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一个最为重要的共同性原因，是不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人所共知，原苏联东欧各国中的多数国家，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其基本内容一般归结为自由化、稳定化与私有化。围绕这“三化”，俄罗斯在1992年初推行了放开价格管制、紧缩财政与货币、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汇率自由兑换以及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等激进改革措施。

　　俄罗斯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这些“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些人认为，这主要与在政治上刚刚取得主导地位民主派，为了在经济转轨 过程中取得西方的支持有关。还有人认为，这是民主派屈从于西方压力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派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

　　(一)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原因很多。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共同性原因是，不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长期来，在苏联产品经济观盛行，而对市场经济一直作为右倾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这不可避免地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国家难以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从 而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巩固与发展，并难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在苏联解体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未解决，这指的是：(1)与改革国有制有关的商品生产的主体问题，即没有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转换其经营机制，企业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2)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改革理论的研究与改革实践，主要集中在使计划与市场两者结合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与发育市场体系问题上。在苏联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强调要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又 不放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包括不放弃指令性计划。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往往体现在指令性指标数量的增减方面，结果造成残缺不全的指令性计划与发育不良的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局面。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滞和僵持于这个格局中，就使得本来不正常的经济关系更加扭曲，经济更难以正常运转； (3)由于苏联时期的价格改革没有围绕为形成有竞争性市场价格体系这个根本目的来进行，因此，合理的价格形成体制未能建立起来。而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体制，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是一句空话。

　　俄民主派在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后，总结过去改革的教训，决定改变把改 革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的做法，而是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此来解决当时俄罗斯面临的依靠传统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二)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是促使俄罗斯新执政者实行激进改革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由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苏联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日益衰退，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即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到了1990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3%。而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工业与农业生产分别下降2.8%和4.5%，石油和煤炭开采下降11%，生铁下降17%，食品生产下降10%以上，粮食产量下降24%，国家收购量下降了34%，对外贸易额下37%。1991年，国家预算赤字比计划数字增加了5倍，占GDP的20%。财政状况与货币流通已完全失调。消费品价格上涨了1倍多(101.2%)，而在1990年价格还只上涨5%。外汇危机十分尖锐，载有进口粮食的货轮停靠在俄罗斯港口而不卸货成为惯常现象，因为没有外汇去支付粮款、装卸费和运输费。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使得市场供应变得十分尖锐。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到1991年，国家不得不在所有城市实行严格的票证供应。居民食品供应量是：糖——每人每月1公斤，黄油——0.2公斤，肉制品——0.5公斤。即使这个标准也缺乏实际保证。零售贸易中的商品储备减少到破记录的最低水平——只够消费32天。1992年1月，粮食储备约为300万吨，而当时俄国内粮食消费每月为500万吨以上。在89个俄罗斯地区中，有60多个地区没有粮食储备和面粉，都在“等米下锅”。

　　因此，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改革已不大可能。

　　(三)俄罗斯新执政者一上台，在以什么样的速度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心理与政治压力。人们对旧体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已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又看到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丰硕经济成果，所以，在90年代初，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从官方到普通居民产生一种“幻想与错觉”，似乎经济只要一向市场经济转轨，马上就可摆脱危机，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很快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正是这种压力成为俄罗斯加快改革步伐的催化剂。

　　(四)通过激进改革尽快催垮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使得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得不可逆转。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执政，民主派取得了领导权。但是，民主派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面临着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力量的挑战，在当时的俄罗斯国内，各种反对派的力量，对民主派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都持赞成立场。在民主派上台初期，俄国内面临着国家向何处去的争论与斗争。斗争的核心是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另外，虽然以叶利钦总统为中心国家执行权力机关已成为国家强有力的权力机构，但亦应看到，另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它是由左派俄共等反总统派居主导地位的。在上述政治背景下，在民主派看来，必须加速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速度，从根本上摧垮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后达到体制转轨不可逆转的目的。被称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认为，俄罗斯的转轨到了1996年才可以说已不可逆转了，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这个时候已基本完成私有化任务。

　　(五)政治局势也是促使新执政者推行经济激进转轨的重要因素。我们在上面着重分析了苏联解体前后所面临的复杂而又严峻的经济形势，但在政治领域情况也十分严重。1991年“87·19”事件后，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实际已停顿，“联盟国家机关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四分五裂”。这是因为，“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它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和瓦解过程之中”，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旧的国家调节经济机制陷入崩溃”。在这一期间，大家忙于政治斗争，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取缔苏共，最后是苏联解体。这样，在俄罗斯已不存在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权的民主派，在上述政治情况下，下决心实行激进的改革。这也说明，当时俄罗斯可供选择的改革途径已经是十分狭窄了。俄有的学者认为，当时俄罗斯最高领导只要愿意，就完全能建立和形成一个权威机构，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当时存在渐进改革的理由。但另一些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是脱离当时俄罗斯实际情况的，“这只在办公桌上是可能的”，“在纸面上一切都好摆弄，但忘记了存在峡谷。而目前的俄罗斯政治经济现实是接连不断的峡谷”。

　　(六)从历史逻辑来看，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民主派推行的激进改革，是承袭了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的1990—1991年所形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斗争，1990年苏联先后提出了四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文件。该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向最高苏维埃提交题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正式文件，并获得了通过。该文件是在1990年8月底，根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共同委托，由沙塔林院士牵头起草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通常称之谓沙塔林500天纲领)基础上而制定的。此前，时任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的38岁的亚夫林斯基于1990年7月制定了《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联盟政府的纲领)。400天纲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时间安排是：第一阶段——准备阶段(50天)；改革第二阶段——所有制非国家化(50—180天)；第三阶段——启动市场机制(180—300天)；第四阶段——稳定(300—400天)。500天纲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时间安排是：前100天——非常措施计划；第100—250天，价格自由化和硬性财政限制；第250—400天，稳定市场；第400—500天，开始发展。不论是400天还是500天纲领，都是快速转轨的计划。这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各政治派别不仅就经济改革的市场目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张也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叶利钦、盖达尔执政后，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推行激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述分析说明，90年代初俄实行激进改革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俄罗斯经济转轨启用激进方式，即使是不合适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