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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成果|苏畅:中亚国家社会稳定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基础性因素和冲击性因素的综合分析
2019年08月26日 来源:俄欧亚所 作者:苏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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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基础性因素和冲击性因素两个分析框架,归纳总结出影响中亚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核心领导人、公民共同意识、传统社会、经济稳定性、公民(青年)群体、贫困问题、治理能力、外部因素。其中核心领导人因素对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示中亚国家社会治理理念主要是刚性治理观,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中亚国家长期得以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利益冲突的表现方式和激烈程度有所改变,核心领导人的稳定性以及传统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几年中亚国家社会形势总体趋稳,但长期社会基本问题复合性特征突出,民生问题需高度重视。权力交接对中亚国家社会稳定构成最大考验。

【关键词】中亚 社会稳定 基础性因素 冲击性因素

 

一 问题的提出

中亚国家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中亚位于文明冲突的交错地带, 也是传统与现代互动最密切的地区;中亚五国既是政治转型国家,也是经济转型国家,同时还面临着诸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把这一典型样本解剖好,有助于理解中亚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有两个突出特征: 一是社会稳定对政治稳定有很大的影响;二是独立后中亚国家经历了战乱、 经济危机、 恐怖袭击、 政治动荡, 同时长期突出的社会矛盾难以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亚国家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社会稳定。 这两个特征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其中的一些问题也需要通过细致研究去寻找答案。

本文通过梳理中亚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稳定特征,分析社会稳定的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稳定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尝试探究以下问题: 一是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稳定有哪些变化;二是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重大事件与社会稳定的相互关联性;三是影响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既包括对社会稳定构成挑战的威胁因素,也包括起到促进作用的积极因素。尝试找出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一般性规律,预估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有哪些变化,从而判断社会稳定的变化趋势。

本文的基本写作逻辑是从“社会稳定”的概念出发, 建立社会稳定的判断标准和一般影响因素;梳理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作为考察社会稳定变化的背景;通过基础性因素和冲击性因素两个分析框架提炼出社会稳定的主要影响因素,对这些影响因素进一步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 概念及分析框架

中文文献中关于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稳定的理论性分析,包括社会稳定的概念、现代社会体系构建、社会稳定治理体制建设、转型期社会冲突与社会稳定、居民收入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体系等问题;二是经济与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包括农村问题、社会舆情、大型工程项目征地拆迁、司法公正问题、教育问题、社会热点与社会稳定等等;三是社会治理,包括社区治理、 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四是边疆地区社会稳定问题, 尤其是关于新疆稳定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关于中亚国家社会稳定问题的相关研究, 中文、 俄文和西文均有不少成果,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 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研究往往包含在中亚综合性问题的研究之中,如中亚的政治与社会转型、 民族宗教问题、 地区安全问题、 经济发展问题等等。 另一个特点是, 中文、 俄文和西文对此问题的研究侧重也不同: 中文文献突出社会稳定与贫困、 安全问题的关联研究, 多从中亚国家多元社会文化、 社会结构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等角度看社会稳定问题,认为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与冲突, 都能够在苏联模式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中找到根源; 社会结构分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有可能对中亚五国较为脆弱的政治稳定造成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中亚国家的贫困问题可以看作是这些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转轨进程所产生的重要消极影响。 西文文献往往更关注政治转型、 威权主义、 政权安全等问题, 其中也涉及社会稳定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的问题,如腐败、 极端主义、 族群冲突等, 如有学者认为,上层的权力争夺、 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导致族群冲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同时, 过度的自由化、 民主化和苏联中央政府对地方精英势力的打击也是造成苏联解体后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另外,青年问题也是英文文献中值得关注的热点, 例如青年人口比例与社会冲突关联问题。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学者对于社会稳定问题的关注度较高,成果相对丰富, 主要集中在社会风险的管控、 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以及一些重大和热点问题, 同时对社会、 文化、 民族等基本问题也有所关注,研究的问题更加细致。

梳理社会稳定文献有助于对 “社会稳定” 作出一个初步的定义: 社会稳定是一个在各方主体认同的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下体现的人际交往合作系统持续存在的状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社会稳定也可以被理解为, 一个人类群体的管理机构能够有效地根据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同的正义性制度和规则体系处理社会事务、 公正地解决社会矛盾,使得社会大多数成员对该管理机构的权威表示认可、赞同的社会状态。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概念的界定, 可以提炼出社会稳定的一般性影响因素,即基础性因素和冲击性因素。 基础性因素包括: () 政治结构 (既有的制度能够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制度框架及其运行是否基本满足公民需求, 人际交往合作系统是否持续有效运行, 政治管理、 经济运行、 生活交往、 文化观念四个系统是否进行稳态更新与改良) () 社会稳定性 (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 经济发展稳定性; () 认同因素 (公民对制度框架的认可程度) () 制度创新、 完善、 变革对社会稳定作用的持续性; () 解决机制的完善程度 (政治管理系统、 经济运行系统、 生活交往系统和文化观念系统能否有效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 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冲击性因素包括: () 政治冲突的程度 (利益集团之间, 政权与民众之间) () 长期社会基本问题 (贫富差距、 教育、 生态问题等等) () 社会冲突 (群体性事件、集会请愿等行为) () 社会治安; () 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治理的理念: 发展中的动态平衡, 刚性社会稳定观, 韧性社会稳定观, 社会保障制度, 治理政策与措施力度, 相关部门的执行力, 法律建设) () 议程设定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 () 外部因素。

根据上述一般性因素, 结合中亚国家的发展情况, 进一步设定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 并分别构建出两个分析框架, 对中亚国家社会稳定问题中的两个关键方面进行观察: 一是独立以来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 二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稳定问题, 从这些因素中寻找社会稳定变化的关键项目。 基础性因素包括:

. 政治结构: () 核心领导人稳定性: 核心领导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是否有可靠的核心领导人继承者、对强力部门的掌控程度及依赖程度、 执政能力、 外部 (大国或邻国) 对权力核心影响; ( ) 制度框架的建设能力:制度创新、完善、 变革对社会稳定作用的持续性 ( 即政治、 经济、 社会领域的转型对社会稳定持续性起到积极或消极作用, 某些具体制度的改变是否影响社会稳定的整体持续、有效运行) ( ) 制度框架对重大问题的解决能力: 政治管理系统、 经济运行系统、 生活交往系统和文化观念系统能否有效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 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 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 ( ) 治理理念: 执政核心是持刚性 ( 固态) 社会稳定观, 还是韧性(动态) 社会稳定观, 对发展中的动态平衡是否起到积极作用;( ) 社会保障制度对基本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能力、 完善程度;() 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

. 经济稳定性: () 宏观经济形势, 国际评级, 经济预期; () 政府财政动员能力 (政府财政和债务状况) () 经济对外依赖程度; () 食品及粮食价格对经济的影响。

. 社会稳定性: () 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能力 (渐进性、 趋向性、 趋前性和包容性以及积极变革) () 传统社会的作用 (族群, 人际关系, 社会形态———部落社会)

. 认同因素: () 对现有制度框架的满意程度: 是否有短期内急速改变现有制度框架的意愿, 对政治管理体系、社会经济运行、 自身生活状态的认可程度, 是否满足了人们各方面的基本需求; () 极端主义; () 教俗认同: 宗教对人们意识形态和生活的影响程度, 教派对伊斯兰复兴追求的强烈程度, 宗教传统习俗的遵守程度, 宗教势力与世俗力量的比较,伊斯兰民主发展情况, 世俗民主发展情况;() 公民的价值观 (包括民主意识) () 公民的共同意识 (民族主义、 对国家的认同、 对民族的认同、 对文化的认同)

公民 (青年) 群体: () 政治组织规模与动员能力;() 对现行利益分配机制的认可程度; () 参与国家进程的积极程度及理性程度; () 对腐败问题的忍耐程度; () 是否有暴力传统; () 外部 (大国或邻国) 对其政治影响, ()政治与社会精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程度。

冲击性因素包括:

. 社会基本问题: () 社会分层的程度 (贫富分化、 贫困问题的严重性、中产阶级情况) () 就业及失业情况; () 人口年轻化问题; () 吸毒问题;() 传染病; () 生态问题。

. 社会冲突: () 流血冲突、 大规模群体暴力行为、 群体性事件; () 公民是否有暴力传统; () 集群行为频率 (集会示威、 社会发生动荡的频率)

. 社会治安: () 刑事犯罪;() 武器走私;() 毒品贩运。

. 政治冲突: () 内战; () 利益集团冲突: 分裂主义、 政党斗争;() 强力部门维稳能力: 军事力量状况、 对突发事件的管控能力、 是否依靠高压管制来控制及预防和制止措施、 安全部门发挥的作用;() 恐怖—极端主义活动 (暴恐袭击、传播极端思想)

. 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 治理政策与措施力度; () 相关部门的执行力;() 法律建设。

. 议程设定,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

. 外部因素: () 地理位置因素; () 周边 (阿巴) 形势的影响; () 大国因素: 俄罗斯、 中国、 美西方国家; () 西亚北非形势影响。

三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的发展历程

梳理中亚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历程, 归纳中亚国家发展过程中政治、 经济、 安全、 地区与国际关系的变化, 以此为研究的背景条件, 有助于通过两个分析框架分析中亚国家社会稳定变化的特征。为叙事方便,以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 第二、 第三个十年来划分发展历程。

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 中亚国家的主要发展特征是由乱到治, 寻找国家发展模式, 巩固独立初期政权稳定, 打击威胁到政权稳定的反对势力, 包括政治伊斯兰势力和极端势力。 在这一时期, 虽然中亚各国在政治体制上都选择了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形式, 但实际上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各国领导人建立的是以 “强总统、 弱议会” 为实质的政治体制, 并通过制订宪法等国家基础性文件不断巩固权力, 形成了 “以总统为核心的东方型个人威权体制特征, 总统的权力高于议会和政府。虽然宪法中对总统的职权和任期都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事实上中亚各国的总统职位几乎都成为终身制的权力宝座”。 经济危机也是这一时期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 综合经济指标大幅下滑,财政状况恶化,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货币严重贬值, 大量企业无法运转, 工农业大幅减产,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19923月塔吉克斯坦内战爆发,直到 19976 月才结束, 战争不仅给塔吉克斯坦造成巨大损失,还对中亚整个地区安全有深远的影响。 参与内战的一些武装力量得到阿富汗某些势力的支持, 与极端组织交织混合, 中南亚的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往来更加密切, 成为长期威胁地区安全的一个因素。

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间, 中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发展成为极端势力, 威胁到国家稳定。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 伊斯兰复兴浪潮蔓延高涨, 境外极端势力渗透,政治伊斯兰势力开始形成, 建立了不少以宗教为背景的政治组织。 从1993年起各国开始打击这些激进倾向逐渐明显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大部分政治伊斯兰组织转入地下, 逐渐形成地下秘密网络, 一些极端组织开始与政府直接进行武装对抗, 另一些组织进入阿富汗, 组合成新的极端—恐怖组织, 酝酿针对中亚国家的恐怖袭击。

恐怖组织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是这一时期较大的安全威胁。1996年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在巴基斯坦白沙瓦成立, 之后在中亚制造了系列恐怖袭击, 成为由中亚国家籍公民构成主体的中亚最大恐怖组织, 一度给地区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 在这一时期另一重大事件是中亚国家初次进行了地区一体化的尝试, 1994年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立 “中亚经济联盟”, 1998 年更名为 “中亚经济合作组织”,2002年更名为 “中亚合作组织”。2004 10 月, 俄罗斯正式加入该组织, 2005 10 月在圣彼得堡举行成员国元首会议, 并通过决定将该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

第二个十年, 主要发展特征是中亚各国在政局相继稳定之后, 继续加固政权, 重塑经济, 中亚国家进入经济发展时期、 安全稳定时期; 中亚国家与大国互动增多,各种国际力量对中亚国家的稳定起着不同的作用; 同时, 中亚国家虽然在经济领域各有恢复性增长, 但也更加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而发生波动, 在这十年间发生的大事主要有: 中亚国家支持国际联军打击塔利班, 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基地;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对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作用凸显,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两次政权更迭;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以及美国和欧盟以此事件为由对乌实施制裁;中亚国家调整对俄美 (及欧洲国家) 政策, 中亚国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经济下滑; 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奥什流血冲突事件。

在独立后的第二个十年, 大部分中亚国家克服了初期的政局动荡, 基本进入了经济增长阶段。 可以发现, 在这个时期地区内外环境都为中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条件: 政治上, “颜色革命” 对中亚各国的冲击不小, 但同时也促使中亚国家调整内政外交, 努力稳定局势, 更加坚定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这种对国家发展模式自主性选择的思考, 相对比独立初期更加深刻和明确, 总体有利于国家稳定。 经济方面, 在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增长, 尽管后来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滑, 但中亚国家更加重视产业多元化发展,努力调整单一的经济结构。 安全方面, 中亚国家可以说是拥有了 “稳定的十年”: 国际社会一致支持中亚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中亚国家重拳打击极端势力,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等恐怖组织被赶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上海合作组织对地区安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亚安全形势大为好转, 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个十年, 中亚国家进入深入发展时期, 各国对权力交接问题认真对待,高层人事调整力求有序;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找增长点, 吸引外资、 鼓励出口、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生产型企业; 重视地区内的合作, 同时也强调与域外的贸易联通, 把本国在欧亚地缘经济中的角色定位为过境通道及交通枢纽。 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大事件有: “阿拉伯之春” 令中亚国家忧虑本国政治与社会形势, 采取各种措施加固政权稳定; 俄罗斯受西方制裁, 影响到中亚国家贸易、侨汇等重要经济收入; “一带一路” 为中亚各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伊斯兰国” 崛起与溃败, 导致中亚恐怖分子回流, 威胁中亚各国安全; 阿富汗北部聚集了来自中亚和其他地区的恐怖势力,对中亚国家的边境安全构成挑战; 卡里莫夫总统去世, 米尔济约耶夫实施新政, 乌兹别克斯坦进一步开放搞活, 带动域内各国沟通合作, 各国加强制度安排, 为权力交接作准备;美国与中亚国家建立“C5+1”欧亚经济联盟, 其作用有待观察。

作为新独立国家, 中亚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 包括政治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难题, 同时还必须承受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 来自域内外的安全挑战一直存在;外部大国因素也有重要影响。 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中亚国家的社会形势变化、 传统社会的变迁、 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 中亚国家近30 年的发展历程是在现实与历史的撞击之间进行的: 新旧政治和经济体制之间的撞击、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撞击。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之间的撞击,在这些撞击之中, 中亚国家出现过大的动荡, 但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四 中亚国家社会稳定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部分中, 通过两个分析框架对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提炼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个是冲击性因素分析框架,同时也是纵向分析框架, 把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三个发展阶段置于这一框架中, 总结社会稳定问题在三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 从中提炼出有哪些冲击性因素; 第二个是基础性因素分析框架,同时也是横向分析框架, 从重大社会稳定事件提炼出基础性因素, 在考虑到各项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对比和求证在不同发展阶段、 不同社会稳定类别之中,起到影响作用的主要因素,分析在不同发展阶段哪些因素更加突出, 然后通过观察已有的因素变化规律, 对未来几年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趋势尝试进行前瞻性判断。

() 冲击性因素

表 1 影响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冲击性因素

发展阶段

重大社会事件

特征

冲击性因素

 第一个 10 

纳曼干事件极端势力参与塔吉克斯坦内战极端思潮泛滥

表现流血冲突 恐怖、 极端主义事件主因政治利益争夺、 安全防御能力弱后果严重动荡

政治冲突长期社会基本问题外部因素治理能力

 第二个10 

安集延事件奥什流血冲突事件

表现爆发性群体事件社会矛盾 基本社会问题主因经济与民生后果长期影响 基本可控

政治冲突社会冲突治理能力长期社会基本问题外部因素

 第三个10 

扎瑙津事件哈反土地法大游行土库曼斯坦幼儿园事件示威贫困 失业 教育 人口生态 社保 思潮 刑事犯罪等

表现长期社会基本问题主因:经济与民生后果长期影响 程度降低

长期社会基本问题社会冲突社会治安治理能力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中亚国家在独立后的近 30 年间,不同的发展阶段, 社会稳定问题的表现也有区别: 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 中亚社会稳定问题的突出表现是流血冲突和恐怖、极端主义事件, 如有标志性意义的纳曼干暴乱, 有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 包括极端主义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的角色, 以及以极端主义思潮为代表的社会意识形态冲突。主要原因是新独立国家政治利益冲突激烈、 安全防御力量较弱, 政权的稳定性对社会稳定性有着巨大的影响, 同时国内的形势发展中也包含着诸多安全因素, 例如塔吉克斯坦内战导致国家大动乱,其原因是国家发展道路之争, 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从后果看, 这一时期的社会冲突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往往导致一国乃至整个地区的动荡。

进入第二个十年, 在社会稳定方面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受经济形势、 社会矛盾、 民族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加强, 一些社会基本矛盾开始突显出来。 在这一时期, 中亚国家发生的主要社会稳定事件有安集延事件、奥什流血冲突事件等, 对社会安全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主要特征是: 从表现看, 社会稳定问题的类别明显比第一个十年增多,但社会冲突的程度各有不同: 一是由于长期社会问题积郁难解, 主要的社会稳定问题表现为爆发性群体事件频现、 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突出、基本社会矛盾更加严重; 二是原有的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活动下降, 规模较大的流血冲突减少 (仅有 2010年的奥什流血冲突事件), 从原因看, 经济与民生问题成为主要原因,例如每逢经济下滑, 哈萨克斯坦都较容易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和重大暴力案件。

与上一个十年相比, 中亚国家社会稳定问题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独立以来政治利益分配不均衡、 经济结构得不到改善、 社会民生问题难以解决、 外部势力从中推波助澜,各种因素长期交织影响。 中亚国家在独立初期克服了政局动荡、 经济危机之后, 还有很多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 同时由于新政权建立, 又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 这些问题积累到第二个十年开始突出表现出来。从表象看, 这一阶段是中亚国家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从后果看, 由于爆发性的、 恶性的事件不多, 因此这一阶段的社会矛盾对国家稳定的冲击没有第一阶段强烈,同时也由于中亚国家政权趋向稳定, 政治冲突减少, 政府控制力加强, 恐怖活动减弱, 社会稳定问题处于可控的范围内, 这也是与第一阶段的不同之处。

第三个十年, 中亚国家进入深入发展时期。 在这一阶段从表现看, 除扎瑙津事件外, 像上一个十年那样重大的社会稳定事件并不多。 但是长期社会基本问题成为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主要方面,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继续发酵。 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仍是贫困、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由贫困衍生的留守群体问题更加突出: 在中亚国家的很多乡村,大部分青年劳动力在外打工 (主要是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 留守的居民多是老弱妇幼,儿童失学问题、 老人健康问题等逐渐成为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 教育领域中存在不少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难题, 包括教学机构不足、 教学设备和用具不足、 教师缺乏, 世俗教育机构在一些地区往往不能满足适龄儿童的上学需求,导致许多人不得不选择宗教教育, 在这一时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 对地区安全威胁大大下降; 流血冲突和爆发性群体事件大为减少, 社会问题对国家稳定的消极影响进一步降低。

从上表可以看出, 在影响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冲击性因素中, 积极的关键词有两个 (在三个阶段都具备的因素): “长期社会基本问题” 和 “治理能力”。 在第一和第二个发展阶段, 最活跃的关键词是 “政治冲突”、 “长期社会基本问题”、 “治理能力”、 “外部因素”, 到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政治冲突” 已不再是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 或者说并不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第二和第三个发展阶段, “社会冲突” 和 “社会治安” 开始活跃。

() 基础性因素分析

在基础性因素分析框架中, 选取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发生的重大社会稳定典型案例以及长期社会基本问题进行分析。 从表 2 可以发现,在基础性因素中, 最为积极的关键因素有三个: 政治结构、 认同因素、 社会稳定性。在这些典型案例中, “政治结构” 与 “认同因素” 的作用交替出现, 其中 “政治结构” 的影响在各个案例中都存在, 说明了 “政治结构” 对于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认同因素” 更多出现在恐怖主义、 暴力群体事件中, 在长期社会基本矛盾中少有显现, 同时, “认同因素” 与 “政治结构” 相互影响相互 “配合”, 在有 “政治结构” 的典型案例中往往也有 “认同因素”。 而在以 “经济稳定性” 为主要因素的案例中, “认同因素” 呈现出弱化的特征, 这一方面说明了中亚国家社会稳定事件包含的政治色彩, 另一方面也说明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从政府到民间的各个层次、 各种群体, 对于一些大问题还没有实现基本认同, 这或者是中亚国家社会稳定起伏变化的一个内在因素。

表 2 影响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因素 

典型案例

基础性因素

后果及影响

发生阶段

 纳曼干暴乱(1991)

认同因素政治结构公民 ( 青年) 群体社会稳定性

 刺激政治伊斯兰组织兴起促动向极端组织演变


第一个十年

乌伊运袭击中亚三国(1999~2000)

认同因素政治结构经济稳定性社会稳定性

乌伊运扩大国际影响,从而吸纳更多资金支持和人员支持;挑战地区安全推动极端主义扩散

  第一个十年

 安集延事件(2005)

政治结构认同因素社会稳定性公民 ( 青年) 群体

冲击政权稳定,国家形象受损,妨碍国家发展进程

  第二个十年

 奥什流血事件(2010)

政治结构经济稳定性认同因素社会稳定性

社会秩序破坏,恶化族群关系,影响政治稳定

  第三个十年

 扎瑙津事件

经济稳定性社会稳定性政治结构

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刺激社会对立情绪,刺激极端暴力事件滋生

 第三个十年

 “ 土地法案大规模游行

经济稳定性社会稳定性政治结构认同因素

 推动民族激进主义,恶化投资环境

  第三个十年

 咸海生态危机

经济稳定性政治结构

影响公众生命健康,破坏生态环境

 长期

官民矛盾贫富矛盾边缘群体

政治结构经济稳定性社会稳定性

加速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公共安全, 危害国家安全

 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

社会冲突是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最严重表现形式, 包括流血冲突和爆发性群体事件, 通过代表性事件考察其中的主要因素, 可以发现大多数流血冲突事件发生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二个十年, 爆发性群体事件在第二个十年多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贯穿中亚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 但其影响程度小于社会冲突。 从中亚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的兴起与蔓延过程来看,这一问题似乎更多的是受到外部形势变化的影响, 中亚国家适合极端思想深植扎根的土壤并不丰厚, 特别是各国在不断加强国防与安全力量建设、 对极端主义进行多年治理之后,这些 “典型的” 中亚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很难构成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官民矛盾、 贫富矛盾、 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的矛盾, 每一项的治理难度都很大, 在第二和第三个十年,这些矛盾不断在增强。 虽然中亚国家的官民、 贫富等矛盾问题往往很难演变成严重的社会冲突, 然而长期社会基本问题表现得较为严重, 令人忧虑。 导致其尖锐化复杂化的因素,包括核心领导人问题、 经济发展问题、 外部因素等等, 在第三个十年非常突出, 有可能成为中亚国家未来最不稳定的因素。

() 主要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通过两个框架对中亚社会稳定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分析、 排序, 可以提炼出的主要因素有 (按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序): () 基础性因素: 政治结构、认同因素、社会稳定性、 经济稳定性、 公民 (青年) 群体; () 冲击性因素:长期社会基本问题、治理能力。 进一步分析上述主要影响因素中作用最为突出的具体因素, 可以发现, 在 “政治结构” 中核心领导人因素最为突出, 在 “认同因素” 中公民的共同意识最为突出,在 “社会稳定性” 中传统社会的作用最为突出, 同时 “经济稳定性” 和 “公民 (青年) 群体” 因素是综合发挥作用的;在 “长期社会基本问题” 中, 贫困问题最为突出, 同时 “治理能力” 也需要认定为一项综合因素。综上, 可以提炼出影响中亚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有 8 个: 核心领导人、 公民共同意识、 传统社会、 经济稳定性、公民 (青年) 群体、 贫困问题、 治理能力、 外部因素。

1. 核心领导人

核心领导人因素包括以下内涵: 总统及其执政核心对政权掌握的牢固性, 是否有可靠的继承者, 政治利益集团动向,核心领导人对强力部门的掌控, 政府治理能力, 外部势力对执政核心的影响, 执政核心的腐败程度。经对比分析, 在中亚国家, 核心领导人因素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最为突出。

第一, 在分析框架中此因素都有参与: 在基础性因素分析框架中, 中亚国家发生的重大社会稳定事件以及长期社会基本问题,都有核心领导人这一因素参与, 包括社会冲突最为激烈的流血冲突、 大规模暴力事件、 恐怖—极端主义, 以及贫困问题、 生态危机。 在冲击性因素分析框架中, 可以看出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发展的三个阶段,核心领导人因素贯穿其中, 这一因素对于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的众多子因素, 其变化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直接影响.

第二, 与其他因素不同的是, 核心领导人因素对于社会稳定始终作用突出,在各个发展阶段表现的强度基本相同。 这一因素处理得好, 中亚国家就很难发生动荡,反之, 发生大的社会事件的可能性极大。 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证: 2019 3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辞职,由于之前进行了长期而周密的人事安排,政局保持平稳; 乌兹别克斯坦的纳曼干暴乱、 安集延事件, 由于总统核心的强有力应对, 保持了政权稳定, 对即将发生的社会动荡及时制止。再如奥什流血冲突, 吉尔吉斯斯坦北方政权对南部暴乱很难控制, 就连暴乱之后对事件的调查小组都难以进入奥什地区。 中央政权的控制能力是吉尔吉斯斯坦频频发生政治与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 公民的共同意识

公民的共同意识对于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 尤其在各国独立初期, 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曾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小的冲击。 几乎每个中亚国家在第一个十年都经历了对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的思考,塔吉克斯坦甚至由此爆发了内战。 民族主义、 激进主义、 极端主义等社会思潮也是公民共同意识复杂性的表现。 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脱离了苏联, 建立新政权之后, 外部世界突然呈现在封闭了70 年之久的中亚国家面前, 西方文化带来巨大冲击, 同时伊斯兰世界也急于 “绿化” 中亚, 不同文明进入中亚, 与中亚传统民族文化发生冲撞或融合。 在重塑传统民族文化过程中,民族主义、 激进主义以及极端主义迅速高涨, 中亚国家政治和文化精英试图通过重构传统民族文化和社会价值的认同, 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创造性的张力, 追求国家与民族的振兴、新政权的加固。

因此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 重大社会稳定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公民的共同意识在形成过程中爆发了形式不同和程度不等的冲突, 这是年轻的新独立国家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经历。随着政权得以稳固, 经济逐渐发展, 公民对国家与民族的共同意识开始进入正常的构建过程。 在第二个十年中由于共同意识引发的社会冲突, 其强度已经大大下降。 公民对现有制度框架的满意程度提升,对政治管理体系、 社会经济运行、 自身生活状态的认可程度增加, 短期内摧毁或对抗现政权的愿望大为减少, 加上极端主义遭到强力打击,穆斯林群体对于伊斯兰复兴的追求已远没有上一个十年强烈,对世俗化的认同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恢复、 重建、 加强。到第三个十年, 在发生的重大社会稳定事件中, 负面的认同因素进一步减少, 社会思潮相对平静, 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 对文化的认同在不断加强, 共同意识对社会稳定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因素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中亚地区有着独特的传统社会结构, 尽管在独立后受到全球范围内传统社会解体的冲击, 其基本社会结构、 生活方式、传统思维、 旧有价值观、 人际关系都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迁, 但是, 传统社会对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的社会稳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 “家庭” 为社会基本细胞的鲜明的传统特色, 有助于社会保持稳定。乌兹别克斯坦的家庭并不完全独立, 每个家庭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联的大团体中,家庭与家庭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社会、宗教和经济联系。 与其他地区相比, 中亚地区的离婚率较低。长辈在家庭中的威望、 多子女, 以及庞大的姻亲关系, 促使中亚国家传统家庭体现出稳固特征, 在困难时家庭成员和家族成员互相帮扶,提升了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家庭的幸福与稳定是社会的核心稳定力量。

二是部落的稳定作用依然突出。 部落是中亚国家的典型社会结构, 在政治和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哈萨克斯坦, 从玉兹到最基层的阿吾勒这一体系仍完好保存。纳扎尔巴耶夫重视对部落政治力量的调整, 积极发挥部落对政权的支持。 塔吉克斯坦的基层部落阿弗洛德在今天的居民中认同度仍然非常高, 俄罗斯学者认为, “血缘性关系组织阿弗洛德仍然是当代塔吉克斯坦社会的核心,在功能上拥有完备的生活保障、 经济管理、 司法, 以及精神文化与信仰机制”。

三是中亚传统伊斯兰在抵御外部伊斯兰极端思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亚伊斯兰教派主要是逊尼派哈乃斐教派学派, 也受苏非主义的影响。在中亚伊斯兰传统教派教义中,很多思想主张与瓦哈比极端主义和 “伊斯兰国” 奉行的极端思想有着明显的对立, 这成为被扭曲的圣战思想无法被中亚传统穆斯林社会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说明了中亚在意识形态领域很难沦为 “伊斯兰国” 等极端势力传播极端思想的地区。

.经济稳定性

在分析框架的设计中, 经济稳定性因素包括以下子因素: 宏观经济形势, 政府财政动员能力, 经济预期,对外依赖程度, 国际评级, 食品及粮食价格对经济的影响, 经过对两个分析框架考察, 可以发现这一因素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特点是:

第一, 经济发展因素并非在中亚国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突出的影响, 其后果也并不严重。 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 经济发展因素并没有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而是作为一个背景, 或是潜在的因素, 对政权稳定、 极端主义、 社会冲突有着潜在的刺激作用。 例如独立初期极端思潮在中亚泛滥, 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原因是沉重的贫困问题难以解决。

第二, 经济发展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随着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递增状态。在第二个十年, 经济发展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已经比较突出, 像一些大的社会事件,其深层原因都有经济发展因素。 如安集延事件中, 当地一些居民因为对地区落后的经济不满, 被一些势力煽动参加示威活动; 在奥什流血事件中, 乌吉两族积累的矛盾原因之一,是两个民族经济状况差距较大, 到第三个十年, 影响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原因中, 经济发展因素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2015年以来中亚国家均经历了货币贬值,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甚至因为经济下行出现了集会游行。 2016 4 ~5 月, 哈萨克斯坦全国多个大中型城市先后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导火索是 2015年年底通过的 «土地法» 修正案, 其中经济下行因素不可忽视。 即使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发生过一些抗议活动,例如 2015 4月约 200名土库曼斯坦燃气行业员工因拖欠工资在列巴普举行抗议活动, 这是土库曼斯坦独立后出现的首次抗议。 再如 2015 12 18日晚,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市约 200名居民封锁了通往邻近的马尔吉兰市的道路, 以抗议居民使用天然气困难。

第三, 在社会稳定问题中, 经济稳定性因素与核心领导人因素有着密切关联性, 一些社会事件常常同时包含着上述两个因素。 这也体现出中亚国家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例如考察爆发性群体事件的深层原因, 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 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中的暴民活动、 哈萨克斯坦反土地法大游行, 有核心领导人对社会问题的治理失策,也有深度腐败导致的民怨丛生。

. 公民 (青年) 群体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考察项目: 中亚国家的公民 (青年) 群体并非强大,组织力量弱、 社会影响有限, 多受到政府的控制, 从这些角度看, 公民 (青年)群体因素并没有成为影响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主因之一。但是从这一因素包括的内涵看, 公民 (青年) 群体对中亚社会稳定的影响确有其重要性: 公民的政治组织规模与动员能力, 公民对现行利益分配机制的认可程度, 参与国家进程的热情与理性程度, 公民对腐败问题的忍耐程度,公民是否有暴力传统, 外部 (大国或邻国) 的政治影响 (境外反对派), 政治与社会精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程度。如果把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与上述子因素结合起来, 可以发现无论中亚国家的公民 (青年) 群体是否成组织成规模, 一些客观存在的情况都说明了其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亚各国公民对现行利益分配机制认可程度低,在独立初期参与国家进程热情高, 吉尔吉斯斯坦在经历了两次政变之后形成了政治暴民群体, 外部大国对中亚国家的反对派影响始终存在, 等等。

另外, 从这一因素在两个分析框架的位置看, 还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由公民(青年) 群体参与的社会事件, 更多的是有着政治因素的社会事件, 如安集延事件、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中的大规模游行,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不同发展阶段, 公民 (青年) 群体对于政治的参与热情在发生变化, 随着中亚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增加, 各种政治反对势力对于公民 (青年) 群体的组织和煽动作用在减弱, 政治因素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在逐步降低,而有经济因素影响的社会稳定事件, 其规模往往不大。在进入中亚国家的第三个 10 年, 由于经济和民生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 其规模更加有限, 这更加说明了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在向好趋势发展。

公民 (青年) 群体是社会稳定事件中的必要因素, 但并非活跃因素。在许多社会稳定事件中, 青年群体是重要的参与者, 但是由于政府长期的刚性治理,青年群体对于强力部门的服从性相当高。 在这里面, 还要进行详细分析的是, 青年群体参与社会事件中的动机。可以发现, 当同时具备 “认同因素” 时, 青年群体参与的社会事件, 其后果相当严重, 如纳曼干事件, 而缺乏 “认同因素”,或同时伴随经济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因素时,其后果十分有限, 如 “ 土地法事件”。

.贫困问题

中亚国家的贫困问题长期得到不有效治理, 成为中亚国家社会基本矛盾中的核心问题。 贫困问题包括严重的贫富分化、 教育缺失、 营养不良、 边缘群体、 留守群体等社会问题,是滋生中亚极端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亚国家很多地区居民食品严重不足, 2012 4 13 日联合国全球食品项目代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新闻发布会,称吉尔吉斯斯坦有18% 的居民食品不足, 食品价格上涨导致贫困居民不得不减少食物的摄取, 吉尔吉斯斯坦约有 37 万农村居民需要食物援助。 拉什特谷地位于塔吉克斯坦东部, 是农业山区, 失业率和贫困程度非常高。 土库曼斯坦从 20127 月起粮食价格上涨了3 倍,对贫困居民影响很大。2017 年土库曼斯坦由于幼儿园费用涨价引发群体性事件, 其原因也是由于贫困而多子女的家庭无法承受价格的波动,可见其贫困程度的严重性。

. 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 因素在三个发展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随着中亚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增强, 对社会稳定中的主要问题控制得非常严 (如打击极端主义), 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也在改善。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 社会秩序混乱,社会冲突较多, 各国政权更加认可刚性治理理念, 多通过强力部门维护稳定, 包括纳曼干暴乱、 扎瑙津事件等重大社会冲突, 以及对于极端主义的治理。 这些强硬措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近年中亚国家越来越重视韧性社会治理理念, 完善制度建设, 致力解决重点难题问题: 一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提高国民福利,努力增加居民收入, 创造就业岗位,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在教育领域进行改革, 增建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 增加教师工资待遇;三是重视发挥玛哈拉等传统社会功能性工具的作用,乌兹别克斯坦的玛哈拉社会组织在解决贫困居民住房、 培训青年人职业技能、 解决儿童失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四是重视青年问题, 中亚国家青年人口占有比例较大, 一些国家青年人占全国人口甚至已经达到了 60% 以上, 解决好青年问题至关重要, 各国对青年问题均十分重视, 尤其在培养青年人才和教育等方面提供有利条件; 五是对突出的社会安全难题进行重点治理,如打击极端主义、 整治极端思想、 鼓励悔过极端组织成员融入社会、 妥善安置参与中东恐怖活动的回流人员家属等等, 对影响到社会稳定、 政权稳定的问题进行精准治理,得到较为明显的效果。

.外部因素

在外部因素中, 对中亚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的首要因素就是阿富汗问题, 其对中亚国家的极端主义思潮、 恐怖组织、 政治伊斯兰势力等问题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阿富汗的动荡对中亚社会稳定的影响,在独立后第一个十年尤为突出: 塔吉克斯坦内战的爆发与阿富汗有着密切的关联, 阿富汗为塔吉克斯坦反对派武装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在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对塔国家稳定仍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阿富汗向外输出的极端思潮、 毒品贩运、 武器走私, 影响着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 给中亚国家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中亚最大的恐怖组织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多年来得到阿富汗各种势力的支持, 至今对中亚国家的边境安全带来威胁。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 也就是中亚国家进入第二个十年,阿富汗问题对中亚社会稳定的影响有所减弱, 主要是由于中亚国家加强打击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的力度, 大部分恐怖组织、 极端组织逃到南亚地区, 同时各国重视国防建设,在边境的国防安全不断夯实。 进入第三个十年, 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 “伊斯兰国”、 “哈卡尼网络” 等国际恐怖势力在阿富汗北部尤其活跃, 针对中亚国家的恐怖活动、毒品贩运等问题对中亚社会稳定的挑战再次凸显, 相比上一个阶段的挑战要明显增长。

第二个是外部大国的因素, 主要包括俄罗斯、 西方国家和中国。其中, 俄罗斯因素对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主要在于劳动移民问题, 其影响在外部大国因素中是首要的。事实上俄罗斯的劳动移民因素对中亚国家社会稳定总体上起到双刃剑的作用: 一方面, 中亚国家经济的很大比重来源于在俄侨汇,另一方面, 中亚国家这种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 无助于中亚国家产业多元化发展, 俄罗斯也把劳动移民问题作为与中亚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 同时劳动移民问题对中亚国家的青年教育问题、贫困问题、 留守人群问题等都有影响。

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第三个十年不再成为主要的因素, 一方面说明了中亚国家的国力在提升,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稳定性增强, 对于保持社会动态平衡有了一定的维护能力,是中亚国家社会稳定趋好的典型佐证。

 

结论

第一, 影响中亚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因素主要是核心领导人、 公民共同意识、传统社会、 经济稳定性、 公民 (青年) 群体, 冲击性因素主要是贫困问题、 治理能力、 外部因素。 其中核心领导人因素是长期以来中亚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与各个影响因素有着密切关联,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亚国家的社会治理理念主要是刚性治理观,中亚国家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同时权力交接将继续对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构成最大考验。 乌兹别克斯坦顺利完成权力交接的意义重大, 乌兹别克斯坦不仅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为整个地区的权力交接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中亚国家的新活力。 2019 ~2020 年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总统大选年, 纳扎尔巴耶夫对于权力交接进行了长期的制度性建设, 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塔吉克斯坦近年政情社情复杂, 安全威胁增多, 政权稳定的压力较大,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上升。 社会稳定是一种动态平衡, 既有稳定与发展, 也包含着冲突和对立, 为维持这种动态平衡, 需要以多元化、 多层次、 全方位的韧性治理理念,推动全社会增强自我修复能力, 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和平有序。 认同因素与政治结构关系密切, 在一些对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影响的事件尤其社会安全事件中, 起到主要影响因素的往往是 “认同因素”与 “政治结构”。 二者相互影响, 其中, 核心领导人的稳定性、 制度框架对重大事件的解决能力等等比较活跃。 在社会稳定事件中, 在 “认同因素” 与 “政治结构” 两个因素叠加的情况下, 即事件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时,事件造成的影响是强烈的。

第二, 在不同发展阶段,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在发生着变化。 第一个十年,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表现是流血冲突和恐怖、 极端主义事件; 主要原因是政治利益冲突、 安全防御力量较弱;从其后果看, 这一时期的社会冲突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往往导致一国乃至整个地区的动荡。 第二个十年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受经济形势、 社会矛盾、 民族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加强, 一些社会基本矛盾开始突显出来, 这是社会稳定因素最复杂的时期,同时也是从受政治影响向受经济发展因素影响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包含了所有的消极因素, 但可以看出, 政治利益冲突、 公民群体、 外部因素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相对前一个时期和后一个时期在变弱,第三个十年, 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问题, 这说明长期以来受到稳定影响的最大因素———政治利益冲突、 核心领导人以及外部因素正在减弱, 进入深入发展时期后,所遇到的是带有客观性的消极影响因素, 这对于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是有利的。

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问题, 其影响程度对国家稳定不同, 每一个阶段都比上一个阶段表现得更加稳定。 这主要是由于在经过了独立初期的动荡和政权加固期之后,一些影响到政权稳定的大问题在逐渐得到解决, 各国领导人均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 经过多年建设, 各国国力增强, 维稳能力提升, 对一些潜在的不稳定问题管控力强;经济发展因素对于未来中亚国家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未来几年中亚地区的经济环境会有一定改善: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个中亚大国经济状况良好,对中亚地区经济合作态度积极,“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亚国家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 中亚国家的国际经济联系日益拓宽加深, 中亚国家努力寻找经济结构多元化, 发展高新技术,推动出口贸易。

第三, 在当前发展阶段中, 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民生问题, 包括贫困及贫富分化、 居民健康、 青年群体、 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和治理,成为中亚各国在社会稳定问题上最为关切的方面。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比较突出。 公民 (青年) 群体对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作用将突显: 未来几年中亚国家会进入一个更加多元开放的社会,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各种文化、 思潮交汇影响, 独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进入30 ~ 40 岁的青壮年时期, 对于国内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增强,成为推动时代潮流的核心力量, 中亚国家的青年群体在民主化诉求方面并不强烈, 同时由于长期世俗化和传统习俗的力量大大抵销了原教旨主义冲击, 加上中亚国家的大众传媒在议程设定上还不能有效主导社会舆论,因此这些在其他地区 (譬如在发生过“阿拉伯之春” 的中东) 往往对社会稳定起到破坏作用的因素,在中亚国家还并不突出, 中亚国家需高度重视青年问题, 需要解决好青年人的诉求与困难, 尤其是青年教育问题、 就业问题, 以及宗教极端思想和民族激进思想问题, 引导青年人健康发展,使之成为国家稳定的积极因素。

对于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有内外两个方面: 一是贫困、 教育、 生态、 国民健康等长期社会基本问题复合性特征突出,治理难度增加, 尤其在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山区和乡村, 棘手的民生难题众多。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强国, 上述问题依然严重。 土库曼斯坦近年食品短缺,居民收入提高缓慢, 民生问题突出。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社会风险将呈现上升趋势, 对于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影响。 二是美欧对中亚国家的新一轮“民主改造” 活动将为中亚国家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 包括对中亚国家社会舆论 (尤其是社交平台舆论导向) 的操控、 西式民主价值观的输入、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国家的趋向活跃、 对中亚国家境外政治反对派的扶持, 美西方国家在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中亚国家的政治影响,仍没有放弃在中亚国家发动“颜色革命”。

第四, 根据不同的社会发展特征, 中亚五个国家呈现出三种社会稳定状态。

() 乌兹别克斯坦: 社会各主体对既有制度框架感到基本满意的社会稳定状态。 乌兹别克斯坦是可持续型社会, 不追求短时间内急速改变既有制度模式,而是愿意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有耐心地在现有制度框架之内,对一个一个具体的制度进行变革, 是一种 “缓慢的” 转变。 公民对社会变革的 “耐心” 源于以下因素: 传统社会、农耕传统对基本生活的保障、 宗教因素、 核心领导人的稳定性, 上述因素也构成了乌兹别克民族的集体人格, 或许是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稳定的深刻原因。 乌兹别克斯坦从刚性社会理念和治理过渡到在既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具体制度进行调整、局部改变, 并不影响群体交往合作系统的整体持续、 有效运行, 其前提是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 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对国家机器的完全掌控, 从而重视社会的治理, 尤其是对公民的利益更加尊重,这是社会稳定的表现形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乌兹别克斯坦改革的主要推动因素还是领导人的意志, 这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刚性社会理念和治理下的社会稳定状态。 哈萨克斯坦存在集体性非暴力行为, 如集会、 抗议,但这些行为政权基本可以控制, 不会导致社会的失序混乱。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则完全依靠强力部门维护政权稳定、 社会稳定。

() 吉尔吉斯斯坦: 存在 “扰动因素” 的社会基本稳定状态,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有丰富研究意义的典型案例。 吉尔吉斯斯坦是断裂型社会, 通过急速的、暴力的方式推翻现行制度, 从社会不稳定状态过渡到社会基本稳定状态, 即以急速打破既有制度框架为目的指向、 以民众大规模暴力行为参与的社会动荡,转向一种相对稳定的、不断发生政治冲突的 “有诸多扰动因素的” 社会基本稳定状态, 是一种 “动态的稳定”。 社会的渐进变化 (而非激进的变化) 才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社会成员从期望颠覆制度, 到期望一些具体的制度变革,其社会稳定性在中亚国家中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第五, 未来几年中亚国家将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其一, 政治利益冲突的表现方式、 激烈程度有所改变。 各国独立初期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比较激烈,表现方式往往是直接的对抗, 随着各国政权不断加固, 政治利益冲突明显减少, 一般性的政治冲突很难对社会稳定造成大的冲击。 其二, 核心领导人控局能力强, 对政局稳定、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三, 传统社会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刚性治理起到补充和互补作用。 因此发挥传统社会的稳定作用, 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要关注观念的变化、亲族关系的变化、 家庭关系的变化对个人造成的冲击。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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