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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国民教育思想述论
舒新、林建华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2011年02月03日

  [内容提要]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由于国内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列宁提出把文化教育工作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位置。而国民教育思想则是其文化建设构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列宁的正确领导下,俄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旧俄教育体系,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使国民教育事业第一次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建设者。

  [关键词] 列宁;国民教育思想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3)02-0111-05

  [作者简介] 舒新,江汉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生;林建华,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所长,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不仅领导和组织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在对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阐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并进一步拟定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和途径,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构想。列宁的总体构想是三位一体的整体构想,大体是按照“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顺序展开的,其中,文化建设构想的中心点是文化革命,经济建设构想的中心点是发展商品生产,政治建设构想的中心点是民主政治。列宁的国民教育思想是其文化建设构想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对列宁的国民教育思想进行梳理、论析。

  列宁国民教育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是俄国教育的实际。他把文化教育工作放在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位置,这是对俄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构想和设计。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国内居民大部分是文盲,9岁以上不识字的占全国总人口的76%;在农村,9岁以上的人80%是文盲;妇女的情况也是严重的,文盲占80%;至于中亚、北方和其他边区,许多民族几乎全是文盲。列宁在 1913年时就写道:“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1]

  列宁从来不否认、也不回避俄国文化教育落后的现实,绝不因“落后”而惧怕或拒绝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鉴于国民识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最起码的社会条件,是提高国民素质以发展文化、文明的最基本条件,列宁甚至将国民识字视为“一般的政治问题”。[2]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十分重视扫盲工作。在1919年3月俄共(布)第8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中,就有发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条文;在党章中,还规定了对党员进行识字 教育的任务。1920年7月,苏俄成立了扫除文盲委员会。到1920年,俄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识字人数已从1897年的每千人中的223人上升到319人,但文盲仍占居民总数的78%。“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3]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教育程度都远比西欧国家落后,愚昧无知状态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大祸害之一。列宁说:“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4]他还一再指出,工人阶级由于文化水平低,还不是人人都能实际上进行对国家的管理;也由于劳动人民普遍缺乏文化,妨碍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和劳动人民行使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督的权力。这也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得以滋生、繁衍并危害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因素之一。

  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列宁及时地强调,在指导思想上,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来,特别是到1920年年底,苏维埃政权夺取国内战争胜利以后,他更加重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他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 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5]这是因为文化落后状况与俄共(布)提出的各项巨大任务很不相称。列宁深切地感到,俄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是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障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6]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当居民具有高度的文化教育水平,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时,才能彻底挖掉资本主义复活 的根子。

  列宁同样认识到,发展国民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苏维埃政权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但严峻的现实是,“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7]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也存在着文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在苏维埃俄国,人才奇缺,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机关工作人员“少得可笑”,这就妨碍了机关的优化。[8]而改善党和国家机关,就离不开学习,离不开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为此,他指示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劳动人民希望参与国家管理而迸发出来的强烈求知欲。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培养政治人才不能像培养经济人才那样急于求成。他要求教育界必须表现出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脚踏实地地为培养政治人才而努力工作。列宁特别具体地提出“争取写出两本或更多的关于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劳动的教科书”[9]的建议。他认为,只有将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工作人员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提高机关的工作效率,增进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列宁要求,在这项工作上要舍得花费时日,讲求质量,反对急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他期望“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10]“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立名副其实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11]正是列宁,第一次阐述了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致使他的思想未能广泛地付诸实践。

  列宁认为,“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即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打着“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幌子,说学校是传播“一般科学”的机构,反对在学校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反对共产党对教育的领导权。

  对于上述观点,列宁逐一进行了批驳。列宁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教育都不可能脱离政治。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同政治的联系同样是非常密切的,它为资本家培养忠实的奴仆和熟练工人。资产阶级不肯承认这一点,妄谈所谓的“一般科学”,其实这正是资产阶级虚伪性的表现。对此,列宁驳斥道:“资产阶级竭力抹煞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12]在1919年修改党纲时,列宁明确地指出:党在改造国民教育方面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13]这就是说,俄国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对旧俄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造,将教育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使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的论述为俄共(布)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教育体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为了使教育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列宁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对教育的领导权。他指出:在国民教育机构的“工作中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14]列宁同时也认为,在教育部门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对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认为,检验他们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看其在发现、使用和教育团结专家方面工作得怎样,在帮助教师工作和提拔他们以及介绍和参考他们的经验方面工作得怎样。列宁要求教育系统的共产党员少谈些“领导”,更不能空谈所谓的“共产主义领导原则”,而要多做些实际工作,深入到教学活动中去,努力成为懂教育的内行,“只有这样的党员领导者才是真正的领导者”。[15]他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只会侈谈‘领导’,却不善于安排专家做实际工作,不善于使他们在实际中取得成就,不善于利用成千上万的教员的实际经验,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毫无用处。”[16]他要求共产党员学会“修改实践教师的教学大纲,编写适用的教科书,实际地改善(即使改善很少)十个、百个和千个教育专家的教学内容和工作条件”[17];教育系统的领导者还必须尊重教学规律,而不要像旧日的督学一样去干涉国民学校的教务,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文化教育组织能否取得成绩,更是取决于这些组织能否吸引千百万教师、工程师、医生以及整个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大军。列宁严厉地告诫道:“必须知道,谁不这样做,谁就要被撤职。”[18]

  列宁还提出了把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的任务。他要求政治教育委员会加强对群众的文化教育。这是因为,要使群众理解党的政策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首先必须使群众具有读和写的能力。政治教育的最起码的任务是教会群众识字,这个任务完不成,要使人民群众理解党的政策是可笑的。[19]同时,他又要求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不仅要传播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要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要培养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骨干。综合技术学校也要开设“普通课程”。列宁还亲自列出了“普通课程”所包括的具体科目:共产主义、通史、革命史、1917年革命史、地理和文学。[20]列宁对教育机构和党的宣传机关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方法论上给予了科学的指导。他说,教育机构要开展最广泛的文化教育和共产主义宣传工作,必须学习党的宣传机关发动群众和宣传群众的经验。因为党的宣传机关积累了丰富的对群众开展工作的经验。而党的宣传机关虽然有丰富的政治宣传的经验,但又必须在此基础上加强文化教育工作,因为党的宣传工作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加以重视,宣传机关必须向教育机构学习经验。[21]列宁还教育青年,绝不能仅限于在学校里读几本空洞的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这样只能使自己成为吹牛家。真正合格的“共产主义的青年”不但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且还是受过现代教育、有着先进知识、能够改变俄国落后状况的建设者。因此,青年在学习时要同时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把共产主义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并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去,“这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22]在苏俄国民教育的面向上,农村教育事业、农民教育占很大的比重。因此,列宁提议,应当采取城市工人帮助农村居民的多种形式,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23]他还把农村教育事业、农民教育问题同城乡关系、工农联盟、农业合作化问题联系起来,强调“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具有决定的意义”。[24]

  正是在列宁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俄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旧俄的教育体系,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使国民教育事业第一次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建设者。

  列宁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富强,必须发展教育。在俄共(布)关于教育的决议和列宁的一些讲话中都一再强调,应把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联系起来;苏维埃国家的教育工作应适应国家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这一新形势,应使人们认识和理解,必须把教育工作提高到新的阶段,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提出,要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建立起发达的国民教育机构网,以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后来,他又指出:“同提高文化教育相关的实际任务,应当成为一个中心,围绕它来开展我们的教学和训练工作。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25]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更加注重教育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了“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的观点。[26]在列宁看来,教育不但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提高人民的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而且能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十分重视教育与经济生产相结合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创立了以社会经济发展为本位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把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核心,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教育普及等方面全方位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针对俄国的实际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除对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正规教育做出决定和指示,有计划地发展教育事业外,还十分重视开展社会教育和业余教育。列宁提出,教育界要“善于利用工厂、国营农场、办得还可以的农庄和发电站来进行综合技术教育”[27]和职业技术教育,将教育直接地与社会经济生产结合起来,“在最短期间从工人农民中培养出各方面的专家”。[28]他曾满怀信心地说:“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点,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29]列宁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30]为了实现这一口号,列宁提出,将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年龄由17岁降到15岁,对年满15岁的人进行普遍的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具有电的知识、机械工业的知识,了解俄罗斯联邦电气化的基本概念,从而成为能为实现电气化贡献力量的有用人才。他鼓励大学数理系的所有毕业生面向社会各界讲授关于电的综合技术教育课,为实现电气化大量培养熟练工人。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上,除了思想政治课程外,其余的课程都必须以尽快满足经济建设为宗旨。在实施电气化计划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煤炭工业。因此,列宁要求无论是职业学校还是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都必须将煤炭开采作为必修课。他要求煤炭开采专家编写教科书和小册子,要求电影局拍摄煤炭开采方面的科教片,广泛地普及煤炭开采方面的专业知识,振兴俄国的煤炭业。

  列宁认为,要发展国民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在思想上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一系列具体而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同样是列宁国民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充分认识教师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中的特殊重要作用,通过各种政策提高教师的地位,发挥教师的积极性。

  列宁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单靠共产党员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必须把50多万教育工作者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列宁强调,“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称号应该保持不变。他号召人民向教师们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31]列宁还强调要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他们的觉悟和业务能力。列宁认为,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形势下,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做主要的事情”,从政治上信任教师,发挥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32]同时,力求使教师从资产阶级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使教师、教育界人士成为既是一般文化,又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广大农村中的传播者;在城市里,就更不用说了。要区别对待他们,选拔积极分子,帮助他们上进,经常注意合理提拔教师到领导岗位上去,把积极的、最有文化修养的教育工作者当作自己的支柱,把正直的、同情我们的、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教育界力量吸收到各级教育机构,直至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之中。

  提高国民教师的地位,振奋国民教师的精神,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33]即使在粮食很困难的时期,列宁也指示地方粮食委员会提高教师的马铃薯和粮食供应标准,甚至还要求发给教师足够的鞋子和皮带等生活用品,尽量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1921年,列宁签署了一系列提高教师物质待遇的法令,诸如《关于农村学校的伙食安排》、《关于文教单位的房舍保证》、《关于改善学校和其他文教单位的供应措施》等。1923年,苏俄粮食供应状况刚一好转,列宁便要求增加教师的面包的分配额。这些法令和措施的贯彻落实,使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了切实的改善。

  第二,克服一切困难增加教育经费,确保教育资源。

  1922年,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列宁要求撤销和精简一些机构,削减行政机关的费用。有人建议削减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对此,列宁说:“应当削减下来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34]即使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内部,列宁也要求削减行政费用,以便把有限的费用投入到发展基层教育上。他曾致信人民委员部负责行政和财务的马克西莫夫斯基,要求他审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尽量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尤其是压缩上层机构的开支,以便增加对中小学和扫盲工作的拨款。他还要求对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改组,增加工作的系统性和计划性,以节省经费。

  第三,多管齐下,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推进文化教育工作。

  列宁主张编写和发行工农读物以推进国民教育工作。他亲自为这些读物拟定了题目,如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国家、土地法、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国有化、劳动纪律、帝国主义战争、我们是怎样提出和约的、什么是共产主义,等等。在推行电气化时期,列宁又提出编写一些小册子,向人民介绍电的知识,介绍电气化计划。他要求工农读物在内容上要贴近现实生活,在行文上要通俗易懂,在编排上要分篇组成,每篇相对独立,这样便于携带,并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为了使工农群众能阅读到这些读物,列宁主张建立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将这些读物合理地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阅览室。这些措施,增加了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提高了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速度和成效。

  列宁十分重视报纸对于国民教育的重要作用。十月革命后,《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发行量很大,成为推进国民教育的重要媒介。列宁要求进一步办好这两份报纸,多发表一些适合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文章,增设文化教育的栏目。他批评了一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浪费报纸的做法,主张只供给政府机关适当数量的报纸,而将大量的报纸用于张贴。在没有足够的纸张的情况下,张贴报纸是很好的社会教育手段。

  列宁还主张通过电影等艺术形式推进国民教育事业。他提出,电影要为社会教育工作服务,为此,要多放映一些具有宣传教育性质的影片,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国际联盟的政策、柏林的饥民等。1922年2月,列宁提出,从拍摄新闻纪录片入手,生产出一批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 想、反映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的新电影。在放映电影时,要注意娱乐片和教育片的比例,在群众中推广内容健康的教育片,对娱乐片要审查,不能放淫秽的电影。

  总之,列宁的国民教育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了列宁在社会主义国民教育思想上的杰出的理论贡献。列宁的国民教育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推进,对于中国在21世纪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意义。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26页。

  [2][3][10][11][12][13][25][26][35][36]《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8页,第356页,第379页,第383—384页,第382页,第381页,第360页,第359页,第358页,第357页。

  [4]《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84页。

  [5][6][7][14][32][33]《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87页,第687页,第357页,第364页,第399页,第368页。

  [8]《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6页。

  [9][15]《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5页,第106页。

  [16][20][24]《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02页,第140页,第312页。

  [17][19]《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5页,第115页。

  [18][22]《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0页,第226页。

  [21][28][29][30][31]《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96页,第201页,第201页,第362页,第153页。

  [23]《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50页。

  [27][34]《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76页,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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