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知识分子问世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本质和特征，怎样评价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知识分子的民族特征、类型及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等问题。俄学界之所以对此争论不休，很大程度上与其对知识分子界定标准的多元化有关：或以社会结构为依据，或以知识分子的特点为出发点，或从知识分子的功能角度。实际上上述种种观点互为补充，应加以综合分析研究。

　　【关键词】 俄罗斯 知识分子 标准

　　【中图分类号】K51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11-(10)

　　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身兼“知识精英”和“社会良心”之职责。作为知识精英，他们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批评家和理论家，他们已经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中心和体现。而作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是非、公理、正义的守护人。

　　回顾俄国文化历史发展之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民族思考的器官和民族意识的宣传者和承载者，其诞生和发展历程与俄罗斯社会及文化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起源，怎样定义这种文化现象的精神来源及其形成，是能否解读俄罗斯历史的关键。这一点，对全面了解 18 世纪以后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进程尤为重要。

　　要研究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究竟诞生于何时。对此，俄罗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各持己见，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我国学界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时间也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以拉季谢夫（А. Н. Радищев）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出现在彼得改革之后；也有学者视 19 世纪30-40 年代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展开论争的时间为其发端。[1]

俄罗斯知识分子究竟是何时产生的，这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着如何看待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本质和特征，怎样评价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知识分子的民族特征及其类型，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高潮和低落、昌盛和危机时期形成的内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正如当代俄罗斯著名的文化理论研究者孔达科夫（И.В. Кондаков）所说：“俄罗斯知识分子起源这个问题，其本质涉及到民族的特征、原则、价值观的确立，关系到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在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强化程度；它触及到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决定其命运和世界性意义的最重要的特点和俄罗斯文 化的意义，其中也包含着在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现象和概念在东西方文化中的普及、传播等一系列问题”。[2]

　　为了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把俄罗斯学界颇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作一综述。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关于知识分子发端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3]

　　第一种观点是以著名理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Н.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为首的民粹派提出的，并得到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和列宁（В.И. Ленин）等人的认同。他们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轫是在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 19 世纪 40年代，其代表人物就是两位巨擘——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和赫尔岑（А. И.Герцен）。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杜布罗留波夫（Н. А.Добролюбов）、皮萨列夫（Д.И. Писарев）等几代平民知识分子只是继承并弘扬了前者对真理、公正、理性的积极探索精神，继承了他们对民族之魂、纯洁思想的热烈追求的传统。实际上，尽管列宁也曾把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等称为知识分子，但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标准来衡量，唯有以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才能真正被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而前者只能算是贵族中的先进分子而已。因为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知识分子，是由于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能够最有意识、最坚决、最准确地反映并体现出无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的利益和思想，这一点唯有平民知识分子最能胜任。

　　与此观点相接近的是 19—20 世纪之交著名的俄国理论家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等人的看法：“俄国先进的思想家对西欧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加以接受——这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诞生。在这种意义上，巴枯宁（М.А.Бакунин）是第一位俄国知识分子”。[4]

　　这个观点在国内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者中有不少支持者。[5]如以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列瓦达(Ю.A. Левад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发轫自 19世纪 60 年代。从彼得改革到农奴制改革这一时期是其胚胎状态（前知识分子）。[6]

　　他们的这一观点是依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极端的激进主义为标准得出的。激进主义在俄国文化和俄国知识分子中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思想根源。俄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生长在一个有着浓郁宗教氛围的国度，而一部分知识分子本身就来自神职人员家庭，东正教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深入到他们的血液中，进入到他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性的下意识。他们虽然接受了无神论，但在内心深处却把信仰与宗教意识融为一体。同时，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加剧也与知识分子的平民化有极大的关系。年轻的知识分子本希望通过上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学习是通往幸福的阳关大道。然而，当他们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完成学业后却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处境——生活无着，精神无靠：他们找不到施展才华的位置。19 世纪的俄国由于刚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还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需求，况且那时国家需要的也多是能不折不扣执行上面意志的官员，并不需要他们自下而上的“合作与创造”；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与自己观念相吻合的职业——因为出身和贫穷的原因，他们只能当医生、教师、最底层的文职人员，薪水微薄，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更不能从军、做官或者经商。这样一来，进，他们无法加入到其他的阶层；退，又无法再回到自己以前的阶层中去。这种两难的尴尬境地使他们陷入了“无根”的地步，被边缘化了。于是，他们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一腔热血化为满腹不满。他们的思想因而充满极 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虚无主义思想又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激进倾向。

　　我们知道，19 世纪 60 年代在俄国知识分子中虚无主义思想极为盛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虚无主义反映了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批判和破坏倾向”。[7]

　　“虚无主义反对历史的虚假，反对文明的谎言，要求结束历史以开始一种全新的、超历史的或者超逾历史的生活。它要求解放、要从自己身上卸下全部文明的外衣，把全部历史传统化为虚无，解放自然的人，使之不受任何束缚”。[8]进入到 70 年代，虚无主义发展为轰轰烈烈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知识分子将“心灵的烈火、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全部力量都集中于破坏之上——破坏恶的根源，即现存制度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9]

　　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知识分子作为俄国社会的精神领袖，在俄罗斯文化中已经开始被看成是一个特殊的、智力发达的小团体了。而巴枯宁之所以被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第一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个人经历正符合后人为 19 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概念所赋予的内涵：出生贵族，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朋友；也是欧洲三次著名起义（1848 年的布拉格起义、1849 年的德累斯顿起义和 1870 年的里昂起义）的领导人。他被流放，甚至两次被国外法庭判处死刑，历尽磨难却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提倡要采取积极和激进的方法来传播先进思想以改变社会。他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状态》在 19 世纪下半叶被俄国革命青年奉为圭臬，视作理论与行动的指导纲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激进思想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其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达到顶峰，甚至直到今天还留存着。

　　第二种看法是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当代著名的文化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提出的。他们俩人所处的时代虽相隔数十年，但根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独特之处——由于知识分子所处社会的历史、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他们的生活道路一般都历经坎坷，自登上历史舞台就几乎是与“牺牲、苦难、监狱和流放相伴而行”，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发端是在俄罗斯自由思想（“伏尔泰派思想”、“共济会”、“宗教和政治的批判思想”）出现的 18 世纪中后期，其先驱者就是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和《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拉季谢夫。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谢夫，他预见并确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当他在《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道‘看看我四周——我的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伤悲’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10]由于“……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拉季谢夫具备足够的勇气和激进的观点，是革命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11]“从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受迫害开始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难史”。[12]

　　利哈乔夫坚持认为：“第一批真正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出现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苏马罗科夫（А. П.Сумароков）、克尼日宁（Я. Б. Княжнин）、诺维科夫、拉季谢夫、卡拉姆津（Н. М.Карамзин）。即使是杰尔查文（Г. Р. Державин）也不能列入他们之中，因为他过于受政权的支配”。[13]

　　不难看出，别尔嘉耶夫和利哈乔夫之所以把拉季谢夫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先驱，是因为在拉季谢夫身上，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性、独立性已表现得十分充分。按这一标准，他们还认为：“古代罗斯的第一位知识分子是生活在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的马克西姆·格雷克，他受过意大利和希腊文化的熏陶。……在俄罗斯，他备受迫害，曾被监禁，死后才被列为圣修士。他以自己在古罗斯的生活，勾画出了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道路”。[14]

　　在别尔嘉耶夫和利哈乔夫看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产生首先是与文化的欧化、启蒙运动的普及、科学、艺术的发展、文化的特有形式的全面确立和其从业者的职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诞生和掌握思想、一定的话语权及出版的技能息息相关，它也和宗教、政治思想、言论及出版的自由化密不可分，而这一切，在俄罗斯是在政治专制、保守主义和宗教教条主义的高压与钳制之下，在书刊检查的种种忌讳和驱赶中，在缺乏公民思想和传统的社会国家里（即与西方的自由有原则性区别的另一种社会文化条件下），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获得的。这一观点受到著名的文学家奥夫夏尼科·库里科夫斯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的支持。他也认同知识分子的起源是在民族文化被欧化、在自由等思想的影响之下产生的，但他把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发表《哲学书简》的 1836 年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端。在奥夫夏尼科·库里科夫斯基看来，恰达耶夫对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俄罗斯文明的尖锐批评，激起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几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争论，围绕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自我认同问题，催生出许多原创性的假说和俄罗斯文化及文明的特殊性的概念。恰达耶夫的批评还导致了与俄国弥赛亚思想相对立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生，而这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明证。

　　这一观点其实进一步论证了知识分子的问世离不开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影响。18世纪，来自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哲学思想打开了俄国受教育人士的眼界。在接受和消化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俄国的一些受教育人士的自我意识不断被强化，渐渐地在文学、美学及社会、哲学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观念，也由此确定了社会文化现象的时代特征。这些人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不同的活动领域，他们的活动也反映出俄国自由思想和独立文化形成的历程。

　　持第三种观点的是以白银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梅列日科夫斯基（Д. 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和路标派的格尔申宗（М.О.Гершензон）等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产生于彼得改革时期，彼得就是俄国第一位知识分子。梅列日科夫斯基坚信：“彼得把自己的面貌就像模铸在铜钱上一样模铸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血肉之中。彼得唯一合法的继承者，彼得的孩子，就是我们大家——俄罗斯知识分子。我们中有他，他中有我们”。[15]格尔申宗则宣称：“我们的知识分子从彼得改革伊始就公正地继承了自己的家谱”。[16]19—20 世纪之交的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也曾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是彼得塑造的，同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是理解俄罗斯国家与社会未来之命运的关键。是好抑或是坏，但彼得的俄国之命运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就是彼得开启的通往欧洲的那扇窗户，……是欧洲文化传入千百万民众的主要通道”。[17]

　　当代著名的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者卡根（М. С. Каган）也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随后的发展历程都是彼得大帝改革的直接产物，这在欧洲是没有类似现象的”。[18]

　　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旧体制下的俄罗斯》一书中，把俄国知识分子诞生的时间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贵族、贵族权力、自由和特权诏书》（1785 年）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向贵族阶层敞开了通往自由教育、创造性活动之路，才有了贵族知识分子问世和后来 60 年代的改革以及平民青年的大量涌现。[19]

　　有一批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人数不多的俄国知识分子——聚集在罗蒙诺索夫周围的进步学者”。[20]

　　但也有学者如利哈乔夫等人，不同意知识分子的彼得时代出生说。利哈乔夫的理由是：“彼得时代不存在知识界。知识界的形成需要大学知识与自由思维和自由的处世态度的结合”。[21]

　　这一观点的基础依据于俄国世俗教育发展史，因为俄国受教育阶层最初的形成就始于彼得时代，但其真正的完成则应该是在 18 世纪下半叶。不可否认，是彼得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他实施的世俗化教育方针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为人们打开了认识世界及自我的新天地。此外，彼得时代解除了教会对宗教生活的垄断，加强了世俗知识、唯理论的思想和科学思想的传播及发展；俄罗斯与西欧的科学和文化接触，促进了西方新思想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也促成了许多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提出并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表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专用名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也在 18 世纪由俄国学者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引入到了俄国。

　　10 世纪，随着宗教和神职人员，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编书人、医生、教师、翻译者来到了俄国。他们为俄罗斯带来了文字，也带来了古罗斯的教会制度，不仅为俄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的问世播下了种子。所以第四种看法就是到古罗斯时代去探寻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之源。著名思想家费多托夫就宣称：俄国第一批知识分子就诞生在古罗斯。他认为，所谓知 识分子就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人，即古罗斯时期的东正教的教士、修士、誊写抄书的司书，而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主要来自贵族阶层和神职人员阶层，早在封建时代即已开始在俄罗斯形成。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也强调：“早在基辅时代，古罗斯就已经出现了与拜占庭和西方知识人水平旗鼓相当的俄罗斯精英”。[22]

　　当代著名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者梅麦托夫（Меметов В. С.）也是知识分子古罗斯起源说的支持者。他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古代罗斯没有一批识文断字并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古罗斯 11—13 世纪的文化繁荣，也更谈不上 14—17世纪民族意识的高涨”。[23]

　　但我们认为，严格地说，古罗斯时期的知识人还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还没有完全在经济上、思想上取得独立：那时还没有报刊、杂志和学校，他们没有机会选择，只能或者加入政权或者接受大公的赏赐和馈赠来维持生存。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根本就谈不上人格的独立，更遑论思想上的自由。这使得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根本无法超逾自己的职业范围和社会等级，因而教会人士要以“为上帝服务”为己任，政界人士如沙皇履行着自己“上帝代言人”的职责，而其他人则做“沙皇的奴仆”。就像利哈乔夫院士所指出的那样：“假如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没有写那本主要是为公侯们用的《家训》的话，他的良知和通晓五种语言的本领有可能成为把他列入第一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由。但是，他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永恒的普遍的道德准则。他的良知局限于他作为大公所操心的事。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公爵若不是身为军队统帅而‘离开’伊凡雷帝的话，可说是一位知识分子。作为公爵，他有权选择宗主；但是，作为指挥军队的军人，他的逃跑是于心有愧的”。[24]

　　其次，他们的数量极为有限，尚未构成一个能对社会有所影响的团体。那时的教育体系尚未健全，更遑论培养出一大批关心社会并有相当能力可以就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或解答的人。

　　何况，古罗斯时期少数受教育的人士主要以教会和政界精英人士为主，其主要构成是个别受过教育的贵族和行使文化及启蒙使命的神职人员，还有少数商人（如《特里法恩·科罗别伊尼科夫东方之行》的作者等等），他们分处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加上那时的书籍等传媒也极为有限，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广泛地传达给大众，因而他们的影响甚微。

　　现在我国和俄罗斯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在 18 世纪末，特别是 19 世纪。19 世纪中叶出现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完成了这一特殊阶层的形成。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期，知识分子的活动仅限于个别现象，他们应该被归入到“前知识分子”的行列。在这些时期，前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编撰各种书籍来宣传知识，传播思想。他们不仅是拜占庭文化对古罗斯文化影响的中介，也是早期古罗斯文化与周围中、西欧国家文化交流的使者。各种文化、文明、不同民族、国家交流对话、交流的媒介——这一传统的使命从他 们开始，并一直沿袭下来，今天仍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上述简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俄罗斯学界关于知识分子来源的四种说法：一个与平民知识分子有关，一个与西方启蒙思想有关，第三个与彼得大帝的改革有联系，最后一个的根源在古罗斯。而俄罗斯学者们之所以对此问题争论不休，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对知识分子界定标准的多元化有关，他们每一派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界定，有自己对知识分子独特的评判标准。他们或者以社会结构为依据，或者以知识分子的特点为出发点，或者从知识分子的功能作用角度来判定知识分子的起源时间。而 俄罗斯学界对知识分子传统的也是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即主要把知识分子按学历和所从事的职业为标准进行区分，把知识分子视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教育不断普及并提高的情况下，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日趋变小的今天，这种划分标准显然范围过大，而且也没能充分把握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这只能使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更趋复杂。另一种是文化学的界定。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学历加职业”的传统模式，强调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理性阶层和道义“良知”的积极作用。但这样的划分明显地过于主观化和伦理化， 忽视了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多样性。在我们看来，这两种界定实际上都只是把研究对象的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并未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内涵。因而难以达成一致。他们的种种观点也是互为补充的，我们应综合加以分析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强调要从更多的角度来研究知识分子，因为生活在科学多元论的今天，虽然不同的学科展现的是不同的现实，有时它们甚至相互矛盾，但每门学科呈现的是现实的不同侧面，而这些矛盾也不会和总的现实相矛盾。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分子是受过中高等教育、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一个社会群体。从哲学角 度看，这是人类社会一种精神和道德伦理的标准。从心理学角度看，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是其心灵不断的自我发展（саморазвитие）和自我改造(само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等等。这一切为我们客观、全面地研究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加多样的视角。需要指出的是，各个阶段，如古罗斯和俄帝国时期以及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由于时间，而是因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上以及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也绝非完全迥异，他们身上仍有一些共同的、相似的地方。 通过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我们更赞同著名的 19-20 世纪之交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米留科夫的分析和论证：真正的、最初的俄国知识分子确实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形成的，但知识分子的雏形却“不是从彼得开始的，而是始于14 世纪末、甚至 13 世纪末的诺夫哥罗德”，[25]

　　产生于贵族和僧侣之中。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问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0 世纪时，古罗斯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问世奠定了基础——东正教为俄罗斯文字、教育的发展撒下了种子。彼得向西方学习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他施行的强行欧化政策和兴办世俗教育，教会了俄国人识字，为知识分子的形成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即培育出一个受教育的阶层，使之具有了思考社会问题和批评的能力。把这些人从社会层面上剥离开来——他的后继者们对贵族阶级实施的种种优待政策，为受教育者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产生也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不仅打开了受教育者的眼界，而且西方文明还成为俄国知识人研究俄国社会、民族历史及文化的参照物——来自西方的影响、俄国的启蒙运动更为知识分子的出生营造出了适宜的温度。可以说，是彼得教会了俄国人识字，西方的思想擦亮了俄罗斯受教育阶层的眼睛，19 世纪伊始，面对国内严酷的现实，其中的一部分先进人士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落后，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和寻求，在政治、经济、教育、出版、科学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设想。从而催生出第一批优秀的贵族知识分子。此后，又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俄国终于培养出了一大批自己的优秀知识分子：普希金、罗蒙诺索夫、洛巴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等等。

　　 李小桃，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博士。

[1] 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05 页。

　　[2]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в XX веке . в 2 т. Т. 1.СПб., 1998, С.258 .

[3]Там же. С.254-263.

[4]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М., 1991, С.156.

[5] Меметов В. С.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времени появления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Некоторы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анализ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ваново, 1997, С.. 8-15

.[6] Левада Ю.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50/50.Опыт словаря нов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 М. Ферро иЮ. Афанасьева.М.: Прогресс., 1989, С.129.

[7] 姚海：“19 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及其根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 年第 3 期。

[8] Бердяев Н. А.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1997, С.281.

[9]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6 页。

[10]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Харьков-Москва, 2001, С.56.

[11]Бердяев Н. А.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С.260.

[12]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С.28.

[13] Д·利哈乔夫：“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 年第 3 期。

[14] 同上

[15] 梅列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李莉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5 页。[16]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С. 81.

[17]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С. 33.

[18] Каган М. С.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и приро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Российск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1, С..8.

[19] Пайпс Ричард. Россия при старом режиме. М., 1993, С. 325-266.

[20] Н·А·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吴式颖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03页。[21]Д·利哈乔夫：“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 年第 3 期。

[22] 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Тверь-М., 1996, С. 302-309.

[23] Меметов В. С. Указ. Соч. С.8

.[24] Д·利哈乔夫：《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 年第 3 期。

[25]Милюков П. Н.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В кругу писателей и мыслителей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М., 1994, Т.2, С.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