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初俄国的国民教育改革是亚历山大一世系列重要自由主义改革成果之一。在国民教育改革过程中，俄国于1802年建立了国民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分级制度直到1917年革命前都没有发生变化。此外，亚历山大一世颁布了《国民教育初步规章》和1804年大学章程等系列改革政策，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瑞士人Ф. Ц. 拉阿尔普、沙皇的“青年朋友”以及М. М. 斯佩兰斯基伯爵对亚历山大一世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直接并积极地参加了国民教育改革方案的制定，协助亚历山大一世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针。俄国国内外对19世纪初的俄国教育改革评价褒贬不一，但总的来说，教育改革对俄国教育管理的制度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推动了俄国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俄国;亚历山大一世;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张广翔，1957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关慧颖，1972年生，吉林大学世界史博士研究生、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12）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推行了一系列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而国民教育改革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重要改革之一。

　　1802年9月8日，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国民教育部，这是帝俄教育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的一步。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俄国开办了教区学校、县立学校、中学，1755年设立莫斯科大学（以下简称“莫大”）后，1802~1805年又先后建立了捷尔普特大学、维尔诺大学、喀山大学和哈尔科夫大学，1819年建立了圣彼得堡大学，1833年在基辅建立了圣弗拉基米尔大学，期间又开设了皇村贵族学校（1810）等。
1804年，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俄国第一部大学章程，为大学自治奠定了基础，使大学成为各地区的教学中心，从而为大学教育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开端。

亚历山大一世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

　　在亚历山大一世国民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从瑞士邀请来的法语教师Ф. Ц. 拉阿尔普，其次还有亚历山大一世的“青年朋友”以及М. М. 斯佩兰斯基伯爵。

　　拉阿尔普受过良好的欧洲教育，支持共和主义观点，是人文主义者和启蒙运动者，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亚历山大一世专门选择的家庭教师。他不负重托，由教法语进而负责道德教育，还教授亚历山大政治法律知识，向亚历山大灌输民主思想。拉阿尔普告诉未来的君主：“人人都是平等的，即使事情以后会发生变化，但也绝不是为了把人类捆起手脚，听任某个人摆布。国王应该尊重人民的意志。”通过拉阿尔普，亚历山大了解了法国的开明思想，进而决定了他继位初期的改革和立宪主义倾向。拉阿尔普担任亚历山大一世教师长达12年（1783~1795年），亚历山大一世后来说：“我的为人，可能我全部的长处，都应归功于拉阿尔普先生。”

　　可以说，拉阿尔普是亚历山大国民教育改革的鼓舞者之一，因为在培养亚历山大期间他给未来的君主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教育是人民获得福利的必要条件。拉阿尔普曾这样说过：“逐渐地启发人民，使他们能够公正地评价公民自由的所有乐趣，使他们享受这种乐趣，但不要滥用这种乐趣”。年轻的君主在统治初期就是坚定不移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史料表明，拉阿尔普直接并积极地参加了19世纪初俄国国民教育改革方案的制定。С. В.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Ф. А. 彼得罗夫曾先后指出，1801年12月拉阿尔普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封便函中谈及了建立国民教育部的倡议及其建设的总轮廓[1]。М. И. 苏霍姆林诺夫也曾指出，学校总理事会是在拉阿尔普的思想和影响下设立的。

　　拉阿尔普有关国民教育改革的问题在他给沙皇的咨文中以及1802~1803年间他给亚历山大一世的回信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1801年10月16日，拉阿尔普在致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向其进言：要进行基本的教育改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的独立的“局”或“部”（这两个概念可以相互替换），您应该为其设立一个简单的组织，以便能够清楚地看到它的活动结果，您应该给它发布准确的指令，以使这些结果不会成为空想”。在接下来的1801年12月15日和1802年4月2日的两封信中，拉阿尔普具体地阐述了自己关于这个“局”或“部”的看法：应该把所有的学校划归为“局”或“部”的管理范围内，无论是公立学校（不包括军事学校，山区学校和玛利亚皇后教育机构），还是私立学校以及印刷厂、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受其监督。“局”或“部”应当由为数不多的身在圣彼得堡的职员组成，每一个省建立“教育委员会”，不通过省长而是由“局”或“部”直接管理。各省的“教育委员会”受命监管地方所有学校的情况，因此作为各省学校管理员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应当定期视察学校。学校管理员由贵族会议提名，任期两年，并且有权二次竞选，只能根据“局”或“部”的决议才能撤免。

　　拉阿尔普坚持主张，“局”或“部”应当尽快建立，不应拖延。在收到拉阿尔普的第一份关于“局”或“部”的建设方案不久之后，1801年12月23日，亚历山大一世把“局”或“部”的建设方案提交“秘密委员会”上进行研究，伯爵П. А. 斯特罗加诺夫代表全体成员表示完全赞同拉阿尔普的意见：俄国的国民教育应该形成一个统一的体制。后来，Н. Н. 诺沃西利采夫在起草各部建立总指令时强调，他希望能够在指令里加入拉阿尔普关于国民教育部的意见[2]。因此，毫无疑问，拉阿尔普是俄国建立国民教育部的倡议者。

　　波兰公爵А. А. 恰尔托雷斯基、П. А. 斯特罗加诺夫、Н. Н. 诺沃西利采夫、В. П. 科丘别伊是亚历山大周围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他们曾与年轻的王储讨论俄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问题，未来改革家的核心由此开始形成。他们组成了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初期制定国家管理改革计划的核心机构——“秘密委员会”。

　　秘密委员会讨论了拉阿尔普的建议，其中首次笼统地建议增加俄国大学数量，但没有谈到具体的建校措施，仅仅指出，所有的俄国高等学校应从属于国家统一机关——未来的国民教育部[3]。通过进一步研究，秘密委员会决定对俄国学校实施等级结构制度，各学校以大学为中心，联合成学区。

　　根据拉阿尔普的建议，1802年9月8日建立了附属于国民教育大臣的委员会机构——新的学校总委员会，后于1803年1月改名为学校总理事会。总委员会的主要的和迫切任务是新大学的建设，然后是低等学校的建设。但是，沙皇的“青年朋友”在国民教育部的活动也明显偏离了拉阿尔普拟定的方向，这是由于受恰尔托雷斯基公爵的影响，因为他非常轻视拉阿尔普的方案。正是他以波兰教育委员会（1773~1794年波兰的教育领导机构）的经验为基础，在沙皇面前提出并且坚持以大的区域为单位，即以涵盖几个省的学区来分配俄国学校的想法，每一个学区由学校总理事会的特派成员管理，称为“督学”[4]，每一个学区的中学改革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教学大纲，甚至语言教学方面。此外，在成为维尔诺学区的督学之后，恰尔托雷斯基将18世纪末成为帝俄领土的整个波兰语地区也列入该学区。

　　此外，1802年10月，恰尔托雷斯基在给学校总委员会的报告中想尽办法极力强调大学的作用，称大学是国民教育部在学区的主要工具。他认为，应该让大学“监督低等学校”[5]。结果，国民教育改革过渡到大学改革。

　　这个结果对整个俄国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影响。比如，拉阿尔普认为，教授和教师的任命应该完全取决于国民教育部，教育部在沙皇的最高监督下“任命或解雇教授和所有在国民教育机关服务的职员”。但是，根据恰尔托雷斯基（再加上后来的捷尔普特大学教授Г. Ф. 帕罗特）在沙皇面前坚持的新原则，大学接受了传统的团体制度，就是说，大学教授通过投票表决来选举，国民教育大臣也仅仅是有权批准选举结果[6]。然后，教授们在大学校委会上选举低等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并监督他们的活动。这样的体制同拉阿尔普的建议相比，看起来貌似更加的“自由”，但是，正如当时众多欧洲大学的经验所表明的，教授团体本身支持不了高科学水平的教学。而且，教授团体对为低等中学寻找有能力的老师也没多大兴趣[7]。大学教授监督中学的活动（所谓的出巡）也十分低效，所以后来不得不放弃[8]。

　　在此期间，斯佩兰斯基伯爵因制定了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俄国国家改革规划》而得以扬名，但并没有得以实施。1802~1804年斯佩兰斯基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改革俄国现存管理形式的政治讲稿和论文，他在这些作品中将废除农奴制同人民教育联系在一起。他相信，在农奴人口占一半的国家不可能有公正的国家制度，所以，他期盼受新精神教育的公民阶层诞生和形成进步的社会意见。基于此，斯佩兰斯基积极参与了国民教育改革。

　　俄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始于新的教学体制基础的建立，斯佩兰斯基以及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В. Н. 卡拉辛、М. Н. 穆拉维耶夫、И. И. 马丁诺夫）制定的《国民教育初步规章》阐述了这种新的教学体制，这个文件决定了1804年中学和大学章程的内容。

　　此外，关于宗教教育领域的状况，斯佩兰斯基在《初步评论》中描述道：“宗教学校的建立不尽如人意，没有什么特点，至今也没有家喻户晓，但也有其益处。建立中等宗教学校是为了给俄国提供一个文明的宗教界，但却是相当普通的人类信仰的转变，我们的宗教界几乎还处于原有的无知状态，而中等宗教学校给大学输送了优秀的人才，给文官政府培养了几个技术熟练的办事员。”[9]因此，1808年年初，在斯佩兰斯基的带领下，确定了宗教教育的改革方向，建立了清晰的宗教学校结构及其管理体制，实行了新的教学大纲。

　　正是受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影响，亚历山大一世的教育改革思想逐步形成，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方针和政策。

亚历山大一世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众多改革规划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教育。斯佩兰斯基认为，“必须先培养应有的道德准则，把人类全部的知识凝聚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政治改革”。

　　然而19世纪初的俄国，实际起作用的大学只有莫斯科大学，大学附属中学只有一所，叶卡捷琳娜二世建立的各省及县立学校也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现状令人担忧，正如拉阿尔普所指出的，“基督教德国中等规模的公国所拥有的中学、老师和学生的数量都多过如此辽阔的帝俄”，大部分为国家机关、贸易和工业等领域服务的国民正是由这些中学培养出来的，而仅靠莫大发挥教育的作用机制对整个国家而言远远不够，因而国民教育问题被提上亚历山大一世政府的议事日程。 从1801年6月24日开始，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初期制定国家管理改革计划的核心机构——秘密委员会像讨论其他重要国务一样[10]，专门讨论以大学为中心，在俄国建立国民教育体制问题[11]。

　　1.建立国民教育部

　　18~19世纪之交时期的俄国学校从属于不同的部门：有的服从社会福利部门的命令，有的听从教堂的指挥，还有的服从于军事部门，由此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教学大纲、教学法、教科书等。由于学校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不得不重新制定教学大纲，改变教学方式。建立统一管理俄国各类学校的独立的国家机构，而不是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对于建立科学的国家教育体制具有特殊意义。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的首批文件详细规定了教育活动的细则，1802年9月8日通过的《建部诏书》就是其中之一[12]。根据《诏书》取缔了原有的委员会，建立了8个更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其中包括国民教育部，负责改革俄国教育体制，为俄国教育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13]。

　　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指令，国民教育部首先应特别关注大学的建立。科学院院士М. И. 苏霍姆林诺夫指出，“学校总理事会在建立大学方面的首要任务是遵循这样一种思想，即大学应该是教育的发源地，应努力激发所有学校的活力，带领所有的学校走上在社会传播知识的正确道路，这也是国民教育部的使命。”[14]

　　为此国民教育部制定了全面而严整的教育体制建设规划， 于1803年制定了《国民教育初步规章》、1804年制定了大学章程和《大学附属学校章程》，这三份文件决定了俄国教育体制的结构。

　　2.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

　　1803年1月24日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国民教育初步规章》，拟定了今后教育领域改革的基本原则，研究者一致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初步规章》是“阐述了新的教学体制的立法文件”[15]，是“亚历山大统治初期教育政策的特别宣言”[16]。

　　《初步规章》宣称，决定整个国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国家教育。《规章》第1条称国民教育一方面是全国制度的特殊部分，另一方面不依靠帝俄其他高级和中央机构，而是直属专门的部，即国民教育部，因此卡拉姆金指出：“将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整体同国家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这个思想是明智的，有益的。”[17]

　　1804年11月5日亚历山大一世发布了《大学附属学校章程》，其中对中学、县立学校和教区学校的学习年限、办学宗旨、师资配备、教学科目和设备以及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成绩考核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日，沙皇签署了莫大和喀山大学章程的《批准证书》及其文本，1805年1月17日又签署了哈尔科夫大学章程的《批准证书》及其文本，这些章程区别很小，可以说是一部统一的大学章程，为俄国国家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国民教育初步规章》确定了未来大学改革的基本原则，而1804年章程规定了大学的内部建设和教学过程的细则。无论如何，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教育改革都贯彻了下列基本原则：

　　（1）赋予大学广泛的自治权

　　1804年大学章程赋予大学“新的、更适合当时教育形势的权利和特权”。大学被确定为“学者阶层”，相当于其他政府机关的“部”。但是，同这些官僚机构不同，大学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享有完全自治权，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有自己的执行机构——理事会，有对内惩治权，有权领导自己的下属及其在大学附属单位工作的家属，有独立的书刊检查机关和印刷厂，有权从国外进口免税图书、设备、“文艺资料”和其他教学必需品，可以在大学住宿[18]。

　　1804年章程赋予大学的广泛的能够展示自身的活动范围，这不仅能提供教学、学术和社会教育（教学坦诚、专门的公共课、大学科普团体）功能，而且能提供行政-经济、甚至司法-警察和书刊检查功能。大学自治权可以在整个学区发挥作用。大学自治的基础和大学生活的中心是校委会，它管理大学及所在学区的一切事务，并且把学术团体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结合在一起。而且，章程宽泛地定义了学者团体——从教授到大学生，强调了教师及学生利益和目的的一致性。学者团体不仅有权选出教授和其他教师（包括大学本身以及其他附属于大学的中低等学校），而且有权选举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各系系主任、学监等。

　　（2）实行无等级差别教育和免费教育原则

　　改革宣称，在等级-君主政体国家应把教育普及到各阶层，章程规定，俄国所有民族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信仰都能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而且教育免费，教区学校、县立学校和中学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和规章，每一所大学的教学方法和课程由教授全体会议确定并上报督学审批。

　　（3）建立等级制度，实行连续性教育原则

　　所有学校被划分为四个等级：高等学校（每个学区的大学）、中等学校（每个省级城市的中学）、过度学校（每个县的县立学校）、低等学校（城乡教堂附设的教区学校）。所有的教育等级彼此间都相互关联，并非孤立存在。

　　一年学制的教区学校，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附属于教区建立。这些学校依靠当地居民提供的资金经办，其目的是培养学生进入县立学校学习，其次是向低等阶层居民的子女传授宗教知识、阅读技能、写作和计算技巧。

　　下一个等级的学校是二年学制的县立学校，建于县级城市和省级城市，专门为城市低等居民的子女开设，包括办公室职员、小官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子女。其目的是“向无特权的自由阶层的子女传授顺应工业需求和他们自身状况的必备的知识”[19]。县立学校的资金情况好于教区学校，由国家预算以及地方募捐和居民纳税提供资金，进而为这类学校数量的增长打下了积极的基础。

　　中学建于省级城市，起初学制是4年，但很快延长到7年，专门为培养贵族子女就职国家机关职务或进入大学而设立，此外，也是那些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学习必备知识的专门学校。

　　大学学制4年，应当不仅教授“高级科学”，而且应当成为其他各级学校的监督机构和领导机构，为它们输送教师。

　　根据俄国大学的数量，全国学校形成了6个学区：莫斯科学区、圣彼得堡学区、喀山学区、哈尔科夫学区、维尔诺学区和捷尔普特学区。每个学区的所有学校都隶属于该学区的大学，实施连续性教育原则，学生可以自由地进入下一个学段学习：教区学校毕业后进入县立学校学习，然后进入中学学校，最后升入大学学习。

　　1808年年初，应亚历山大一世命令，与民用学校一样，根据教学内容的连续性，将宗教学校分为四个等级：教堂附设的教区学校、县立学校、中等宗教学校和宗教学院。

　　（4）建立教区学校

　　教堂附设的教区学校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元素，每个教区都有一所教区学校（或者是两个教区共有一所教区学校，视教民人数而定）[20]。学校领导是教区牧师和最受尊敬的居民之一；在地主村落里由地主担任。由大学委任的相应的县立学校的监管员负责监督教学。教区学校依靠慈善事业经办，因此，教区学校的数量增长缓慢，最终由于资金缺乏而关闭。

　　（5）建立清晰而灵活的适合俄国条件的大学结构

　　A）大学的管理机构

　　大学校委会、系会议和理事会是集体管理大学的三个机构，与基于集体领导制原则的国民教育部的结构相适应，虽然它们基于不同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是官僚制度，另一方面是自治和选举制。

　　校委会管理大学的一切事务。校委会由各系的功勋教授和正式教授组成，管理大学及学区的一切事务：教学、科学和社会教育事务以及行政-经济与法庭-警察事务。

　　系会议从属于校委会的教学部，由系里的教授和副教授组成，每月召开一次，由每年在大学全体会议上从正式教授中选出的系主任主持，研究教学事务,讨论各系所需支出以及校长或系主任提出的问题，其最终意见由校委会酌情修改并通过。

　　大学理事会是校委会的执行机构，由大学校委会选举，负责大学行政-经济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工作，研究大学的内部制度和规矩，应校长邀请一个月集中两次。

　　B）大学的人员构成

　　校委会由校长领导，校长每年从正式教授中选举产生[21]，由国民教育大臣提交沙皇批准，任期满后只能由沙皇免职。

　　俄国每所大学都有固定编制：28名教授，12名副教授，3名分别讲授法语、德语和英语的教师（讲师），和3名教授“愉悦艺术和体操”[22]的教师。此外，按编制还有12名硕士和12名师范学院学士（履行教师义务）以及40名公费大学生。任何有才华的青年学者经校委会通过，都有可能成为编外教授或副教授，但需经国民教育大臣专门批准。

　　大学生分公费生和自费生，大多数是自费生，全部公费生数量不超过40名。进入大学没有任何等级限制，通过入学考试是唯一要求，这对于当时的农奴制俄国极具重大意义[23]。

　　C）大学的系结构

　　大学分为四个系：道德-政治系、语文系、物理-数学系和医疗-医学系。每个系由代表当时科学发展主要方向的教研室（共28个）组成。

　　D）大学其他部门

　　改革规定大学应建立大学附属师范学院，使大学不仅执行教书育人的职能，还能成为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教师的摇篮，为各校输送优秀的教师人才。

　　大学有自己的印刷厂，为大学和学区其他学校授课出版相关书籍。

　　大学还有自己的书刊检查委员会，既要检查大学教授和教师的学术著作，还要检查学区范围内出版的所有书籍。

　　此外，大学应当设立大量辅助机构：图书馆、解剖室、医学和外科学门诊、接生术研究所、化学实验室、物理史、矿物史和自然史研究室、植物园和天文台。

　　（6）将大学转变为管理中、低等教学单位的学区中心

　　根据1804年章程，大学同时是高等教学学术单位和各学区相应的教育教法中心。大学应该领导学区内所有学校的活动，进而保障各类教学单位间的相互联系。这些学校的老师由大学附属师范学院培养，根据大学校委会的推荐任命。大学校委会每年要聆听各校校长的工作报告，要从教授中派遣所谓的“临检员”视察和检查学区内某个省的所有教学单位。大学管理和监督地方教学单位的常务机构是“学校总委员会”，由大学校长和选出的六位编内教授组成，管理各校的一切日常教学事务和行政事务，同时负责任命和辞退教师。

　　（7）将大学职务纳入官阶等级系统

　　根据章程，大学职务被纳入官阶等级系统，使大学职务同官阶表中各级官吏相符。大学校长、系主任和教授被列入文官行列，获得在当时相当高的官阶——5品（相当于1799年被撤销的准将）和7品（相当于授予世袭贵族的中校）官阶。教授退休时（按从教年头）授予低一级官阶。

　　（8）赋予大学授予学位的权利

　　大学有权授予学位，而学位也和官阶表中的官阶相符。学士学位位列最低级，授予12品官阶（相当于省级秘书或军队中的少尉）；第二级是硕士，相当于现代的副博士学位，授予9品官阶（9品文官或大尉）；博士学位级别最高，授予8品官阶，即8品文官（少校）。没有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官阶为最低级——14品文官[24]。

亚历山大一世教育改革的评价

　　随着1804年大学章程的颁布，新的俄国国民教育体制开始“自上而下”建立起来[25]，把大学作为国民教育部在学区的主要工具，充分发挥大学的作用，让大学监督中、低等学校，这恰好符合政府在国民教育部建立诏书中的宣言——“在每一个学区建立大学是改革的首要目的和重要目的”，因此，可以说，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国民教育改革实质上就是大学改革。

　　传统历史文献中，19世纪的大学改革指的是1804年11月5日的莫斯科大学章程，而且很快推广到喀山大学和哈尔科夫大学[26]。史料表明，最初全俄章程的基本原则是按西欧大学教育的两种模式——基督教模式和天主教模式、以捷尔普特大学和维尔诺大学为演练场进行试验的。尽管在结构和制度方面有些相似，但两种西欧大学模式没有一种可以完全被俄国大学所用。1804年的《国民教育成就期刊》中强调，“不能把俄国大学同外国大学相提并论，俄国大学只是稍微借用了西欧大学的模式”[27]。俄国大学在借鉴上述大学模式时有取有舍，1804年章程提出了第三种模式——把俄国大学转变成民族教育、科学和文化的中心[28]。

　　革命前研究大学问题的著名历史学家，如：С. В.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М. И.苏霍姆林诺夫、Б. Б. 格林斯基等一致认为，“1804年章程在内部制度方面赋予大学的是管理委员会的形式和大学团体问题上的高度自治权，并且大学的内部制度赋予大学在社会范围内既独立又享有荣誉的地位，对学术团体的精神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对大学进行监督的只有“诞生时间不长的、肩负重大文化任务的国民教育部。国家行政警察机构不压制大学，因此大学有广泛的空间合乎情理地发展自己的教育力量和教育任务”。“通过选举产生的校长所领导的校委会成为大学管理中心后，以绝对的优势和能力捍卫大学的利益。每一个教授都享有教学自由，但一定要保障教学符合现代科学发展水平”[29]。

　　苏联历史学家虽然有所保留，但也认为，1804年改革赋予大学一定的自治权，并且，А. В. 普列德洁陈斯基认为，“大学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利”[30]。《学校历史概述》中强调，“决定了教学内容、教学安排和方法的高、中、低等学校章程包含了许多俄国教育家所特有的思想”[31]。А. С. 布加亰和Ю. А. 萨尔塔诺夫在发现1804年章程中有“明显的受欧洲大学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以及彼得罗夫和罗蒙诺索夫时代的特点”时，指出，“根据章程，大学是科学和教育的自动发动机，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完成文化教育使命的自由和可能”[32]。

　　我们认为，1804年大学章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当时属于创新性的文件，它证明广泛开展自由主义事业能获得具体的法律形式。改革借鉴了18世纪本国大学的办学经验，也兼顾了18世纪80年代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活动成果（尤其是未能实施的1787年章程草案），是亚利山大一世当政初期所有改革中最彻底和最成功的一项改革，改革后的大学在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

　　1804年，С. Т. 阿克萨科夫从喀山中学高年级直接升入刚刚开办的喀山大学。尽管他自认为不是太努力的学生，但谈到大学的巨大教育作用时，他这样说道：“同志们，中学和大学的院墙就是我的全部世界。在那里一些稚嫩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在那里一些愿望和情感都得以满足……如果一个人总是追忆这些年代，那么他会不知不觉地受回忆指引去延续他的整个人生，而且，不论他处于何种环境，不论他遭受何种污蔑，这种回忆都会将其引向一条诚实正直的道路……”[33]

　　25年后，1832年，阿克萨科夫15岁的儿子进入莫斯科大学。他延续着父亲的思想，在《大学生回忆录》中写道：“包围在年轻人周围的首先是年轻的生命共有的快乐，是共同的友情……这种同学关系具有拯救功能，在这种同学关系中只能听得见一个人年轻时代的声音，而且这个人不是贵族，不是平民百姓，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而仅仅是一个人。这种平等感是大学和大学生的称号所赋予的……”[34]

　　对这一时代持批判态度的赫尔岑也认为，在君主专制的俄国是可能存在这种教育“绿洲”的，同时他强调：“1848年前，俄国大学的结构是纯民主制的”[35]。

　　И. А. 冈察洛夫从莫大文学院毕业50年后，这样思考大学在俄国生活中的意义：“我们莫大不仅对我们学生来说是神圣的，而且对于学生的家人和整个社会而言也是神圣的。从大学受到的教育完全高于一切”。“大学为青年人打开了宽广的大门，这扇大门不是通往一个科学领域，而是通往生活本身。青年人从一个教学场所踏上另一个教学场所，他的智力视野得以拓宽，他面临着广泛的科学前景和道路以及无尽的知识领域，在这种知识领域中他享有真正的、合法的科学自由。教授和学生之间建立起积极的传达纽带以使学生关注科学新发现、真理和假说。这种科学自由是其他高等民办院校、军事院校或者神学院无法提供的。”[36]

　　然而，基于选举制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大学团体与基于封建官僚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俄国的国家机关共存，乍一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难怪当代外国研究者从有关西方文明优点的先验论出发，有时会感到困惑莫解：“在很多方面如此反动的俄国如何能成为革命变革的主要源泉，俄国对高等教育的政策足以给出答案。君主专制在坚决赞成保留等级制度、巩固俄国东正教信仰和贵族特权的同时建立了大学——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进入的大学，培养了愈来愈多的国家职员的大学。这些国家职员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而且不可避免地与基于沙皇专制政权和官方东正教的意识形态相对抗。”[37]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大学与西欧大学最初存在的差别。大学在西方是作为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自由团体产生的，起初带有神学特点，之后逐步从中世纪烦琐的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在俄国大学建立过程中国家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然，既不应该把俄国第一部大学章程本身理想化，也不能把在君主专制的俄国彻底实施这个章程的可能性理想化。 我们仔细分析第一部大学章程的基本原则，还是能够发现明显的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作用机制，发现两种管理方式“国家方式和自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平衡的。大学是学区的教学教法和行政管理中心，涵盖一个或几个总督辖区。

　　与此同时，1804年大学章程给大学制定了相当宽泛而清晰的自治活动范围。学者团体不仅有权选择教授和其他教师（大学本身的以及从属于大学的中学和低等学校的），而且有权指定大学的行政职位：校长、系主任、学监等。这种情况下，最初仅仅是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允许督学干涉大学生活，因此，在压制大学时期，政府首先提出问题“选举方式与俄国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普遍官僚原则不相容”，这并非偶然。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俄国大学自治是在当时俄国社会宗教界精英中所进行的关系到一切阶层自治的第一次实验，因为根据1804年章程，形式上各阶层人士，包括农奴，都有权接受大学教育。

　　正是在19世纪上半期大学在国家建设总过程中占据明显位置，而此时的国家建设不同于18世纪，已经具有更自觉的、经过周密考虑的、系统性的特点。俄国大学应该不仅为国家各活动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学团体被看成是既定改革链条中完善国家制度的特殊模式。人文学科（历史、语言和法律）作用重大，因为该学科不仅为国家培养学者、教师和官吏，而且还应直接影响青年学生爱国情绪和公民应有情绪的形成。

　　但是，全面实施教育规划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再加上政府由自由主义到非自由主义政策的变化使得改革不能达到既定目标，尽管19世纪上半期还是建立了发达的俄国大学体系，并作为中低等学校等级制度的中心。

　　俄国大学复杂的、甚至戏剧性的发展过程决定了两种力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大学团体和君主专制官僚制度。在很多方面是以乌托邦思想为目的的。1804年章程本身在君主专制的俄国不可能稳固，生活需要变化和补充，并且这些变化不总是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带有反动性，1835年的新章程也能说明这一点。

　　尽管普遍认为，俄国大学是以德国大学为典范，但是，客观地说，1804年改革结合了德国大学内部团体制度方面的经验以及法国与波兰所实行的高、中、低等教学单位的实践经验，同时，俄国大学改革又是以源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的本国教育传统为基础，这种教育传统在18世纪彼得一世时代就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动力，并且从М. В. 罗蒙诺索夫起俄国教育家成长起来。大学教育功能和培养功能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关系是教育启蒙运动的一大特点，这种联系表现在大学不仅努力要培养出学识渊博的个人，还要竭力培养出为祖国的利益而传播知识的人。俄国大学产生过程中逐渐形成特殊的一类俄国教授，他们将科学教育活动同守旧落后的大学生监护方式结合起来[38]。可见，大学改革的筹备者首先遵循的是要使俄国融入教育发展的总进程，并通过新的教育体制从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中为日益复兴的国家培养出合格的公民——教师、医生、工程师和文职官员。

　　无论如何，19世纪初俄国的教育改革都贯彻了严格的既定原则，综观1804年大学章程，与其说带有指示性特点，不如说是导向性特点，因而，这仅仅是在俄国建立大学体制的第一步，是建立俄国大学的早期模型。

结语

　　1804年大学章程最终以法令的形式得以确立和实施，就它的历史意义而言，它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更是指导俄国大学发展乃至于指导整个俄国教育体制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迈出了俄国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产生、发展、成熟的第一步。虽然在很多方面立足于乌托邦目标上的1804年章程在专制俄国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完全实现，但1804年章程在社会、政治、思想和法律等方面为1835年章程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大学最终成为民族教育、科学和文化中心，成为教授和大学生精神统一的中心，进一步明确了大学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使得1804年形成的大学团体最终成为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组织，不仅和外界有密切联系，而且在法律上得以确认。通过1804年章程的普遍实施，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不断涌现，从而为1835年章程在大学学科分类、院系分类、教育工作细化、院校领域拓展，使各个大学之间达到平衡等方面的进一步完善，创造了充分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基础。如果说1835年章程的实行标志着俄国大学制度建设新阶段的开始[39]，那么，1804年章程为这一新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世纪30年代末，俄国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科学文化的繁荣时期。俄国作家、剧作家、写生画家、戏剧活动家、音乐家、数学家、文艺评论家都为俄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有教养的民众增多了，出现了新的科学团体和各个层次的学校。

　　总之，19世纪初的俄国教育为未来的所有改革奠定了基础，也许，在俄国历史上政权机关再也没有对教育思想像该时期这样如此关注过，应该承认，俄国在亚历山大一世推行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时期进行的教育立法活动，对俄国教育管理的制度化起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从而推动了俄国教育的发展。

　　注释：

　　[1]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С. В.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СПб., 1902. С. 32;Петров Ф. А.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 1. М., 2002. С. 133-135.

　　[2]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ел. князь.Граф П. А. Строган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похи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 СПб., 1903. Т. 2. С. 144-147, 211.

　　[3]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1. М., 2003. С. 133-135.

　　[4]Сухомлинов М. И.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тать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просвещению. Т. 1. СПб., 1889. С. 41-42.

　　[5]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С. В.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СПб., 1902. С. 49;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ля истори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897. Т. 2. С. 18. Проект кн. А. Чарторыйского “Начала дл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был представлен 4 октября 1802 г.

　　[6]Андреев А. Ю.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 профессор Г. Ф. Паррот 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в Росс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N 6. С. 19-30.

　　[7]Meiners Ch.Geschichte der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hohen Schulen unsers Erdtheils. Gottingen, 1805. Vol. 4. P. 214 - 215. 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развития корпоратив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начала XIX в. см.:Андреев А. Ю.Российски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С. 464-467.

　　[8]Карамзин И. М.Записка о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М., 1991. С. 67. Анализ докладов “визитаторов” см.:?Kusber J.?Op. cit. S. 394-404.

　　[9]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С. 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училищной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в – веках. － СПб., 1910. С. 373.

　　[10]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页。

　　[11]王天一：《外国教育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2]Алешинцев И. История гимназ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 СПб., 1912. － С. 15.

　　[13]Сборник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п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 СПб., 1875. － Т. 1. － С. 4.

　　[14]Сухомлинов М.И.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тать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просвещению. Т.1. – СПб, 1889, С.34.

　　[15]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С.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С. 43.

　　[16]Предтеченский А. В. Очерк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1-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 М. － Л., 1957. №179.

　　[17]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1. М., 2003. С. 219.

　　[18]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1. М., 2003. С. 246.

　　[19]Яковкина Н. 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СПб., 2000. С. 26.

　　[20]Уставы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Харьковского и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 Сборник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п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 СПб., 1875. － Т. 1. － С. 331.

　　[21]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3. М., 2003. С. 288.

　　[22]即音乐、唱歌和舞蹈。

　　[23]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3. М., 2003. С. 291.

　　[24]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3. М., 2003. С. 225.

　　[25]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ел. князь.Граф П. А. Строган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похи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 СПб., 1903. Т. 2. С. 144-147, 211-212.

　　[26]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1. М., 2003. С. 227.

　　[27]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1. М., 2003. С. 245.

　　[28]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1. М., 2003. С. 245.

　　[29]См.: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С.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С. 57; Глинский Б. Б.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й устав... С. 336, 387; Сухомлинов М. И.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 I. С. 60.

　　[30]Предтеченский А. В. Очерк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1-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 М. － Л., 1957. №212.

　　[31]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школы... С. 201.

　　[32]Бутягин А. С., Салтанов Ю. 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школы... С. 15, 17.

　　[33]Аксаков С. Т. Избранное. М., 1987. С. 459.

　　[34]Аксаков К.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туденчества 1832-1835 гг. //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1755-1917.М., 1989. С. 182-183.

　　[35]Герцен А. И. Былое и думы. Ч. I. Гл. VI // Герцен А. И. Собра. соч.: в 9 т. Т. 4. М., 1956. С.107.

　　[36]Гончаров И. А. Воспоминая. I.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 Гончаров И. А. Собр. соч. Т. 7. М., 1954. С. 203.

　　[37]Сэмюэл Д. Кэссону.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й устав 1863 г.: нов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 Великие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1856-1874 гг. М., 1992. С. 319-320.

　　[38]Петров Ф. 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M] С.14-18.

　　[39]Петров Ф. 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M]. Т. 4. М., 2003. С. 17.

（责任编辑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