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银行业息息相关。1861年改革后，俄国银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提高。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俄国银行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上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以帝俄国家银行、股份商业银行等为代表的俄国银行积极开展融资信贷活动，它们既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向前发展、工业高涨的见证人，又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是俄国金融领域的主力军,是支持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

　　【关键词】帝俄;银行业;工业化;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张广翔，1957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和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旭，1969年生，吉林大学博士生。（长春130012）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以工业化、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永恒的追求目标，这其中包括工业化起步较晚的俄国。工业现代化显示出对信贷的极大需求，银行对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俄国实现工业化的步伐伴随着银行业的蓬勃发展，信贷机构数量众多，职能日趋多样化。

　　1861年改革前的俄国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金融制度。俄国新金融体系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1860年帝俄国家银行的成立是其标志性事件。由传统金融体系向现代金融体系的演变是俄国君主专制政权向前迈出的富于革命意义的一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帝俄国家银行、股份商业银行等信贷机构既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向前发展、历次工业高涨的见证人，又是其中积极踊跃的参与者，其存在极大地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有关革命前俄国经济发展状况如何、资本投入与工业化等问题曾引起中俄两国学者的极大关注，但多是停留在外国资本对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力求从俄国本土银行业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影响这一角度作一尝试性研究。

一 国家银行的融资信贷活动

　　19世纪30年代，俄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朗。60~80年代掀起的铁路建设高潮对国民经济部门结构调整起到主导的作用，工业领域不断扩展，建立了许多新工业区和部门并形成了规模，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工业的发展。90年代，俄国实现了自身工业发展巨大的飞跃，这是俄国史上第一个经济高涨期，工业生产几乎增长一倍。与世界工业同期发展水平相比，俄国经济增速相当快，与美、日、瑞典等国家的发展速度堪有一比。就铁矿石的采矿规模、生铁、钢、机器制造业产量、原棉的生产消耗量等相关指标看，俄国已跃居世界前5位，而19~20世纪之交的石油开采量更是一度占据世界首位，这时期俄国铁路网的总里程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受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1901~1908年，俄国经济处于一段衰退期。1909~1913年粮食连年丰收成为了新一轮工业高涨的助推剂，农产品出口增长是这一时期经济活动的重点。1909年粮食总产量达47亿普特，相比1908年几乎增长10亿普特。1909~1913年，国内工业生产总值增长1.5倍，金属加工工业发展最快，产值增长89%，纺织工业增长47%。19世纪90年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1909~1913年的再次高涨从根本上推动了国家沿工业化道路向前发展。到1913年，俄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比重增长到5.3%，仅次于美、德、英、法之后，列世界第5位。

　　工业组织结构不断调整变化，经济危机为垄断组织的发展培育了市场。20世纪最初10年，俄国所有重要的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领域的垄断组织与国内外银行往来密切，常常结成攻守同盟，其原因是重工业的产品销售市场还有相当的上涨空间，远未达到饱和。例如，石油工业形成了两大垄断组织：“诺贝尔兄弟联营公司”以及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团”。垄断组织协议的签订主要涉及产供销领域，对产品的售价实行垄断，这一点无论怎样都不会导致技术和生产的停滞，况且它们波及的绝非所有工业部门，像纺织工业就很少从中受益，缘于这一类工业部门主要满足大众需求，其产品在质量标准、规格、价格等方面难以划归同一。

　　许多学者认为，外国企业家以及外资的投入对俄国实现工业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缓解了俄国在迈向实现工业化道路上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压力，极大地推动了一大批新工业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事实上，俄国在这一点上的原则与他国相差无几，但是俄国经济取得的显著进步首先并不是由于这些外在因素，外资和外企的活动并不是俄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本国资本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仍居统领地位。

　　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态势。工业的蓬勃发展对应着铁路建设的大高潮，帝俄国家银行和股份商业银行等从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1894新国家银行法充分反映了政府的经济方针、金融政策的转变以及维特的施政思想：改变国家银行既往的经营方针，拓宽其信贷范围，更加广泛地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国家实业界提供融资服务，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国家银行业务量的上升。此外，国家银行还加大力度向股份商业银行提供间接贷款支持。进入20世纪，国家银行已成长为俄国真正的中央银行，并与股份商业银行携手并肩，对国家整个金融界和大工业均有决定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向前发展。

　　19世纪70~90年代，俄国诞生了机器制造、煤炭、化工、石油开采等工业部门。除中央、沿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乌拉尔等老工业区外，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煤炭冶金、巴库石油开采、乌克兰甜菜制糖以及伏尔加-北高加索的食品、农畜产品加工等一批新兴工业区最终建成，巴库、哈尔科夫、顿涅茨克以及罗兹等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大工业中心，大农机制造业和运输机械制造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到90年代中期，复杂的工业网业已形成。工业的强劲发展要有雄厚资金的支持，各大企业纷纷向国家银行申请贷款。

　　19世纪80年代中期，俄国最终完成了1861年改革前信贷机构账户的清理及国债的转期，国家银行开始轻松上阵，全力投入到实现国家经济振兴的宏伟规划上来。国家银行逐渐加强对工业和贸易的贷款力度，放款总额在7亿~11亿卢布之间波动，主要依靠国库划拨资金来实现[1]。

　　国家银行主要开展票据贴现贷款和以票据及计息证券为抵押的特别往来账户贷款业务，到1906年，这几项业务占贷款总额的84%。商品抵押贷款业务进展不利，仅占8.5%。1894~1905年，票据贴现贷款业务呈曲线上升趋势，贷款总额从2.976亿卢布增加到7.768亿卢布[2]。办理如此大量的贷款需要依靠负债业务的有力增长才能够最终实现。到1906年年初，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总计5.535亿卢布，其中约有2.9亿卢布属于国库划拨资金[3]。通过上述资产业务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国家银行的资产业务同负债业务的涨跌变化幅度并不总是相适应，对此官方认为这不会削减国家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国库成为国家银行相当稳定的信贷资金源泉。

　　这时期国家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俄国各大公司以及股份商业银行，其中股份商业银行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国家银行为工业的融资是通过股份商业银行间接实现的，并于1906年开始大规模向股份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同时，国家银行也越来越偏离向工商业直接融资的轨道。1906年组建的莫斯科银行团成为国家银行和股份商业银行密切合作的标志性事件。自此，国家银行向股份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数量以及质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莫斯科办事处为例，19世纪后30年，这家国家银行最大的分支机构对股份商业银行的政策已带有鲜明的保护性、鼓励性和优惠性，并对已成为自己固定客户的股份商业银行办理大额业务，贷款额度一再提高。其中，票据抵押的特别往来账户贷款占首位，相当于莫斯科办事处贷款总量的60%~70%，票据再贴现贷款占30%~40%，计息证券抵押的特别往来账户贷款因受限制而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进入20世纪，国家银行已经接近于中央银行，增强了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这一转变过程在经济危机、革命与战争时期表现鲜明，先后有10余家大型股份商业银行因有价证券业务严重亏损、经营不善等原因而求助于莫斯科办事处，1901~1913年，向股份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总额约合53.5亿卢布，占贴现贷款总额平均为74%[4]。一战前，莫斯科办事处还向经营困难或陷入危机的大公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尤其是轻工业以及中央工业区的贸易公司。19世纪末~1915年，莫斯科办事处为纺织品贸易公司提供的每一笔贷款平均从29万卢布增至43万卢布，同时对其他贸易公司的贷款却从19万卢布下降到8.5万卢布。位列第二、第三和第四位的是杂品贸易、糖果点心类食品生产与销售以及殖民地食品贸易，分别为10.2%、8.6%和4.7%[5]。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和化工业位居其后。这说明莫斯科办事处的信贷服务主要倾向于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这些部门成为俄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民生产业。

　　莫斯科办事处的信贷活动堪称是国家银行整个业务经营状况的一个缩影，极具代表性。通过对其票据贴现贷款等业务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国家银行贷款助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向前发展。作为国内最大一家发行银行和商业银行，国家银行贷款在政策、理念、资金、技术和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地位，有效缓解了经济建设与资金不足的供求矛盾，成为国家工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强大后盾。

二 股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开展

　　股份商业银行是俄国新金融体系的一个构成要素。1861年改革后的俄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较为宽松，19世纪60~70年代迎来了股份商业银行创设的高峰期。俄国政府对其组织结构、制度及职能实行法制管理，这是当时最为发达的银行形式之一。股份商业银行自诞生时起不仅获得英、法、德、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同行的直接支持，双方共同开展许多金融业务，而且，对发达国家金融业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兼收并蓄，同欧洲货币市场的关系也日益紧密，日渐成长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国的信贷市场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90年代经济高涨期是股份商业银行经营步入正轨的决定性阶段，在国内掀起的股份工业公司创设热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主要办理无担保的工业股票的业务。1893~1900年，工业企业的股本金增加2倍，其中约1/3部分和股份商业银行的经营有关。1900~1913的14年时间里，银行总资产增加4倍。其中商品和有价证券抵押贷款总额增长26倍，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额几乎增长3.5倍，同业拆借增长2倍，主要资产项是对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的贷款以及对工业生产融通资金[6]。由于股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积极开展，工业生产者可以持续生产而不必等待产品最终销售来解决资金周转问题。股份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变化最明显的是同业拆借增长5.4倍，定、活期存款余额增长4.3倍，银行存款增加充分表明经济高涨下资本市场的扩大[7]。19世纪70年代起，银行实务中开始发展无期贷款（特别往来账户形式的贷款）以及透支贷款等新业务。与定期贷款不同，这类贷款获得发展的原因是无期或透支贷款可以存放在客户的往来账户上，客户根据具体需求使用贷款并支付相应数额的本息，这种极灵活便利、高效率贷款的使用完全适应经济大环境快速发展的需要。股份商业银行还是国家债券的主要经纪人，从中获得了超额利润。

　　股份商业银行影响工业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采掘工业

　　俄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将重工业发展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上。重工业以采矿业为龙头，而采矿业的起步则是以顿巴斯和克里沃罗格丰富的煤、铁矿藏开始的，俄国政府把在南俄建立煤铁生产基地、发展重工业视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

　　俄国最重要的煤产区是顿涅茨克，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俄国政府选择这里建起大型冶金工厂，目的是为靠近原料产地，将铁路延伸过来，密集的铁路网将煤矿、冶金厂同克里沃罗格的铁矿，同顿河、伏尔加河以及西北地区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工业区整体。顿涅茨克矿区是全俄国最大的煤矿工业中心和重要的燃料基地。此外，波兰的上西里西亚以及莫斯科省、高加索、乌拉尔等地区都发展了煤炭工业。

　　南俄煤矿工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独立于俄国的资本市场，完全依靠外国资本创建，因而与俄国本土银行几乎没有什么业务往来关系，只有个别次要的企业受到本土银行的影响。到1917年，仅有少数的2~3支顿巴斯煤矿企业股票在圣彼得堡交易所上市流通。

　　俄国本土银行提供融资服务的仅仅是一些次要的煤矿企业，其投资总额不敌顿涅茨克采矿工业总资本的12%~13%，产量也仅占15%左右，而且俄国银行和这些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十分难于调节。尽管如此，还是有多家股份商业银行包括亚速—顿河银行和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国际银行）的分支机构，对中小煤矿企业包括一战前新建企业提供定期融资服务，同时还开展产品委托代售业务[8]。

　　19世纪后30年，俄国石油工业迅猛发展。巴库是全俄石油工业的中心，该地区石油储量丰富，有4大主要产油区，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开采，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4，1900年占世界开采量的51%[9]。年开采量的持续提高与俄国政府采取积极行政手段，实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倾斜政策不无关系，与国内外主要是英、法、德资本的大力投入、钻井设备与技术的更新、采用蒸汽发动机密不可分。

　　19世纪70年代初，沙皇政府废除了以往实行的专卖制，借鉴美国的拍卖租借地办法开始奉行引进竞争机制的石油政策。企业主买到某一区块的租借权，可以在这里从事石油的勘探、开采、加工以及销售等，有效期长达几十年。这一刺激政策收效良好，巴库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产油井。被吸引来的淘金者当中就有诺贝尔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公司和家族企业依靠雄厚资本相继在勘探、采掘、石油加工和市场销售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其结果是垄断的出现。在俄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和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与当时的国情相适宜，导致了三大托拉斯石油垄断组织的形成：英、法资本支持的“俄国石油总公司”，英、荷资本的“壳牌石油托拉斯”以及德资“诺贝尔兄弟联营公司”[10]。1914年，三大垄断组织几乎集中并控制了全俄石油开采量的一半以上，原油和石油副产品总贸易额的3/4掌控在他们手里，70%的俄国石油工业股份资本为这三家垄断组织所控制[11]。

　　在外资大举进军俄国石油市场的同时，本土企业集团在一些俄国银行的支持下试图迎头赶上，内外资本相互融合，其间的关系和影响力互为渗透，错综复杂，难以判断俄国银行对本国石油工业发展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具有多大的意义。国际垄断组织的经济势力还向俄国本土银行渗透，诺贝尔兄弟联营公司便是一例。

　　诺贝尔兄弟联营公司是十月革命前俄国最具实力的石油公司。经营这家公司的企业家是世界诺贝尔奖的创始人、炸药大王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两个兄弟路德维格和罗伯特。路德维格成了“巴库石油大王”，由他创建的高度一体化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很快就主宰了俄国的石油生产和贸易。

　　（二）冶金工业

　　铁路建设高潮、战争对军需物资的需求令冶金工业的战略意义凸显，其中以南俄冶金工业区为代表，这里堪称全俄冶金工业的摇篮。

　　相比其他冶金工业区，南俄冶金工业采用了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冶金工业技术成就、工艺和组织管理模式。随着技术革命向纵深推进，有色金属和黑金属冶金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90年代达到世界最快的发展速度，生产更加集中。进入20世纪，新俄罗斯冶金联营公司和第聂伯冶金联营公司发展成为南俄最大的两个冶金生产基地。

　　推动俄国冶金工业技术革新、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大量资本的注入。南俄冶金工业企业多以股份形式建制，俄国本土银行对其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在一些大型冶金工业企业里，法国、比利时资本所占比重较大，两国资本常常合作。在经济高涨或是危机萧条时期，俄国本土银行的表现丝毫不比外国银行逊色，例如南俄著名的尼科波尔—马里乌波尔冶金公司，固定资本1 540万卢布。尽管外资多有参股该企业的创建，但仍然可以将之视为是国际银行的一个大客户，其中3位董事均为银行方面的亲信。透过国际银行以及亚速—顿河银行的辛迪加账户可以看出，该企业股票完全处在国际银行的操纵之下[12]。

　　俄国冶金工业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譬如，1896~1900年，由于大力兴修铁路，冶金企业接到政府的大笔订单源源不断，各家基本处在良性发展状态下。但是，20世纪初销售市场供大于求、日俄战争以及1905年革命的爆发严重影响了俄国冶金工业的发展，产品价格持续下跌。1907~1908年经济萧条时期，法国财团关于成立冶金工业企业托拉斯的倡议最终流产，但是冶金工业企业走向产、供、销辛迪加的趋势加速了，大型联营加工企业纷纷组建，主要厂家缔结协议联合操纵市场价格，1910年后，市场行情有了转机，产品价格开始回升[13]。

　　（三）纺织工业

　　历史上俄国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其中最重要的是棉纺工业。英国工业革命同样波及到俄国，首先受益的就是棉纺织工业，英国于1785年开始将瓦特改良蒸汽机用作带动纺织机器，而俄国于1805~1808年在彼得堡附近的第一家棉纱工厂——亚历山大国有手工工场率先进行技术革新，装备了第一台英国蒸汽机和第一台织布机，这也是俄国史上首次将机器生产引入棉纱业[14]。19世纪上半期是俄国工业由工场手工业向工厂和机器工业过渡的时期，是俄国机器工业的开端。40~50年代，俄国加工工业开始大规模转型，普遍而持续地从手工工场生产转向机器大生产，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由于本土机器制造业未能满足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还需要大量进口机器和设备。纺织工业始终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前列，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大纺织工业中心的生产高度集约化，但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缓慢，因而技术、设备和组织更新迟缓，各工业区发展水平不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更是落后许多。此外，落后的机器制造业也成为纺织工业技术革新的瓶颈，快速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成为俄国工业革命的首要任务[15]。改革后最初20年俄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极不平衡，但易于资本积累、市场潜力巨大、工人队伍稳定、技术熟练、政府保护关税政策的大力扶持等因素使纺织工业始终有着极大的优势，伴随着国家工业革命的演进，一步一个新台阶地稳步向前发展。尽管大纺纱厂和织布厂多半诞生在19世纪90年代，但进入20世纪，就生产规模和总值看，全俄纺织工业超过采掘、冶金工业的总和，其产值大约占工业总产值的30%[16]。纺织工业成为了俄国工业化实现道路上的急先锋。20世纪最初10年，俄国纺织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不仅规模扩大，产值提高，而且变进口为出口，棉织品和纱线远销波斯、中国、土耳其、芬兰、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等国家。

　　纺织工业的特点是资金回笼快、见效快、效益高，那么对于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银行方面又是如何提供资金支持的呢？这里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国家银行莫斯科办事处。各大、中等纺织企业成为该银行稳定的客户，在贷款方面享有优先权。

　　早在19世纪60年代，许多著名的纺织企业主和从事纺织贸易的大商人都纷纷向莫斯科办事处提交开立往来账户的申请并期望得到贷款。1860年12月，受国家银行董事会委托，莫斯科办事处开始为商人发放细棉纱商品抵押贷款，这项业务开展得较为成功，不仅棉纱价格上涨了，而且促进了当地贸易的发展[17]。1873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纺织工业及贸易，莫斯科办事处在危急时刻非但没有压缩票据贴现贷款业务量，反而不断推出新的贴现-贷款政策。国家银行先后14次变更贴现贷款利率，最后在4.5%~9%之间波动，这样就促使那些大企业和公司转而求助于国家银行的贷款，而不是去交易所谋求投机生意。莫斯科办事处在1875年银行危机时对棉纺织工业的定期票据贴现业务总量空前增长，到1875年年末，贴现总额达2 010万卢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倍[18]。

　　1877~1878年俄土战争刺激了俄国经济的高涨，莫斯科的批发贸易和轻工业开始复苏，政府大额军需订货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这时银行贴现贷款业务量却一度缩水。战后，因过度生产、居民购买力下降等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商品积压滞销，各大企业和公司为弥补损失急需资金周转，于是纷纷求助银行贷款。80年代中期，莫斯科办事处的贴现贷款业务量开始放大，这表明战争风云过后恢复和平发展时期的俄国经济又呈现增长态势，纺织工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生产进一步扩大。历经90年代经济高涨，进入20世纪，俄国纺织工业发展势头未减，莫斯科办事处为纺织工业及关联企业和贸易公司实行最优惠政策，提供最多的贷款资金。19世纪末至1915年，莫斯科办事处为纺织企业和公司提供的每一笔贷款平均由29万卢布增至43万卢布[19]。

　　比起民族资本来，外国资本对俄国纺织工业及贸易发展的投入要逊色得多。譬如，1835年成立的第一家机械纺纱股份公司，其中俄、英两国资本家均有参股，这也是俄国实力最强的棉纱厂[20]。俄国纺织工业的崛起与外国特别是英国的先进技术、工艺、机器设备、资本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力援助是分不开的，但是俄英的贸易摩擦又为俄国努力克服困难、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从机器设备、原料完全依赖进口到最终能够自给自足，不仅满足了内需，而且还出口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这一工业部门历史性的飞跃。

　　（四）银行与铁路建设

　　1.俄国铁路的建设与发展

　　19世纪上半期，占地球表面1/6土地的俄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是却没有铁路，交通十分落后。国内市场扩展及资本主义欧洲外围的影响迫使沙皇政府允许兴建铁路。19世纪30年代，全长仅25俄里的第一条铁路将彼得堡和皇村连接起来，这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843~1851年，一条长约650俄里的彼得堡——莫斯科铁路贯通，这条铁路对于俄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随后，政府又利用私人资金建设了彼得堡到华沙的铁路线。到1861年，铁路全长约1 500俄里，远远落后于同期欧洲的许多国家，与英国近乎10倍的差距[21]。

　　出于战略目的，为能够及时供给军队各类给养和军需物资，1856年，俄国政府制订了铁路修建计划。1857年，“俄国铁路总公司”宣告成立，该公司得到沙皇本人及贵族代表的大力支持。1861年改革后，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可以说，铁路问题是1861年改革后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哪一个国民经济部门像铁路部门这样受到政府如此的关注和重视。为加快铁路建设，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第一，于1865年设立专门委员会制定铁路建设计划和铁路政策；第二，于1867年设立政府专项铁路基金，以确保私营铁路建设固定的资金来源；第三，积极利用外国借贷资本大力投资铁路建设事业[22]。铁路建设大幕自此徐徐拉开。

　　俄国的铁路修建可划分为以下两个主要发展阶段：

　　（1）1857~1881年。这是俄国国民经济完成资本主义改造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铁路建筑高潮对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61~1880年，铁路长度增加13倍，达到2.1万俄里[23]。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支线众多的铁路网建成，分为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黑海——亚速海和西部等4大枢纽，覆盖欧俄大部分地区，将工业、农业、商业贸易较为发达的城镇、港口联接起来，统一并稳定了国内消费品市场，扩大了出口。铁路运输业因诸多优势和便利迅速成为工业与贸易的最重要工具，加速了商品的流转，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

　　资金短缺始终是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铁路修建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政府不得不采用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相结合的方式，但主要依靠私人资本，并提供5%的优惠租让条件，即国家担保每一年获利5%。各铁路公司纷纷着手发行债券以确保自己拥有充裕的资本。可是，由于建设成本有时会超出预算，投资回收缓慢等原因，债券的发行销售并不顺利。因而，政府在提供每一次的承租合同时，都坦言按固定牌价接收那些经营较好的公司的债券，并根据其具体需求提供贷款。

　　1871~1884年，俄国政府以发行配售5%、4.5%和4%利率的“延长债券”的方式募得资金8.43亿卢布，并开始出面做临时性担保，为期15年[24]。

　　依靠股份资本以及其他金融措施，铁路建设第一阶段取得了不菲的成就。1867~1879年，投入运营的铁路线达1.635 9万俄里，年均修筑1 363俄里，而1855~1867年仅为287俄里[25]。用于粮食运输的主干线基本布局完毕，粮食主产区和工业中心联接起来，通往贸易港口和国外的铁路全线贯通。但是，由于政府对私营铁路的经营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加之各公司管理混乱，运力低下，运价费率难以划归同一，亏欠国家的债务日积月累，财务吃紧，国家预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而，1874年3月通过了《关于铁路租让的新条例》，其中提出对铁路大王的垄断经营严加监管。从1876年开始，铁路建设基金完全耗尽，政府停止了国家担保收益的对外铁路承租工程项目。

　　（2）1881~1913年。进入80年代，俄国政府的铁路政策急剧转变。政府不再向私人铁路运输业提供优惠政策，而是开始实行铁路国有化，其标志事件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铁路的克里沃罗格支线完全由国家承建并负责经营管理。早已形同虚设的铁路建设基金被取缔，因为从1877年开始，铁路建设费用几乎全部从国家总预算中支出。1885年《俄国铁路总章程》获沙皇批准，同时决定成立国家铁路事务委员会。这是一部重要的铁路法，它规定了铁路运输业遵循统一的法规，实行统一的经营原则，对客运、货运的制度、运价、运输管理部门的财务报表等严加规定和审核。

　　俄国政府实行的铁路干预政策最大程度地表现在将私营铁路收归国有，尤其是陷入危机的私营铁路线。80年代初，俄国几乎93%的铁路掌握在私人手里，国有份额只有7%。90年代，包括新修筑的以及赎回的铁路在内，国有铁路占29%，私营铁路仍占据相当比例，达到71%。然而，到1900年，国有铁路已达到69.6%，可谓10年一个大跃进。1881~1891年，政府从私人铁路公司手中赎回15条铁路线，总长6 480俄里，而1891~1901年赎回的铁路线总长达2.179 4万俄里，其中包括俄国铁路总公司及西南铁路公司的铁路网[27]。铁路国有化并实现铁路业重组令俄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私人公司却坐收渔利。政府因债务清理而蒙受了巨大损失，支付的铁路赎金达19.3亿多卢布，如果再加上10.9亿多国家担保的铁路债券，总计30多亿卢布[26]。

　　2.股份商业银行与铁路债券

　　在财政资金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利用举借外债的办法加大投入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发展战略，俄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同样走过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 俄国铁路债券有两种：（1）直接作为国债的组成部分并完全等同于国债的债券，一般是长期债券，以外币计价，与外币平价发行，因其信誉好、利率优、风险小而非常受欢迎；（2）私人铁路公司的债券，其绝大部分由政府担保收益。这种私人债券既可以采用外币计价，也可以使用信用卢布计价，但后者因为没有什么优惠而很少受外国投资者的欢迎。80~90年代初，沙皇政府联合交通部、财政部共同寻求与私人铁路公司合作的模式，首先就是金融领域的合作与相互影响，其最终目的是为将私人铁路公司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同时合理发展国有经济成分。

　　实际上，早在40年代俄国政府已就铁路募集资金问题小试牛刀。1840、1842和1843年，俄国分别向英、德和荷兰成功签定了最早一批4%的铁路借款，总额为800万卢布，主要用于修建彼得堡—莫斯科铁路以及购买相关设备[28]。从60年代开始，俄国政府依靠在境外发行外币计价债券得到外国资金的支持。1866~1880年，铁路建设的总开销达到8.5亿卢布，占国家总预算15%~20%之多。如此巨额开支只能通过对外举借的方式抵消。1866~1875这10年，境外市场发行销售的俄国铁路债券总额愈5亿卢布[29]。到80年代初，俄国共建铁路2.297万俄里，私人铁路公司的股本金共计22.1亿卢布，政府担保的股票、债券以及政府留存债券共计19.7亿卢布，这大约相当于私人铁路公司全部股本的90%，私人铁路公司欠国家债务总额计11亿卢布[30]。

　　沙皇政府、私人铁路公司与资本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互为渗透，其间股份商业银行对铁路债券的发行至关重要。60~70年代，彼得堡私人银行和伏尔加—卡玛银行就已经在从事铁路债券的销售工作。号称“铁路银行”的国际银行至少从1872年就开始办理私人铁路公司的存款业务。凭借同财政部、国内外金融界、企业主的密切关系，国际银行在铁路债券发行银行团中地位凸显。国际银行从事铁路债券的业务并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主要是与其他兄弟银行联手而为之。1881年6月30日，国际银行和对外贸易银行就双方平等参与政府和私人铁路债券发行合同订立等事宜达成友好合作协议，协议具有长期性，这一切为国内外各银行联手共同参与铁路债券发行奠定了基础，就在这一年，德意志银行开始进军俄国资本市场，它成为对外贸易银行的大股东并参与俄国铁路债券的首批发行。

　　1882年，俄国成立了由境内外多家银行组成的银行团。该银行团发行了伊万哥罗德—栋布罗瓦铁路债券1.656 6千万卢布，超过5.4千万帝国马克[31]。门德尔松私人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拥有最大配额，但债券的销售业务并不理想，德国银行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之后，德国的А.汉斯曼银团以及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均参与了俄国政府的长期铁路债券和国家公债的发行。1889年2月成立了以罗斯柴尔德兄弟为首的大财团，其中有国际银行、贴现贷款银行、德国汉斯曼银团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等。

　　俄国本土银行同样积极参与铁路债券的销售，1890年成立的俄国银行辛迪加便是佐证。该辛迪加由贴现—贷款银行领导，国家银行、国际银行、对外贸易银行、伏尔加—卡玛银行等加入其中。银行辛迪加负责销售华沙—维也纳铁路和铁路总公司的债券，此外还承担了梁赞—乌拉尔和库尔斯克—基辅等铁路公司债券的首发任务。银行辛迪加的债券发行需根据协议执行，各成员按规定的限额比例配售债券。

　　80~90年代，国际银行参与销售[32]次发行的以外币计价铁路债券，其销售配额始终在10%~25%之间。自80年代开始，铁路债券发行成为国际银行最重要一项业务，其“铁路银行”的称谓名副其实。

　　俄国国债以及由政府担保的私人铁路债券主要是在法国发行，约占70%，德、英两国次之。А.М.索洛维耶夫认为，外资投入最大的就是铁路，高达15亿卢布。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外国债权人并没有因为巨额资金的投入而拥有俄国铁路的支配权和所有权，俄国借款人也没有因为对外举债而丧失自己真正主人的地位。到20世纪初，约2/3的铁路为国有，归政府和交通部管辖。即便余下1/3铁路继续保留在私人铁路公司手里，但其运营、管理和监督等工作仍然要同政府和交通部协商解决。外国投资人可以加入董事会，但仅限观察员身份，并没有真正的决策权。

　　铁路网的敷设将纵横交错的工业、农业区连接为一个整体，为国内和出口贸易增长带来了便利条件，有力地带动了重工业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国防意义，曾在日俄战争、一战和二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小结

　　俄国属于一种“赶超”经济发展类型的国家。1861~1917年的俄国历经风雨，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经济的增长也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困扰。

　　俄国的新金融体系适应国民经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带动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国家银行集信贷、黄金储备、货币和外汇、国际结算等业务于一身，对保持贸易出超和借贷顺差、扩大粮食出口贸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央信贷机关和发行机关，国家银行与政府和财政部携手，以财政管理者身份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努力拓宽信贷通道，促进整个金融界和大工业向前发展。在央行职能逐渐强化之余，国家银行继续发挥商业银行的职能，这是它与欧洲中央银行的不同点。

　　面对自己国家的特点，国家经济发展传统性资金不足等问题，历任财政大臣不断推出新政，除了采取诸如实行优惠海关、铁路税率、金本位制等普遍性的为发展民族工业创造有利条件的措施外，财政部还借助本国银行业扶持纺织、机器制造、化工和采掘工业等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通过提供国家订货、优惠贷款、调节生产量以维持工业品的高位价格等措施实行保护政策，对这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快速发展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

　　俄国经济获得显著进步首先并不是由于外国企业家的创设活动以及外资的投入。诚然，这两方面对俄国工业化实现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减缓了资本严重短缺带来的压力，大大推动了一大批新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但外资的投资方向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俄国的内需。虽然外资的流入同样也支持了本土银行业的发展，但是俄国银行仍然是支持国内股份企业和公司的主导力量，本国资本仍然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61-1917年俄国等级和阶级结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1BSS018）;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社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18世纪-20世纪初俄国赶超型现代化研究团队”（项目批准号：2008TD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Бугров А.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Журнал 《Банк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и》. 2001. С.86.

　　[2]Там же.С.105.

　　[3]Там же.С.92.

　　[4]Бугров А.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107.

　　[5]Ананьич Б.В., Беляев С.Г., Лебедев С.К. Кредит и Банки в России до начала ХХ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С.236.

　　[6]Витте С.Ю.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Т 3. М., Наука. 2006. С.143-144.

　　[7]Там же. С.143-144.

　　[8]Гиндин И.Ф. Бан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 XIX—начало XX 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типологии русских банков. М., Наука. 1997. С.172.

　　[9]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10]Лаверычев В.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монополии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Мысль. 1982.С.22.

　　[11]Гиндин И.Ф. Бан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 XIX—начало XX 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типологии русских банков.1997.С.177.

　　[12]Гиндин И.Ф. Бан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 XIX—начало XX 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типологии русских банков. С.161.

　　[13]Лаверычев В.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монополии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С.22-23.

　　[14]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一》，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15]同上。

　　[16]Бугров А.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89.

　　[17]Ананьич Б.В., Беляев С.Г., Лебедев С.К. Кредит и Банки в России до начала ХХ в.С.232.

　　[18]Бугров А.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73-75.

　　[19]Ананьич Б.В., Беляев С.Г., Лебедев С.К. Кредит и Банки в России до начала ХХ в.2005. С.236

　　[20]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一》。

　　[21]琼图洛夫 В.Т. 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22]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特点——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3]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24]Эдмон Тер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осс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08.С.101.

　　[25]Там же.

　　[26]Там же.

　　[27]Там же.

　　[28]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М., Мгуп. 2002.С.119.

　　[29]Там же.С.122.

　　[30]Лебедев.С.К.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банк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 русские связи. М., Росспэн, 2003.С.214

　　[31]Ананьич Б.В., Беляев С.Г., Лебедев С.К. Кредит и Банки в России до начала ХХ в.С.373

　　[32]Ионичев Н.П.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