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独联体是原苏联国家构成的特殊地缘经济和政治区域。俄罗斯一直以来视其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地缘空间，努力推动政治经济重新一体化。从经济的角度看，原苏联国家在能源、市场、劳动力和产业对俄罗斯依然存在较多的依赖，但各国对俄罗斯倡导的经济一体化过程反应冷淡。本文从文化、政治和观点等三个角度来阐述独联体一体化面临的认同困境。笔者认为，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地区出现了地区认同的碎片化现象，导致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困难重重。重新构建地区认同是俄罗斯推动独联体一体化必须要跨越的门槛。

　　【关键词】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认同;

　　【作者简介】张弘，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100007）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范式传统上有两种，即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1]。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崛起，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开辟了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新视角。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观念影响国家的认同，并影响国家的动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相同文化和观念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合作，也易受彼此的影响，而不同文化和观念的国家之间更容易排斥，甚至会发生冲突。认同对于区域内国家是否采取经济合作的行动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合作的程度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当今一种新的跨国现象，可能对国际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开展区域化合作的其他地区，认同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述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为研究独联体[2]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视角。

　　“认同”(identity)原本是一个哲学、心理学概念，是指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相同特性基础之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与归属感，在政治学领域中引申为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3]。建构主义认为，认同是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倾向的有意图行为的一种属性。它源于长期实践，代表政治行为体自身和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4]。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则是指行为体对体系政治文化的认同，是将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身理解的一部分以及将自己作为一个团体或“群我”一部分的意识[5]。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

　　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 影响国家的行为, 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 二是生成国际规范, 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 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6]。

　　温特认为，集体认同的建立依赖于体系的政治文化，存在于行动体的互动关系之中，强调主体间的一致性[7]。因此，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 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地区认同为视角，试图说明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认同困境。

一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集体认同是困扰独联体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就世界各地的区域一体化来说，尚没有单独的形成动机，地缘政治的、国际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甚至民族的、文化的都有。通常而言，市场经济因素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但单纯地依靠经济因素是不够的，更多的时候启动一体化要靠政治因素。独联体地区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的原因不在于地区经济交往总量少和地区利益互补差，也不在于地区社会交往少。地区一体化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独联体地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首先，该地区经济合作层次和架构多元化趋势一直持续。目前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套娃式的一体化，俄国人称之为“多水平、多速度”的一体化，或者叫不同水平、不同速度的一体化。比如：俄白联盟、俄白哈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自贸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外贸中的比重虽较解体之初有所下降，但是在2010年以后则一直稳定在14%左右[8]。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商品进口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为48.7%，而2009年已下降到32.9%。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出口中的比重也在下降，从1995年的42%下降到2000年的28%，2008年下降至15%，2012年缓慢恢复到16%[9]。尽管在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的外贸比重下降，但对于其他独联体国家而言，俄罗斯仍然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尽管独联体国家经济依然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和市场存在着较大的依赖，但是这种经济因素并没有导致经济一体化的顺利达成，反而出现了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和差异化。

　　其次，其他独联体国家对于俄白哈关税联盟存在严重分歧。俄白哈关税联盟是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一体化的样板，是独联体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阶段，该组织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化，而对外设立贸易壁垒或统一征收关税。这意味着一旦加入，成员国须向一体化组织让渡部分主权，失去制定关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的主导权。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本身经济规模有限，更是担心丧失经济控制权。它们认为，俄白哈关税同盟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工具，不具有明显的经济效果[10]。另外一些国家，如乌克兰、摩尔多瓦则以俄白哈关税联盟在技术上不符合世贸规则为借口拒绝加入，更倾向于选择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欧盟一体化。2010年4月，亚努科维奇在拒绝关税联盟时就表示：“世贸组织的运作原则和法律不允许我们加入这个同盟”[11]。这也引出本文思考的主要议题：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认同困境。

二 独联体经济一体化中的历史文化认同因素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独联体国家是多种文明交互影响的地区，这是由原苏联国家地区复杂的地缘文明分布和宗教文化决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独联体地区的文化多元化趋势开始加快，各种非斯拉夫文化不断渗透到这些国家的社会。认同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的，认同随着社会制度、利益的改变可以得到重塑。由于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多种认同集于一身是可能的。

　　1.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是独联体地区认同得以维系的基础

　　独立后的原加盟共和国从维护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需求出发，努力摆脱原来的苏联认同观念，从历史、文化和宗教等多方面出发，重塑本国的国家认同。尽管这些国家在语言、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本土化工作，但是俄语和斯拉夫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从19世纪的沙皇俄国开始，一直延续至苏联，以俄语和东正教为标志的斯拉夫文明在独联体地区影响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原苏联国家以斯拉夫文化为纽带在地区政治、安全和经济一体化保持持续的合作。目前，俄语仍然是多数独联体国家交际语言之一。俄文报纸和广播电视依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媒体语言之一，特别是政治精英阶层对俄语和斯拉夫文化的认同成为独联体国家交流的文化基础[12]。

　　首先，目前处于政坛主导地位的精英大多出生于苏联时期，接受了标准的苏联教育，精通俄语。从心理上和客观上依赖俄罗斯，或者习惯于听从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其次，大量的俄罗斯族人生活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大量的独联体居民在俄罗斯谋生，成为居住国社会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哈萨克斯坦上院议长托卡耶夫说：“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感应’的共同性，都是连接哈俄关系的粘固剂。”[13]目前，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人的比重在17.3%，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族人比重约在22%[14]。大量俄罗斯族居民在原苏联国家成为斯拉夫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俄罗斯发挥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社会基础。再次，在俄罗斯存在的独联体国家劳动移民也成为俄罗斯发挥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乌克兰、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由于国家动荡或经济低迷，导致大量的劳动力被迫出国谋生，俄罗斯在语言和签证制度上的便利成为他们海外就业的首选地。2013年9月，俄联邦移民局表示，“俄罗斯境内共有1 120多万外国移民。与此同时，拥有许可证长期和临时居留的外国公民有71.86万。”[15]劳动移民汇款占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9.6%，约占塔吉克斯坦GDP的50%，摩尔多瓦的这一比例为14%以上。”独联体执委会人道主义合作、政治和社会问题司副司长格奥尔吉·霍斯罗耶夫表示，每年劳动移民从俄罗斯向祖国汇款总额约达130亿美元[16]。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并未随之中断，相反，人们从思想、观念到政治经济体制、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乃至大众心理等方面都还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独联体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与俄罗斯的关系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这不仅是由于它们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严重依赖俄罗斯，同时也与俄罗斯文化的深远影响密切相关。

　　2.文化多元化导致的地区认同碎片化

　　首先，西方文明与斯拉夫文明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之一就是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随着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作为西方文明载体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宗教等在原苏联国家得到广泛传播，西方生活方式也成为社会主流人群追求的目标，西方文明与斯拉夫文明的竞争在独联体国家中表现尤为突出。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模板的西方文明在东欧和原苏联国家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政治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之一。

　　由于各国的民族主义情况各不相同，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越深厚的国家在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就越强烈，对俄罗斯主导下的一体化建议就越抵触。反之，有些国家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较理性，合作就越有可能。波罗的海国家在历史上曾被动地加入苏联，因此他们在独立后完全拒绝参与独联体组织，直接申请回归欧洲和加入北约。位于独联体西部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从历史上就深受斯拉夫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多重影响，冷战后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扩大了欧洲文明在该地区的影响，欧洲基督教文明影响增强已经强烈冲击传统的斯拉夫文明。它们一方面通过参与独联体组织活动获取经济援助和廉价能源供应，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分歧直接影响到它们参与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特别是普京所提倡的“欧亚联盟”建设。

　　其次，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的复兴。伊斯兰教是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传统文化，对这些国家的政治造成深厚影响，并影响中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亚是穆斯林聚居地，各国居民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86.3%，塔吉克斯坦占84. 1%，乌兹别克斯坦占96.3%，土库曼斯坦占93.1%[17] ，哈萨克斯坦的比重也达到了70.0%[18]。苏联解体后，由于原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失，新的国家认同一时难以形成，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渊源， 以实现“ 本土化” 的回归。在重新“伊斯兰化”和“非俄罗斯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很快就与邻近的伊斯兰国家发展了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一些海湾国家都积极地向中亚地区输出自己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极端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国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分裂和不稳定，削弱了历史上形成的斯拉夫文化在中亚的影响力，也促使中亚国家的世俗政权加强了与俄罗斯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合作需求。部分的中亚和高加索国家世俗政权出于自身政权稳固的需求，转而寻求西方文明和斯拉夫文明的支持，借以平衡极端伊斯兰文化的冲击。

三 独联体经济一体化中的观念认同矛盾

　　观念认同是指行为体对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偏好、规范化观念和行为模式等的共同看法和一致理解，反映了一种基于某些特定观念基础上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行为体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黏合剂”的作用[19]。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

　　1.地区经济合作的去苏联化

　　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使得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不再是地方与中央的隶属关系，至少在国际法层面上是平等的国家间关系。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独立的原加盟共和国都需要重建与俄罗斯关系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和规范化观念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他们的国家行为。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上获得自主权，消除苏联中央权威是最初独立各国的必然趋势，甚至出现了“逢俄必反”的现象。但是在地区事务中依然需要依靠俄罗斯的协调和帮助，旧的地区行为规则不可能在短时间完全被取代，新规则需要各方不断摸索和构建。行为体在地区事务行动规则的认识也是在自身认同和体系活动中不断培养和生成的过程。

　　一方面，独联体国家离不开俄罗斯在独联体事务中的领导和中介作用。独联体国家对于莫斯科的主导地位认同是继承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出于自身安全、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条件等现实主义利益的考虑，并慑于俄罗斯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俄罗斯对不听话国家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多数国家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接受了俄的政治和安全政策，今后相当时间内也不能完全拒绝[20]。

　　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积极推动地区事务多元化和国际化。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独联体国家从被动的参与者转化为利益博弈过程中的主导者之一。位于独联体西部和南部的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位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都是地区事务国际化的积极拥护者，表现在地区经济多元化和地区合作的组织多边化。独联体国家积极参与其他不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如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加入了中亚和西亚经济合作组织[21]。所有原苏联国家都参加了欧安组织、北约和平伙伴计划，接受欧盟援助的塔西斯计划。同时他们自己还创立了非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组织——古阿姆组织。独联体国家的地区观念认同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独联体组织影响力。成员国在地区合作行动规范上的不同认识导致独联体组织行动多流于形式，合作层次低。

　　2.俄罗斯外交行为加剧地区观念认同的分化

　　观念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在国家关系互动中不断修正变化着的。观念认同不仅影响国家外交行为，同时外交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的观念认同形成。由于俄罗斯在处理地区事务上表现出来的武断和偏好，过分地强调主观认识，缺乏对周边邻国的尊重和倾听，导致单纯地依赖于俄罗斯的观念认同越来越困难。

　　俄罗斯在处理经济合作的行为影响到成员国对于该独联体组织的观念认同。独立以后的独联体国家希望在能源价格和运输管道问题上获得更大的自由和选择。作为能源消费国和过境运输国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希望俄罗斯能够继续保持优惠的能源价格以及更高的过境运输费。2004年至2007年间，俄罗斯提高了给予独联体国家的优惠能源价格，招致过境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激烈反弹，天然气危机频繁地冲击着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关系。围绕过境运输费用和天然气优惠幅度的纠纷超越了经济层面，演化成为一种外交危机。土库曼、哈萨克斯坦在能源出口渠道上的竞争也导致俄罗斯一度降低了中亚管线的运输量。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油气出口要“租用”俄罗斯的管道，俄罗斯在中亚能源外运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独立后，能源产量和出口量迅速增加，原有的管道满足不了需要。中亚各国开始与其他国家合作，建设新的油气管道，这无疑影响到俄罗斯的“收益”。拥有垄断地位的俄罗斯一方面压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采购价格，另一方面按照欧洲价格转口出售赚取丰厚利润，土库曼斯坦对此怨声载道。俄罗斯在处理中亚能源运输和价格的强硬态度迫使土库曼斯坦加快了寻找天然气新市场的脚步。2009年12月，“中国—中亚管道”建成通气。2010年1月，通往伊朗的新管道竣工。2008年，乌克兰季莫申科政府与俄罗斯签署的长期天然气供应合同在定价机制上犯了严重错误，导致乌克兰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远远高于欧盟价格[22]。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以后，努力修复与俄罗斯的政治关系，希望能够重新通过重新谈判修改不合理的价格。俄罗斯政府始终拒绝讨论该问题，并将天然气价格问题与关税联盟问题挂钩，以强硬的经济手段来强迫乌克兰重归俄罗斯主导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关系的构建不仅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营造共赢、民主的软环境。俄罗斯在处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经济关系的强硬立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独联体国家对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观念认同。

　　3.世界格局多元化催生独联体地区的观念认同分化

　　今天的独联体地区不再是俄罗斯的后花园，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尽管俄罗斯仍然是地区事务上最有影响力的一极，但是美国和欧盟正在通过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手段扩大自己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也希望通过经济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能源供应和安全环境。在独联体西部与欧盟为邻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等国将回归欧洲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对于欧盟的认同倾向已逐渐超越了原苏联的认同。处于外高加索的三国深受西方和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影响，西方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格鲁吉亚在颜色革命之后加快了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俄格战争后更是彻底拒绝与俄罗斯谈及任何区域经济一体化议题。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虽然存在着领土纠纷，但是并不妨碍它们积极回归西方社会的想法。哈萨克斯坦等多数中亚国家都是地区事务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坚定支持者，1994年至1995年期间，中亚五国都参加了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对美国参与中亚经济和安全事务持开放态度。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更是实质性地介入到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

　　独联体国家自身利益诉求的不同，俄罗斯在处理地区事务上的失误以及外部大国影响的不断渗透，导致地区经济合作的观念认同多元化和碎片化，也导致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变得更加黯淡。打造互利共赢、公平和务实的地区观念认同是未来影响独联体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议题。俄罗斯逐渐认识到这个变化，是否愿意真正去为之改变则是对俄罗斯的挑战。

四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民主认同因素

　　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各国核心利益和价值观走向多元，造成它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民主化改革方面出现分歧。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国社会在政治民主化和宪政制度建设上更加亲近欧盟，公众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政治改革和民主价值观颇有微词。这种民主价值观分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该国社会对独联体的地区认同。主张强化对俄关系、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国家有之，试图削弱俄影响力、反对一体化者亦有之。美欧等外部力量不断渗透独联体，试图将这一地区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独联体各国在该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分化，形形色色的次区域组织相继成立，其中既有像关税联盟这样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组织，也有像欧盟主导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和古阿姆集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乌克兰）这样以对冲俄罗斯影响力、阻挠一体化进程为目的的组织。

　　1.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的地区认同分歧

　　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都引入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是这些国家政治转型效果参差不齐。一些国家由于缺乏支撑宪政制度运行的社会、文化基础，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导致长期的政局动荡和政治腐败问题。由于中亚国家尚处在统一的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之中，国内缺乏的政党政治和公民社会基础，社会发展与稳定对于国家领导人个人权威的依赖度较高。独立以后由于内部面临着复杂的宗教、部族矛盾和领土纠纷，长期的政治动荡、部族矛盾和经济危机使得中亚国家中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停滞在民族国家构建初期阶段之中，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发挥作用的更多是部族文化和宗教派别势力[23]。独联体国家政治转型的不平衡阻碍了统一的地区认同形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社会文化障碍。

　　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国更愿意在政治上听从欧盟和美国的意见，它们组建了排除俄罗斯的地区组织“古阿姆”集团，加入了欧盟的东方伙伴计划，旨在实现与欧洲的政治同质化和经济一体化。2013年年末，乌克兰因拒绝签署与欧盟联系国协定而爆发暴力示威，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民众推翻。民众不满现行的政治模式，渴望民主政治是导致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之一。乌克兰寡头平丘克接受《基辅邮报》采访中是这样解释为什么乌克兰寡头们选择支持亲西方。他们担心亚努科维奇会成为第二个普京，而他们自己会成为第二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24]。

　　格鲁吉亚在历史上几度被俄罗斯强行并入版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使得其历任领导人都对俄罗斯抱有很强的敌意，一心将回归西方社会作为国家外交主要方向。特别是2003年萨卡什维利担任总统以后，格鲁吉亚在亲西方道路上走得更远。格鲁吉亚不仅寻求美国和欧盟的外交和经济支持，更是积极要求加入北约组织。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导致格鲁吉亚彻底退出了独联体组织。

　　颜色革命之后，一些独联体国家政府从维护政权稳定，防止西方输出民主革命的角度出发，对内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控制，对外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合作。俄罗斯通过新的非政府组织法和政党法，限制外国资金介入国内政治。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不仅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和西方媒体的控制，还坚决用法律和警察部队回应反对党企图发动的极端广场示威活动。

　　2.内部政治转型的不确定性导致独联体地区认同模糊多变

　　在独联体国家中大致分为几类国家。以白俄罗斯、俄罗斯为主的主体民族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在独立以后很快度过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过程。以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为代表的国家忙于整合国内部族文化向统一的国家认同过渡。在独立之初的前十年间，国家内部民族矛盾一直是困扰政治转型和民主制度建设的主要难题。

　　乌克兰国内东西部一直在为同一的乌克兰民族国家认同而纠结，去苏联化和民族国家认同的重建导致乌克兰按照第聂伯河划分为两个部分。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与原来的宗主国——俄罗斯的关系。东部地区的居民长期处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治下，民族文化中的苏联化符号明显。西部乌克兰人在历史上曾在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治下，居民多讲乌克兰语和信奉天主教。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影响下的东西部乌克兰人在独立后如何对待俄语地位、沙皇苏联统治历史和乌克兰东正教地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进而导致了乌克兰社会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影响到国家在地区认同上的矛盾。

　　摩尔多瓦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领土面积和人口比较小的国家之一。在民族、语言和文化上与罗马尼亚基本相同，但是在沙皇和苏联统治时期被迫采用西里尔字符标注，居民多信奉东正教。独立以后，摩尔多瓦国家围绕如何处理与罗马尼亚关系发生分歧。一部分出生在苏联时期的政治力量认为，摩尔多瓦人不同于罗马尼亚人。保持与俄罗斯的特殊伙伴关系符合摩尔多瓦的国家地位，不承认罗马尼亚是摩尔多瓦的祖国，甚至还由于语言和历史问题矛盾激化。另外一部分摩尔多瓦人认为，罗马尼亚是摩尔多瓦人的祖国，赞成两国合并。围绕民族国家身份的竞争也成为摩尔多瓦国内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亲西方的右翼政治力量和亲俄罗斯的左翼政治力量成为摩尔多瓦独立的主导对手。

　　以东正教为主要信仰的格鲁吉亚独立后同样面临着棘手的民族分离压力。在苏联解体之初，位于格鲁吉亚北部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纷纷要求脱离格鲁吉亚，最终导致1992年格鲁吉亚内战。冲突的直接后果是格鲁吉亚失去了对阿布哈兹地区的直接控制，结果少数民族地区独立问题成为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最大威胁。

　　单靠短期的功能性地区认同可以搭建出一个地区合作机制，但其稳固性十分脆弱。任何政权的更迭都有可能引发区域一体化的倒退，甚至是解体。即便是政权没有发生变化，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或者国际格局出现变化，个别国家也有可能生变。随着政府更迭，中亚国家还处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之中，在国内政治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部族认同，部族政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甚至超过政党。在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之前，很难去谈论地区集体认同的问题。

小结

　　建构主义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理论解释了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在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时行为或政策选择的深层原因。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驱动解释模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谈判解释模式，而是一个国家在互动中合作身份和利益重新建构的动态解释模式。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我们看到单纯的权力利益分析无法发现的角落。

　　1.认同困境是导致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集体认同在构建俄白哈关税同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积极参与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具有以下共性：首先，在文化认同上具有较开放包容的态度，没有激烈的反俄情绪。两国在历史、俄语地位和宗教等问题上的开放包容态度为经济一体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其次，在政治体制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对于民主政治的共识增进了三国的地区认同[25]。颜色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压力和国内自由派政治力量迫使原苏联国家领导人更加倚重俄罗斯的支持。缺乏构建经济一体化的集体认同基础，也是部分国家拒绝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原因。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在独立以后，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有着强烈的反俄情绪，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的国家认同迫使政府宁愿保持中立，也不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地区一体化。

　　2.国内认同是构建地区集体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认同构建的一般逻辑应该是：个人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只有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统一稳定的国家认同，通过统一的国家认同来确定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才能够真正确定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而形成国家在地区认同和利益确认。国家内部的认同分歧直接影响外部的地区认同形成，进而影响该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些已经形成清晰的国家认同的国家，它们或者选择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进程，或者完全拒绝加入其中。普京、卢卡申科和纳扎尔巴耶夫在各自国家都拥有较高的支持率和国家控制力，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支持。此外，有部分国家尚处在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之中，在“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也就无法形成清晰的地区集体认同，不可能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乌克兰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文明、斯拉夫文明处于胶着竞争的态势，在乌克兰社会没有达成清晰明确的共识之前，任何一体化政策都有可能引发国家的分裂和对立。对于某些存在严重领土纠纷和部族冲突的国家，更加难以从认同的角度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国家认同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高级政治选项，需要给予国家自主选择的权利。主权领土和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的国家，参与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因素可能不是心理层面的认同，而是硬实力。在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26]这样的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决定了它们选择是否参与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如同冷战时期，西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一样，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心理层面的问题，而是在特殊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下不得不进行的政治选择。

　　3.主导国家的软实力是影响经济一体化前景的关键。尽管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在定义上尚存在争议，但是不影响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立论。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历程表明，单纯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等传统的硬实力已经不足以达成一体化，必须辅之以政治、文化和观念为载体的软实力外交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国家外交离不开硬实力的构建，但单凭硬实力的作用无法完成普京说倡导的全方位独联体一体化目标，这也不难理解俄罗斯为什么积极推进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通过对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认同因素分析，我们更加体会到软实力外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和意义。

　　注释：

　　[1]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分为：新经济地理理论、国际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其中经济学理论视角分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大市场理论和最优货币区理论；国际政治学理论视角又分为新制度主义、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国际关系学理论视角分为结构现实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和建构主义。冷战结束和东欧剧变使人们开始怀疑国际关系学理论的主流学派，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建构主义正好弥补了主流学派的空缺。相关文献详见兰天著《欧盟经济一体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云燕《从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2]本文中使用的独联体是一种地缘政治概念，而非特指独联体组织。独联体经济一体化泛指原苏联国家地区经济的一体化。目前的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多地表现为多层次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俄白哈关税同盟、古阿姆组织、独联体自由贸易区。

　　[3]James M. Baldw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ume 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98.

　　[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2页。

　　[5]同上，第423页。

　　[6]孙溯源：《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

　　[7]〔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

　　[8]数据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ftrade/#

　　[9]数据来源：独联体统计委员会。

　　[10]详见程亦军《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前景暗淡》，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

　　[11]俄新网2010年4月27日电，http://rusnews.cn/guoji_cis/20100427/42774107.html

　　[12]在原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俄语在俄罗斯被视为“国语”，在白俄罗斯被确定为“官方语言”，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被称为“正式语言”，在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被称为“族际交际语言”，在乌克兰被视为“地区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在拉脱维亚被视为“外语”。此外，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6个国家，俄语“语言地位未明确”。

　　[13]托卡耶夫、何希泉：《哈萨克斯坦的欧亚国家地位及多方位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1993年第6期。

　　[14]数据来源：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和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http://www.stat.kz/news/Pages/pr_04_02_10.aspx.;http://2001.ukrcensus.gov.ua/results/migration/migration_3/select_63/?botton=cens_db2&box=6.3W&k_t=00&p=25&rz=1_1&rz_b=2_1%20&n_page=2

　　[15]俄新网2012年11月27日电。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cis/20121127/43630215.html.

　　[16]俄新网2013年9月12日电。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shehui/20130912/43861899.html

　　[17]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uslim Population[R]. Washington D C：2009.

　　[18]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统计局网站，Итог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9 года，http://www.stat.kz/news/Pages/n2_12_11_l0.aspx,2010-i1-12，转引自陆俊元《中亚地缘政治新格局及其对中国的战略影响》，载《世界地理研究》2011年第2期。

　　[19]娄伟：《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载《东南亚研究》 2012年第1期。

　　[20]尽管建构主义提倡从心理层面讨论国家行为，但是它从来也未否认物质层面上现实主义的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理论解释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时行为或政策选择的深层原因。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驱动解释模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谈判解释模式，而是一个国家在互动中合作身份和利益重新建构的动态解释模式。

　　[21]中亚和西亚经济合作组织由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于1985年成立。1992年2月，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也成为其成员国。

　　[22]欧洲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合约中约42%的天然气供应采用现货市场定价，其余部分按照与石油价格挂钩的长期协议价格。由于自2009年后的现货天然气价格暴跌，而国际石油价格却居高不下，导致与石油挂钩的俄罗斯长协价格远远高于欧洲现货价。2009年一季度的俄罗斯长协价高达498美元每千立方米，而同期挪威现货天然气价格为360至370美元，英国石油公司的价格甚至低于200美元。由于俄罗斯一直坚持长协价，其在欧盟市场份额从2004年的41%下降到2012年的约26%。季莫申科政府在2008年与俄罗斯签订的合同规定，乌克兰进口价格自2011年起完全依照欧盟长协价，这给乌克兰经济背上了沉重的能源包袱。

　　[23]包毅：《简析中亚国家政治转型中的部族政治文化因素》，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9年第5期。

　　[24]霍多尔科夫斯基曾是俄罗斯前首富、俄罗斯的石油和银行业寡头，曾经资助亲西方政党。2005年，他在普京任内，因窃取国家财产、欺诈、恶意违背法院裁决及偷逃税款等四项罪名获刑8年。别列佐夫斯基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之一，他曾资助反对普京的政治组织。在普京任内曾因多项金融诈骗和贪污等罪名而被缺席审判，后来被迫流亡英国。2013年3月，被发现在伦敦寓所内死亡。

　　[25]超级总统制是这三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共同特点。普京继承了叶利钦建立起来的超级总统制，并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主权民主思想。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强调民主发展的独特性。他在《站在21世纪门槛上》一书中写道：“目前,我们不能按照西方标准把哈萨克斯坦评定为民主的抑或权威主义的国家。这种或那种评定，都没有充分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和其他的根据。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的改革的民主方向提出异议。”卢卡申科则在白俄罗斯建立了总统集权制。

　　[26]亚美尼亚国力弱小，而且地处内陆，在处理与邻国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领土争端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平衡与邻国领土争端和经济封锁，不得不倚重于俄罗斯。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存在严重的部族矛盾，极端宗教势力严重威胁到世俗政权的统治，无力独立处理部族冲突和恐怖主义事件。由于俄罗斯在该地区拥有的军事基地和传统政治影响，倒向俄罗斯也就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历届政府的不二选择。

（责任编辑常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