[2]〔日〕石川晃弘等: 《讲座 斯拉夫的社会》，弘文堂，1994年 12 月版，第 3 ～4 页。
[3]同上，第 4 ～6 页。
[4]〔日〕袴田茂树: 《俄罗斯的社会变动与国民性》，载于《讲座 斯拉夫的社会》，弘文堂，1994 年 12 月版，第 13 页。
[5]〔日〕袴田茂树: 《与一个美国人的对话———关于“人权”》，载《前瞻》1992 年 11 月号。
〔[6]日〕袴田茂树: 《俄罗斯的社会变动与国民性》。
[7]〔日〕袴田茂树: 《俄罗斯的政治·社会形势与市场化的展望》，载《比较经济体制学会会报》33 期，1995 年。
[8]〔日〕袴田茂树: 《俄罗斯国家自我认同的危机与“主权民主主义”的争论》，载《俄罗斯·东欧研究》2007 年第 36 期。
[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