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25一26日，苏联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它引起了世界各国普遍的关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雷日科夫作了关于改革苏联现阶段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报告。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的重要文件。全会赞同根据全民讨论结果修订的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该法已于6月30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

　　如果说，今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主题是讨论苏联要不要进行改革的问题，那末，六月全会的主题是讨论如何进行改革，确定改革的基本方针、原则和步骤。从这次全公通过的一些主要文件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方针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戈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次全会标志着苏联的改革将进人一个最重要的时期—切实行动的时期。

一、经济体制将发生模式性变化

　　苏共二十七大虽然提出了对旧体制要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但从当时提出的改革方向、具体措施来看，更多的是继续推行1984年已开始的改革试验，并对这一试验的内容根据二十七大的改革方针加以完善、充实和提高。所以，当时我曾提出，从二十七大提出的改革设想来看，如果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良型”或“完善型”的改革相比，戈尔巴乔夫将向 “改革型”的方向发展。但是，还看一不出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否可能发生模式性的变化。如果苏联按照这次全会确定的方针进行改革，将会导致经济体制发生模式性的变化。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企业地位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准则》指出，这次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实质是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各级由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向经济管理领导方法;二是转向以利益和通过利益进行管理，而充分发挥利益机制的作用;三是转向管理广泛民主化和大力调动人的因素。实现这三个转变，都将为改变企业地位创造条件。企业地位的根本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今后将以国家定货、企业与组织的直接定货及消费者需求为基础，从社会需要出发，来制定和批准自己的五年和年度计划。

　　2、企业对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承担全部经济责任。企业将在完全经济核算制、自筹资金和自我补偿(以收抵支)的基础上进行活动。它将用自己挣来的钱支付包括劳动报酬在内的一切日常费用，对改建和扩大生产及社会发展进行投资。国家不对企业的义务负责，预算拔款(除重大的建设项目外)将被取消。这些做法，也说明苏联实际上推行的是集体承包形式:企业向国家承包;作业队、工段、车间等向企业承包。

　　3、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每个劳动者成为真正的主人，建立起个人对利用公有财产的深刻利害关系，在企业领导体制方面，广泛推行经济管理民主化制度，并要向劳动集体自治过渡。苏联计划在1987一88年内组成劳动集体委员会，在广泛采用应征制的基础上选举领导人。

　　4、在处理部与企业、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必须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利益机制，以便使企业的权利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同时，通过的企业法还规定:授权企业在部委越权或违反法律下达指示时，向国家仲裁委员会声明该指示全部或部分无效。这样，也就排除了对企业活动来自各方面特别是上级机关的行政干扰，使企业具有真正的独立性。

　　(二)根本改革计划体制，指令性指标将取消。

　　苏联改革计划体制的大体轮廓是:1)为了切实扩大企业自主权，苏联不再实行指令性指标的计划制度。2)把计划工作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国性的计划工作，其对象是作为统一整体的国民经济，这项工作由国家计委这类中央经济机关来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今后15年的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想，作为基本的经济和政治行动纲领。第二个层次是国民经济基层环节，即企业和联合公司的计划工作。这项工作要交给企业及劳动者集体自身去做。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企业的计划由企业自己制定和批准。3)在取洛了指令性计划指标，由企业自己制定和批准计划的情况下，提出了如何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苏联的设想是，通过控制数字、长期稳定的经济定额、国家定货和限额来解决上述问题。

　　控制数字主要用来反映社会对企业所生产产品的需求。按阿巴尔金的说法，它是企业在五年计划开始前就应早早得到的计划方针，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需求的信息来源，它可使企业确定计划指标有明确的方向。

　　稳定的长期经济定额，它主要用来解决企业与国家预算的关系的，也决定着劳动报酬基金与经济刺激基金的形成。苏联现在十分强调经济定额的作用，把它看作是影响企业经济活动，促使企业为社会利益、为朝着国家特定目标进行活动的重要经济杠杆。

　　国家定货是保证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重要而又具体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来决定主要国民经济比例的产品的生产。所以，它是构成企业计划的重要部分。这种国家定货要完全符合企业的基本业务活动范围，定货要在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确定定货时，要为企业完成定货任务提供优惠条件和创造刺激因素，即要使企业对完成国家定货感兴趣。

　　所谓下达给企业的限额，是指确定国家中央投资的最大数量，用来解决重大的基建项目任务的。

　　国家通过控制数字等4个途径对企业活动施加影响，实际上是用指导性计划来代替指令性计划。利用控制数字等经济手段，其目的是在深化企业自主性的同时，引导企业的活动朝着整个国民经济目标的方向进行。

　　(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

　　从全会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这一文件来看，苏联今后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将根据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例如，苏联已提出，在4至5年期间，要完成向生产资料批发贸易过渡，以最终建立起一种能消除由生产者操纵和垄断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市场，在价格体制方面，规定实行集中折价、合同价格与自由价格三种价格，并逐步扩大后 两种价格应用的范围，在信贷体制改革方面，着力点放在提高信贷杠杆对经济的影响上，逐步形成资金市场，办法是在苏联国内建立6个独立的银行，即除了作为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外，还要建立对外经济工作银行、_工业建设银行住宅—公用事业私社会发展银行、劳动储蓄和居民信贷银行。

　　物资技术供应、价格私信贷体制的重大改革，都必然会加强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另外，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还提到竞争、改组无法扭亏为盈的企业和提高利润的作用等问题，这些，都与发挥市场的作用紧密联系的。

　　(四)这次改革是配套的、综合性的改革。

　　全会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明确规定:在现阶段，党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实现根本改革，建立完整的、有效的和灵活的管理体制，以便最大限度地和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具体设想是:以企业法和《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为基础，在1987年年底以前，拟通过关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的整个“一揽子”具体决议。这是指除已通过的企业法文件外，另外在年内要逐步通过计划工作、物资供应与批发贸易、价格、财政、银行信贷、统计、国家科委、国家劳动与社会问题委员会、产业部门领导、地方 预算与地区管理、苏联部长会议及其办事机构等11个文件。这样，就可使改革配套进行，并为1988年开始实行的企业法创造外部条件。这次全会，对加速全面推行改革表现了很大的决心，目的是防止再次出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问题:改革行动迟缓、作决定时犹豫不决，从而使惰性和停止不前的力量占了上风，使经济体制回到了旧的轨道，改革流于形式，最终结果是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效益化为乌有。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这个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为改革创造具有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加速力。另外，戈在进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这主要先从党内开始，调整干部队伍，提高干部素质，提倡公开性原则和民主化。

二、推动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主要措施

　　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对此，苏共中央全会作了清醒的估计。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社会上的革命改造把要求革新、创造、建设性的首创精神同保守主义、惰性、私利之间的矛盾推到了前列”。雷日科夫在报告中也指出:“即使现在，新事物也不能轻而易举地、不受任何抵制地和自然而然地就进人现实生活”。苏联一再提出，现在存在一个阻碍机制。阿巴尔金认为，所谓阻碍机制是指阻碍事物前进的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而不是个别的因素。这个阻碍机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教条主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干部因素，主要指官僚主义。阻碍机制是在过去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的严重缺陷;过时的脱离现实的政治与理论方针;长期起作用的保守的管理机制。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1]

　　在当前苏联的条件下，要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使确定的改革方针、原则得以顺利推行，必须采取措施来排除障碍，疏通改革的道路。从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的报告来看，苏联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不断总结与分析改革形势，揭示问题和矛盾，以说明根本改革体制的必要。

　　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的报告中，第一部分就是总结四月全会(1985年)以来这两年的改革结果，并对一月全会(1987年)以来改革形势进行分析。这样做，为了对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有个清醒的认识。戈不同于过去的苏联领导人，一味粉饰太平，掩盖矛盾，而是把伺题揭示出来，公布于众。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长期来苏联公布的国家预算急是收支平衡钓。用戈的话来说，“表面上看一切都很顺当”。但是苏联长期来弥补财政支出的办法不是 靠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人，而是用在世界市场上大量出售石油及其他燃料动力与原料资源达到的。另外还用大大增加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而得的税收，以及用与工作最终成果无关的发行货币办法来弥补财政收人的不足。这些做法，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讲，都是不正确的。在苏联，金属、燃料、水泥、汽车和消费品一直是短缺。生产计划未完成而工资却不断突破计划，科技进步停滞，等等。戈指出，面对这一切，如果不进行根本改革，那意味着对国家与人民孕育着严重的后果，就无法提高经济效益，反消耗机制就建立不起来。

　　(二)粉碎阻碍机制的主要措施是推行公开性私民主化方针。

　　戈尔巴乔夫认为，总结这两年来的苏联改革，第一条经验是要大力深化称发展在国内已经形成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形势。因为这有利于每个人表现自己的公民立场，积极参加讨论和解决切身重要的社会问题。当前苏联害怕公开性方针的，主要是那些企图维护自己特权，对改革抱有自私自利目的官僚主义者。戈还指出，如果不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奉行民主化方针，苏联就完不成改革的任务。民主使所有的人各就各位，这样就看得很清楚，谁是什么人和谁能干什么。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是粉碎作为阻碍机制主要社会力量的官僚主义 的最有力的武器。随着改革的深入，民主化进程的深化，苏联人民再也不能忍耐把他们排除在外，而随便由任何人来决定涉及他们利益的问题的现象了。

　　(三)对阻碍改革的干部，采取不妥协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直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把改革的成败主要压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干部对改革的态度及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是评价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是干部政策的一种“定音器”，“凡是不想改变工作方式，尤其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人，就应该靠边站，别再碍事”。据不完全的统计，1986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即达一万多人。苏联部一长会 议主席团的成员几乎都已被撤换。这两年来，苏联调整各级领导干部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苏联战后历史上所罕见。

　　为了推动改革，戈在报告中，又点名批评了一大批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批评有些地方党的机关称地方苏维埃机关没有积极地投入改革，有些部门私地方，改革只是空转。一些干部对改革不慌不忙，不把改革和总的加速战略方针联系起来，等等。

　　在这次全会上，积极支持改革的亚力山大·雅科夫列夫、尼古拉·斯柳尼科夫和维克托·尼科诺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在推行改革政策时，在改革派和保守派干部之 间，不搞平衡政策，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改革派一边，严肃批评墨守陈规的保守主义者，井果断地撤换他们，决不迁就和妥协，不让这些人得势，破坏改革的形势。有些学者在文章中指出，不打击这些保守势力，苏联的改革会停滞和走回头路。我认为，戈的这一做法，是深得人心的，调动了广大群众对改革的积极性，没有因此在政治上引起幼乱，以戈为首的积极主张改革的领导核心是日益巩固的。这一因素，对于苏联这样的大国，对发展今后的改革形势是极为重要的。

　　（四）用法律机制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不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文件说:“苏共中央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加强国家经济管理改革的法律基础的必要性”。从全会的材料来看，苏联运用法律机制推动改革的基本思想是:

　　1、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应该包括立法工作，在推行改革，形成新的经济机制的同时应建立起改革的法律机制，并使它成为所有改革措施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准则。也就是说，法制建设要跟上体制改革的需要，两者不能脱节。

　　2、改革的法律机制，应该十分明确地规定经济生活中哪些属于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杜绝合法与非法问题上模糊不清的现象。在经济改革领域中，也应贯彻这一广泛被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即允许企业、职工集体与公民个人做法律不禁止做的一切事情。

　　3、法律机制的建立，应该按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这样才可能排除在经济体系各环节出现唯意志论的可能性。

　　4、今后所有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决定知法律，都必须以现已通过的企业法为根据，不得与此相违背。

　　5、通过建立法律机制来保护敢于创新、积极进行改革的人员。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间题法》和《对妨碍公民权利的官员的不合法行为向法院起诉》，都能起到保护改革的作用。

　　另外，还应指出，这次全会在强调加强法律机制建设的同时，还提出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监督系统。这大大有利于法制的执行。

　　(五)努力解决涉及排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生活问题，以争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戈尔巴乔夫在六月全会的报告中，专门谈了住宅、消费品和服务业问题。这不只是由于苏联在这些方面存在尖锐的问题，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这些问题如果不化大气力去解决，长期拖着得不到明显的改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广大人民对改革的积极性。人民总是希望尽快从改革中获得实际好处。

　　戈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对一些人“从纯消费的观点对待改革”，“用眼前的好处衡量改革”的态度，提出要加以教育;另一方面是积极地解决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尤其是食品问题，让群众感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有些学者在评论六月全会时提出，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改革经济体制计划能否实砚，60%取决于今后的农业状况，这一看法，有其一定的道理。

三、值得思考的两个问题

　　六月全会在如何根本改革苏联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研究与思考的问题。

　　笔者这里仅提出两个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一)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经济理论是个长期的任务。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但戈尔巴乔夫一直认为，经济改革的理论发展不快。他在这次全会上又强调指出:“我们迫切需要在理论战线上有一个原则性的突破”。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要摆脱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束缚。戈在报告中指出:“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某种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社会，也不能把完善社会主义的实际工作看成是使复杂的现实凑合和迁就一劳永逸地形成的思想、概念和公式的方法”。“有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要根据历史经验和客观条件不断发展和丰富”。戈执政以来，一直在提倡和鼓励苏联学术界大胆探索经济改革的理论，以适应改革的需要。目前苏联理论界是比较活跃的，并日益认识到，长期来行政性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对科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致使理论界只是呆板地解释那种自命为权威的、但实际上是不切合生活实际教条式的理论。从而导致理论工作仅仅是反映和固守落后的实践、迎合实践，而不是赶在实践的前面，促进实践的发展。[2]苏联在探索重大的经济改革理论过程中，争论越来越多，如有人提出可以通过恢复失业来提高经济效益的观点，苏联官方并不赞同，但并没有对持这一观点的人扣什么帽子。我认为，当前，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右的问 题。在经济理论这一领域，要肃清“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绝非易事，是个长期的任务。在这里，民主地、自由地和平等地展开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要重视民主与自治思想的研究。

　　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五项措施，其中一项是从过分集中的指令性管理体制向民主化体制过渡，发展自治，建立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机制。民主化与自治思想，是戈执政以来一直强调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其基本思想是:①在当前条件下，苏联不发扬民主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那末，要解决目前苏联面临的社 会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也难以克服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力;②把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改革的目的、条件和强大的武器;③民主与自治的思想，是制定企业法的指导思想，④民主与自治，虽然既涉及到经济体制也涉及到政治体制，但应先从基层企业与经济领域实行。

　　自治概念最早是南斯拉夫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加以应用的。但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把它说成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现在自治、自我管理等概念已被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采用。

　　近几年来，苏联不仅接受了自治概念，并作为指导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和理论在加强研 究，把它视为解决企业的独立地位，解决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集体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自治的基础问题，苏联理论界作了一些论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自治的经济基础。在公有制条件下，每个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应该是都处于同等的地位。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发展，随着劳动者管理生产和组织自由劳动水平的提高，自治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自治的政治基础，自治也是民主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人阶级在一切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工、农和知识分子在政治、道义和利益等方面的一致，是自治的社会基础;广大劳动者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这是自治的精神基础。

　　笔者认为，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人的价值感念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旧体制过程中，都应十分重视民主化与自治的问题，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推动改革的手段，而应看作是改革要实现的一个极重要的目的。因此，民主与自治思想，以及它与改革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 　　　　　　* 　　　　　　*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确定的改革思路是清晰的，明确企业是根本改革经济机制的出发点。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即从中间成果改为最终成果，而不是盲目地追求速度。改革的步骤亦是稳妥的。两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戈尔巴乔夫具有驾驭这场改革的能力。可以认为，苏联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虽然会不断地遇到种种阻力，难免出现一些小的曲折，但总的来说，改革将会朝着成功的方向发展，中途“翻车”的可能性是大。根本改革传统的体制，在苏联已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改革取得了思想上和道义上的胜利，它已经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责任编辑赵玉梁)

　　注释：

　　[1]参见〔苏〕A·布坚科:《关于改革的思考》。《教师报》1987年5月16日。

　　[2]参见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彼·费多谢耶夫于1987年6月12日访华时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