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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欧中亚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年会)
骆仁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4期 2010年07月16日

   2000年6月7~9日,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在北京市通州区外交部干部培养中心召开了第五届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9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汇报第四届理事会工作;(2)协商与推荐第五届理事会领导机构;(3)学术讨论,主题是:对俄罗斯、中亚与中东欧国家转轨的评价及今后趋势的分析。

   会议首先转达了学会名誉会长汪道涵对会议的祝贺。他祝会议开得成功,希望通过学会进一步推动原苏东国家各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第四届理事会秘书长陆南泉受常务理事会委托,向与会代表汇报了第四届年会以来的工作。常务副会长李静杰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把学会搞好,把研究工作搞好》的闭幕讲话。

   下面,就与会代表围绕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综述如下。

一 俄罗斯政治

   关于俄罗斯政治问题的大会发言和提交论文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第一,对叶利钦8年来的改革的评价问题;第二,对普京目前采取的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估计和预测。

   (一)关于叶利钦8年来改革的评价

   1.对叶利钦时期的基本评价

   在这方面,学者们有着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叶利钦推行的制度性改革符合历史潮流,是进步的。俄罗斯历史性的变化在叶利钦时期很快完成,俄罗斯已永远不会回到过去,8年改革从根本上冲垮了苏联模式。叶利钦时期确定并始终坚持了向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虽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改革的道路也十分艰辛,但其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为俄罗斯未来的振兴奠定了基础。这种看法并不是否认或忽视叶利钦时期存在的种种问题、困难和弊端,而是着眼于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评价叶利钦及叶利钦时期。

   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叶利钦时期的问题很多,不能证明其改革的大方向和改革路线的正确。改革的社会代价太大,俄罗斯不仅在经济方面大大倒退,而且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失落了国家思想、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支撑点,造成了社会的全面衰落。

   多数学者认为,叶利钦时期是奠定转轨基础的时期,其主要任务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苏维埃体制过渡到议会民主制。叶利钦时期是破旧立新的时期,必然引起极大的振动,因此也是动荡的时期——俄罗斯付出重大代价的时期。1994年叶利钦在其第一次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三个目标,即要将俄罗斯变成法制国家、公民社会、实现市场经济。“叶利钦体制”被称之为“总统帝国制”或“超级总统制”。按理叶利钦完全有条件全面实施自己的设想,然而叶利钦基本上没有实现他为俄罗斯所设下的这三项目标。

   2.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的主要变化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方面的主要变化集中反映在叶利钦留给普京的政治遗产上,这些政治遗产必将对普京的政策走向和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叶利钦所处的是俄罗斯转轨的初始阶段,这是俄罗斯社会政治转轨、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社会意识自由化的大变革时期,是社会政治激烈变化的时期。政治转轨取向、目标明确,这就是建立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然而,盲目地照搬、“移植”造成了复杂的局面。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俄罗斯“水土不服”、俄 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矫枉过正的改革方式、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等等,所有这些使得叶利钦的政治遗产也呈现出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更有消极的一面。具体说来,这就是:

   第一,叶利钦时期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导致社会的深度分化,造成民主派多元政治基础。但同时产生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二是主要由原共产党权贵转化而来的新的权贵阶层同绝大多数下层劳动者阶层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第二,叶利钦时期继承了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转轨,并使其不可 逆转,逐渐形成政治“中间化”。各种极端主义难有作为,社会政治活动逐步有序,政治派别出现趋同趋势。但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三个突出的问题:一,右翼与俄共的对抗造成政令难行的状况;二,至今还未形成作为政权支柱的政党体制;三,寡头的出现及其对政治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三,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原则使国家政权各分支多少有一些相互制约。同时,总统权力过大,而俄共占据多数的国家杜马与总统之间处于长期对抗状态,并不断提出修宪要求。由于去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出现的新变化,使这方面的矛盾有所缓和。

  第四,叶利钦时期造成社会自由化、文化多元化局面,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另一方面,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强大冲击下,俄罗斯传统价值观迅速消退,造成社会缺少向心力的状况。

  第五,叶利钦时期在国家体制方面改变了苏联时期事实上的单一制状况。同时也为民族分立主义开辟了发展道路,地方势力迅速增长。目前,就俄罗斯国家利益看,国家体制方面的这些问题是比围绕政权展开的权力斗争更为严重的一种威胁,因而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

   (二)关于普京政治主张及政治走向问题

   1,普京的政治属性和基本政策走向

   普京当选总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普京的各种言论和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在思想体系上属“保守的自由主义派”而有别于盖达尔时期的“浪漫的自由主义派”。其基本特征是政治上总统集权、总统集中管理,带有明显的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倾向;经济上实行可控的市场经济、温和的自由主义原则,加强国家调控能力;外交上奉行现实主义方针。从总体上看,普京所奉行的是一种务实、实用的政策,这使得他以及他的政策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党基础。

   2.当前俄罗斯政治形势新特点 应该有信心说,俄罗斯已进入由乱到治的时期,斗争基本上是在政治领域,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普京的政策走向符合俄罗斯社会当前的需要,因此增加了社会凝聚力,社会分裂过程受到一定的遏制。

   普京上任后,在党派斗争有所缓和、政权的横向关系略有调整的同时,开始对政权的垂直体系,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重大调整、整顿。与叶利钦利用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制约国家杜马的做法不同,普京的做法是笼络国家杜马,利用有限的宪法空间对地方势力和上院进行调整。照此发展下去,上院职能,甚至议会制本身都将发生根本变化,有可能出现一院为主的 议会制,或者甚至转化为一院制。经过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俄罗斯政党阵线更为清晰,随着左、中、右三大联盟的出现,逐渐显露出未来三党政党体制的雏形,政党体制趋于成熟。

二 俄罗斯经济

   (一)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评价

   关于评价标准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以生产力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认为转轨成功与否,主要应看转轨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用这一既定的标准衡量,俄罗斯转轨后经济大幅下滑,在最近10年间GDP不但没增反而减少了一半,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其转轨是失败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对俄罗斯的转轨不宜全盘否定。对其通过激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后果,很难用一句成功或不成功来概括。俄罗斯的转轨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主要任务是破旧,兼顾立新。在破旧方面,俄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不走回头路,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立新方面刚刚开始,立新的方向基本明确,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对外政策的开放化。对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要全面看,不能仅就经济谈收益。在某种程度上,前述社会经济成本是转轨必须付出的,但是成本不应这么大。还有学者提出,如果用生产力作为衡量转轨成败的标准,不仅应看它创造了多少生产力,还应看到转轨为以后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创造了哪些前提条件。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把握生产力标准?怎样看待大代价换来的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如何?

   (二)俄罗斯长期未能摆脱经济危机的原因

   对这一问题主要也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归咎于“休克疗法”,认为它违反了经济转轨的一般规律,使各项改革措施之间存在内在矛盾,相互牵制,不仅使俄经济未能实现稳定,反而受 到强烈震动和严重破坏。第二种看法为,俄经济长期不能摆脱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强调政策选择失误,归结为“休克疗法”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应该从苏联时期深刻的危机因素和转轨政策失误两方面认识和分析。导致俄罗斯出现转轨危机的因素中,不少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旧体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等习惯性作用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在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矛盾与冲突比任何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都要尖锐和严重。

   (三)普京上台后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

  1.普京如何处理与寡头的关系

   以兴利除弊、强国富民为己任的新总统普京怎样对待寡头,不仅关系到金融工业集团自身的未来走势,而且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有着直接影响。寡头问题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寡头对俄政治的干预控制及普京政权与寡头的政治关系,二是寡头问题所涉及的社会公正问题。普京对寡头将采取三种做法:假总统竞选获胜之余威,把寡头从权力机关扫地出门;像前总统叶利钦那样,维持与寡头的原有关系;规范寡头的行为,允许他们有条件有限度地参加政治活动,而不是彻底摧毁寡头。从普京大选前后的言论和行动看,他正在采取第三种做法。寡头问题所涉及的社会公正,普京也不准备采取革命的方式解决。虽然寡头的政治影响在普京上台后有所削弱,近期发展遇到许多障碍,但中长期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普京一方面不准备接受寡头对国家政治的操纵,另一方面也需要寡头的资本和寡头的合作,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目前寡头仍是俄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小看的一支力量。它同执政当局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势必引起双方的明争暗斗,这是制约俄政局稳定和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2.俄罗斯的当务之急仍是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目前,俄已提出经济发展战略的多个“版本”,其中最大的不同点仍是如何处理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里的主导因素是普京的价值观。普京发表的政见和政策思路表明,他在注意汲取俄罗斯8年多来的教训,考虑本国的国情和民心,把握时代特征,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有学者提出,俄将走一条既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也有学者认为,用第三条道路来概括俄未来的发展模式不准确。俄罗斯的目标是既定的,普京将继续叶利钦的道路,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时要采取更适合俄罗斯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更能接受的方法。普京有关经济的提法和言论在当选前后有变化,俄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仍需继续观察。

   3.俄罗斯经济发展走势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普遍认为,鉴于俄积累的种种政治经济难题,经济全面复苏尚需时日,难以一帆风顺,更不会一蹴而就。

   对当前俄经济复苏的势头能否保持下去,有学者提出有三种可能。第一,像1995年和1997年一样,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的上升势头重新掉下去;第二,保持一种缓慢的回升,年增幅2%~4%;第三,从缓慢的回升转为强劲的增长,到2003—2005年时,达到8%的增幅。对经济增长来说,最大的干扰和最不确定的因素是政治,政局稳定与否是大分界线,主要看现存的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寡头、民族等多种矛盾能否影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仍像前8年那样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则会出现第一种情况;第二种也有可能,这次经济回升已带有某种中长期趋势,卢布贬值、替代进口和需求转换、税收改革和整顿秩序等都属中期性质,如果能坚持现行政策,有可能实现稳定的缓慢增长;第三,从缓慢增长为较强劲的回升,俄暂时还不具备 条件。

三 俄罗斯对外政策

   与会代表将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普京的外交走向方面。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经过不断的调整,到叶利钦后期已基本定型。它既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主流的政治取向,也是对西方不断挤压俄罗斯利益空间的回应。因此,俄罗斯政治权力的交替并不会导致外交政策的根本改变。普京政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继承性要大于调整的程度。新政权在车臣问题、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说明了这一点。

   许多专家指出,这些年来,俄罗斯外交政策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国力不断衰退和国内相对不 稳定,即政策目标与可支配资源的矛盾。这严重制约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大国发挥自己作用的努力。从目前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矛盾还较难根本解决,与过去十年相比,俄罗斯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挑战不会有重大改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普京不得不将其精力首先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致力于经济发展。在外交上不会再刻意追求大国地位,到处显示其存在。同时,采取灵活、迂回的政策策略也是未来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特点。普京在2000年6月初就导弹防御问题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表面上接受美国“防止无赖国家”的说法,以“合作”的方式,拖延美国的计划,加大开发的难度,最终使美国的NMD产生变形。

   也有同志认为,对新政权的政策走向还需观察。与叶钦利情绪化比较强的情况不同,普京班子中实用主义色彩浓烈,这对俄罗斯未来的具体政策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可能是,为体现集中精力于国内的原则,逐步淡化过去的“多极化”主张,在一些不直接影响俄现实利益的问题上降低介入程度;把获取经济实惠作为评估外交活动成果的重要指标。这些专家还指出,俄罗斯的“灵活”策略是否会逐步演变成某种战略还需观察。其对俄罗斯非原则性的妥协 是否会对其他国家或国际事务产生原则性的影响也值得注意。

   对俄美关系的未来,与会学者普遍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矛盾是本质性的、长期性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消除。普京政权在这个方向的工作是“恢复性”的,即试图使双边关系摆脱目前所处的僵持局面,恢复谅解和对话。同时,俄罗斯在许多领域对美国有着较强的依赖,在未来的具体活动中一定的妥协、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也有专家认为,俄罗斯意识到了克林顿受美国内政治斗争牵制严重,在对俄政策上难有作为。因此,普京政 权目前对与美国发展关系不抱太大的希望。总体说来,俄美关系不可能形成如其早期宣称的“盟友”关系,“正常的大国关系”将是它们发展关系的基本模式。

   学者们普遍认为,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继续保持和强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俄罗斯摆脱危机、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利益。普京政权已经表示,在这方面,俄罗斯的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专家们指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两国已经建立了新型关系的基本框架,现在双方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它们之间合作的基础,具体落实战略性关系中的细节。专家们强调,根据各 国发展相互关系的经验看,经济联系起着强化政治关系并使双边关系不断深入的稳定剂、推进剂的作用。而恰恰在这方面,中俄之间尚未完全建立起良好运行的互利市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中国地缘和军事安全、争取宽松国际空间方面的重要影响。两国在经贸方面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更是政治上的。因此,各相关部门应尽快就对俄经贸关系形成总体性战略规划。其次,随着俄罗斯经济逐步恢复,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应该成为中国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并以此带动相邻国家以实现我国对外经济联系多元 化格局,逐步形成某种经济区域合作体系。再次,在解决我国发展所需的若干资源方面,俄罗斯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它的科技潜力也使提升我国在某些领域的水平有了较多的机会。

四 中亚国家

   会议也讨论了中亚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独立8年来的中亚国家形势、中亚宗教极端势力问题、中亚国家维吾尔人与中国新疆的稳定的关系等。

   关于中亚形势,有的学者认为,中亚国家独立8年来稳定与动荡、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政治上看,各国确定了总统集权制,未来10年不会发生变化。哈、乌、塔总统已经当选,吉、土总统连任没有问题。反对派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但由于大权集总统于一身,这本身就存在危险性。反对派对当局的压力在逐渐增强。从经济上看,目前各国仍处在恢复性增长阶段。今后10年经济形势会好转,这对稳定形势有利。从安全上看,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已经结束,国内形势出现了稳定。塔俄签订了军事合作同盟,这对稳定中亚有利。塔吉克斯坦也存在复杂的问题,国内表现为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国外面临塔利班的威胁。第二,目前存在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 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并不像外国估计的那样严重。在未来10年宗教极端势力尚不能在中亚扮演主要角色。世俗化仍然是主导方面。其原因是,极端宗教势力教派林立,形不成统一的力量;历史上中亚各国从来没有形成神权统一的国家;中亚各国没有把伊斯兰教视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美国、俄国、土耳其不赞成中亚地区伊斯兰化;伊朗的战略也在改变,从而减缓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同时,也应看到,目前中亚地区面临的危险主要是国外宗教极端势力的进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政党合法化产生的影响。中亚地区经济危机一旦进一步深化,不排除发生伊 斯兰化的可能性。

   一些学者认为,在未来10年,在中亚美国不可能取代俄国,对中亚的影响也呈现多极化的趋势。美国和北约东扩在加强,但还代替不了俄国在中亚的存在。

   就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原因和对中亚地区产生的影响问题,有的与会代表认为,塔吉克斯坦内战虽然没有扩散到中亚其他国家,但对中亚其他国家已产生不利的影响。中亚国家独立后,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199l~1996年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阶段,1997年起宗教极端势力开始显现,并觊觎世俗政权。目前,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已具有 如下特点;第一,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国际化的趋势;第二,采用暴力手段袭击国家公务人员,其宗旨是夺取政权;第三,参加者以年轻人为主;第四,与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相结合。

  尽管目前中亚各国宗教形势仍在当局控制之下,但形势在朝不利于当局的方向发展。宗教极端势力的孳生与扩散是苏联解体的产物,同时也同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以及国外影响有关。从国内来看,共产主义不讲了,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又未建立起来,伊斯兰教趁机填补了人们信仰的真空。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和官员腐败则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心理失衡,产生对社会的不 满。国外影响则表现为国际恐怖势力基地已转移到阿富汗,塔利班大力支持宗教极端势力。另外,宗教极端势力在一些国家得手,也起到激励和示范作用。宗教极端势力的扩散已经严重威胁到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地缘政治形势和国家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

   有的学者在谈到了中亚维吾尔人与中国新疆稳定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中亚的维吾尔人不是土著民族,而是由新疆迁移过去的,目前大约有30多万人。这些人多数在中亚各国奉公守法,少数人从事“新独”活动。从事“新独”的人数量不多,但影响恶劣。“新独”分子往往通过一些政 治组织从事民族分裂活动,有的还建立一些贸易公司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以积累反华资金。

  因此,要查清那些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发了财反过来又反对中国的“新独”分子及其公司。大量史实说明,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历代新疆发生的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国外的影响,包括来自沙俄和苏联的影响。对一些近代新疆历史上发生的、与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要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防止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历史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五 东欧国家

   与会代表讨论东欧国家经济转轨问题时主要提出了以下看法:

  1.有些学者把东欧经济转轨的特点归结为:(1)经济转轨的激进性:在过去的10年间,激进改革在东欧大行其道,尽可能快地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了东欧居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思潮;(2)经济转轨的全面性:东欧的经济转轨涉及到了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是经济体制的全面重建;(3)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并举:东欧的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同时进行,经济转轨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东欧的决策者面临着政治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集团表达利益公开化的压力。(4)经济转轨是回归欧洲背景下的制度调适: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政策手段服务于回归欧洲的大目标,尤其是中欧国家为加入欧盟,其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及法律制度日益与欧盟接轨。

   2.在谈到东欧经济转轨的成效时,有的学者指出:东欧经济转轨的成效不尽相同,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和南斯拉夫)在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愈拉愈大。转轨10年来,中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或接近于1989年的水平,而巴尔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 当于1989年水平的70%~80%;中欧国家在经济复苏前生产下降了30%左右,而巴尔干国家的产量下降了50%左右;中欧国家在转轨后20%的人口收入显著下降,而巴尔干国家则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欧国家在经济转轨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欧盟认为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已建立了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而巴尔干国家的经济转轨则明显滞后,尚未建立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

   3.讨论经济转轨战略问题时,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转轨之初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讨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可操作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现在应超越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两分法,从理论上探讨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适用条件。有学者认为,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具有相对性,激进改革可能包含着渐进的因素,如实行休克疗法的波兰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上进展缓慢,而实行渐进改革的国家也不排除实行激进的措施,如匈牙利东部工业区的改造就非常激进,匈牙利将那里的国有企业统统关掉,即使出现高失业率也在所不惜。

   4.在分析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时,有的学者指出,东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取得了重大进展,私人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大增加。根据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1998年的统计数字,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波兰为65%,匈牙利为80%,捷克为75%,阿尔巴尼亚为75%,斯洛伐克为75%,罗马尼亚为60%。但是私有化在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如钢铁、化工、煤炭等行业尚未完成。关于私有化方式的得失利弊,有的学者认为卖优于分,外部人控制优于内部人控制。关于东欧私有化的经验教训,有的学者认为一些东欧国家在私有化上犯了以下的错误:过度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忽视了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造;在私有化的优先顺序上先出售效益好的国有企 业,而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则无人问津,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捷克式的大众私有化并不成功,虽然该计划操作简便,兼顾公平,但它却不利于企业的重组。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捷克凭证私有化的效果尚待观察,现在称捷克私有化失败还言之过早。也有的学者认为捷克1998年的劳动生产率仅比1989年提高6%,表明捷克企业改造确实存在问题。

   5.与会学者还分析了经济转轨的代价问题,指出:东欧的经济转轨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需要对改革旧体制必须要付的代价与转轨中政策失误所产生的代价作出区分。有的学者认为,经济转轨有些代价必须付:如经互会的瓦解所造成的冲击;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突然停顿 对于生产与供应体系的冲击;市场上无效益的产品停止生产造成的生产下降;隐形失业的公开化;指望不付任何代价实现经济体制的转换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对于决策者而言,应尽可能地将转轨的代价控制在民众可承受的限度内,同时不失时机地建立社会安全网。

   (责任编辑 常 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