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51. 209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 1008-0961(2010)01-0069-07

　　作者简介：刘涧南(196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俄罗斯政治与文化研究。

　　欧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从狭义上讲，是指一部分在内战后流亡海外的青年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体系。其理论构建的基础是关于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广阔空间——欧亚的社会文化特殊性的理念，而欧亚的主体则是俄罗斯。这一特殊性在上述思潮的纲领性文件中(1927)指出，“尽管它(欧亚)的统治者总是努力 模仿西方，作为帝国的俄罗斯也同样是一种在欧洲和亚洲都找不到一个类似者的独特的构造”[1]。对此，在萨维茨基、苏夫钦斯基、弗洛罗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伊的第一部文集《面向东方》(1921)标志着经历了“路标派”(1909)、“俄罗斯知识分子”(1910)、“来自深处”(1918)等思潮之后，俄国自由知识分子世界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是同时出现的“路标转换派”的对立派别。

　　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欧亚主义者是俄国社会政治哲学中努力思考俄国历史及其在“欧洲—亚洲”坐标体系中的空间和文明体系中的当下和未来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关于俄国在世界体系中特殊历史道路的基本立场，批判地对待西方文明，认为这是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俄罗斯理念的本质，如今又迎来一次复兴。1922年特鲁别茨柯伊声称：“我们应当习惯于一种思想，就是罗曼—日耳曼世界及其文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1925年萨维茨基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共产主义对俄国的入侵是两百年欧化期的顶点。”[2]。

　　欧亚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欧亚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派是自己的先驱[3]。此外，在欧亚主义者和恰达耶夫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史学传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4]。为了证实这一点，通常会引证恰达耶夫的《哲学书 简》，包括引用下面的格言：“要知道，位于东方和西方两大世界之间，一手拄着中国，另一只手拄着德国，我们应当在自身中结合两个伟大的自然本源：想象和理性，并在我们的文明中将整个地球的文明融合在一起。”不过，这个引用首先是断章取义的，因为在下面作者就否认了俄罗斯的崇高地位：“但天意并未赋予我们这样的角色。更为可能的是，上天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命运。排除了我们基于人类理性做好事的可能性，他把我们自己整个呈现在自己面前，拒绝有一丝一毫干预我们的事情，也不想教我们任何东西。”[5]47

　　其次，按照恰达耶夫的观点，俄罗斯处于欧洲常规发展的轨道之外，没有稳定的民族传统：“我们从未和其他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任何一个伟大的家族；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的传统。”[5]41甚至连把俄罗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也没有起到同化的作用，因为东正教加剧了俄罗斯宗教上的封闭性，同时也造成文化上的停滞。缺乏精神上的一致性，是俄罗斯独特的历史表现特征，并使其处于欧洲文明发展之外。恰达耶夫是谢林的继承人。而在谢林的观念中，俄罗斯完全处于历史之外，不仅不发展，而且没有可能遵循世 界理性的道路发展[6]。而掌握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渗透着责任、正义、权力、秩序等理念的西方，才配称得上历史的和基督的社会。“因而，不管它有多么不完整、不完善和罪过，但是不能否认，上帝的王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会在那里实现。”[5]53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把恰达耶夫划归主张俄罗斯独特性观点的创始人。

　　俄国民族特殊性的理念在达尼列夫斯基(1822—1885)和列昂节夫(1831—1891)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列昂节夫在用民族的有机性批驳斯拉夫派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拥 有其亚洲领地的整体上的俄罗斯，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但还没有找到其文化的国家属性的独具风格[7]。”然而接下来，作为俄罗斯理念的组成部分的欧亚主义的动机，在20世纪初没有被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们进一步发展。这种局面一部分是由于在1905—1907年革命后自由知识分子的活动致力于寻找俄国知识分子在极端社会中的地位和防止社会分崩离析的措施。只是到了确立共产主义制度、俄国发展的自由主义道路已经被堵死之后，欧亚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观点和具体的复兴俄罗斯国家属性的纲领才得以最终形成。

　　不过，从一种理念的纯理论进化观点来看，在评价俄国对乌拉尔山以东特别是西伯利亚的领土开发具体经验评价方面，也是欧亚主义的一个实践发展方向。这一过程直到不久前，都是从西方向东方的视角来观察的，也被看作是西方文明对欧亚大陆东北角的空间扩张，被视为更具侵略性的欧洲文明对该地区土著居民的促进。克柳切夫斯基说：“俄国的历史是一个殖民国家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开拓和国家领土的增长并行不悖。有时沉寂、有时崛起，但直到今天一直保持了一种永恒的运动。”[8]

　　这种观点的初次形成是在17世纪末，由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并在那里住了15年(1661—1676)的尤里·克里让尼奇提出的。西伯利亚的并入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征服，其目的是保护欧洲免遭“蒙昧民族”的入侵，这些来自东亚能征善战的部落随时可能以其极具破坏性的入侵将欧洲人踏为齑粉!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克里让尼奇也看成是类似罗马和西班牙人的“驱民以殖民”的政策。但是他反对向东方继续前进，“谁的手伸得太长，谁就会一无所获。”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开发已经征服的土地上[9]43-44。19世纪40年代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别斯土热夫作出一个结论说，西伯利亚不是殖民地，而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是被俄罗斯各民族所开垦的俄罗斯土地”。他的观 点得到当地教育家П.А.斯洛夫佐夫(Словцов1767—1843)的赞同，后者认为，“西伯利亚作为一个政治性的省份，具有某种俄国的风俗和信仰跨越了乌拉尔山的意味，并成为俄国的一部分”[9]139。这一思想后来被Н.Я.达尼列夫斯基所发展。“俄国从来就没有过殖民地”，他指出：“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把西伯利亚看成是这样的殖民地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移民活动“形成的并不是俄罗斯生活的新中心，而只不过是扩张了它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10]，也就是散居到边疆。最后，到19世纪末，С.М.普鲁特琴 科说了类似的观点：“西伯利亚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另一个国家，也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流放地和惩罚罪犯的地方。西伯利亚是俄国的一部分，而且是它最重要的部分之一。”[11]

　　与此相应的，对俄罗斯居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是完全超越民族主义的。А.С.霍米亚科夫在1839年写道：“俄国将各民族接收到自己伟大的怀抱：波罗的海的芬兰人、伏尔加河沿岸的鞑靼人、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等，但是它们的名称、存在和意义是从俄罗斯民族获得的(亦即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其余的民族应当与之完全融合：如果理解这一必要性的，就是理性的民族；如果与这一伟大的个体相结合，就是伟大的；如果只想保持自己的微小的特殊性，就是微不足道的。”[12]因此，外族人的未来应当是转变为定居的生活方式，信奉东正教，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20世纪初，Г.К.金斯教授指出：“俄国农民甚至不想承认野蛮的游牧人也是人(“他们没有心，只有气”)。只要有牧人在习惯上和需求上没有变成他这样的人(这在草原的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居民之间内在的斗争就始终在继续。”

　　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欧洲人及其殖民主义过程也是被这样看待的(从西方向东方)。例如，Г.В.弗洛罗夫斯基(1928)认为，“俄罗斯从自然国家构造上和现实上并不属于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以及它的亚洲(乌拉尔山以东)部分并不是它的殖民地附庸，而是它一个躯体上的有机的器官。Г.П.费多托夫(1952)重复了这一观点，主张俄罗斯在东方负有文化使命，“俄罗斯国家的特殊性在于它和所有西方国家不同，不是在强迫中建立的，而是通过和平的渗透建立的；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殖民建立起来的”[13]。在苏联时代，对俄罗斯民族与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相互关系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改变。“因此，在西伯利亚早 期移民和殖民过程中，当地半封建显贵所煽动的反俄运动就不能被划归进步运动的范畴。”这就是一本教科书中的观点[14]。后苏联时代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特别是那些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学者。“就像一个庞大的压路机怪物，俄罗斯帝国裹挟自己的数千名活跃分子把西伯利亚的几十个部落和民族碾得粉碎，一直滚到了太平洋沿岸，在完全还未理解其意义的情况下又跨上了北美大陆。”[15]

　　在19世纪下半叶，对西伯利亚的殖民开发问题形成一种相反的意见，可以称为“由东向西看”的立场。它是由西伯利亚地方主义的支持者所创 立的，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对于本地区作为俄罗斯国家的特别省份而对本地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系统看法。同时，它也是一种宣传这些观点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它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其各个历史阶段发展了对西伯利亚及其地方代议机构(杜马)的区域自主性观念，赋予其类似美国各州的权利。

　　地方主义的意识形态领袖是波塔宁(Г.Н.Потанин，1835—1920)和亚德林采夫(Н.М.Ядринцев，1842—1894)，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当地的学者、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中包括沙什科夫(С.С.Шашков)、阿德里昂诺夫(А.В.Адрианов)、扎戈斯金(М.В.Загоскин)、瓦金(В.И.Вагин)、沃洛戈德斯基(П.В.Вологодский)、克鲁托夫斯基(Вл.М.Крутовский)、谢列博连尼科夫(И.Д.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科兹明(Н.Н.Козьмин)、杜布罗夫斯基(К.В.Дубровский)等。

　　一些被政治流放的民粹派也和他们开展积极的合作，如什维措夫(С.П.Швецов)、克列缅茨(Д.А.Клеменц)、波波夫(И.И.Попов)、卡拉乌洛夫(В.А.Караулов)。还有托木斯克各大学的教授博戈列波夫(М.Н.Боголепов)等。

　　西伯利亚地方主义的主要观点在于其关于西伯利亚殖民以及对它的开发(殖民)过程的特别阐释的立场。在研究本地区的过去时，该运动的支持者试图回答西伯利亚与欧洲其他国家过去的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相比较发展极其落后的原因，尽管对这些殖民地的开发几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开始的，而且在移民中也有来自大都市的成分。

　　根据波塔宁和亚德林采夫的观点，该地区的居民和生产力发展都是和民众中更富于进取和主动精神紧密相关的。“西伯利亚是人民所开发的，也是人民所居住的”，在1860年时波塔宁这样说，“它是叶尔马克所发现的，是哥萨克所征服的。在殖民过程中所有重要的企业都是私人的，而没有政府的参与”[16]。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理解殖民过程(首先是对新土地的农业开发)和殖民政策的区别。而亚德林采夫把殖民过程解释为人民群众力图摆脱农奴制和争取自由发展空间的过程。他在1865年写道：“叶尔马克的村社为移民们指明了道路。人民成群结队地涌向新土地，那里成了摆脱伊凡雷帝统治下的各种压榨以及后来不可忍受的彼得大帝的德国式改革的避难所。人民因为忍受不了督军压迫、沉重的税负和官僚主义而逃跑。分离派通过云游保存了自己的信仰，工业家可以获得毛皮，商人可以自由地和西伯利亚当地居民进行贸易。这种诱惑证明了人民向往的自发性，以及对西伯利亚的纯粹人民性的观点，他们认为这里应当是一个自行发展的国家，是一个自由的斯拉夫的力量。”[17]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地方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在很多方面与斯拉夫派和民粹派对俄罗斯自发性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

　　自发的人民殖民与西伯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奠定了该地区迅速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全俄迅速发展的基础。波塔宁富于远见地指出：“俄国人民在这里给自己奠定了继续自己生活的新基础，只要想一想将来的西伯利亚会像今天的欧俄一样住满了人，就不可能不感到俄罗斯国家的中心也应当转移到那里去。”[16]。在某种程度上，这等于重复了罗蒙诺索夫的这一说法：“俄罗斯的强大有赖于西伯利亚。”另一方面，它也批驳了认为地方主义具有分离主义色彩的指责。

　　但这些条件(自主殖民和自然资源)并未导致区域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福祉的提高。不仅如此，亚德林采夫指出，“在经过两百多年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散落在广大空间的少数居民，仅仅能够满足自己的初步需求，满足于小小的工业。我们看到的是贫困的小城，来来往往的督军和贪得无厌的省长们令人发指的暴行。”[17]地方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恶行和贫困都在于“西伯利亚特殊的社会阶层”，而这又是由于西伯利亚作为处罚性的(流放刑事犯和政治犯)殖民地所造成的。

　　19世纪60年代，该运动的支持者们对所谓“异族人问题”也就是该地区的土著居民的地位和发展前景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他们注意到，由于商人、行政当局和本族显贵的肆意妄为和横征暴敛，这些土著居民正在灭绝。关于“异族人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概括性观点是由А.П.夏波夫在1864年说出的：“他们期待得到我们的帮助，从而可以获得发展，显示出自己实现全民利益的能力。我们不应当指望用传教士的十字架、俄国奸商的烟草和伏特加以及奸诈和欺骗把他们吸引过来，甚至变成我们的种族，而应当用面包和盐、价格便宜的商品、设施齐全的集市、良好的学校以及平等的态度吸引他们，改造他们。”[18]

　　这样，早期地方主义者对于作为俄国区划内的西伯利亚地方问题的观点就奇特地融合了斯拉夫派和民粹派(自由殖民、否认国家的进步作用)以及西方派(白人在亚洲的文化使命)的立场。

　　19世纪70—90年代，地方主义者开始对西伯利亚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对俄国人300年的区域开发经验以及与土著居民的互动问题进行总结。这一阶段的主要结论是形成了具有新的种族(地方)特征的俄罗斯(斯拉夫)人。第一个提出作为斯拉夫人的一支已经形成了西伯利亚民族的这种观点是夏波夫提出来的[19]。此后，又有亚德林采夫提出，在外族人和自然气候条件双重作用下，“在东方已经开始形成新的种族类型”。与此同时，西伯利亚人(сибиряк)认为自己才是俄罗斯人，而认为俄罗斯移民是完全与自己不同的人，并且怀疑他们的俄罗斯民族属性。

　　另一方面，波塔宁又在1873—1876年间作了 把地方主义的观念与他们所提出的村社进化(村社—省份、村社—国家)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尝试。他认为，村社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扩大其范围，占据有分量的地域。只有在这之后，依据普鲁东的理论，村社将把整个省份包括在内，并应当获得自治[20]9。这种扩展后的村社范式可以在乌拉尔的哥萨克军中看到。这样，地区的未来也与村社联系在一起，借助村社的作用绕过资本主义。亚德林采夫在1872年8月写道：“这样，问题的本质就在于，是否值得中止对等级制村社的改造或者听之任之，任凭其进行改组，使它成为资本的牺牲品，并且认定它有足够的能力在废墟上重建完善的村社制度?认定后一点是可能的，亦即可以在毫无传统的地方建立村社。我确信，对于未来欧洲文明，相反，应当持一个十分悲观的态度。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走和欧洲相同的道路?为什么旧的砖瓦就一定不适合建设新的建筑?我甚至认为，这块旧砖瓦也可以贴到将来的铝制宫殿上去。”[20]120

　　上述引文使我们有根据至少做出两个原则上的结论：首先，波塔宁反对未来的欧洲资本主义模式；其次，借助同样的村社制度，俄国就有可能避免西化的资本主义。

　　对西伯利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表现在亚德林采夫的奠基性著作《作为殖民地的西伯利亚》上[21]。在这部著作中，该地区被看做是已经殖民化的边疆，是专制国家政治的和经济的殖民地，在当地所实行的殖民政策是为欧俄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服务的。

　　此外，亚德林采夫一生都在有意识地研究西伯利亚及其邻近地区。1889年夏天，根据波塔宁的指示组成的五人考察队在亚德林采夫的带领下，在蒙古发现了成吉思汗国的都城遗址哈拉和林(蒙古原文的意思是“黑围子”)。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还不只是这个事件。亚德林采夫及其同伴还发现了毗伽可汗(后东突厥左贤王，683—734)及其兄弟阙特勤(后东突厥右贤王)的石碑，上面有汉文和古突厥语(一般称作鄂尔浑鲁尼文)两种文字的碑铭。

　　鄂尔浑—叶尼塞铭文是由С.列米佐夫、Ф.斯特拉连贝格和Д.梅谢尔施密特于1696—1772年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碑铭文字为鲁尼文，是中世纪早期从外贝加尔到吉尔吉斯众多突厥语系民族所使用的文字。该文字是由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В.Томсен，1893)释读的，哈拉和林碑断片上的文字是由突厥学学家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1894)释读的。这些文字的破译，“使这些以前只在中国宫廷的官方史籍中存有简短记载的众多部落和民族走上了历史舞台”[22]。

　　在深入了解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土著居民的状况之后，亚德林采夫认为这些居民的未来必将与引进西方文明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他在1890年写道：“我们在信任其不可摧毁的力量的同时确信，蒙古世界在启蒙朋友的帮助下，也同样会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这将成为蒙古的文化新阶段，并结束蒙古的野蛮历史。”[23]

　　他在波塔宁之后也把西伯利亚的发展与村社联系在一起，他宣称：“改善村社的地位是西伯利亚边区的第一需要。”借助村社的力量可以确立更加公正的制度。因为乡土主义“村社不仅可以担负经济上的角色，同时也可以建立边区最健康的知识阶层，构建国家的人民资本。为此必须将村社重新引入生活，而它却由于官僚主义的依赖性和集体劳动的缺乏而濒于死亡”。西伯利亚区域分立主义的一个思想家这样表示。

　　1891年，亚德林采夫突然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名为《宏大的幻想与一无所有。俄国正在向后退》的书。这本著作的风格类似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其中对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作了启示录般的预言。他分析了俄国19世纪的地缘政治状况和内部发展，尤其着重分析了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时期飞速发展的市场关系。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俄罗斯对欧洲来说是个庞然大物，既令其惊异又令其恐惧。它是在欧洲世界的东侧和亚洲世界的边缘一个充满危险和神秘的东西。而且这个家伙还在一天比一天长大，他在东部的领土扩张也似乎没有个尽头。它的正在形成的巨大政治实体的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同样令人感到像一个谜一样独特。它的发展过程是如此独特和与众不同，使人有理由相信这里的文明将会有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欧洲的理念与这种形式的结合也会产生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24]209俄国农业村社制度滋养出对俄国历史使命的期望，被看成是已经实 现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年轻的俄罗斯超级种族的理念，并且“赢得了欧洲的好感”[24]210。

　　而事实上，农民获得解放之后，在农村出现了社会的分化过程和贫困化的现象，“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村社并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它比欧洲的农民协作要落后很多”[24]210。“在亚洲领地，土尔克斯坦、阿穆尔和外贝加尔领地给国家带来的只是亏损，而且还在不断弱化着国家的财政状况。”而且最终，“对俄罗斯民族理念和斯拉夫派的理念有过一段的信任，但斯拉夫派和他们的最后的莫希干人阿克萨科夫兄弟和萨马林都已经过时了。而俄国媒体上的所谓新斯拉夫派甚至不能称 作斯拉夫派，而是一种愚蠢的自以为是，缺乏最基本的理性，充斥着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蔑视，而且这种东西并非基于力量而是基于只有野蛮民族才有的那种愚昧和野蛮。俄国的西方派致力于欧化的努力也在60年代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局面下，对欧洲来说，俄国变成了东方专制主义，而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滞、解体以及在内外政策上软弱无力的时期。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俄国的状况，这个词就是无足轻重。它对欧洲来说就是这样，对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它就是这样”[24]212。

　　接下来，亚德林采夫历数了专制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失策——俄罗斯化、消灭少数民族崇拜、对西方文化的轻蔑态度，即便那是“全人类和全世界的事业，其他的文化和文明是没有的”[24]215。批判的矛头还指向了政治体制、统治阶层、东正教僧侣团(“俄国神父不是太贪婪，就是经常背叛，它的精神影响远远小于毛拉和拉比”[24]217)、对内政策(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养料已经被剥夺了[24]219)以及官僚阶层的恣意妄为。

　　小册子在结尾处预言，专制主义的俄国由于内部的社会震荡和外部因素将会崩溃。“但欧洲的朋友在俄国漫游并且发现它的所有弱点，发现他政治上一无是处，会感到很沉重。英国、德国直到现在都敏锐地监视着俄国身上的一些负担。只要再坚持几分钟，他们就会割去阿穆尔、割去波罗的海边区，波兰自己就会离开。会来一个清算，压制并粉碎了民粹主义是谁的罪过?在血腥战争中，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压制人民的心灵和天才的时候，什么样的天才才能拯救俄罗斯?这吝啬、封闭、毫无教养的民族能够做出什么来?它有能力对抗经过启蒙的敌人吗?所以这个貌似伟大的历史应当结束，完全蔑视人类自然发展规律、拒绝文明道路、毁灭自己的人民所有精神和道德力量，随后把自己变成一无是处和耻辱的国家，它的历史教训就这样产生了。”[24]224

　　这样，亚德林采夫就通过“虚幻的伟大”首先试图劝说政府进一步融入西方文明，预言俄国会又一次战败，采取了“恐吓”的手法；其次，确认民粹主义对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幻想已经破产(“理想主义者已经开始对村社制度感到失望，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取代了村社主义者”[24]211)；第三，他建议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民族政策，反对帝国的民族政策。

　　波塔宁比自己朋友和所有的同道者活得都长，他把余生都致力于研究中亚。他在1876—1877年、1879—1880年、1884—1886年、1892—1893年先后组织几次考察都获得世界性的知名度，其间对蒙古、西藏、图瓦和阿尔泰少为人知地区进行了考察。考察队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其中包括记录下300部民间创作作品，发现了160种此前不为人知的植物种类。佩利赫(Г.И.Пелих)和托普奇(А.Т.Топчий)指出，在这些考察中，波塔宁采用非常严格的独一无二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一种新的理论。这种方法是为了揭开不可见的、无形的，但却是非常坚固的“精神构造”及其“生命联系”，寻找上述精神地带的“能量中心”或“内核”。

　　确定“内核”之后，波塔宁开始研究所有的东西：人、动物、气候、土壤、经济、地理、民俗、迷信，等等。与此同时，他还力图确定纵向维度上某种文化现象从“内核”向周边扩散的现象。同时，他还确定了同心圆曲线，确定了这一构造的系统。这一方法为研究和考察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可能。到了20世纪，“区域研究”的方法被再一次发明出来并成功地被国外研究者所使用[25]。波塔宁和亚德林采夫一样，在研究中亚各民族时得出一个结论：俄国在这些民族中肩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同时西伯利亚在这一过程中将会起到出色的作用。“这一(文化)作用的力量将取决于西伯利亚是否拥有迅速和广泛地发展自己的智力潜能的自由。”

　　波塔宁数量众多的著作的观念核心是自然气候因素对各个民族发展的影响，以及关于欧亚的史诗遗产拥有同一个来源的观点。1877年，他在中国领土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写道：“的确，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是人的真正故乡。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崇拜……这里的河流对早期人类来说如同母亲的怀抱，而高山则如同父亲。我现在相信，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就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在我所出生的大河的岸边。”[26]91他认为，在福音书的传说中也“隐含着中亚萨满的传说”[27]，而“基督教是在西伯利亚南部或蒙古的北部产生的”[26]166。为了确认自己的假说，波塔宁在1896年给克罗连科(В.Г.Короленко)的信中说：“或许你会有兴趣听我告诉你耶稣传说的来源。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传说中的很多事件来源于北亚的萨满二元论，在帐篷里，又从这里传到西方、里海的北部，这样它到达南俄的时间远比到达巴勒斯坦的时间要早，奥塞梯的基督教并非被歪曲的基督教，而是最早的基督教，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督教。”[28]295

　　波塔宁认为，东欧和中世纪的史诗的最早源头只有一个，就是中亚(鄂尔多斯)创世传说。1891年他写信给克列缅茨(Д.А.Клеменц)说：“我们的史诗的蒙古来源假说，我正在把它向前推演，而且毫不迟疑。”[28]175造物主是在自己儿子的帮助下创造这个世界的。在这个过程结束后，关于谁拥有这个世界发生了争论，并造成了父子之间的尖锐对立。波塔宁注意到在蒙古民间文学中有一个把父亲和儿子混合在一起的主人公的特点。这就是阿利亚—巴罗，“一个神圣和流氓的结合体”。波塔宁1894年通报给克列缅茨说：“我的所有设想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中亚佛教传播以前，曾经有过阿利亚—巴罗崇拜，这种崇拜后来不仅向西传到了南俄，而且一直传到遥远的凯尔特人的西方。”[28]243波塔宁认为，这种崇拜的祖先就是两个形象：天神和他的儿子。由这个最初的基础经过进一步的加工，造物主成了世俗的沙皇，而他的儿子成了地下世界的主宰者形象(Эрлик)。他认为，接下来从蒙古到西班牙出现一系列世俗传说的变体。同样的内容可以在《提尔的阿波罗尼亚》、《卡尔的传说》、高加索关于阿米兰的传说、俄罗斯往事歌、古希腊神话中发现[29]。

　　根据М.К.阿扎多夫斯基的权威看法，波塔宁“比他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并且广泛传播了关于东方对西方史诗的影响的假说”[30]。同时，他热情地呼吁全面开展对中亚各民族的研究。“学术界对草原民族的忽视阻碍着科学的发展。应当确立对这些野蛮人的作用的正确观点和我们从中所吸收的精神文化，阻碍这一点的是我们的所谓亚利安人的虚荣心、错误的历史发展观和思维的胆怯以及墨守成规的观点与信念。”[31]

　　我们所进行的分析足以让我们确信，20年代欧亚主义者的基础性的理念早在1921年《面向东方》问世之前就已经研究完毕了。

　　西伯利亚地方主义者对此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是波塔宁、亚德林采夫。他们不仅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了西方和亚洲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在人文的立场上呼吁挽救土著居民免遭灭种，让他们接受欧洲文明，同时保持自己的自由属性。与此同时，上述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还把西伯利亚及其周边的中亚地区看做是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欧亚各民族的故乡及其文化发展的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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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ЩаповАП.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Организация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M]//ЩаповАП.Соч.：Т. 2.СПб.，1906： 367.

　　[19]ЩаповАП.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иЭтнологическиеЗаметкиоСибирскомНаселении[J].Изв.Сиб.ΟтделаРГО(Иркутск)，1873，(5).

　　[20]ПисьмаГ.Н.Потанина：Т. 1[M].Иркутск，1989.

　　[21]ЯдринцевНМ.СибирьКакКолонияв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мОтношении[M ].СПб.，1891.

　　[22]ДревнемонгольскийГород[M].М.，1965： 125.

　　[23]ЯдринцевНМ.ПутешествиенаВерховьяОрхонаи к РазвалинамКаракорума[ J].Изв.РГО(СПб. )，1890，(1).

　　[24]ЯдринцевНМ.ИллюзияВеличияиНичтожество.Россию Пятят назад[ M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Сибири：Т. 4.Новосибирск，1979.

　　[25]ПелихГИ，ТопчийАТ.ТайныОбластн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C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Краеведение：ТеорияиПрактика.МатериалыРоссийскойНаучн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Конференции.Барнаул，1996： 185.

　　[26]ПисьмаГ.Н.Потанина：Т. 3[M].Иркутск，1989.

　　[27]ПотанинГН.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Христа[ J].Сиб.огни，1926，(4).

　　[28]ПисьмаГ.Н.Потанина：Т. 4[M].Иркутск，1990.

　　[29]СагалаевАМ，КрюковВМ.Г.Н.Потанин：ОпытОсмысленияЛичности[M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1：133.

　　[30]АзадовскийМ.Пути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Общества[M].Иркутск，1926： 17.

　　[31]ПотанинГН.ВосточныеМотивыв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мЭпосе[M].М.，1899： 856.

　　[根据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大学教授М.В.什洛夫斯基博士的论文《欧亚派的西伯利亚根源》(载《СибирскаяЗаимка》，2001年，第4期)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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