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与理念是俄国处于现代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管理者对国家生存与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思考，同时也是对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审视与提炼。斯托雷平是试图解决俄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对立关系的重要实践者，他提出的改革思想，尤其是基于俄国自身传统的“国家”理念对当代俄罗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斯托雷平;国家理念;现代化

　　【作者简介】吴贺，1979年生，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后，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南京210093）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专制国家逐渐失去了稳定其统治的根基。俄国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最终以1905年革命的鲜血换来了《十月宣言》所指向的君主立宪制的发展道路，强力人物斯托雷平也被推上前台。作为俄国转型时代试图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对立关系的重要实践者，其改革思想与政治理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1]。

一 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的思想源头

　　在俄国历史上，“国家”的作用一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俄国的政治文化总是难以割舍“国家至上”的理念。而这一施政理念的源头可追溯至彼得大帝。彼得一世时期大规模引进了西方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洲绝对君主制的“国家”理念。在彼得一世颁布的公文中多次出现欧洲绝对君主制国家尤其是英国经常使用的“共同幸福”[2]的概念。“共同幸福”在16世纪被英国政治家克伦威尔以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引入到“国家”的理念之中，于是“国家（commonwealth）”一词便包含了人民是一个联合起来争取共同幸福团体的意思[3]。这种国家涵义传入俄罗斯后[4]，有力加强了沙皇实施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理论依据。在《君主确立皇位继承人之合法权益》对《皇位继承法》所作的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新内容：一个是社会契约论；一个是“君权神授”宗教教义；第三个论据就是政权的目的在于为人民谋取幸福，为此，国家就必须拥有对臣民的肉体和灵魂的支配权，为臣民确立区分善恶的标准，调用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这一目标[5]。于是，不仅沙皇行使专制权力具有合法性，国家要求臣民为“国家服务”也具有相应合法性。通过梳理不同时间、根据不同需要颁布的法令，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共同幸福”的具体涵义是：发展贸易、手工业和工业，遵守法纪，根除课税与征兵中的“不公与苦难”，通过国家教育网络普及教育，派遣志愿者奔赴边疆保卫边境安全和领土完整[6]。彼得一世认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可以增进臣民“福利”，保证臣民的“幸福”生活。当每个臣民无条件地履行国家赋予他的义务之时，就是和谐与幸福降临之日[7]。

　　值得注意的是，彼得一世第一次将俄国传统中的国家与君主概念正式区分开来，并赋予了“国家”至上的涵义。彼得一世规定除了按惯例对君主效忠外，还要对国家宣誓效忠，“无论什么头衔都要为国家真正地使出最后一份力气”[8]。彼得一世甚至不同意把“沙皇陛下的利益”作为军队效忠的对象，而代之以“国家利益”[9]。彼得一世曾宣称在“国家”面前，他就是国家的第一“公仆”。而过去强调君主只是上帝的仆人。可以说，彼得一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国家独立化、世俗化决心不亚于把国家从“神圣罗斯”改成“俄罗斯帝国”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但是，在接下来的年代里，彼得一世创建的国家理念没能走向进步，其中所包含的引自西方的朴素的公民社会理念日渐萎缩，国家的权威性却日益膨胀。到了19世纪，黑格尔的有关国家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家”理念。黑格尔极其崇拜国家权威，他认为, 一国强盛不在于居民和战士众多，也不在于物产丰饶和幅员辽阔, 而仅仅在于有办法通过把各部分合乎理性地合成统一的国家权力, 使所有这一切能够运用于进行共同防御这个伟大目标[10]。黑格尔的“国家理念”深刻影响了俄国学术界，其中最明显的便是19世纪下半期俄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派“国家学派”的兴起。“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契切林指出，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在《普通国家法》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国家的实质和目标，强调了国家作为人民联盟的统一性、永久性、不可分割和独立性，指出国家而非沙皇行使最高权力，目标是共同幸福[11]。他明确地将国家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国家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形式， 是社会领域内民族性的最高体现。另一位代表性人物索洛维约夫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只有在国家中, 一个民族才能表现自己的历史存在、自己历史生活的特点；只有在国家中它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确定性质、自己活动范围和自己法律的政治面貌。”[12]

　　因此，在20世纪初弥漫着革命激进主义乃至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俄国社会，“国家”理念似乎已成为沙皇政府加强社会认同、维护其自身存在的唯一选项。斯托雷平作为主持改革的总理大臣，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国家”理念中，强调俄国国家的特殊性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并对国家概念进行了如下区分：第一种类型为欧洲国家，宪法和议会制度早已成为既成事实。第二种即为俄国，在1905年《十月宣言》颁布后面临着宪政转型。在斯托雷平看来，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可以被理解为由统一的法制和共同管理机构联合起来的个体、部族及民族的综合体，这种类型的国家就如同一个维护和保持现有力量平衡的混合物。第二个类型的国家就如同某种力量、联盟，承载着他们民族的历史起源。这样的国家，通行人民公约，拥有支配力、能力和强制力，这样的国家令个人权利处于服从地位，小团体权利要服从整体权利，这个整体就是俄罗斯[13]。斯托雷平不止一次地强调，这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对俄罗斯来讲具有“最高价值”，“共同幸福”就是最根本的法则。在此基础上，斯托雷平进一步提出了他的“走俄罗斯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我们需要伟大的俄罗斯”等国家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斯托雷平的这些国家理念与彼得大帝一脉相承。

二 以“国家理念”为指导的改革思想

　　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虽然仍是以“国家”的名义巩固沙皇政权的权威性和正义性，但是具有突破性意义。首先这是沙皇政府第一次公开对俄罗斯的国家属性进行官方定性；其次，它明确认定了俄罗斯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独特性；再次，在国家定性中没有出现“沙皇”或皇权的内容，反而出现了“人民公约”这样的字眼，在俄国政治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回避专制皇权，以“俄罗斯”国家作为全民最高价值，即可视为走向现代国家、立宪道路的信号，也可以成为继续维护皇权权威性的一种依托：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沙皇仍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斯托雷平大概想利用这一点达到左右逢源的目的。

　　在这个国家概念下，斯托雷平发出了“走俄罗斯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的号召。这并非是斯托雷平在与俄罗斯民族党结盟后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政治策略。在斯托雷平看来，“走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从后文讲到的斯托雷平的改革理念我们会逐渐发现，斯托雷平大力倡导历史传统，口头上尽量避免“西化”的口号，并不是执着于某种制度或传统，也并非不愿意进行一场深刻变革，而是正如他一再强调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定统一。他采取这种“中间道路”的策略，是为了在改革过程中弥合俄国社会日益加深的分歧，聚拢更多的社会力量。所以有学者指出，斯托雷平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巩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14]。这种“统一”不仅是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斯托雷平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推行改革，才能维护国家实体的存在。而只有走俄罗斯自己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才能更好地驾驭改革，保持改革的可控性和社会的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斯托雷平曾有句座右铭，即“向前，但要轻踩刹车。”[15]因此，革命式的激进变革是斯托雷平所坚决反对的。他的另一句名言，随着普京对斯托雷平的高调追念与认同而日渐广为人知，这就是他在1909年10月1日萨拉托夫的报纸《伏尔加》上所宣称的：“给国家20年的稳定，国内加上国外的，您将认不出今天的俄罗斯！”[16]斯托雷平总是强调稳定，也许他对当时俄国国内外的潜藏的危机是有预感的。他一语成谶，沙皇的统治恰恰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中。很多学者曾断言，如果斯托雷平在世，他绝不会让俄国卷入战争，因为他是如此渴望稳定的环境好去推行他的改革[17]。斯托雷平曾在出席第二届杜马第一次会议时提到，《十月宣言》颁布后，俄国将有一个长期的政治体制的转变过程，即由体现君主意志的国家转变为法治国家[18]。这清楚地说明了斯托雷平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更具体一点理解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我们可以从他说过的一句话中去进一步体会，即：“我们需要强大的俄罗斯。” [19]斯托雷平在此一语道破“天机”：对列强环伺的俄罗斯来讲，她只能选择做自己，做大国，这是俄罗斯维护自身统一和完整性唯一现实的出路。斯托雷平曾讲到：“在国际斗争、民族竞争中能够占据尊崇地位的一定是那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已形成一种全面压力的国家，一言以蔽之即实力。”[20]而“有些民族时而会忘记自身使命，但是这样的民族会消失，或变成滋长、加强其他更强大民族的养料。”[21]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斯托雷平强调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发展潜力”[22]。值得注意的是，斯托雷平强调的不仅仅是军力，而是军事发展潜力。自彼得一世开始，历代沙皇都毫不吝啬地向欧洲大撒金钱购买军火，扩展军力，但是由于生产力落后，俄国的军事发展总是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要摆脱这种局面意味着要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因此，斯托雷平的改革实质指向的是旧有的生产关系。

　　同时，斯托雷平在国家发展理念中，力求摆脱以往牺牲某一方面发展或部分群体利益去寻求国家快速发展的模式。斯托雷平曾指出，“你不能切病人自己身上的肉去滋补他，应当推动他的机体创造营养物质滋养他的病患处，那时机体才能够克服疾病……国家体所有其他的部分都应该来帮助他机体上的这个最薄弱的部分。这才是国家政体的意义所在，这才是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存在的理由……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社会主义学说；但是，如果这是社会主义原则，则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原则，它们不止一次地被西欧国家使用并且带来了实际效果。”[23]在保护个人利益上，斯托雷平认为国家不仅应当，而且其天职就是帮助个人有意识地、创造性地挖掘自己的潜能，将个人利益和“共同幸福”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个人更应当在群体幸福中寻求个人幸福[24]。

　　总之，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较之彼得一世时代都更为清晰而完整。他的这些有关国家的理念十分重要，是我们理解他改革思想的钥匙。斯托雷平改革计划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维护帝国统一和完整性；第二，形成法治环境；第三，改革政治体系；第四，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第五，创立中间阶级和有效经济体制；第六，维护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第七，提高教育和文化水平；第八，加强国际地位。实现国家利益是这些战略任务的出发点，同时也是透过国家执行和代表机构的某个环节调查分析改革计划各部分内容的标准或者说“试金石”[25]。

三 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实践

　　在实施改革之前，斯托雷平毫不留情地用铁腕手段镇压了革命，掌控了国家的局势。斯托雷平认为，果断制止“罪恶”是国家最根本的意义所在，正是政府的“不作为”才导致了无政府状态。他曾宣称：“当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国家可以，国家有责任采取最为严厉、最为特殊的法则去阻止国家分裂、崩溃。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不会变。这是人类在国家这个自然界中的法则……各位，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国家需要往往高于法律，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理论完整和国家完整之间做出选择。”[26]但斯托雷平并不认为武力镇压是对付革命的根本办法，相反，他认为单靠武力镇压是政府无能的表现。他在1911年曾针对国务会议极右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改革在革命时代是必要的，因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部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如果仅仅与革命对抗，只是消除结果，而不是原因……国家杜马已经建立，不能再走回头路。……政府的创造力都转向警察行动这只是政府无力的表现。” [27]斯托雷平曾明确指出俄国当时必须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稳定政治局势，二是推行体制改革，重建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国家秩序的稳定是改革和实现国民自由的必要前提和保障。早在1906年斯托雷平就在回应国家杜马的质询中指出，政府的“神圣使命”在于“保障安定和法制，不仅保障劳动自由，而且要保障生活的自由，所有因此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意味着反动，而是秩序，使得改革广泛进行所必要的秩序。”总而言之，在斯托雷平看来，国家的强力作用在改革这个“特殊”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斯托雷平在实施其必须做大国的国家理念过程中，将海洋作为国家的生命线。斯托雷平在1908年曾指出：“现在所有人都清楚了，只有这个民族有实力控制住海洋，才能保卫它。”[28]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在俄国国内政治、经济面临重重危机的时刻，斯托雷平仍迫不及待且不遗余力地坚持推行庞大的10年建设4支舰队的海军舰队重建计划。整个计划最保守的估计要花费20亿~25亿卢布[29]。参照俄国随后几年的国民收入，这个重建计划虽然开销庞大但仍然是可行的[30]。

　　为了实现他强国的理想，实现平稳变革，斯托雷平重点强调政府的有力性和有效性。他认为政府应当有着十分确定并且清晰的计划、目标和任务，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应拥有“成熟的国家理念和坚定的国家意志”[31]，是“国家体制和俄国民族完整的守护者”[32]。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层面上，斯托雷平强调政府应发挥强力作用。而这个有力政府的有效性在斯托雷平看来主要体现在地方行政机构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上：“政府应当在地方拥有一些可靠的拥护者，他们是政府的左膀右臂，是政府的耳朵和眼睛。政府的强力职能也好，创造性的职能也好，如果手中没有完善的行政设置，那么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有史以来就是如此。”[33]为此，斯托雷平还积极推动地方自治改革。

　　另一方面，由于斯托雷平坚持自己的“国家”理念，以国家利益为依归，这使得他的政治立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模糊性。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正是当时俄国的斯拉夫派所积极提倡的，斯托雷平是它的积极实践者。这使得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总体看来是倾向保守主义的。因为斯托雷平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因此，斯托雷平在维护君主制度的同时，非常重视东正教以及俄罗斯民族在传统上的聚合作用。斯托雷平在国家杜马的发言中将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视为俄国历史传统的核心，还提出它们应当在“重建俄罗斯”的“伟大转变”时期继续发挥以往如同“铁夹子”般的“聚合”作用，保留自身的主导地位[34]。如此一来斯托雷平很像是在变调重申尼古拉一世时期由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的所谓“官方人民性”理论，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只不过将“专制制度”改成了君主制度，将民族指向了国家民族主体俄罗斯民族。要注意的是，持有这些斯拉夫派和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斯托雷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并不意味着斯托雷平会维护斯拉夫派所珍视的村社传统，同样也不意味着斯托雷平会采取歧视、排挤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反，他甚至设法消除过去宗教和民族对个人的一些限制。斯托雷平在别人指责他搞“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时，曾回应说，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会从来不具有侵犯性，相反会自动融合其他的民族和信仰。所以说在这些方面，斯托雷平又跟斯拉夫派和民族主义者有着明显的分歧，甚至是亲西方派的。从斯托雷平的改革计划范围来看，几乎涉及到了俄国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教育、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从斯托雷平依照普鲁士土地改革的经验大刀阔斧地变革农村土地关系、废除村社来看，斯托雷平的改革都是一场大规模的、给俄国带来深刻变化的西化改革。而他这种立场的模糊性在政治领域尤为明显：斯托雷平领导政府周旋于杜马和以沙皇为代表的极端保守势力之间，时而利用沙皇的特权打压杜马，不惜通过非常手段通过立法，时而又以辞职相胁逼迫沙皇做出让步。但是，斯托雷平也许没有意识到，他这种现实主义做派非但没能保障他获得更多的支持，最后却恰恰带来最糟的结果：每一方都觉得他很危险。

　　应当说，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本身很有见地，但他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却过于强调国家的权威性、强力作用，乃至完全忽略掉国家对人民大众的责任、人民对国家的需求。拿斯托雷平最重要的土地改革来讲，村社一直被斯拉夫派视为俄罗斯三大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契切林曾指出，当时的村社是农民被束缚起来（变成农奴）之后，由国家创造的，以政府的手段建立起的土地关系、生活方式和内部管理。按契切林的看法，在村社机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国家。当时俄国的村社不是宗法制的，而是国家的[35]。契切林的看法虽是一家之言，但是至少说明了一点，即村社的存在是国家对农民担负责任的体现。然而，秉持“国家”理念的斯托雷平在这最重要的改革上却没能贯彻自己的理念，完全走的是西方的路子，忽视了俄国的传统，更忽视了国家对广大农民传统的责任，直接消灭了村社，任广大农民自生自灭。更重要的是，在谁能真正代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根本就是各个不同势力派别斗争的焦点。沙皇、以斯托雷平为代表的政府、杜马乃至其他党派都在为此而斗争。斯托雷平本想以“国家”为名团结所有的力量，但他模糊的立场，忽视人民大众的需求结果反而加剧了这种斗争。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在沙皇握有实权的专制统治的现实下是尴尬的、早熟的。

四 结语

　　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在个性、自由、民主勃兴的年代不免显得偏离主题，难以获得号召力和民众共鸣似乎也并非难以预料之事。在自由派那里，自彼得大帝时代亲自验证的“西方道路”的正确性乃至当时西欧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都在不断地刺激他们对走俄国“自己的道路”失去耐心。如果不是俄罗斯现代化遭遇了那么多挫折，人们至今还是很容易忽视这一思想本身的价值。在沙皇那里，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也大有用“国家”取代沙皇威严的僭越之嫌。彼得一世作为沙皇，可以强调国家作用，增加社会凝聚力，而一位大臣极其强调国家而置皇权于无地，尤其在这样一个民众呼吁限制君权的敏感时代，就显得居心叵测了。在改革期间，斯托雷平不止一次界定并强调俄罗斯在20世纪初的转变规模：“转型时代”、“伟大的历史转折”、“重构全部国家法律条文的时代”等[36]。但是，表面是精明强干的“强力人物”的斯托雷平却有着致命的弱点，他自己或许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权威性并非建立在他的“国家理念”上，说白了，斯托雷平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威信与其说是来自于国家体制，不如说是来自于沙皇。这就注定他时常处于尴尬的境地：既要借助沙皇的权威来推行改革，又注定要用改革来限制沙皇的权威。如果没有统治阶层内部的默契和协调一致，在俄国社会分裂日渐加深、人民日益失去对政府信任的情况下，这几乎成为一个无解的悖论。这一切都预示着斯托雷平的改革之路将会异常坎坷。

　　但是客观地讲，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本身仍具有重要价值。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中包含了不少被俄罗斯后来发展所证明了的对俄罗斯发展来讲至关重要的东西，比如走俄罗斯民族自己的道路、渐进式（非革命式）发展道路的意义、国内外稳定对于改革的重要意义、俄罗斯的国家与西欧国家在历史性质上的区分、俄罗斯做大国的理念、国家的作用、强有力的政府等等。普京对斯托雷平及其改革理念十分推崇，并指出当代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斯托雷平对国家长达十年的功绩，甚至将他遗忘。普京认为，斯托雷平应当成为俄罗斯青年一代矢志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楷模，还号召政府官员去分摊费用给斯托雷平建纪念碑[37]。身在其位的普京在评价斯托雷平的问题上应当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同时，普京的评价本身说明斯托雷平的思想对俄罗斯现任领导人产生了影响，结合俄罗斯的发展现实来看，这种影响是正面的，有益的。普京的国家理念一再强调“以人为本”，正是吸取了斯托雷平国家理念中缺失人文关怀的教训。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现今有关斯托雷平研究的各类著述累积已达千余种，有各类基金会对研究给予支持，如曾任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政策信息委员会副主席、现“全俄保护历史文化文物协会”董事会主席博日盖洛（П.А. Пожигайло）担任会长的“斯托雷平思想遗产研究基金会”。

　　[2]俄文是“общее благо”。

　　[3]Smith A.G. R. The emergence of Nation State. 1529-1660. London: Longman, 1987. P.42; Kenneth H. F. Dyson. The state tradition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of an idea & institution.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0. P.36. 转引自岳蓉《英国民族国家理念的缘起——英语中“国家”语境的释读》，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4]需要指出的是，“commonwealth”在15世纪意为“public welfare, general good”，它源于“wealth”，即“well-bejing”，是对拉丁文“res publica(republic)”不准确的翻译，字面上的意思就是“common well-being”，到17世纪意义衍伸到“republic ”or “democratic state”的涵义。参见：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dictionary.oed.com, 2010,3,1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俄〕鲍·尼·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下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6]Павленко Н.И. Петр Первый. М.:Мысль, 1994. C. 485.

　　[7]Там же. С. 497.

　　[8]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649-1825), т. 4(1700-1712), № 2329. CC. 643.124.

　　[9]〔俄〕鲍·尼·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下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杨烨、卿文辉主译：《俄罗斯史》（第7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10]〔德〕黑格尔著，薛华译：《黑格尔政治著作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2页。

　　[11]Чичерин Б.Н. Обще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раво. М.: Зерцало, 2006. С.1-10.

　　[12]Киреева Р.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шко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К.Д. Кавелина и Б.Н. Чичерина, М.: ОГИ, 2004. C. 290. 转引自曹维安《俄国史学中的“国家学派”》，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13]Столыпин П.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1906-1911.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1. С. 340.

　　[14]参见Пожигайло П.А.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1906-1911), М.:РОССПЭН, 2007. C. 19.

　　[15]参见：Федоров Б.Г. 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 "Я верю в Россию". Т. 2. СПб.:Лимбус Пресс, 2002. C. 154.

　　[16]参见：Столыпин П.А. Грани таланта политика. М., 2006. C. 488.列宁在其著作中将其转述成为“给我20年稳定，我将革新俄罗斯！”（参见：Ленин В.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И.Ленина 5-е изд.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7, Т.23. C. 264.）

　　[17]参见：Abraham Ascher P.A. Stolypin: the search for stabil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97-399; Пожигайло П. А.( ред.) П. А.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1906-1911).C. 123; Степанов С. А. Столыпин - история убийства : 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 ради России. М.: Эксмо, 2006. C.16.

　　[18]Столыпин П.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С. 51, 53.

　　[19]Там же. С. 96.

　　[20]Там же. С. 179-180.

　　[21]Столыпин, П.А. Мысли о России. М.:РОССПЭН, 2006. С. 38.

　　[22]Пожигайло П.А.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С. 24.

　　[23]Столыпин П.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СС. 94-95.

　　[24]Пожигайло, П.А.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СС.32-33.

　　[25]Там же. С.32.

　　[26]Столыпин П.А. Мысли о России. C. 99.

　　[27]Столыпин П.А. Переписка. М.:РОССПЭН, 2004. C. 675.

　　[28]Столыпин П.А. Мысли о России. C. 25.

　　[29]Аврех А.Я. П.А. Столыпин и судьбы реформ в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55.

　　[30]Шигалин Г. И.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первую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56. C. 302.

　　[31]Столыпин П.А. Мысли о России. СС. 101-102.

　　[32]Столыпин П.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C. 63.

　　[33]Столыпин П.А. Мысли о России. C. 103.

　　[34]Пожигайло П.А.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C. 19.

　　[35]转引自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87~188页。

　　[36]Столыпин П.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CC. 50, 51.

　　[37]参见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网络PDA版：http://pda.rbcdaily.ru/2011/07/13/focus/562949980631950_new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