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是当前国际社会十分关切的一组大国关系。为遏制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法案。或许特朗普政府没有考虑到，在中美建交后的40多年里，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对全球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中国选择的道路，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于是，特朗普政府选择了强硬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跌入谷底，中国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国家生存空间是历史和现实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大国都会有自己想象和现实存在的生存空间，并根据其重要性分为核心、中心和边缘空间，其中与大国相邻的周边地区便是核心生存空间。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存空间概念，并不是有些学者所指的国家为了生存而寻求地理扩张，而是指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国家能够实现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尽管在地理上拥有一定优势，但在当前国际关系中，中国的生存空间压力巨大。在白宫公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2020年5月）中，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被美国列为对华战略的重点地区，并实施了不同的战略。在东北亚地区，在加强与日本和韩国防务合作的同时，不断分化中俄关系孤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试图恢复美国的影响力；在南亚地区，下注美印关系，希望以此牵制中国。甚至在俄罗斯主导的中亚地区，特朗普政府也发起政策攻势，出台新的中亚战略，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中美战略竞争逐步聚焦中国周边地区，外交斡旋已很难逆转。在白宫对华政策的推动下，2020年以来美军的飞机、军舰在中国周边海域频繁穿越并进行实弹演习。为应对地区危机，中国选择“全力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美两国的政策立场无疑增大了双方发生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为管控两国冲突升级，中美肯定会通过外交斡旋尝试解决问题。

    据报道，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地区稳定问题是会晤的重要议题。但是，从中美两国政府所处的舆论环境、立法环境和行政环境来看，外交斡旋很难“刹住”中美关系下滑的趋势，中美关系将面对更大的、来自两国内部的挑战。

  毋庸置疑，稳定地区秩序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中国需要把外交重心投放到地区层面，尤其是稳定好核心生存空间的秩序。由于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地区极性（指受国家实力影响且只在特定地区发生作用的地区性权力结构），中亚是俄罗斯主导下的中美并存的地区权力结构；东南亚是美国主导下的日本、东盟、中国并存的地区权力结构；东北亚是美国主导下的中、俄、日、韩并存的地区权力结构。因此，外交重心向地区转移时，需要考虑地区极性。在充分考虑上述条件的情况下，若要稳定地区秩序，中国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增加信息透明度。引发地区冲突的原因很多，其中胜利的幻觉和廉价战争的错觉十分常见。由于缺少足够的信息来源，特朗普政府常常高估中国的战略意图，却低估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信息透明度上，中国要大力推动信息管理改革和创新。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营造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使中国与美国及与世界的信息交流呈现出“官民并举”的舆论格局，从而降低地区冲突的可能性或烈度。

   遵循合理义利观。正确的义利观被定义为中国外交理论的思想创新，但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经常会重“义”轻“利”，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多于国家利益，从而常常造成被动的外交局面。因此，中国要遵循合理的义利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合作原则，通过合作增强中国的生存空间。

   稳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平衡其他地区压力。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上合组织地区的战略意义增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陆、空、海、数四位一体的互连互通格局正逐步在欧亚大陆形成，上合组织地区则是重要的先行者，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的桥梁。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中国与欧洲贸易总额为7449亿美元，其中与欧盟国家的贸易总额为7051亿美元；中国与欧亚12国（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贸易总额为1756.62亿美元。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也为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和稳定提供了重要保证。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需要推动上合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顺应新的需要，特别是要提高上合组织秘书处独立议事的能力，使该组织在多边关系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认知不协调的现状很难改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已形成巨大的沉没成本，很难回头，中国需要稳定地区秩序来应对更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