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11月苏联解体起，列宁的幽灵就在俄罗斯游荡。是否应该把他的遗体移出耸立于红场的墓地，迁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或者，是否应像俄罗斯共产党所主张的那样，把它当作苏联真正成就的纪念而继续珍存下来?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俄罗斯的反共势力以及列宁遗产的反对者们抛出第三种方案，他们威胁要在夜深人静之时把遗体迁出火化，然后以基督教仪式下葬。

　　对列宁遗产的矛盾心理反映出，大多数俄罗斯平民及其议员们都倾向于坚持苏联的制度、态度和行为举止。这种矛盾心理源自两个方面。首先，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人仍然希望社会及经济体现出前苏联社会制度的许多特征。假如让其选择，他们中大多数会选择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国家拥有和经营重工业、银行、运输、通讯、电力，以及数目比前者少一些的轻工业。其次，市场改革尤其是物价自由化和私有化，已被证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这自然会唤起人们对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位时的停滞年代的怀念。

　　但自苏共统治崩溃以来，还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特别是在民权和经济权力领域，如私人企业的增长，能到国外旅游和买到外国产品，国内流动，私人拥有公寓和别墅(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土 地)，买得起私人轿车。

　　某一项囊括自1985年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经济调整和政治公开性以来所有变化的综合性指数，或许表明一大部分俄罗斯市民的纯收入增长了，但这可能是人数极少的一个大部分。少数人，大概为10%(几乎只居住在大城市)的福利得到了实际的增长。数目更多的人，约为40%(大多年龄超过40岁)福利实际下降了。其他人则介于前两者之间。

　　这些数字说明为什么俄罗斯人已经极不信赖叶利钦关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好处的承诺。在俄罗斯进行更深入的经济改革缺乏强有力的民众支持。1998年8月17日金融泡沫的爆发结束了叶 利钦及其助手于1992年1月开始的激进改革。

不是改革的改革

　　从1975年起，俄罗斯跌入了第三世界，那时苏联战后的高速增长开始下降。此后，虽然仍为正增长，但增长逐渐下降，到70年代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一年，变为负增长。戈尔巴乔夫为扭转这一颓势，于1985年制定了改革和公开性政策。虽然经济方面越来越恶劣的情况是导致改革的主要原因，改革最终的失败是无从预料到的东欧和苏联随改革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化的后果，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无论在什么时候，苏联民众都未抨击过苏联的计划经济，这一点对于理解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市场改革所持的含糊态度至关重要。

　　随着1992年11月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及一个市场取向的经济学家班子于1992年1月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是激进市场改革的一次大实验，年轻的俄罗斯改革家及其西方顾问天真地期盼该年9月就获得成功。所谓的“休克疗法”战略成功地放开了物价，有效地破坏了中央计划机制，但它最终却未能造就真正起作用的市场经济。随后应急的私有化方案同样未能创造出有利于健康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环境。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俄罗斯第三阶段的改革于1995年启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视某些有关官方经济政策的“限制性条件”，向俄罗斯提供一系列大宗贷款(1995年为62亿美元)。作为金融支持交换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性政策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它要求把紧缩货币政策与努力削减或使赤字最小化相结合，并达到政府财政的基本盈余，以缩小有待偿还的债务。叶利钦政府一直不能实现有效的基本盈余，政府债务继续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迫使俄政府通过发行缩写为GKO的短期国库券(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及德国政府提供的基金之外的另一笔基金)，以弥补赤字。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笔贷款(3年期9亿美元的资金)对叶利钦的获胜起到了作用，此后，政府开始向国外交易商发行GKO，许多商业银行和市政府也轻率地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俄罗斯政府对于扭转赤字屡战屡败。如同需要再度筹资偿还的短期债务的数量不断扩大一样，国内外拖欠的债务继续膨胀；还债期限渐次缩小到较短的时间，利息率不断提高。一场典型的金融泡沫在酝酿之中。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帮助下，强迫商业银行投资于GKO，直到这些短期国债成为它们的主要资产。甚至持有GKO的中央银行，也显然将一部分国家外汇储备间接投资于它们。

　　1997年震荡东亚的金融动荡吓坏了GKO的国外持有人。俄罗斯外贸主要资源石油价格的暴跌使他们更为惊恐。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7月提出了一套实在的方案(1998年7月至11月间贷款226亿美元)，但为时已晚；1998年8月17日，政府宣布不能偿还债务，卢布贬值。危机已经爆发，叶利钦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宣告结束。俄罗斯真的破产了。许多市民再一次丧失存款，政府的信用等级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一落千丈。10年徒劳无功的改革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已经把俄罗斯送入第三世界。

大衰退

　　叶利钦的统治是衰退、否定和腐败的十年。在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其他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人均收入都长期急剧下降，俄罗斯的衰退特别严重而漫长。1989至1999年，俄罗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1929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达到顶点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也不到25%)。同样经历转轨萧条的后共产主义波兰，1989至199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0%，其后开始上升。而在俄罗斯，颓势尚需扭转。

　　俄罗斯和其他前苏维埃帝国成员国出现转轨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相互贸易网络的断裂。它们大多数渴望寻找替代苏联的顾客和供应商，更使这一贸易模式进一步瓦解。俄罗斯的前苏联企业也遇到困难，它们得试图在没有订货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在俄国，企业未能利用私有化削减生产规模并使生产合理化，导致产量下降。这说明了俄罗斯在旧帝国崩溃时生产和销售衰退的原因，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以及俄罗斯经济为什么没有实现重组、合理化和再投资，变得更具竞争力。

　　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苏维埃集团国家经济复苏失败者多于成功者，对于前苏联共和国来说尤为如此。波罗的海国家除外，它们在前苏联时经济就是一塌糊涂。问题并不在于俄罗斯是否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从前所没有的市场经济，它已经有了市场。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未能建立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融入世界经济中获益的切实可行的市场经济。

无准备、无诚意的改革

　　俄罗斯后苏维埃经济病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为激进的市场改革做好准备。它缺少至关重要的经济机构，包括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一套起作用的商业银行网络，以及一整套商业法规，以保护契约权力，解决经济侵权行为，强化破产规章，并且从总体上保障法律在商业关系中的作用。而且，俄罗斯的新企业并没有受到无需法院威胁而履行义务的商业道德的熏陶。即使只是相当小的一部分交易者试图欺诈或逃避其契约义务，所导致的诉讼数目之多也会令任何法院体制都无法处理。

　　完备的市场体系同样缺乏，因为苏联的命令经济无需它们。其中包括金融证券市场，没有它，企业无法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借贷；新工程的投资货物市场；现有企业的市场。在后苏联的俄罗斯，这三个市场至今尚未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那样开始运行，而在此之前，俄罗斯建立的市场经济将仍然是非常残缺不全的。

　　同样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俄罗斯人都缺乏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如前所述，联盟解体前夕，苏联人没有对中央计划说三道四，并且普遍对苏联的主要经济制度感到满意。例如，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在住房、工作、获取医疗保健和更高的教育、以及总体生活水平方面显示出很高的满意程度(2/3至3/4的人说“非常满意”或“满意”)。同样，比例很高的一部分人赞同重工业、运输、通讯、电力、银行及轻工业的国家所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固定的物价、低廉的房租、便宜的交通以及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调查也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并没有意识到，讨厌的排队正是由低价格和免费服务引起的。

　　即使商店出现货物且无需排队购买，1992年的物价自由化及接踵而来的通货膨胀还是遭到不满。年轻的改革者们和叶利钦总统从未认真地努力去就市场改革或其必要的代价教育民众。这部分是出于天真，部分是出于欺骗。因为改革者及其外国顾问们坚信转轨将在人们因其代价而反对它之前完成。

　　前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也不信奉市场改革。由于一场真正的革命并不能使苏联终结，曾在苏共统治时期有过一官半职的这些老特权人物，仍能控制私有化企业，继续主宰俄国社会、教育和政治机构。这些特权者对于改革的淡漠的信念，部分是由于不清楚市场经济要求何种行为和机制，部分是由于对要求私人企业和生产资料和土地的私人所有的改革的矛盾心理。

　　布尔什维克党人及其盟友以马克思所描绘的前景、不惜一切代价创建新社会的决心进行了1917年革命，与之相反，新俄罗斯的特权阶层则是设法保护其特权、收入和权力的保守人士。作为改革尝试的一部分的私有化方案未能成功培育出一个积极促进生产合理化和参与国内外竞争的企业家阶层。一些新业主(特别是所谓的寡头)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成本和利润，而是集中于敛取个人财富。其他企业家，主要是原苏联时期企业的经理，仍然不过是在发挥职业介绍所的作用。无法指望现存的精英权力结构实行真正的改革；而且，俄罗斯没人想要真正的改革。这样，包括教育、研究及行政部门以及政府官僚机构和企业，都仍然是由1992年前的同一批人领导和管理。

　　帝国情结也削弱了俄罗斯人对改革的支持。无论是俄国精英还是普通百姓，大部分都难以割舍他们的大国国民观念，并仍然否认苏联的解体。14个非俄罗斯的共和国和东欧前苏联集团国家，或者重新找回，或者建立其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俄罗斯自己却丧失了身份。其能源和资源不是被用来建立新的市场制度、改革军队、打击犯罪和腐败、为外国投资和贸易创造环境，而是被浪费在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传统观念。

　　不幸的是，市场改革已经变得声名狼藉，其主要设计者们已经为社会所不齿。对于大部分俄国人来说，实际收入已经下降，稳定的职业已经不复存在或是变成了罕有报酬的闲职，个人存款大幅下降，退休金贬值，改善个人生活水平的希望渺茫。一小部分受益的精英无论在财产、收入还是权力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数目更多一些的少部分人在国内和国际找到了新的机会，而广大俄罗斯人却对新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公感到不满。

　　叶利钦对市场改革的支持也随其政治运气和身体健康而波动。改革的日程安排由其顾问制定，而进程的展开则要求叶利钦全神贯注。一旦疾病袭来，改革的日程就停滞不前，与杜马无休无止的斗争使叶利钦不断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经济改革。最近对总理的一连串走马换将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1998年3月叶利钦因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侵犯了其政治地盘而撤消他的总理职务时，俄罗斯经济正处于不稳定状态。切尔诺梅尔金的继任者谢尔盖·基里延科是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既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能力在经济问题上有效地对付国会。1998年8月17日危机后基里延科被解职，颇有政治和管理经验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接任。尽管普里马科夫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危机，但他还是接着在9个月后被解职，据说是因为叶利钦在政治上嫉妒他受到杜马和大部分公众的欢迎。1999年5月，叶利钦的忠实支持者、没有经济经验的谢尔盖·斯捷帕申取代了普里马科夫。3个月后，斯捷帕申自己又被另一缺乏经济经验的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代替。虽然斯捷帕申成功地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5亿美元的贷款，但他显然对叶利钦不够忠诚，而且可能也太受欢迎了。

　　叶利钦对改革时断时续的支持破坏了改革的基本要素，破坏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合资企业甚至国内投资于新工厂和新设备所要求的政治和经 济稳定。

未来的可能

　　在过去的7年中，大多数预测机构，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每年都错误地预言俄罗斯经济将会复苏。尽管1998年出现金融破产，近来对2000年的预言又乐观起来。主要由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1999年秋未来还极其模糊不清。不仅哪一党派将控制11月选举的新杜马尚不明了，甚至选举是否举行都还没有定数。与定于2000年年中举行的总统大选有关的问题也同样是一大堆。叶利钦是否会让位给继承者?如果让位，谁将是继承人?无论如何，21世纪前10年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前景怎样?我提出四种可能。 看守者模式

　　1998年9月至1999年5月普里马科夫的总理任期是看守者模式的最好例证。普里马科夫避免激进改革；他努力维持政治稳定，修补联邦预算以提高收入、降低支出，试图吸引(或欺骗)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贷款机构，设法重新谈判解决国内国际拖欠的债务。他能赢得杜马的合作，通过必需的法律调整债务结构，争取到额外的国际基金，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普里马科夫也尽力稳定了1998年8月17日后遭受货币贬值和拖欠债务冲击的经济。

　　普里马科夫的继任谢尔盖·斯捷帕申继续实行一种低调的看守者方案。由于是叶利钦的忠诚者，他与杜马并不协调，但他继续努力调整预算，改善与国际借贷机构的关系(包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45亿美元的新贷款)。斯捷帕申出局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政治或经济上都没有改变这一道路，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大可能改变。

　　无法指望一个看守政府解决重大的经济问题。从现在到议会和总统选举期间，能够实现的最乐观的结果也就是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所取得的稳定和逐步的立法进展。但是，这一模式的所有变数，都朝向不利的方面：事情容易变得更糟糕。如同其高层领导人一样，俄罗斯人在继续分裂。中央政府的权力范围在缩小，每一中央机构——从军队、警察到行政部门——都是从前虚弱的投影。

　　叶利钦为保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一再牺牲经济复苏。而且，叶利钦的追随者们的财富、收入，甚至或许是自由都会因其统治的终结而受到威胁。除非他突然死去，否则，叶利钦与杜马及共产党的另一场对抗，或是疯狂的政治斗争将很难避免。

　　即使选举如期举行而且叶利钦和平退位，也很难企盼总统选举几个月后就有大的改革。短期内最乐观的可能是停滞或者勉强向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一个不太可能的结果是，伴随政治丑闻，从2000年大选起俄罗斯经济继续衰退和瓦解。

　　新斯大林模式

　　有人担心如果左翼力量在俄罗斯上台执政，原来的斯大林式行政命令经济将被重建。但把现在的经济与布尔什维克时期作一比较，就能看出俄国经济已经沿着开放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走了很远。新斯大林主义复活的威胁不过是假想的鬼怪，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中央政府及其机构完全没有重建集中经济体制的力量或能力。军队和保安部队没有能力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太多的权力和太多的资源已经被自愿或不自愿地移交给地方。简而言之，新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选择。这种想法主要用来吓唬西方大国，使它们继续支持现政权——这是个继续行之有效的战略。

　　新激进改革模式

　　如同不可能重返斯大林式经济一样，激进改革者及其受保护者也不可能再度主导经济改革。激进改革的一个正当理由是需要破坏和摧毁中央计划——这已经完成。但多种价格仍由国家、共和国或地方政府规定，而且，企业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为更激进的政策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提倡和实行激进改革的经济学家目前在俄国普遍遭到厌恶，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口语中骂人的绰号。更重要的是，激进改革往往取决于叶利钦的支持和保护。就算叶利钦设法在2000年大选后继续执政，无疑他在健康上没有能力、在感情上也不愿意发起新一轮的激进改革。况且，他的拥护者中从激进改革中获益的那些成员——比如寡头，现在代表了反对激进改革的保守力量。他们需要政治和经济稳定以巩固其所得，避免其财产被充公。确实，叶利钦“家族”继续保住叶利钦执政或选举一个忠诚者的欲望是以先前私有化的不完全为基础的。即使寡头们也意识到，他们拥有财富并不是因为法律的认可和法院的保护，而是取决于“鲍里斯沙皇”的意志。

　　未来的经济改革在规模上将是适度的，在实施上将是渐进的。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和大多数西方正统经济发展专家的华盛顿共识在近年来已遭到失败，正在被一条更灵活、更实际和渐进的路线取代。结果，俄罗斯内外令人尊敬的经济顾问都不再可能鼓励激进改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实施成功可能性高的适度改革优于几乎难以成功的通盘改革的观点，再次被公认为审慎的经济政策。

　　新“新经济政策”模式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的思想：在小企业和贸易私有的同时，中央政府掌握经济的“制高点”。如果2000年国家和平、民主地转向后叶利钦政府，这或许是俄国未来十年改革最佳和最可能的重心。经济已经从许多方面在向这一方向移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采取物价控制，甚至对燃油、汽油和电力等必需品实行配给。他们中大多数正想方设法进入从前已经私有化或与外国公司合资的企业的董事会。叶利钦“家族”同样在把公职官员安排到私企董事会和企业的管理职位，这些企业资金雄厚，能够用来宣扬叶利钦忠诚者们的竞选前景。两种情况都表明，俄罗斯中央政府对于大规模工业、交通、通讯和能源企业的管理作用在上升。

　　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比，俄罗斯小企业(雇员在100名以下的企业)的比例很小。新“新经济政策”模式的核心是扩大这一经济部门。在对全球经济开放的程度上，这一模式将不同于新经济政策。 但是，可以预计俄罗斯将实行外贸管制，并至少在短期内配之以某种配给与物价控制，并竭尽全力去重建如国防工业等经济部门。

　　不管2000年哪一政府执政，政府更深入地干预经济的步伐将不可避免，除非俄罗斯由于政治动乱而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衰退下去。西方人可以明智地不用过多担心这些趋势，因为它们不可能导致命令经济的重建，而且俄罗斯也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同样可以预料的是，俄罗斯可能继续统治被其一直称为“近邻”的地区，它也可能寻求与这些前苏联共和国结成经济联盟。直到并且除非欧洲和美国准备向俄罗斯开放市场，并直接投资于其工业， 前苏联新独立国家内部贸易的重建将是最主要的选择。

国家卷土重来

　　俄罗斯的发展与看守者模式一致，除非叶利钦及其追随者拒绝宪法规定的政治过渡而造成政治动乱，这一模式可能在总统大选后延续下去。有许多政治和潜在的法律原因使叶利钦及其追随者避免放弃权力，但颠覆宪政体系社会成本高昂，严重的冲突将会发生。这一结局是俄罗斯的朋友们应努力避免的，如此便意味着必须鼓励叶利钦体面下台。否则将是一场潜在的灾难。

　　无论政治上出现何种局面，实行新斯大林模式和新激进改革模式的可能性都不大。相反，和平、合 法的权力交接可能产生一种新“新经济政策”模式，这正是俄罗斯的盟国应该欣然接受的。担心国家更多地干预经济将导致新斯大林模式，是杞人忧天。俄罗斯的问题不在于中央政府太强大，而是它太虚弱，以至无法履行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职能。俄罗斯经济和国家更进一步的分裂是不利的，因为这将孕育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地方—中央冲突，如果发展到极至，可能爆发南斯拉夫式的冲突。

(原文载《现代历史》1999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