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上海和彼得堡的一项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中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 10 个方面 40 个指标进行了异同点和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发现，在两城市居民认同率都较高的身份中，上海人比彼得堡人更重视家庭身份和自我综合评价，而彼得堡人比上海人更看重自我人口学身份; 在认同率较低的身份中，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对彼得堡人比上海人相对更重要，而职业身份对上海人比彼得堡人更重要。两城市居民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结构的异同点，一方面显示了社会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来自于福利结构的渗透，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自我观”的不同。

　　【关 键 词】 俄罗斯 中国 自我意识 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 刘汶蓉，1978 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020)

一 研究问题和背景

　　中俄两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由此带来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变革。中俄两国从再分配的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国家垄断的总体性社会到国家权力对私人生活领域的退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面临重构。转型社会心理学认为，伴随政治经济转型同时出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过程、机制、效果都将积淀在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中[1]。

　　此外，中俄两国还有一定相似的民族特质，可以作为研究两国民众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认同的基础。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角度说，中俄都经历了长期的专制制度，在此制度的培养下，中俄民众都有皇权思想、依赖思想，都崇尚权威，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不足。同时，两个民族都对集体主义有天然的倾向性。中国有深厚的以家族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文化，而俄罗斯则有以村社为基础的集体主义精神。另外，许多对西方文化发展有着决定作用的历史事件( 如文艺复兴) 对中俄都没有产生影响，两个国家也从而都没有法治传统，缺乏 私有财产观念。

　　当然，因为社会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非常多元，包括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2]，中俄两国的社会文化差异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在这里本文想强调的是，中俄两国取得全面现代化的历程的差异对两国民众社会认同差异的影响。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的价值观变迁理论认为，幼年时期成长于经济条件更优越的年青一代会比年长一代持更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而使整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消解，但代际更迭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3]。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传统型人格特质包括集体主义取向、特殊主义取向、顺服自然取向、他人取向、关系取向、自抑取向、求同态度和谦让态度; 相应的，现代性人格特质包括个体主义取向、普遍主义取向、支配自然取向、自我取向、表现取向、成就取向、求异态度和独立态度[4]。但和价值观的变迁一样，人格和心理的变迁需要时间和历史的积淀，现代人格取代传统人格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不易被察觉和缓慢的一个过程。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进入了高度现代化的阶段[5]。在 70 年代，其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教育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已接近成熟的消费和福利社会[6]。相比而言，中国于 21 世纪初才进入初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在某些现代化指标上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7]，但仅 10 余年的现代化生活与俄罗斯半个世纪的现代化生活对日常生活中人的人格和心理影响仍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相信，中俄两国所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不同一定会深刻地体现在两国民众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认同的结构中。

　　表 1 两城市样本特征的概况( 除百分比之外是均值，括号中为标准差)

	圣 － 彼得堡	上海	显著性检验
性别( 1 = 男)	0． 44	0． 51	12． 139＊＊
年龄( 岁)	39． 7( 13． 1)	39． 1( 14． 9)	F =1． 553
个人收入( 美元/月)	753( 562)	266( 283)	F =867． 923＊＊＊
教育状况
受教育年限( 年)*	13． 4( 2． 0)	11． 7( 2． 9)	F =348． 068＊＊＊
初中及以下	1． 1%	41． 7%	－－
高中	61． 7%	31． 2%	－－
大专及以上	37． 2%	27． 1%	－－
职业声望( SIOPS)	43． 7( 17． 9)	39． 0( 13． 4)	F =49． 992＊＊＊
婚姻状况
在婚	43． 1%	66． 6%	－－
单身	29． 3%	28． 6%	－－
其他非婚状态( 离婚、寡居、同居等)	27． 6%	4． 8%	－－
样本量	1300	1604	－－

　　* 教育年限的计算按照中国当前上学年数标准来赋值: 小学及以下为 6 年; 初中( 彼得堡为不完全中等教育) 为 9年; 高中、职高、中专和技校( 彼得堡为普通中等教育、中等技术教育) 12 年; 大专( 彼得堡为不完全高等教育) 15 年; 大学本科( 彼得堡为高等教育) 16 年; 研究生及以上 18 年。

　　本文研究的分析数据来自于 2008 年分别在中国上海和俄罗斯圣彼得堡进行的抽样调查[8]。其中，上海对11 个中心城区进行分层抽样，成功入户调查1 604 户; 彼得堡对其所辖18 个区进行分层抽样，成功入户调查 1 300 户。被访为两城市的18 ～ 70 岁的常住人口，样本基本的人口及社会经 济特征分布如表 1。如表所示，两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在多个方面都显示出较大的差异。

二 两城市居民认同结构的异同点

　　1． 研究指标构成及基本描述

　　我们致力于全景式地勾勒中俄两国民众关于“我是谁”的观念图景，从人口特征、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宗教身份、政治身份、家庭身份、职业身份、地域身份、阶层身份、和自我综合映像 10 个方面，全方位地描述两国民众的社会认同到底存在

　　

　　哪些异同。在调查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有两个: ( 1)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下列40 个选项您觉得那些比较符合您的日常感觉? ( 2) 在上面 40 个选项中选出3 项您自己感觉最强烈的身份。备选的 40 种身份被分散而混杂的罗列在问卷上，由访问员逐一念给被访听，让被访自己选择他/她认为符合自己日常感受和直觉的各种特征。表 2 列举了两城市被访选出的最符合自己日常感受的三种身份认同。

表 2 40 种身份认同的分类、具体指标和选择率( 选最重要的三项，%)

身份类别及细目	上海N = 1 604	彼得堡N = 1 300	显著性( F检验)	身份类别及细目	上海N = 1 604	彼得堡N = 1 300	显著性( F检验)
民族身份				家庭身份
汉族人/俄罗斯人	5． 0	20． 4	171． 156***	父亲/母亲	23． 1	26． 6	4． 806*
少数民族一员/自己民族一员	0． 2	3． 5	45． 639***	儿子/女儿	12． 9	6． 5	32． 542***
龙的传人/斯拉夫人	3． 6	2． 5	2． 892	丈夫/妻子	20． 6	12． 9	30． 123
国家身份				政治身份
中国公民/俄罗斯公民	25． 7	23． 1	2． 609	共产党员/苏维埃人	3． 9	4． 4	0． 488
大国公民	2． 4	8． 2	52． 342***	赞成国内强硬秩序	-	2． 6	-
失去强国地位的人	-	5． 5	-	某一派政治或政党的支持者	-	1． 2	-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1． 3	-	-
阶层身份				职业身份
家境殷实的人	1． 3	1． 5	0． 171	工人	3． 1	4． 7	4． 663*
中产阶级一员	0． 7	3． 4	26． 343***	自己职业群体的一员	11． 7	7． 2	17． 247***
知识分子	8． 5	4． 5	18． 815***	农民	0． 2	0． 0	-
穷人	6． 9	4． 5	6． 961**	学生	5． 0	4． 0	1． 757
社会上有权势的人	0． 5	0． 2	2． 573	失业的人	6． 8	1． 1	59． 257***
资本家	0． 0	0． 3	4． 947*	离退休者	8． 9	8． 3	0． 281
农村人	1． 6	-	-	普通职工	11． 1	3． 8	54． 186***
				企业家	0． 8	1． 3	1． 729
人口学身份				宗教身份
青年人	17． 1	19． 8	3． 420	有宗教信仰的人	0． 3	3． 5	42． 826***
上了年纪的人	4． 6	3． 4	2． 586	信菩萨的人/东正教徒	2． 2	8． 7	62． 634***
男人/女人	13． 3	30． 6	136． 233***
地域身份				自我综合映像
亚洲人/欧洲人	1． 1	2． 5	8． 895**	普通人	32． 1	8． 4	260． 533***
上海人/彼得堡人	29． 5	32． 5	3． 102	没有前途的人	3． 9	1． 2	20． 531***
外地人	6． 7	0． 3	81． 998***	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14． 4	19． 6	14． 180***
本地人	8． 6	7． 5	1． 323

　　*p ＜ 0． 05，＊＊p ＜ 0． 01，＊＊＊p ＜ 0． 001

　　从表 2 可以看出，有近一半的选项显示出显著的城市差异( p ＜0． 001) ，但两个城市被访在回答自己最重要的三种身份认同时，最高选择率都在 32%，均有 5 种身份的认同率在 20% 以上。以百分比为标准，彼得堡认同率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彼得堡人”、“男人/女人”、“父亲/母亲”、“俄罗斯公民”、“俄罗斯人”; 上海分别是“普通人”、“上海人”、“中国公民”、“父亲/母亲”、“丈夫/妻子”。总体来说，认同率在 20% 以上的前 5 种身份仍然集中在对城市、国家和家庭的认同上，差别在于上海人对“普通人”的综合自我印象的认同度高，而彼得堡人对“男人/女人”的人口学特征的认同度较高，而且彼得堡人对身为“俄罗斯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也相对较高。

　　2． 两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结构比较

　　我们将 40 种身份归类为 10 大类，并进行认同指数排序和城市比较。结果显示( 表 3) ，虽然具体排序略有差别，但两个城市居民认同指数较高的身份均为家庭身份、人口学身份、国家身份、地域身份和自我综合映像，而民族、职业、宗教、政治和阶层身份对两个城市的居民的自我意识和认同都相对较低。

表 3 十大类自我身份认同指数比较( 选三项)

身份认同种类		认同指数*			两城市比较
		总体	彼得堡	上海	P． vs． S．	F 检验
认同度较高的身份	家庭身份	17． 30	15． 36	18． 87	P． ＜ S．	16． 340***
	人口学身份	14． 48	17． 95	11． 49	P． ＞ S．	78． 480***
	自我综合映像	13． 62	9． 72	16． 78	P． ＜ S．	108． 632***
	国家身份	13． 21	12． 23	14． 01	P． ＞ S．	5． 409*
	地域身份	11． 14	10． 71	11． 67	P． ＜ S．	2． 222
认同度较低的身份	民族身份	5． 55	8． 77	2． 94	P． ＞ S．	156． 696***
	职业身份	4． 99	3． 79	5． 96	P． ＜ S．	74． 472***
	宗教身份	3． 43	6． 08	1． 28	P． ＞ S．	102． 908***
	政治身份	2． 66	2． 74	2． 59	P． ＞ S．	0． 134
	阶层身份	2． 61	2． 38	2． 78	P． ＜ S．	3． 165
样本数		2 904	1 300	1 604	--	--

　　认同指数的计算: ( 每个认同类别包含的所有指标的选择率总和/每个认同类别所包含的指标个数)*100%*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双变量的差异显著性检验显示，在国家身份、地域身份、政治身份、阶层身份方面，两城市不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两个城市的居民对国家身份和地域身份的认同度都较高，而对政治身份和阶层身份认同都较低。在其他有统计差异性的 6 类身份认同上，个人人口特征、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3 种认同彼得堡高于上海; 家庭身份、个人综合评价和职业身份 3 种认同上海高于彼得堡。相比较而言，在认同度较高的身份类别中，上海人比彼得堡人更重视家庭身份和自我综合映像，而彼得堡人比上海人更重视人口学身份和国家身份。在认同度较低的身份类别中，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对彼得堡人比较重要，但上海人不看重; 而职业身份对上海人相对重要但彼得堡人不大看重。

三 两城市居民认同结构差异的多元分析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民族国家历史、地理环境、宗教背景、文化背景等太多方面迥异，因此很难在一项实证研究中确定到底是什么形成了两城市认同结构的差异。在此，我们仅考察个人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特征变量对自我意识和认同的影响，并观察在控制了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之后两城市的认同结构存在哪些异同，与双变量结果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1． 高认同度的身份类别的影响因素

　　表 4 为对两城市认同率较高的五类身份的模型估计结果，如模型结果所示，在控制了被访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变量之后，在双变量分析中有差异的家庭身份差异消失，地域身份仍无城市差异，但在人口学身份、国家身份认同方面，彼得堡仍显著比上海高，在自我综合映像的认同上，上海仍显著高于彼得堡。

　　( 1) 家庭认同的差异源自婚姻状况的差异表 2 的双变量分析显示，上海被访对“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的认同率高于彼得堡，而彼得堡被访对“父亲/母亲”身份的认同率高于上海。但在控制了人口特征之后，两城市对家庭身 份认同的差异消失了。表 4 的模型结果显示，家庭身份的认同与否主要受性别和婚姻状况的影响，女性比男性认同家庭身份的 odds 高 32%，正常在婚者认同家庭身份的 odds 比单身者高59%，比处在离婚、寡居、同居等非婚状态的人高 48%。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单身的比例两城市比例差不多，都为 29% 左右，但上海正常在婚的比例为彼得堡的 1． 6 倍( 66． 6% vs． 43． 1%) ，而其他非婚状态者彼得堡的比例为上海的 5． 8 倍( 27． 6% vs4． 8% ) ，其中同居的比例是上海的 4 倍，离婚是上海的 8 倍，寡居是上海的近 5 倍。因此，双变量分析中上海与彼得堡显示出的在家庭认同程度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彼得堡人的婚姻状态更多元，而上海人的婚姻家庭模式相对更集中于夫妇式核心家庭的结果.

表 4 高认同度的身份类别的影响因素: Binary Logistic 回归估计

	家庭身份 Exp( B)	人口学身份 Exp( B)	自我综合映像 Exp( B)	国家身份 Exp( B)	地域身份 Exp( B)
城市( 1 = 彼得堡)	0． 910	2． 139***	0． 359***	1． 501**	1． 069
性别( 1 = 男)	0． 582***	1． 019	0． 736**	1． 491***	0． 789*
年龄	1． 004	0． 971***	0． 980***	0． 998	1． 016**
个人收入	0． 906	0． 938	1． 939***	0． 763*	0． 861
受教育年限	0． 978	1． 032	0． 972	1． 006	0． 996
职业声望	1． 002	0． 997	0． 998	0． 991	0． 988
在婚( 参照组)
其他非婚状态	0． 529***	1． 177	1． 298	1． 448*	1． 108
单身	0． 417*	1． 772***	0． 665**	1． 258	2． 018***
Constant	1． 485	0． 844	3． 029**	0． 529	0． 605
N	1 510	1 510	1 510	1 510	1 510
Cox ＆ Snell R Square	0． 059	0． 080	0． 055	0． 023	0． 028

　　*p ＜ 0． 05，＊＊p ＜ 0． 01，＊＊＊p ＜ 0． 001

　　( 2) 中俄的国际地位发展轨迹影响国家认同模型显示，在同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特征条件下，彼得堡人比上海人认同国家身份的odds 高 50% 。如表 2 所示，在国家身份的认同上，两城市的主要差异在于对“大国公民”的认同上。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可知，“大国公民”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当前中国人的心理。虽然中俄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大国，但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两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发展轨迹却迥异。苏联在短时期内所创造出来的惊世伟业， 所具有的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及其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荣耀和尊严在强烈地激发起俄罗斯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更对膨胀俄罗斯人的大国思想产生了强烈、持久的影响[9]。相比之下，中国却一直是身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的整个 20 世纪后半叶都在为摆脱贫穷落后、追求现代化，实现“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因此在大多数生长在 20 世纪的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很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强国”的自豪和自信。

　　( 3) 彼得堡人更强调个人身份，上海人更强调社会身份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之后，彼得 堡人认同自己的人口学特征的 odds 是上海人的 2倍多，而上海人认同自我综合映像的 odds 比彼得堡人高64%。上海人更多地用一个带形容词修饰的名词( 如普通人) 来描述自己，其背后的参照群体是整个社会，是一个涵盖了包括经济、外表、个性、能力等等多种评价标准的综合性结论; 而彼得堡人更多的是用单一的、边界清晰的名词( 如男人/女人) 来描述自己。按照亨利·泰弗尔( HenriTa-jfel) 和约翰·特纳( JohnTurner) 对社会身份( socialidentity) 与个人身份( personal identity) 的区分[10]，我们可推断说，彼得堡人更强调个人身份，上海人更强调社会身份。如表 2 的双变量比较结果显示，在人口学身份的认同上，两城市主要是对男人/女人的性别身份认同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自我综合映像上，上海人对“普通人”和“没前途的人”的认同高于彼得堡，而彼得堡被访对“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认同高于上海。以具体的每一种身份为因变量的多元分析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教育、收入等因素影响之后，两个城市对“掌握命运的人”和“没有前途的人”的认同差异消失。说明两城市居民的自我操控和积极评价方面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特征差异造成的。上海的收入和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彼得堡，男性被访多于彼得堡( 表 1) 造成了上海被访在自我综合映像上的评价总体上低于彼得堡。

　　在控制了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特征之后，两城市对“普通人”、“男人/女人”的身份认同仍存在显著差异。上海人体现出一种模糊的和把自己不与他人相区别的自我观念，而彼得堡则体现出一种明确的、界限清晰的自我观。这种差异一方面非常明晰地反映出两国民众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情感偏好。中国人习惯于掩埋和降低自己的独特性和优势，凸显和别人的相同点，以达“中庸”和“克己”的处事风格; 而俄罗斯人更愿意凸 显自己独特性和优势，强调自己和别人的差异，以满足自尊的需要，更体现个体主义文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这种差异也说明这些边界清晰的身份本身在两个社会结构中的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不同。例如，俄罗斯的日常礼仪和行为规范体系中对男女差异具有明确的规定，这导致老百姓的性别意识非常明确，性别身份也因此成为彼得堡人描述自己时最无法忽视的身份特征之一。但对于更多的上海被访不选择“男人/女人的身份”，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性别，而是这个“不言而喻”的身份区分对他们来说不意味着什么特殊意义，不构成能代表自己的重要社会特征。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中俄两国虽然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但对传统“男女有别”的性别文化的保留和改造却有巨大差别，中国男女平等的道路比俄罗斯走得更深更远。

　　2． 低认同度的身份类别的影响因素表 5 是对两城市认同率较低的五类身份的模型估计结果。在控制了被访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变量之后，政治身份仍无城市差异，但在双变量分析中无差异的阶层身份显示出一定的城市差异，上海人比彼得堡人更认同自己的阶层身份。另外，在民族身份、宗教身份认同方面，彼得堡仍显著比上海高，在职业身份认同上，上海仍显著高 于彼得堡。

表 5 低认同度的身份类别的影响因素: Binary Logistic 回归估计

	民族身份 Exp( B)	宗教身份 Exp( B)	政治身份 Exp( B)	职业身份 Exp( B)	阶层身份 Exp( B)
城市( 1 = 彼得堡)	3． 080***	4． 034***	1． 085	0． 671**	0． 447***
性别( 1 = 男)	1． 331*	0． 550**	1． 702*	1． 499***	1． 188
年龄	0． 987	1． 021*	1． 084***	1． 012*	1． 012
个人收入	1． 013	0． 724	0． 801	0． 911	1． 181
受教育年限	1． 020	0． 938	1． 216***	0． 948*	1． 184***
职业声望	1． 003	1． 010	1． 001	1． 007	0． 992
在婚( 参照组)
其他非婚状态	0． 922	1． 753*	0． 384*	1． 087	1． 372
单身	1． 040	1． 291	1． 519	0． 803	1． 221
Constant	0． 110***	0． 025**8	0． 000***	0． 437*	0． 021***
N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Cox ＆ Snell R Square	0． 047	0． 042	0． 051	0． 032	0． 033

　　*p ＜ 0． 05，＊＊p ＜ 0． 01，＊＊＊p ＜ 0． 001

　　( 1) 两城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复杂阶层身份是双变量分析和多元模型分析的显著性从无到有的认同类型，控制了社会经济因素 和人口学特征后，上海人比彼得堡人对阶层身份更重视。模型显示，在控制了城市影响之后，教育程度对阶层身份认同的影响显著，受教育年限增加 1 年，对阶层身份的认同 odds 提高 18%。表 2的双变量比较结果显示，彼得堡被访比上海被访对“中产阶级”身份的认同度更高，而上海被访比彼得堡被访对“知识分子”和“穷人”身份的认同度更高。需说明的是，因为阶层身份中包含较多的具体身份类别，两个城市对每一种身份的认同率各有高低，相比较之后的差异方向不一致会严重影响指标合并后的结果，而且这也造成我们对结果的解释很困难。因此，我们只能从对具体身份类别的差异中进行分析，来判断两城市在阶层认同方面的差异。

　　总体来说，阶层身份的认同率在两个城市中都不高。在 7 类阶层身份的构成指标中，“知识分子”的认同率相对较高，而且正是上海人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率显著高于彼得堡人导致了上海对阶层类认同指数总体上高于彼得堡。进一步查看数据，上海有 137 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而彼得堡仅 58 人认同。在认同自己是知识分子的被访中，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上海为56． 2% ，彼得堡为 75． 8% 。也就是说，上海人对 知识分子认同的教育门槛更低，甚至有高中毕业者也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上海人对知识分子身份“情有独钟”，我们推测是因为中国人对读书和知识有独特偏好，中国民间素来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习语，民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多停留在“有知识、有文化、有涵养、明事理”的层面，是一种个人行为道德优越感的反映，并没有将知识分子理解为某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有社会责任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以“中产阶级”身份为因变量的多元分析显示，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学特征变量之后，彼得堡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的 odds 是上海的 3． 2 倍。进一步分析还显示，收入是唯一对中产阶级认同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但上海对中产阶级认同的收入门槛要低于彼得堡。彼得堡有44 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平均收入 1 110 元，其中收入 1 000 元以上的人占 42． 1%，10． 5% 的人收入 2 000 元以上; 而上海相对应的数字分别为12 人认同中产阶级身份，平均收入 472 元，其中仅 2 人收入1 000 元以上，无人收入在 2 000 元以上。另外，以“穷人”为因变量的多元分析显示，收入、教育、职业声望、婚姻状况等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因素都对自己是否是穷人的认同有显著影响，但在同等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条件下，上海和彼得堡关于穷人的身份认同没有差异。

　　( 2) 彼得堡人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度高虽然总体比例不高，但彼得堡人在宗教和民族身份方面的认同显著强于上海人，这是对当前俄罗斯社会的民族冲突和宗教问题比中国更复杂和尖锐的反映。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国民认同发生分裂，尤其是在民族认同方面的冲突加剧。没有了“多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每个民族都根据自己的文化、语言、传统和习俗来定义自己，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凸显。2 500 余万俄罗斯人随着苏联的解体，一夜之间成为 14 个主权国家的少数民族。2004 年以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为民众的排外情结严重[11]。因此，正是频繁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明确和强化了俄罗斯民众对自己所属民族群体边界的感知。与之相比，因为没有经历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突变，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国人民共同体”的塑造更持续和成功。中国有 56 个民族，但汉族人口占 9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藏族、维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保留了较强的民族文化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基本都已经汉化，除了中国的藏区和新疆之外，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基本没有民族冲突。另外，新中国从 1949 年成立以来大力破除封建迷信和宗教信仰，加上汉民族的民间信仰本身就相对更世俗化，仪式化程度较弱，因此中国的民族矛盾很少伴随宗教冲突，这也减少了民族冲突的紧张程度。“只有一群人从外部被看做是一个民族或者被告诉他们说是一个民族，民族认同才得以存在。”[12]因为我们被访地区的汉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感觉不到其他民族的存在和影响，因此也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不敏感。

　　( 3) 上海人的职业身份认同更强与阶层身份类别一样，职业身份类别也包含 了很多具体的身份类别。但幸运的是，该类别中具体身份认同度的差异都是上海高于彼得堡，因此指标合并后结果比较容易解释。如表 2 所示，上海被访在“自己职业群体一员”、“普通职工”、“失业的人”的认同上都显著高于彼得堡。而且，在以这三种身份作为因变量的多元分析中，这种差异仍然存在。上海人比彼得堡人更强调自己的“职业群体一员”、“职工”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对“单位人”塑造的影响延续至今。因此，“你是哪个单位的?”是询问“你是谁”时最常用的问题，而单位职工身份几乎是识别个体社会身份的唯一路径。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单位制改革，个人福利从单位中逐渐剥离但单位制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后，管理型机构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依然作为中国城市社会控制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一些体制外的组织也逐渐“再生”了一些国家单位的特点。实证资料也显示，在社会流动和个人社会地位获得方面，单位制的影响并没有随社会转型而减弱[13]，一些地区青年人的职业观念也延伸了单位人“等、靠、要”的思想[14]。需指出的是，上海人对“普通职工”的认同度更高，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对“普通”二字有文化上的偏好( 如前对“普通人”认同的分析) ，但因为资料所限，我们在这里无法进一步区分和分析。

　　上海人对职业身份的重视也反映在他们对自己失业者身份的在意。进一步查看数据可知，被访中共 216 人目前的职业状况是“正在找工作”，其中上海 150 人，彼得堡 66 人。上海正在找工作的人当中 71 人( 47． 3% ) 认同自己是失业者，而彼得堡正在找工作的人当中仅 9 人( 13． 6% ) 认同自己是失业者。教育对“失业的人”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越高越不认同自己失业者身份。我们推测，这与高教育者在就业选择上更自主有关，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彼得堡被访对“失业者”身份的忽视，一方面可能与俄罗斯文化中固有的夸大自我优越性、不注重世俗生活的倾向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于俄罗斯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体速变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社会不稳定，让俄罗斯人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就业风险，对就业稳定性的期望更低。

四 总结与讨论

　　总体而言，两城市居民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尽管我们全景式的研究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回答为何中俄居民自我意识和社会认同会有如此之异同的可能性。但我们仍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可归纳为两个方面:1． 共同性: 作为福利结构渗透后果的社会认同上海和彼得堡两城市居民都对家庭、城市、国家的认同度较高，显示了客观福利结构对个体认同的形塑力量。福利系统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抗风险能力，因此对社会认同的支撑作用显而易见[15]。对于世俗社会来说，推进生活质量的福利渗透是建构社会认同体系的重要途径，而认同的边界依赖于推进福利的主体组织的边界，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城市，或者是家庭。哪一级组织更具主导作用则取决于组织在推进个体福利水平中的比较地位。本次调查显示，对于上海居 民和俄罗斯居民来说，家庭都是提供福利保障的最直接的组织设置，这一点也反映在两个城市居民都拥有强烈的家庭角色方面的自我认同，且在家庭角色认同上不存在统计差异。

　　同样，城市身份在上海人与彼得堡人的认同体系中都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这与两个城市对其居民的生活福利具有相似的促进作用紧密相关。上海与彼得堡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最发达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在各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对经济资源的占有和物质成果的享有都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正是因为城市发展为个体带来了切实福利提升，使民众对自己身处 的城市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另一方面，认同的产生也来源于比较后获得的优越感，两个城市本身具有的相对资源优势强化了城市居民的地域认同。

　　两城市对职业身份认同的差异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职业在两城市对个体日常生活实际福利的促进程度有差异。中国虽然经历了单位制改革，但单位制并没有随之衰落，单位差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获取福利和占有各种资源的可能性，人们用职业来确定自己身份认同的意义仍较强。而彼得堡人则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环境下，因为职业更不稳定，或者其他社会共同体的多元化，因此职业身 份在个人自我意识结构中的重要性也相对更弱。

　　2． 差异性: 中西文化 “自我观”的不同研究发现，上海人的自我意识和认同倾向于以他人为导向的、关系型的和对社会特征的认同，如对普通人、普通职工的认同率更高; 而彼得堡人倾向于以自我为导向的、先赋性的和对于个人特征的认同，如对男人/女人、民族、宗教方面的认同率更高。如本文在背景中的假定那样，我们可以按照人格现代化理论视角来总结中俄民众在自我意识和认同上存在的这些差异，即彼得堡人的人格特质更具现代性，上海人的人格特质更具传统 性。但我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或许过于僵硬。事实上，中俄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气质上的差异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趋于一致，甚至可能会导致两国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可能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中俄差异更有意义。虽然俄罗斯从文化上讲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但与中国相比仍显示出较明显的西方文化特点。俄罗斯被访的人格特征更崇尚个性，强调自我，市场主体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心理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上海被访者对自我信息的揭示非常少，“普通人”的认同几乎等于什么都没说。究其原因，我们推测是因为中国人的自我观 念和心理特征与西方既有的社会认同理论存在一定的出入，而我们的测量没有设计出很好捕捉中国人心理的题目。

　　首先，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从内群体的共性和外群体的差异性进行自我归类，但从文化心理角度看，自我归类并不是中国人认识自己的方式。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弹性的、己群关系模糊的差序格局[16]，潘光旦、梁漱溟、许烺光等都从中国人行为的伦理本位、关系本位、情境中心等特征来分析中国人心理和行为模式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中国人倾向于将自己放在某一种关系之下去衡量“我是谁”，而不会发 展出一般意义上的自我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自我是有弹性的、可变的，不追求跨越情境的自我一致性和稳定性[17]。西方价值体系下的自己是以“个体我( individual self) ”为出发点，对“个体我”的感受、性情、喜好等非常敏感，“个体我”认为好才去做。而中国人以“礼”为行为准则的方式，很容易使“自己”的内容趋于社会规范化，包括一些自己应该是什么身份以及应该做什么才不失身份等的角色及角色期望的内容[18]。

　　其次，中国人关系导向的行为心理与西方认同理论中的自尊假设有很大差异。自尊假设认为，人们通过积极区分来获得评价性的积极的社会认同，而积极区分是为了满足个体获得积极自尊的需要[19]。而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似乎不是在寻找积极的自我归类，而倾向于归类偏低，或者说中国人的自尊需要和表现与西方不同。在儒家的传统里，能够将更多的人包容进入自己的边界，以其忧乐为自己的忧乐，是君子的美德，因此，“我们”的概念即有了道德的含义[20]，因此中国人更倾向于尽量扩大自己所属“我们”群体的范围，以显示道德上的优越性。在学术传统上，中国形成了“脱宗教、重人文; 讲和合、贵融通、道中庸; 德性重于知识; 重于人事之协调”的精神[21]。基于对德行的重视，中国人真正的自我评价是不能自我言说和表达的。

　　以上两点都说明本次调查采用的自评表的测量方法对于了解中国人的真实自我认知非常不力，也许我们应该用情境测试来代替量表测试。虽然这对于一项跨文化的研究来说非常困难，但也许是一个深化认同研究的方向。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主持的“转型期中俄社会结构与社会认同比较研究”课题的中间成果。〕

(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杨宜音: 《人格变迁和变迁人格: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人格研究》，载《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2]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 页。

　　[3]参见 Tanaka，K． ＆ Lowry，D． ( 2011) ，Materialism，Gen-der，and Family Values in Europe，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Studies，42( 2) : 131 ～ 144．

　　[4]杨宜音: 《社会变迁与人的变迁: 杨国枢等人关于个人现代性研究述评》，载叶启政主编《从“现代”到“本土”》，远流图书公司( 台北) 2002 年版，第 19 ～40 页。

　　[5]西里尔·E． 布莱克等: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8 页。

　　[6]同上，第 397 页。

　　[7]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现代化态势与前景讨论会”2002 年 1 月 16 日会议新闻稿。

　　[8]该研究按双方共同制定的统一问卷同时在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城市开展田野调查。

　　[9]李渤: 《俄罗斯人大国思想渊源初论》，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5 期。

　　[10]以亨利·泰弗尔( HenriTajfel) 和约翰·特纳( JohnTurn-er) 为代表的社会认同理论，区分了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 人们依据群体成员资格 ( group membership) 来建构的身份被称为社会身份，而依据个人的个性、特质而建构的身份被称为个人身份。参见 Hogg，M． A． ，Fielding，K． S． ，Johnson，D． ，Masser，B． ，Russell，E． ，＆Svensson，A． ( 2006 ) ，Demographic Category Membership andLeadership in Small Groups : A Social Identity Analysi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17: 335 ～ 350．

　　[11]左凤荣: 《重振俄罗斯》，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38 ～51 页。

　　[12]William Bloom． ( 1990) ． Personal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25 ～ 53．

　　[13]余红、刘欣: 《单位与代际流动: 单位制在衰落吗?》，载《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6 期。

　　[14]参见曲娜娜、徐彦《单位制的终结与城市新失业群体职业观念形成困惑》，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

　　[15]参见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社会认同: 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16]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7]Suh，E M． 2000，Self，The Hyphen Between Culture andSubjective Well － being，E Diener ＆ E M Suh ( eds． ) ，Culture andSubjective Well － being．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63 － 86． 转引自杨国枢、陆洛主编《中国人的自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18]杨中芳: 《试论中国人道德思虑的发展: 一个自我发展的观点》，载马庆强等《道德教育论文集( 心理学卷)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转引自杨国枢、陆洛主编《中国人的自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19]张莹瑞、佐斌: 《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6 年第 3 期。

　　[20]杨宜音: 《关系化还是类型化: 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4 期。

　　[21]应星: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演变》，载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