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一二十年，中俄两国都进行了经济改革，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性质目标不同，方法步骤不同，实际效果也差别很大。在世纪之交和千年更迭之际，对两国的改革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99年12月31日被任命为俄罗斯代总统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对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作了回顾和总结。他说：“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尽。”“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他指出：“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我国是无法进行没有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的。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也是没有用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①这表明，俄罗斯领导人目前正在考虑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这是值得注意的。下面从三个方面对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分析。

一、经济改革的性质目标

　　1·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不断探索的过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但当时只是强调权力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而对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取得共识。1982年中共十二大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1987年又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口号。直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中国花了14年时间，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转变。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中国正处于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兼顾效率和社会公平，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

　　2·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俄罗斯的改革把经济体制的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同社会制度的变化(从社会主义向资 本主义)联结在一起，因此特别复杂，斗争特别尖锐。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加速发展战略。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确认了“加速发展”和“激进经济改革”的总方针。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党的目标。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法。同年7月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苏联解体后，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在1991年12月29日签署了《加快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令，同时颁布了《1992年俄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纲领的基本条例》。这些法律文件规定了俄私有化的主要目标有7项：(1)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2)提高企业效率；(3)建立社会保障体系；(4)促进国家财政好转；(5)建立平等竞争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非垄断化；(6)吸引外国投资；(7)为进一步私有化创造条件，建立良好的组织体系。在上述目标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尽快形成一个广泛的私有者阶层。这一改革计划，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在以萨克斯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下制定的。可见，中俄经济改革虽然都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二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二、经济改革的方法步骤

　　1·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前，中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农业生产率低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这一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其他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纷纷仿效。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在全国推广。 1983年10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此后两年内，人民公社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和必要的物质基础。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增加。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宣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无疑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农业的稳定发展。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因此从1984年起，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进行城市企业改革。

　　俄罗斯经济改革则从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开始。从1992年1月起，俄国宣布实行“休克疗法”。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放开物价；紧缩财政；企业私有化。其目的是迅速稳定俄国的经济，尽快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按照萨克斯的说法，“长痛不如短痛”，“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

　　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命令和俄国政府的决定，从1992年1月2日起，俄境内生产的所有产品、消费品、工程和劳务采取自由价格和自由收费。在几个月之内，就放开了95%的消费品和80%的生产资料的价格。结果，所有商品价格飞速上涨。由于宏 观经济严重失调，招致恶性通货膨胀。1992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500%。居民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卢布贬值，黑市贸易和“影子经济”猖獗，生产急剧滑坡。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预算赤字，俄政府决定削减军费和其他开支，取消国家补贴，征收28%的增值税和45%的所得税，能源和原料征收出口税。俄中央银行实行紧缩银根的政策，硬性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投资，把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从2%提高到9%。结果，由于紧缩财政，企业流动资金困难，生产下滑，大量资金外流，投资萎缩。

　　私有化是俄国改革的核心。为了尽快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彻底摧毁以前的所有制结构，俄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私有化计划。为此，叶利钦下令成立了主管私有化的机构——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当时的副总理丘拜斯兼任该委员会主席。私有化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指商业、服务业、公交业、小工业、建筑业的私有化。到1993年底已基本完成。“大私有化”指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证券私有化”。俄政府从1992年10月1日起向每位居民不分年龄、民族、居住地无偿发放面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该证券可用 于购买企业股份或进行投资，也可出售。当时共发放1·5亿张私有化证券，占国有资产的35%。这一阶段到1994年6月结束。第二阶段为“现金私有化”，即以出售改造成股份公司的企业股票有偿转让国有资产。但是，“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形成广大的私有者阶层，而是成了新旧官僚大量收购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将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的一种手段。“现金私有化”则更迅速地将大批国有资产转移到少数富人手中。有名的私人银行家波塔宁还提出了“以贷款换股权”的办法，即政府通过拍卖国有企业的控股权，以这些控股权为抵押，换取 拥有闲置资金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提供贷款，以弥补预算赤字。通过这一办法，俄国的金融寡头掌握了一大批大型企业。

　　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据俄刊披露，全国实行私有化的500家大型企业实际价值2000亿美元，却仅以72亿美元低价售出。私有化也未能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增加预算收入。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在第292号令中提出，私有化及联邦政府所移交地方股权应得税收为11·4万亿卢布，实际上只完成1·374万亿卢布，即完成了1/10。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私有化收入只占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

　　2·改革的“激进”方法和“渐进”方法

　　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逐步推进的办法，循序渐进，从农村到城市，从外围到核心，从易到难。农村改革的顺利进展为城市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城市改革首先从扩权让利、企业承包经营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入手，以增强地方和企业发展经济的活力，使广大居民得到切实利益，从而使改革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大大繁荣了市场，逐步形成了市场机制，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对外开放也是逐步推进的。先在深圳等地搞经济特区，起示范作用，积累经验；然后扩大到沿海、沿边城市，再逐步推进到内地，开发西部地区。中国改革的逐步推进战略，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也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因而在改革过程中，社会震动较小，从总体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

　　俄国的改革则脱离了本国的具体情况，不符合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实行了70多年，要改变这种体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俄罗斯按照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开的药方，企图在短期内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全面放开物价，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行紧缩政策，在未作充分准备的前提下推行全面私有化，造成了大灾难。当然，叶利钦、盖达尔等实行“休克疗法”，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尽快摧毁公有制经济，给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从而铲除其社会经济基础。

　　3·改革中的所有制结构问题

　　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改革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原则的区别。中国的目标是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包括三层意思：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其次，国有经济控制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 关键领域，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第三，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长期坚持下去。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这一论述写进了宪法。据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资料，1997年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结构中，国有工业占25·5%，集体工业占38·1%，城乡个体工业占17·9%，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占18·4%。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占63·6%，非公有制经济占36·3%。这表明，中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俄罗斯提出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叶利钦总统宣布，到1994年底，已有110000家以上的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改变了所有制形式。非国有制成分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在俄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98年底，在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成分占28%，非国有成分占72%。国家经济命脉被控制在以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为代表的七大金融寡头手中。

　　中俄两国对国有小企业的改革有若干相似之处。俄国在“小私有化”阶段通过商业投标、赎买租赁企业的财产、公开拍卖、直接出售和股份制等方式，促使小型企业走向市场经济。中国则根据“抓大放小”的方针，对小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方式，以增强活力，提高企业的效率，增进劳动者的利益。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中俄两国都致力于使这些企业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但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俄国通过“大私有化”，多数企业已改成股份制企业，它们以西方的大企业为蓝本组成私有化公司。但其效益低下，缺乏活力。中国没有采取全面私有化的政策，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先是实行放权让利政策，赋予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促使其转换经营机制。90年代以来转入“制度创新”阶段，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以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营主体。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今后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三、经济改革的实际成效

　　由于中俄两国经济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方法步骤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实行同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而俄罗斯的改革却导致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②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影响。

　　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正是根据这一标准，在改革中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坚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中国在1979—1997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8%，而俄罗斯90年代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俄罗斯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是：1991年-5·0%，1992年-14·5%，1993年-8·7%，1994年-12·6%，1995年-4·0%，1996年-2·8%，都是负增长，只有1997年增长了0·4%。③普京承认：“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④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资料，199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554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七位；而俄罗斯为4035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2位。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俄国的改革则未能提高生产力，而是削弱了综合国力。

　　2·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明显增加。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元，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3%。市场繁荣，消费品充足。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贫富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俄罗斯的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92—1997年间，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3%。1/5以上的居民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10%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10%的最穷阶层的收入高13·4倍，而世界上公认的极限比值是8倍。由于生活条件恶化，俄罗斯的总人口在1992—1997年间减少了420万。人均寿命从1990年的64岁降低到1998年的59岁。

　　3·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中十分注意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力求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而俄罗斯的改革则导致长期持续不断的社会政治动荡，犯罪率很高，黑手党横行。总统、政府和议会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更换。1997年秋以来，俄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陷入了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境地。1999年俄国的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好转，但影响社会稳定的许多根本因素仍然存在。

　　中俄两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同结果表明，经济体制的转换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在科学理论和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进行，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俄国改革之所以遭到失败，就是因为脱离了本国的具体情况，急于求成，企图通过“休克疗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事实表明，欲速则不达，照搬西方的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在探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法上，采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地试验，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总结经验，从而避免了不应有的巨大风险。中国在实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把提倡大胆试验同逐步推广结合起来，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效。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坚科说：“中国的经验表明，不搞资本主义不等于不搞经济改革，而以妥善的方式，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而不引起较大的痛苦，是完全可能的。搞市场经济照样可以保持着眼于多数人利益的社会方针。”⑤当然，中国当前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困难是很多的。例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下岗和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消除腐败问题等等。认真总结中俄两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坚定信心，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④俄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②《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⑤俄国《真理报》1995年8月30日。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