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未取得成功，但在苏联改革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本文仅从赫鲁晓夫改革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执政党；反腐倡廉；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D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0）02－0024－07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历史作用？ 为什么这一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 至今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因此， 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并作出回答。

一、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历史作用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未取得成功，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和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它在苏联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仍有不少方面应加以肯定。

　　（一）给苏联社会留下深刻影响的改革起始时期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开始解冻后， 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 这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时期以及下台后， 多次谈及这一时期改革的积极意义。[1]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 周年的报告中说：“在50 年代中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活跃 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批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拿出很大的勇气。开始摧毁以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刻板公式。开始试图摧毁30—40 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赋予社会主义以更大的活力， 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 在理论和实践中恢复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 年)和七月全会(1955 年)决议的核心是力求改变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 使劳动成果与个人利益挂钩，于是着重注意了农业的发展、住房建设、轻工业、消费领域和满足人的需要有关的一 切。”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贡献。会上和会后都曾作出过大力的尝试， 想使国家走上正轨， 想推动我国摆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2]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发表的著作中说：“由于苏共20 大而对‘个人迷信’进行的批判……变革开始了，整个社会气氛改变了。这是摆脱极权主义的第一步。”“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赫 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3]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评价的。”[4]西方学者斯蒂芬·科恩在为麦德维杰夫等所写的《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一书所作的序中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 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 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在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1953 年至1964 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 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悟，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他还批评说，西方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由于“他们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给社会和官场的畏惧、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缚，也被他们自己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极权主义’的苏维模式所禁锢，感到难以想象任何重大、持 久的变化。他们否认或者看不到， 在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当权的整个时期内，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进行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5]

　　有关评论赫鲁晓夫的论著卷帙浩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但有一条是不能否认的： 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 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 使苏联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煞的深深的印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下面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 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6]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论述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意义时，首先是从他的改革对改变苏联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的。苏联不少学者也指出， 当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成熟的需要的，改革对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变化”。

　　（二）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 个人崇拜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 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 在理论上不可能与时俱进。应该说， 在赫鲁晓夫时期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经济理论讨论十分活跃， 特别是在商品货币关系等主要问题上， 苏联学者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尽管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影响， 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毕竟是对多少年来不容有半点怀疑的斯大林经济理论的一次巨大冲击， 让人们有可能根据已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去探索理论和发展理论， 可称得上是苏联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展开的经济理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 一是为苏联以后的经济改革作了一定的舆论和理论准备； 二是赫鲁晓夫在苏联这么一个大国推行 改革政策，又积极提倡改革理论的讨论，对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理论的发展， 赫鲁晓夫提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而在开展体制改革过程中， 赫鲁晓夫意识到， 苏联长期以来把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体制模式视为样板，不允许别国偏离一步，否则就动辄批判、开除，甚至加以镇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1963 年8 月，正当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声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际， 赫鲁晓夫赴南访问， 他在访问期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7]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改革的国家，它第一个宣布摒弃斯大林模式。人们都可以看到，尽管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有不少问题， 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并且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制模式，最后也没有逃脱垮台的命运， 但在斯大林的寒冬时期走了自己的改革之路，确实是第一枝报春花。

　　（四）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

　　在赫鲁晓夫下台时， 从苏联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 他的改革的确是不成功的。苏联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前有人制造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但是，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拿农业制度改革来说，在1958 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肯定的方面应该是多一些。这主要反映在：（1）赫鲁晓夫一上台紧紧抓住了农业的改革， 无疑是个正确而又果断的决策。这样做， 使苏联躲过了很可能会出现的粮 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2） 通过对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来扩大农场、农庄的经营自主权，提高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和大规模垦荒等思路， 是符合当时农业发展客观要求的， 特别对解决苏联当时最为关心的粮食增产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3 年苏联粮食产量为8250 万吨，1954 年为8560 万吨，1955年10370 万吨，1956 年为1.25 亿吨， [8]1957 年为10260 万吨，1958 年为13470 万吨。这期间，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呈增长的趋势。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9]。应该说，这对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战胜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对派， 并获得一致同意其继续留任第一书记，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至于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问题，苏联自己的评价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而“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中批评1957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10]。

　　以上评价，总的来说也是符合实际的。但1957年的大改组， 它力图解决部门与地区管理之间的矛盾，虽然未取得成功，可赫鲁晓夫搞经济行政区建立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法，毕竟是一种试验，为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 如何使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有机结合， 如何发挥地方的权限来提高其管理经济的主动性，与此同时中央又不失控，这对所有当今处于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 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问题。从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又恢复了部门管理原则，但在他执政后期，又发现部门管理原则存在一系列问题， 后来又成为阻碍工业和建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个原因， 广大学者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对此又展开了热烈讨论， 对部门 管理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也证明，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改变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原则有其必要性。

　　二、赫鲁晓夫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的原因

　　导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未获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

　　（一）首先要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谈起，不认识这一点，就难以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 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11]。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 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我在读他的回忆录时感到震惊的是，他或者对一些明显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或者是顽固地相信那些老的谎言，即使是他后来的经验已揭穿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仍然如此。例如在他回忆录中，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在挑选领导人问题上，用哪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问题可经常提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去解决。没有这一点，‘我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12]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在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13]西方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确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它反映了赫鲁晓夫在50 年代作为恢复活力的共产党领袖执政以及他的改革主张的局限性；它 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 年开始的， 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 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 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14]

　　上述局限性， 决定了赫鲁晓夫不能从斯大林体 制模式的根本性弊端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这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来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15]对此，麦德维杰夫分析说：“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 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16]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 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 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17]。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 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18]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 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二）与上述因素相联系，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过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19]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 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 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从经济理论上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到1961 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 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 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 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 有的地方甚至把30 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功告成”；1958 年砍掉农村个人副业， 认为它影响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晓夫对农民， 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20]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赫鲁晓夫超越社会发展阶段，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做法是难以成功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 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 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 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 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又如，他通过干部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21]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 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 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想像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后， 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涵意) 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崇拜，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22]著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与阿尔巴托夫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说：赫鲁晓夫“本人肯定没把扫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实施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 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23]。

　　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 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 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 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 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 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大改组的结果，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 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另外， 由于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管理原则， 因此花大力气分析了部门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并没有注意部门管理的客观合理的内核，并努力在改组中解决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如何合理地结合的问题。

　　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 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 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 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 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 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24]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从改革方法来看， 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 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 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25]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 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 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 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等等， 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四）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26]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机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且，从苏联农业部长到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长， 都由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来担任。一年之内，2200 名工作人员中有1700 名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其中大部分是职务较高的领导人。农业院校也迁到了农村。不论是农业部还是农业院校的工作人员，由于农村条件差，造成了大量农业工作人员包括农业专家的流失等等。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中，有关反特权的虽然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必然引起原来受益者反对。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和取得成功。

　　（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 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苏联著名政治家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 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 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 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 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 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 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哪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27]

　　（六）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 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来自国际压力。

　　1956 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 而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以及其他因素， 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大论战。这种压力， 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 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 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 迫使我们处于守势， 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28]

　　这里顺便谈谈中苏大论战问题。1989 年5 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9]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发生变化的历史实际， 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都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83 年11月6 日，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运大论战时说：“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 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 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30]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 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大论战无疑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会产生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 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 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把中国最后带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如果要说大论战的积极意义，也许可以说，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 打破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霸主地位。邓小平讲：“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31]“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32]

　　注释:

　　[1]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大多数官方人士、学者以及西方学者一样，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既有积极的评价，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2][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47.

　　[3] 系指戈尔巴乔夫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自己推行的改革——作者注。

　　[4][18][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1、42、44，43-44.

　　[5][8][9][13][苏]罗伊·麦德维杰夫等著，邹于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1-2，63，38，22-23.

　　[6][美]尼克松著，刘湖译.领袖们[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230.

　　[7] 参见赫鲁晓夫1963 年3 月30 日在南斯拉夫维累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0][苏]真理报[N].1964-11-8.

　　[11][12][15][22][28][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9，139-140，141， 140，66，133.

　　[14][美国]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116.

　　[16][23][苏联]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大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4，2.

　　[17][20][俄罗斯] 亚·尼·雅科夫列夫著， 徐葵等译. 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02-203.

　　[19]参见[苏]尤·阿克秀金编，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0，3.

　　[21]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 号全宗，67号目录，223 号案卷。

　　[24][苏]消息报[N].1963-11-3.

　　[25]参见[苏]文学报[N].1988-2-24.

　　[26][苏]真理报[N].1962-4-25.

　　[27][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606.

　　[29][3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91,237.

　　[30]邓小平年谱[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下):944.

　　[31]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1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耿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