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俄罗斯选择了一条废弃苏共专政、脱离苏联独立、打碎计划体制、进行彻底市场化改革的激进主义道路。但10年历史表明，这条激进主义道路并没有孕育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相反却催生出了官僚和寡头式的资本主义，使整个俄罗斯社会陷入了危机的深渊。事实证明，激进主义不是俄罗斯改革的良方，以务实的态度处理社会问题才是俄罗斯改革的出路。

　　[关键词]　俄罗斯社会　激进主义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1)06-0113-08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1991年，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自由派坚决抛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然而10年过去了，俄罗斯百姓期望的“西方式的生活”并未降临，相反社会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机的深渊。面对面目全非的当今俄罗斯社会，俄罗斯理论界甚感迷惑，以致于提出了下列疑问：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到哪里去?

一、“我们是谁?”——对俄罗斯社会性质的分析

　　在许多研究者的著作中，我们经常见到“过渡时期的俄罗斯”、“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俄罗斯政治”、“俄罗斯社会变迁”等概念。将俄罗斯社会冠以“过渡的”、“转型的”、“变迁的”、“转轨的”等词语，进而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研究当今俄罗斯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其中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俄罗斯社会性质”这样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谈到“过渡”、“转轨”，就应明确从哪里来，过渡到哪里去。谈社会“转型”、“变迁”，就应分析向什么社会“转变”。90年代初，俄罗斯告别了社会主义、放弃了苏共领导、打碎了计划体制，10年中俄罗斯社会具有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形态?当今俄罗斯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其性质如何?俄罗斯社会怎样实现 过渡，要向什么样的社会转型?

　　10年来，涉及到俄罗斯社会的社会性质，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官方一直有意地加以回避。时至今日，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俄罗斯社会性质进行概括。近几年常见的相关定义不下十几种，如“寡头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边缘化的资本主义、畸形的资本主义、犯罪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虚假资本主义”等。

　　1998年，俄罗斯“亚勃卢”集团领导人格·亚夫林斯基在美国《外交》杂志5月至6月号上发表长篇文章，题目为《俄罗斯虚假的资本主义》。亚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正在建设一种打着民主幌子的寡头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强盗资本主义的模式，俄罗斯离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距遥远。它巩固了带有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而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共产党垮台后，它只不过更改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新的执政精英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共产党，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而只是一群无比贪婪的人。暴富的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经济命脉，左右政局，介入总统竞选班子。

　　“权贵资本主义”是亚夫林斯基给俄罗斯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另一个定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则称之为“买办资本主义”。亚历山大·列别德认为，俄罗斯搞的是“野蛮资本主义”。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说俄罗斯是“寄生性质的资本主义”。[1]

　　与叶利钦等人回避使用“资本主义”不同，年轻的俄罗斯自由派人物公开声称要在俄罗斯建设资本主义。丘拜斯曾宣布“以突击的方式、闪电般的速度在俄罗斯建设正常的资本主义”。盖达尔承认，“我们正在建设的资本主义尚不成熟”。涅姆佐夫则一面批评寡头资本主义，一面号召建设人民资 本主义以代替现行的“强盗式资本主义”。

　　在西方，近年来对俄罗斯式资本主义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2]。俄罗斯“寡头”或“官僚”的资本主义不仅引起了一些苏联、俄罗斯研究专家的批评，甚至也招致了西方纯正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反感。多年来与俄罗斯改革不无关系的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经常对俄罗斯私有化提出批评。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直面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已从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一种恣意妄为的、更近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这位美国大亨对俄罗斯寡头这种粗暴野蛮和凶恶贪婪的行为感到震惊。索罗斯写道：“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索罗斯认为，丘拜斯推动的私有化是为了将“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得以变成合法的资本主义”[3]。

　　1998年4月7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俄罗斯是“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政治精英对原超级大国地位恋恋不舍的怀旧 情绪和公众对旧的帝国野心的厌倦等组成的大杂烩”。

　　1998年8月21日，《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在英国《新政治家》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俄罗斯非但没有逐渐演变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反而创造了它自己发明的一种奇怪和腐朽的新制度。文章举例说明，在经济生活中，大部分企业已私有化，但是经营中却没有执行现金纪律、债务或破产制度。与西方社会的资本家不同，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着不纳税、拒付工资和拖欠债务、资金和利润经常转移到国外……

二、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的特点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告别“极权主义”时采取了“极端主义”的作法[4]，以一种激进主义代替了另一种激进主义[5]。这种激进主义追求实现抽象的概念和模式，严重脱离了俄罗斯社会实际。结果，这种革命式的激进主义没能孕育出正常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却催生出官僚垄断和金融寡头这两种“怪胎”，而灰色经济和黑社会现象则是俄罗斯式资本主义的伴生物。从上面的叙述中能够看出，人们对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形容和勾画。还有一些俄罗斯学者总结出10年来俄罗斯资本主义所暴露出的一些特点，如“投机性、寡头性、犯罪性、买办性”等。我们认为，俄罗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官僚性和寡头性”。

　　官僚性　十多年的俄罗斯改革严重忽视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面对突如其来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浪潮，普通居民毫无准备。无论是市场浪潮初期的“共青团商人帮”、还是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和金融工业集团，都可以看出俄罗斯资产阶级深深的权力“胎记”和“官僚背景”。俄罗斯学者称俄罗斯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官僚资本主义[6]。苏联时期的旧官僚和新俄罗斯时期的新权贵在改革过程中距离权力和财产最近，他们最清楚革命和转轨过程中 的种种社会“漏洞”，加上一些改革条文是出自他们之手，因此他们最早建立了自己的市场经济[7]。权力及时转化为资本，资本追逐着权力。90年代中期以来的“翻牌公司”、“股份化”以及私有化大大加快了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化”的过程，并使其合法化。依靠原有的权力资本和关系资本，新旧官僚成为“权本家”、资本家，国家垄断变成了部门、地方垄断。

　　寡头性　俄罗斯右派势力代表人物、原政府副总理涅姆佐夫1997年对《新报》发表谈话时指出，俄罗斯有两种资本主义，“第一种资本主义是权势官僚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口号是：‘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都属于官僚阶层’。第二种资本主义是寡头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要求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属于一小撮由公司、商界和非官僚人士所组成的阶层……”[8]。与传统的官僚垄断不同的是，新生的私人财团从诞生到膨胀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它们势力强大，一度占据了一半左右的俄罗斯经济，控制着石油、有色金属等重要工业部门或金融部门，短时间里形成了庞大的工业集团或金融帝国。一些财阀控制媒体、操纵选举、影响政局，形成寡头政治、家族统治。

　　应当指出，与传统官僚的演变一样，俄罗斯私 人财团的兴起与权力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他们才有了财阀、寡头的称谓。官僚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势力，前些年这两股势力在私有化和控制传媒过程中你争我夺，互不相让。他们在社会发展方向、意识形态、与西方的关系、经济战略以及私有化模式等问题上立场各异，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既相互勾结，又互相斗争。

　　官僚式的资本主义和寡头式的资本主义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误区和陷阱，这是10年改革中俄罗斯国家衰微、法制混乱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战略方向选择上的错误。官僚式的资本主义和寡头式的资本主义给俄罗斯 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政治上权威衰落、政局不稳；经济上垄断盛行、缺乏自由竞争。由于传统垄断势力和金融寡头都代表着大资本的利益，排斥外部资本竞争，压制俄罗斯中小资本，所以严重阻碍着俄罗斯社会摆脱危机。

三、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

　　与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相比，俄罗斯资本主义显得太年轻，从诞生到现在只不过10年的光景。就是在这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里，俄罗斯资本主义也经历了“自发阶段、商业竞争阶段、金融工业资本联合阶段、寡头阶段”。其发展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发 展的轨迹：地下商业、手工业发展—工厂—大商业—银行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财团—垄断—寡头。

　　有的俄罗斯社会学家将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特征以颜色变化加以描述[9]：

　　第一阶段是玫瑰色阶段，时间跨度为1985年~1987年。这一阶段被称为理想浪漫阶段，原意是只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美容修理”和粉饰翻新。

　　第二阶段是灰色阶段，时间跨度为1989—1990年。苏联制度逐渐丧失阵地，苏共的权力垄断受到挑战。

　　第三阶段是黑色阶段，时间跨度为1991年。在这一阶段，有将近75年历史的苏维埃制度和苏 共统治完全崩溃，俄罗斯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第四阶段为绿色阶段，时间跨度为1992年。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关系开始萌芽。

　　第五阶段为灰绿色阶段，时间跨度为1993—1995年。俄罗斯社会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大幅度推进，由于缺乏法制，经济影子化、犯罪现象严重。

　　第六阶段为灰褐色阶段，时间跨度为1996—1997年。在这一阶段，寡头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步入歧途。

　　与俄罗斯学者的划分不同，我们将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1993年以前)

　　在这个时期，孕育于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资本主义幼芽在1992年俄罗斯经济自由化开始后萌发，俄罗斯社会中的商业资本得到空前发展。

　　二、壮大时期(1994—1995年)

　　90年代中期，继商业资本之后，资本开始向金融证券领域积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俄罗斯金融资本势力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

　　三、膨胀时期(1996—1998年夏)

　　90年代后期，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入高潮，俄罗斯某些资本势力利用经济中的混乱，借助国家的财力，通过参与和操纵私有化进程，顺利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老牌财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一 时期俄罗斯资本主义膨胀的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官僚垄断和财团寡头。官僚垄断和金融寡头不但贪婪地舔吸着社会的财富，而且极力分享国家政权，将政府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寡头的代表人物别列佐夫斯基公开声称国家应该归官员和大资本“共同所有”[10]。1997年，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达到顶峰。这一年也是财团、寡头之间争斗最为激烈的时期。围绕瓜分国有资产，爆发了“银行大战”、“股权大战”。俄罗斯寡头的为富不仁、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渎职，导致俄罗斯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1998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俄罗斯，俄罗斯政府搭建的 短期国债金融“金字塔”终于崩塌。这场金融风暴宣告了几年来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试验遭到失败。

　　四、调整、整顿时期(1998年底至今)

　　1998年是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金融危机引发了俄罗斯社会中潜伏的各种危机，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大资本与社会的矛盾更加尖锐。1998年的金融危机也使得金融寡头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大批银行纷纷倒闭，寡头们的财富大大缩水。一些财阀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破产者。普里马科夫出任政府总理后，开始对俄罗斯寡头式的资本主义提出质疑。他提出，对寡头们在私有化 过程中的非法所得可以考虑重新国有化。他警告一些寡头，说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监狱中的号子。普京上台后，一方面不加声张地采取行动有针对性地对个别寡头进行打击，另一方面要求大财团不要干预和插手政治。财团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政府对它们要一视同仁。对于一些传统的自然垄断部门，普京指令进行改组，要求改组方案应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不能只听从企业领导层的意见。可以看出，现在普京已经着手整顿现存的俄罗斯政治经济秩序，修正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加强中央权威，将过去散失的社会资源重新集中到国家手中，利用国家的意志为自由市场开路，走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四、为什么选择资本主义?——俄罗斯社会选择中的思想认识根源

　　90年代末，俄罗斯学者描述俄罗斯社会的情景是：历时8年草率的改革将经济彻底搞垮，俄罗斯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今天的俄罗斯只剩下了原苏联人口的一半略多，领土面积缩减近半。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不及2%，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国际地位降低。在政治生活领域，权钱勾结、黑社会猖撅、政局动荡、传统官僚和新生寡头你争我夺。官场腐败、丑闻不断，俄罗斯几次在国际腐败“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在社 会经济领域，居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民不聊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几年间，俄罗斯工业产值减少了70%，农业产值下降了50%。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左右。与年轻的改革派设想的结果相反，惨痛的社会代价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市场经济”关系。国家垄断演变成“寡头垄断”，市场体制僵化，缺乏自由竞争，暴力和欺诈盛行。

　　面对如此惨烈的社会光景，人们不禁要问，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是如何做出社会选择的?当时俄罗斯社会为什么会倾向资本主义?为什么俄罗斯从一条“死胡同”拐入了另一条“死路”?

　　进入7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现行体制近乎僵化，领导人思想保守，社会发展陷于停滞。80年代中期，随着苏共领导人的更替，苏联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次绝好的变革机遇。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度拥有90%以上的群众支持率，被开放的知识分子视为“改革的化身”。在批判原有的“行政命令式”、“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幻想着建立一种“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苏共领导人先是旁顾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随后纷纷到北欧的瑞典等国，求取社会民主主义的“真经”。然而实际改革不力，使得方向上的选择显得“苍白无力”。战略上的失误加之操作 上的错误，使得苏联改革离成功越来越远，同时也造成社会中不满情绪剧增，激进思潮日趋浓烈。东欧风波的启发，加上西方样板的作用，革命式的激进思想占据上风[11]。社会中形成了松散但却十分广泛的反对派力量。这些力量打着“反中央集权”、“反苏共一党专制”、“民主、自由”等口号，要求废弃苏共专政、脱离苏联独立、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以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为代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大多数选择了这样一条激进主义的路线。

五、俄罗斯激进主义的突出表现

　　一、“主义决定论”。表现为以一种抽象的“主 义”代替另一种主义，用简单化的口号代替复杂问题的解决。1991年叶利钦在纽约大学的演说中曾说：“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12]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自由改革派先锋波波夫、盖达尔直言：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移植资本主义，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13]。一度为叶利钦之后俄罗斯第二号人物的布尔布利斯宣称，“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俄罗斯可以大胆采 用，无需任何民族性的修饰[14]。曾先后担任经济部长和总体经济顾问的叶夫根尼·亚辛认为：“俄罗斯已经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在有效的资本主义、无效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之间做出选择。”[15]

　　二、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激进主义思想在行动时，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16]从戈尔巴乔夫前期的种种改革纲领，到后来的“500天计划”，以及盖达尔的“休克疗法”，都是这种激进思潮的具体表现。

　　三、强调“脱胎换骨”、彻底打碎，号召与过去“决裂”。90年代初，激进派高喊“打倒一切、重新再来”，甚至不惜抛弃苏联及其代表——联邦中央。他们提出“置于死地而后生”。在改革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改组的失败，使一种逻辑越来越鲜明地印在叶利钦等人的头脑中。直觉告诉叶利钦，既然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赛中败北，既然改革、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只有完全抛弃这一制度，全面采取和推行西方社会的政策。这种政策不能指望老的苏共官员，只能依靠年轻的一辈。叶利钦自己将是他们的政治“庇护神”和“保护伞”。

　　对于苏联经济，俄罗斯激进派认为，70年建立起来的苏联经济根本无法改革，应当完全拆除[17]。他们提出：“无论是俄罗斯本身还是世界，都不需要俄罗斯建立的工业。”因此，必须把它完全拆除和摧毁。只有在被摧毁的经济废墟上并在实现“原始积累”之后，才能建立起新的、进步的、符合一切条件的现代工业。为了“建立”和“启动”这样的工业，必须开放俄国的市场，进口西方的产品，出口俄罗斯的原料。[18]

　　四、以“快变”求“大变、全变”。俄罗斯激进派认为，改革是关系到你死我活的问题，必须加速，抢时间、争速度，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盖达尔的副手乌柳卡耶夫曾写道：“1996年的总统选举是一次历史性的和决定命运的事件……就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是谁战胜谁?”阿·丘拜斯说：“私有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而且是要以突击的速度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世界上其他国家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作。”[19]丘拜斯还说过，私有化是政治性的任务，必须闪电般完成，目的是拆毁原制度的经济基础，防止复辟。激进主义过于情绪化的表现使得俄罗斯改革派善于摧毁，但却 拙于建设。另一方面，改革变成革命性的亢奋，忽视了制度营建和法制建设。正如1913年捷克人马萨里克在《俄罗斯精神》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俄国人没有耐心的力量，使得俄罗斯不能经历酝酿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

　　五、思维方式上的“两极性”，行动上拒绝中间或妥协。激进主义的“唯理主义”、“完美主义”以及“泛道德评价”[20]等精神在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表现的十分突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正即邪、非社即资、非新即旧。而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因素和极至性文化特点，更将俄罗斯的激进主 义推向了极点。俄罗斯人不是以因果逻辑去判断事物，而是善于以道德或宗教式的“惩罚”或“报应”来思考。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明天一定会好于今天，代替“恶”的一定是“善”。[21]90年代初，俄罗斯一位激进的女经济学家的一段话，几乎代表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她写道：“每当我思考俄罗斯复兴之路时，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战后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奇迹。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 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将所有的共产主义象征物搬进博物馆。等到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的复兴之日。”[22]

　　六、对未来的乐观估计和对虚妄的理想的过度追求。俄罗斯激进主义天真地认为，历史总是直线向前发展，过去永远不如现在，而现在不如未来。因此只要勇敢地打碎旧秩序，抛弃苏联身上的一些包袱，俄罗斯便会跨入美好的明天。在他们看来，一旦俄罗斯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如今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为 社会造福。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主张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俄罗斯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

　　布尔布利斯曾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改革的社会经济目的可以表述为：建立私有制度。人人都应生活在一个可以获取自由而无风险并拥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社会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近一千年来人们并未想出比这更合乎人性的制度。它虽并不理想，但是正常的。”[23]激进改革派常常极力地描述市场经济的浪漫美景，另一方面却有意地向人们隐瞒他们这种“试验”隐藏的巨大社会风险。叶 利钦在1992年改革开始时宣布，用半年的时间，也就是到秋天，俄罗斯经济便会实现稳定，然后步入增长。后来又多次变化词语，慷慨地进行许诺。在沙塔林—亚夫林斯基为苏联制订的《500天计划》中，宣布用500天的时间完成改革的主要部分。盖达尔曾许诺，要在两年内使自己的改革纲领取得决定性成就。另一激进派代表人物加林娜·斯塔罗伏伊托娃女士则郑重声称，她愿意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打赌，如果采取激进的市场改革纲领，俄罗斯到2000年就可成为世界经济领袖!

　　七、忽视社会实际，只破不立，以摧毁代替改革。在俄罗斯激进主义者看来，原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是必须扔掉的“包袱”，只有这样新俄罗斯才能轻装前进，进而顺利地融入西方世界。由于“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遗留了大量的军工企业。对此俄罗斯激进改革派认为，与其改造，不如任其崩溃。[24]叶利钦在《总统笔记》一书中写道：“盖达尔的改革保证了宏观经济的好转，即摧毁旧的经济。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不像做外科手术那样漂亮。相反，却带有某种生锈的吱吱声，当带着肉撕下几块报废了的零件和结构时，则发生了断裂的现象。大概是实在不能换另一种方法。除了斯大林式的工业和斯大林式的经济(使之适用于今天)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别的经济。这种经济生来必然要发生这种断裂——伤筋动骨的断裂。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就会怎样被摧毁。”叶利钦接着说：“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在俄罗斯想建成些什么是很困难的，而想摧毁些什么就更困难。”[25]

　　俄罗斯学者评价说：“合格的医生在诊治病人时绝不会弄伤病人。而今天的俄罗斯改革者们，看来却以摧毁有病的俄罗斯经济而自夸。他们不是去消除俄罗斯经济中的官僚主义的贪婪自私和因循守旧，不是去给俄罗斯经济增添新的经营精神和竞争活力，他们除了使它‘伤筋动骨’地断裂外，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经过他们如此摧毁，我们国家英才的聚集地——科学密集部门也随之被摧毁了，而官僚主义的压制和贪婪的歪风邪气却空前地泛滥起来了。”[26]

　　八、否定一切、拒绝传统。俄罗斯不仅承载着几百年传统俄罗斯文化，而且也承袭了70年苏联制度和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涉及几代人。改革应当考虑俄罗斯传统，考虑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人的特点，否则，仅仅依靠建设资本主义的口号是不能成功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正是没有考虑到俄国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和条件上的差异，特别是在农村中的差异，才导致了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90年代中期，俄罗斯政治学家阿列克谢·基瓦在总结激进改革的经验教训时写道：“对于一个平凡的俄罗斯人来说，社会公平的思想比民主的思想更为重要……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高于个人主义。在俄罗斯，个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个人的自身价值没有被赋予具体的内容。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对社会差别的观念，是很淡漠的。强大国家的观念、强大军队的观念、爱国主义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精神因素的观念仍然受到高度的评价。精神激励因素的作用仍然是至为崇高的……只有那些用违背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人才会认为，对价值观的这种先后排序是偶然的，是在无能的沙皇和愚蠢的官员的控制下形成的，或者是出于某些误解而形成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而且要受到俄罗斯历史进程的制约。任何一个党如果受到某种原因的影响而忽视人民的思想情绪，那它是注定要失败的。民主派正是因为忽视了人民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观，所以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仅凭建设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一点已经很难引起俄罗斯人的美好联想了)，是不能建设好俄罗斯的。这只会在无意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古拉格群岛’。”[27]

　　对于当代俄罗斯激进主义者破字当头、抛弃传统的行为，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瓦季姆·梅茹耶夫有着较深刻的剖析。他在比较分析戈尔已乔夫改革和叶利钦的革命时讲道：“非常遗憾的是，这两次时间紧密相连的改革……是把俄罗斯历史上一些纯属偶然的人物，一些不论在文化、宗教和历史方面同俄罗斯历史毫不相干的人物推上了执政者的地位。对这些人来说，俄罗斯的命运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精神上的混乱。他们无论在文化素养上还是在其他品质方面，都不足以担当治国重任。他们根本不是在俄罗斯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他们完全不懂得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在那次改革之前，这帮人也骂一骂科学共产主义，后来他们读了一点哈耶克的书，于是便开始按照那些即使在西方也早有争论的做法，来摧毁和断送这个巨大的、他们感到格格不入且又不了解的国家。”[28]

　　九、忽视自身经验积累，迷信“自然公理”或概念模式。曾担任俄罗斯政府首任外经贸部部长的阿文宣称：“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既然是经济，它就是具有本身规律的一门科学。在经济稳定化方面，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根本不存在特殊的国家。”[29]激进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验证自己的理论学说，主张快速、大规模地全盘推进改革，拒绝小步、地方性的试验。激进派在实施“为改革理论而改革”的同时，实际上陷入了新的理论误区：

　　首先，俄罗斯年轻改革派所崇尚的古典资本主义与当今西方社会的经济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别。英文原版经济教科书中的一些原则和成熟市场经济社会的做法与转轨过程中的俄罗斯经济相差甚远，结果造成了西方“偶像”失灵。

　　其次，认识到推行自由贸易、宏观稳定和放开价格，政府便可“撒手不管”，私有市场便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经济从而获得强劲的增长。俄罗斯改革派在极力追求上述目标的同时，却严重忽略了发挥市场作用不仅需要低通涨，更需要良好的金融规范、竞争环境，以及良好的经济透明度。没有一个强固、有效的金融市场，经济很难动员有效的储蓄和配置资本。市场往往无法弥补缺口[30]。

　　第三，俄罗斯对“私有制”的理解还停留在19世纪的传统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学者认为，从未有过人们普遍接受的产权理论。私有制的优越性，在大多情况下包含着人们哲学性的思考、经验性的阐述和理论上的推理。在产业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社会产权的多样性日趋明显。对于转轨国家来说，所有制改造困难更大，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等问题。

　　第四，短时间放弃国家的管理作用并不意味着市场关系的自动确立。确立有关市场关系的经济、法律制度和习惯比过去的行政管理更广泛而复杂。第五，在经济缺乏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俄罗斯所进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往往导致“寻租”和更大的腐败，而不是导向创造财富。

　　十、心理上强烈的西方情绪、行动上的西化色彩。在俄罗斯，激进主义变革总是与西化思潮密切相连。与西欧相比，历史上俄罗斯总是落后于西方的发展。因此俄罗斯社会总是以一种追赶的形式与欧洲较量。每当俄罗斯社会陷入困境时，缺乏耐心的激进主义者便会提出走出俄罗斯自己道路的死胡同，转到西方文明、正常的道路上来。俄罗斯历史学博士阿纳托利·乌特金回忆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时指出：“俄罗斯知识分子犯了缺乏耐心和极度傲慢的错误，他们……给人们留下了一大团疑问……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大动荡前夕的至高无上的命令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31]兹·布热津斯基1991年在一篇题为《俄罗斯的机会》的文章中揭示道：“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渴望着‘正常化’，他们把正常化等同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西化……俄罗斯人习惯于或者陷入高度的傲慢，或者陷入极端的自卑，目前正患了自我揭露的瘟疫。他们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到了命定的历史失败，并绝望地在国外寻找他们的理想。他们希望模仿美国，或者更希望模仿瑞典，因为这个国家把民主与繁荣同社会平等结合起来，这使他们感到倾倒。”[32]

　　对西方模式的倾倒，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是激进派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后期的政府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要求西方金融家提供240亿美元，以支持苏联的结构改革。盖达尔指望从西方国家和金融中心为俄罗斯获得200—400亿美元。在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的《500天计划》纲领中，提出在5年时间内外资向俄投入1500亿美元。

　　需要指出，正是由于90年代俄罗斯激进主义步入了思想陷阱，遁入一个个理论误区，所以才导致了改革中种种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90年代初，俄罗斯激进主义赢得了政权的胜利，但在后来近10年的制度建设方面却交了白卷。

　　世纪之交，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人们纷纷猜测普京应该归属什么主义。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普京并没有从“主义”入手，而是着手诊治俄罗斯问题。也许可以给普京挂上“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的标签，但我们认为，普京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拒绝“激 进主义”，冻结革命，告别极端主义。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绝大多数人反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希望维持来之不易的稳定和妥协。普京在2000年10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到90年代已经演变成一场真正的革命。历次革命，即便是没有流血，最终也要摧毁旧制度。但是总有一天革命要结束，让位于建设事业。俄罗斯今天就是处于这个阶段。”[33]

　　拒绝激进，以务实的态度解决俄罗斯社会中积累的众多问题，这一点已经为普京上台后近两年的言行所证明。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 文中所言：“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只有幻想家或对国家和人民毫无感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次革命。无论在什么样的口号下(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也罢)再发生一次突变，国家和人民都无法忍受了。民族的忍耐力、生存努力和建设能力均近乎枯竭。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有责任心的社会政治力量应当向人民提出使俄罗斯振兴和繁荣的战略，它应当依靠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中的好的东西，只能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 不使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恶化。这一点毋庸置疑。”

　　注释：

　　[1]《分够了，应该共同做大》，载[俄]《权力》杂志1996年第3期第60页。

　　[2]Peter Reddaway&Dmitri Glinski.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Market BloshevismAgainst Democracy.Washington：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

　　[3][俄]《实业界》报1997年6月25日。

　　[4][11]尼·什梅廖夫《翻天覆地的十年》，载[俄]《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2期第80页，第77页。

　　[5]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政治家与政治——选择的时刻与重负》莫斯科人权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167页。

　　[6]诺·西蒙尼亚《俄罗斯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载[俄]《自由思想》杂志2000年第3、4期。

　　[7][9]列·科萨尔斯、雷芙金娜《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30页，22—23页。

　　[8][俄]《新报》1997年11月24日。

　　[10]阿·祖金《寡头政治是后共产主义时期俄罗斯的政治问题》，载[俄]《社会科学与现时代杂志》1997年第1期。

　　[12][15][俄]《真理报》1991年7月9日，1995年10月5日。

　　[13]参见盖达尔《胜利与失败的日子》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47页，365页，载《真理报》1990年4月16日。

　　[14]参见符·索格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1985—1994年》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18页。

　　[16]嘉·阿芙钦诺娃《政治激进主义是俄罗斯的传统之一》，载[俄]《权力》杂志1996年第3期第74页。

　　[17][20]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4页，第32页。

　　[18]《大陆》杂志(莫斯科—巴黎)1991年第89期第205页，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5页。

　　[19][28][29][31][俄]《独立报》1997年9月11日，1997年1月16日，1997年2月27日，1997年12月9日。

　　[20]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转引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57页。

　　[21]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46页。

　　[22]阿·彼娅舍娃《靠自由痊愈》，载[俄]《祖国》杂志1990年第5期第8页。

　　[23]符·索格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1985—1994年》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18页。

　　[25]鲍·叶利钦《总统笔记》俄文版第300页。

　　[26][俄]《经济问题》杂志1997年第5期第40页。

　　[27][俄]《俄罗斯报》1995年9月2日。

　　[30]参见《战略与管理》杂志1998年第5期所载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1998年1月在芬兰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发表的年度演讲。

　　[32][俄]《首都》杂志1992年第27期第8—9页。

　　[33]法《费加罗报》2000年10月26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东欧所。

〔责任编辑：戴隆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