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军卵翼下的"乌克兰国"
一．德国占领军导演的政变闹剧
这场由德国占领军导演的政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4月29日清晨，农人代表大会在基辅杂技场召开。与会者来自乌克兰各地，约八千人。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在包厢中一露面，场内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声，"盖特曼万岁"的叫声不绝于耳。主持人请他在主席台上就坐。然后他起身对在场的人们发表讲话："先生们，我感谢你们把权力授予我。我承担起临时政府的担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诸位都知道，无政府状态正在到处泛滥，惟有坚定的权力才能重建秩序。我将依靠你们的，以及民众中那些稳定和慎重的人们的支持。我祈求上帝赐予我力量和坚定性以拯救乌克兰。"
就此整个所谓的"选举"程序便告完成，真好似杂技场上的一次表演。整个政变过程几乎没有流血，只是在一次短暂交火中盖特曼卫队有三名军官被打死，仅此而已。4月30日凌晨前最主要的国家机关已完全落入政变者手中。斯科罗帕茨基何许人也，这次政变的国内背景又是什么?帕夫洛·彼得罗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 П． Скоропадський， 1873-1945)出身于显赫的哥萨克世家。该家族的奠基人费季尔·斯科罗帕茨基，出生于乌曼地方，曾追随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后战死于黄水之役。
费季尔之孙伊万·斯科罗帕茨基1708至1722年间曾任左岸乌克兰盖特曼。其兄弟瓦西里便是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的直系祖先，曾在哥萨克军中身居高位，其子米哈依洛后来在盖特曼罗祖莫夫斯基手下身居要职。在这样的家庭中，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自幼便崇尚乌克兰旧时传统与文化。他毕业于沙皇宫廷中最享特权的学校--贵族子弟军官学校。1905年始，在沙俄军队中服役，领中将军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一个近卫团，稍后是一个骑兵师，再后是一个军。1917年成为军队乌克兰化的积极倡导者，他组建的一个乌克兰化军就有4万之众，颇具战斗力。十月革命后，为阻止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扩展，他拦截从前线返回基辅投奔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和士兵，将其缴械后遣送俄罗斯。
然而中央拉达领导人把他看作对民主运动颇具威胁的人物。斯科罗帕茨基一度被迫脱离军队，转而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中央拉达推行的土地社会化政策引起地主富农阶层的强烈不满。1917年秋，在几个历来由乌克兰人居住的省份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由地主们组织的一个所谓"自由哥萨克"运动发展起来，它既反对中央拉达，又反对布尔什维克。该运动推举斯科罗帕茨基为自己的名誉统领(盖特曼)。
1917年4月在波尔塔瓦省成立的乌克兰民主农人党在这类人当中很有影响力。该党于1918年3月底在卢布内召开农人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要求以私有财产原则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要求土地委员会将没收的生产资料退还给包括地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该党还与地主组织"土地所有者同盟"达成共识，决定在基辅召开全乌克兰农人代表大会。这些地主和富裕农民阶层的政治组织的反中央拉达情绪便演化为用铁腕人物的个人专政来取代中央拉达政权的计划。
这样的铁腕人物自然要在军界中物色，于是斯科罗帕茨基就成了理想的人选。斯科罗帕茨基很快便与乌克兰民主农人党和土地所有者同盟同流合污了，建立并领导着一个名为"乌克兰人民村社"的政治组织，伺机夺取政权。该组织开始鼓吹一种思想：若要摆脱当前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的最佳形式是盖特曼政权，盖特曼的最佳人选便是斯科罗帕茨基将军。
所以，当德国人需要一个比中央拉达更得力的政治工具、更强有力的政权时，就选中了这个独裁者坯子。把政权抓到手之后，斯科罗帕茨基立即发布了一个《告全体乌克兰民众书》。指责中央拉达无能，而民众看到国家走向崩溃，期盼有一个有能力"保障居民安宁、法治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政权。宣布解散中央拉达和所有的土地委员会，解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与副部长的职务。乌克兰改称"乌克兰国"，废止"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国号。
乌克兰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将在近期由乌克兰国会确定。所谓"近期"实际上是个未知数。在此之前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权与执法权)全部属于盖特曼。宣布私有财产权为"文化与文明的基础"。斯科罗帕茨基后来这样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我的纲领很简单：建立一个有能力履行国家职责的强有力的政府，建立起军队与行政机构(而这一切在当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并靠这一切依法建立秩序，进行必要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我个人是这样考虑政治改革的：既不是上层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社会上所有阶级均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我考虑通过减少最大田产数量的办法增加独立经济数量，沿这个方向进行社会改革。"
盖特曼指定萨赫诺－乌斯季莫维奇(М． СахноУстимович)为部长拉达的奥塔曼(即政府首脑)。盖特曼成为外交事务方面的最高职务，最高军事长官，有权宣布大赦、战争状态或非常状态。这一切都表明，在乌克兰共和制已被独裁制所取代。
二、各派政治力量对傀儡政权的态度
如前所述，斯科罗帕茨基之所以被推上乌克兰社会政治风潮的浪尖，有其深刻的国内社会背景。1918年春，乌克兰社会中有产阶级与富裕阶层(主要是富裕农民、小企业主和小商人、工厂主、大地主、官僚等)已对混乱的社会局面感到厌倦，无法接受革命所带来的这一切，期望由保守的政治力量和人物出来收拾局面，取代中央拉达政府。但是这部分社会阶层仅约占乌克兰全部居民的20％，他们就是斯科罗帕茨基上台的社会基础，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社会基础。所以毫不奇怪，他上台伊始便遇上一系列难题，甚至连政府班子都迟迟组建不起来。这反映出乌克兰社会上形形色色政治组织和党派对新政权的态度。立宪民主党是公开宣布支持新政权的极少数几个党派中的一个。
5月8至11日该党在基辅召开的边区代表大会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表示支持新政权："边区的最高利益迫使我们适应国家生活的新形式并在其中注入我们的内容。"显然，这种支持是有保留和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这在大会关于政权问题的一项决议中说得很清楚："代表大会依旧忠于党的理想与纲领，而无政府状态和崩溃正使边区面临被奴役和灭亡的威胁，面对此境，代表大会承认党参与国事是必要的。"
该党的所谓理想与纲领的核心口号就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所以，它支持盖特曼政权的所谓"独立的"乌克兰，是暂时性的，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时在莫斯科存在着苏维埃政权，在柏林还有德皇政权。至于"参与国事"该党相当卖力，成为盖特曼政府的骨干力量。这次党代表大会与会者中就有三人在政府中任部长。5月15至18日在基辅召开了一个工业家、银行金融家和地主的代表大会，其组织者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的代表性人物，诸如冯·迪特马尔(Н． фон Дитмар)、阿·博布林斯基伯爵(А． Бобринський)、阿·戈利岑公爵(А． Голiцин)、维·科丘别伊公爵(В． Кочубей)之流。
大会声援斯科罗帕茨基政权，对当局恢复土地私有制和支持贸易与投资自由等主张表示欢迎，要求国家贷款支持大庄园恢复生产，协助地主追回被没收的财产"并给予赔偿"，要求撤消罢工自由的法律，制止工人干预企业主经营的行为等。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常设代表机构--工业、商业、金融与农业拉达，简称"普罗托菲斯"(Протофiс)。从这类支持与声援的社会群体和政党便可以清楚地判断这个外国占领军扶植起来的政权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上文提及的那个在政变前还与土地所有者同盟达成共识并支持政权更迭的保守的乌克兰民主农人党，政变前夕与普罗托菲斯发生重大分歧，并未参与政变。
事变后该组织针对斯科罗帕茨基政权发表声明，陈述该组织的主张：它不反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但这个政权"应该是真正人民的和民主的，真正乌克兰的"，"既不应该由乌克兰的穷人也不应该由大富翁来统治这个国家"，应该由"忠于乌克兰民族国家思想"的人，而不是亲俄国或者亲波兰的人进入政府。但该党并未派人入阁。温和而偏向保守的乌克兰社会联邦主义党(УПСФ)与新政府的关系有个复杂的过程。
1918年三四月期间它对中央拉达的方针多有批评，而且就在盖特曼政变的前两天退出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该党对随后发生的政变感到震惊。盖特曼提议给该党七个部长位置，但遭拒绝。该党声明，它站在民主传统与创建乌克兰国家的立场上，"对亲俄罗斯的君主主义政变深感震惊"。鉴于德军当局承认了盖特曼，该党认为可以承认其为乌克兰临时总统，但同时坚信，作为乌克兰国家制度基础的应该是中央拉达于4月29日通过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不是盖特曼的《乌克兰临时国家体制法》。
该党与格列涅尔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该党在5月10至13日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指责盖特曼政府"不民主，在颇多事务上反动和反国家"，并表示该党将"站在坚定的反对派立场上，并禁止其党员进入政府班子"。可见斯科罗帕茨基政府获得的支持极为有限。大多数政党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均持反对它的态度。这就是这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在国内遇到的最大困难与挑战。作为回应，盖特曼政权立即查封了所有带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禁止任何集会，解散了所有的地方自治机构。
一时间形势突然严峻起来，一些反对政变的党派和组织纷纷转入地下。有材料表明，中央拉达与一些政党的领导成员于4月29日在一个军营中举行了一次协商会议，认为必须把下一步斗争转移到基辅以外，领导反政变的人民运动，在政治上孤立基辅，造成一种占领军当局也无力改变的既成局面。政变前就已决定在基辅召开的第二次全乌克兰农民代表大会(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17年4月)的代表已开始汇集基辅。盖特曼的警卫队和德国兵拘捕了大会主席团成员，驱散了与会代表。
结果这次大会被迫易地在基辅附近于5月8至10日举行。大会以农村无地与少地农民的名义声明，不承认由一小撮敌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及一切革命成果的地主和资本家拼凑的盖特曼政权，赞成保持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立即召开立宪大会，决定在各县组建战斗队，保卫"土地与自由"。5月中旬，全乌克兰工人代表大会的部分侥幸未遭逮捕的代表举行了会议，指出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保卫独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召开乌克兰立宪大会，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劳动人民，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的国家对产品的监督，结社、罢工、言论与出版自由，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少数民族自治。
乌克兰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在此时秘密召开。会上通过的纲领几乎与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相同。该党首次与"建立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口号划清了界线，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再坚持原来的口号就有恢复"统一与不可分割的"俄国的危险。代表大会宣称，惟有取得乌克兰的完全独立，才能保证乌克兰的民族与文化和社会与经济的顺利发展。在乌克兰颇具影响力的社会革命党也在基辅附近秘密举行了代表大会。
该党分裂为左翼与右翼两派。右翼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应该转而实行比中央拉达更为温和的社会经济政策。左翼不赞成党的上层以推广文化工作取代阶级斗争，主张转入地下领导劳动人民进行反对盖特曼政权和占领军的武装斗争。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左翼获胜，于是宣布解散地方组织，全党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这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因其出版的《斗争》周刊而获名"斗争派"。右翼一派形成一个独立政党，依然沿用原名。德军占领乌克兰，使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力量受到重创。一部分人撤入俄罗斯境内，1918年4月留在乌克兰活动的布尔什维克锐减至不足千人。继续在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等重要城市坚持斗争的党员分别仅为40至70人左右。但是，盖特曼傀儡政权不得人心，乌克兰社会对占领军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活动。因而其力量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
乌克兰被占领后仅四个月，据不完全统计，就已经建立起二百多个地下组织、小组和支部，而且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活跃在农村地区。这是个显著的变化。布尔什维克组织过去主要以城市和工业地区为基地，而且侧重在俄罗斯人中间开展工作。在新的被占领条件下，该党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入到农村地区并在乌克兰农民中间发展组织。据统计，当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7月初在莫斯科召开时，已有党员4400名。其实在此之前，即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中心后撤至塔甘罗格时，便于4月19至20日举行过会议，重点讨论了把分散的组织集中统一起来建党的问题。
会上产生意见分歧，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提出了两种方案：其一，建立一个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代表大会的自治的党，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中央与代表大会；其二，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通过"第三共产国际"与俄共发生联系。大会以微弱多数票通过了第二种方案的决议，但把问题的最终决定留待拟于6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乌克兰的党员代表会议去审议。后来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了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期为7月5至12日。会议实际上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会前他主持召开了乌克兰代表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联席会议，做了说服工作。这次代表大会上尽管有过不同主张的激烈交锋，结果还是谴责并抛弃了独立建党的主张，通过决议把乌共(布)建成俄共(布)领导下的、只在地方问题上有一些自主决定权的党组织。这样，不仅解决了乌共组织上统一的问题，而且确定了俄共(布)中央对乌共(布)的领导关系。这就为将来条件成熟时在乌克兰确立苏维埃政权并将乌克兰并入苏俄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个决定在当时受制于《布列斯特和约》而并没有公开宣布，以免招来德国与奥匈等国的指责。
大会之后，在乌克兰建立起顿涅茨－科列沃罗格、基辅和敖德萨等三个乌共州委会，形成了遍布乌克兰各地的党组织系统。在开展反对占领军与盖特曼政权的斗争方面，5月26日在基辅郊区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是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与会的近七十名代表来自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敖德萨、波尔塔瓦等十多个城市的党组织。会上确定了"进行地下抵抗的策略与当前任务"，选出了地下斗争的领导机构--工人共产党全乌克兰临时委员会。无论乌克兰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对盖特曼政变持什么态度，在1918年四五月间的现实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单独左右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剧情发展。
那时在乌克兰的真正主宰是近五十万外国占领军，而斯科罗帕茨基不过是他们新换的一匹"坐骑"而已。5月2日，斯科罗帕茨基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首次造访德军驻基辅司令部。德军司令部事后向柏林发回的报告表明，斯科罗帕茨基在谈话中介绍了乌克兰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并表示要把经济生活恢复到正常水平只有在充分依靠德军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德军司令部满意地确认："当前斯科罗帕茨基完完全全处于总司令部的影响之下。"
其实这次会见不过是双方表演的一出双簧而已，占领军当局装出一副与政变无涉的样子，似乎他们在接受一个当地政坛变化的既成事实而已，因此德国与奥匈帝国都还不急于正式承认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傀儡政权。至于这个政权的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早在政变前的政治交易中就由德国人给定下来了。德国占领军当局才是这个国家更有实权的统治力量。三、盖特曼政权与占领军联手统治盖特曼内阁从一开始就难产。
4月29日他指定的那个萨赫诺－乌斯季莫维奇是波尔塔瓦地方的大地主、乌克兰保皇派人士，因受到乌克兰社会联邦主义党的抵制，组阁失败，仅当了两天空头奥塔曼。经过一番周折之后，5月10日总算完成组阁，由波尔塔瓦地区的大地主、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局长、十月党人费季尔·利佐古布(Федiр Лизогуб)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除外交部长与教育部长两人外，其余部长均来自俄罗斯政党，主要来自立宪民主党，甚至保皇党。利佐古布政府宣称其首要任务是确保乌克兰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及乌克兰的安定与秩序。
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把赌注押在建立有效率的国家行政机构和对革命民主机构与社会阶层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上。盖特曼的第一指令便废止了中央拉达及其政府的一切政令，取消了省和县一级的委员职务，而代之以省长和县长，这实际上是恢复了沙俄时期的省县乡三级建制，恢复了城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使一些保守势力掌握了地方政权。这都是些地主、旧时代的地方自治局官员、旧军人，一言以蔽之，就是在革命浪潮中受到冲击而一直伺机报复的那些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一朝权在手，他们岂能甘心于维持社会安定而放弃反攻倒算?从上到下针对革命民主力量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就此开始了。
诸如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工人党一类的政党遭禁而转入地下。新政府实行了比沙皇时期更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5月，革命民主派的一系列报刊(《斗争》、《人民意志》、《人民思想》、《土地与意志》等等)被查封。民众的政治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庆祝"五一"劳动节被禁止。政府还频繁动用占领军弹压罢工，对罢工者实施制裁。5月初德军司令部发出警告：德军不会容忍混乱与罢工，必要时"将不惜使用暴力来推行自己的意志"。
7月19日盖特曼政府竟然恢复了沙皇于1905年12月2日颁布的《惩治罢工法》。该政权的劳动部长下达指令限制工会作用，禁止其干预厂方在招工与解雇、财务与经营方面的活动。结果使厂主完全无视工人的起码权益，将工作时间延长至每日9至10小时，甚至12小时。政府竟公然将冶金企业的工作日规定为每天12小时。资本家还使用同行业联合歇业的办法大批解雇工人，以失业来要挟工人，压低工资，遏制工潮。逮捕与迫害浪潮滚滚而来，恣意抓捕革命民主派活动人士，不经审判而非法监禁，查封办公地点等事件屡屡发生。
农村形势最为严重。还在中央拉达的后期，德国占领军4月6日关于土地播种的命令就曾在社会上引发一场政治危机，对此人们还记忆犹新。德国人此举自然首先是为了保障自己从乌克兰获得充足的粮食，但与此同时也保护了大地主的利益。于是地主们(尤其在右岸地区)纷纷请求德国与奥匈占领军协助解决自己与农民之间的纠纷。盖特曼政变后，土地委员会被取消，恢复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地主们开始反攻倒算，要求农民退还土地，赔偿地主在革命时期所受的经济与财产损失，用讨伐队来对付农民。通常的做法是：地主请来占领军或盖特曼手下的武装人员，把村民召集到地主的大院里，凡拿过地主财物的人都要当场挨鞭子，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还要归还地主财物。
甚至监禁与枪杀农民的事件也时有发生。5月10日盖特曼政府在其文告中表示，政府"将不惜以一切代价在乌克兰扶植起健康的耕有其田的农民群体"，为此国家将征购私有土地并以可以承受的价格卖给农民。这只不过是当局的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而已。事实上，所谓的土地改革方案却迟迟不见出笼。八天后利佐古布却以内政部长的名义向各省长下达指令，广泛告知农民，必须立即将从地主手中没收的一切动产财物物归原主，对违令不从者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动用警察或军队，并追究违令者的刑事责任。
5月27日盖特曼批准了所谓的《1918年秋收所有权法》，规定土地所有者对1917年的越冬作物拥有全部所有权；对春播作物，夺占土地者应向地主支付1917年秋收后翻整土地的费用和地租，其幅度为1913至1917年期间平均地租的三分之一。政府宣布恢复土地私有制，为地主的反攻倒算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地主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占领军当局与盖特曼政权的配合可谓默契。
5月22日艾希戈伦元帅命令部下坚决以武力杜绝一切敌视盖特曼政府的行动，"采用最严厉的手段将起义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德国大兵以德国人特有的一丝不苟的准确性执行了这项命令。奥地利大兵也毫不逊色，在解除农民武装时，威胁、恐吓、鞭打、抓捕等无所不用，强行征收粮食、马匹、牲畜。农民对占领军的暴行恨之入骨，农民本来就不情愿把已经到手的土地和财物退还给地主，占领军和傀儡政权的倒行逆施更是火上加油。
真可谓官逼民反。农民毁坏庄稼，焚烧或盗伐森林，杀害地主或其管家，直至武装反抗。可想而知，社会矛盾被如此激化，哪里会有社会安宁与秩序。布尔什维克、俄国与乌克兰左翼社会革命党人都派出得力人员，深入到有农民反抗活动的地区，把自发的反抗活动引导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起义运动。
基辅省的农民反抗运动规模最大。最先于1918年6月3日在兹韦尼哥罗德县爆发起义，农民拿起武器抗击德国占领军的讨伐队和盖特曼部队，迫使其龟缩回县城。6月9日起义者夺占县城并坚持了长达五天。参加起义的人迅速增加至近三万人，运动蔓延至附近四五个县。其中塔拉尚县6月10日的暴动有多达14个村子参与，起义者曾两度夺占县城，以至于占领军与盖特曼当局两个多月后仍无法完全控制局势。
切尔尼戈夫省的起义始于6月下旬，规模也相当广泛，主要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8月5日乌克兰共产党(布)的领导人之一Г． 皮亚塔科夫指示在乌克兰发动总暴动。该省及波尔塔瓦省北部都闻讯而动。但由于准备与时机均不成熟，这个决定于两天后被撤消。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几个县也都燃起农民反抗的熊熊烈火。其中无政府主义者涅·马赫诺(Н． Махно)的活动名噪一时。
起义运动被占绝对优势的占领军镇压下去以后，幸存的人员撤至乌俄相邻的中立区。乌共(布)中央的境外局把这些人员收编为两个起义师。应该说，工人群众的反抗运动也给占领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例如，七八月间乌共(布)领导的20万铁路员工总罢工严重地影响了占领军向自己国内运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活动。上述这些反抗活动牵制了占领军的大量兵力。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部战线吃紧，德国仍不得不在乌克兰保持六个军的兵力，奥匈帝国也保持着四个军及两个独立骑兵师。
为镇压乌克兰人民的反抗运动，占领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据德军司令部统计，共有近二万德国人丧命。奥匈军队的损失情况不详。德国与奥匈占领军往往是自己赤膊上阵来对付乌克兰民众的反抗运动的。盖特曼政权的兵力微不足道虽然也算是原因之一，但应该说占领军是甘心情愿这么干的。其实野心勃勃的斯科罗帕茨基有一个庞大的建军计划，企图建立一支包括八个军、一个哥萨克步兵近卫师、四个骑兵师，外加舟桥兵、航空大队、铁道兵等在内的军队，其编制在和平时期维持在30万人的水平上。计划1918年秋和1919年春分两批完成招募工作。
但是，德国人并不想让自己的傀儡手中握有重兵，宁愿自己赤膊上阵来对付乌克兰民众的反抗。他们乐于看到盖特曼政权对德国与奥匈军队的依赖。这样他们不仅有安全感，而且可以从乌克兰榨取用于占领军的巨额费用。所以，德国人并没有立即把中央拉达遗留下的三个师和一个塞契步枪射手团移交给斯科罗帕茨基，而是将其武装解除，只是在后来晚些时候才不情愿地同意了这支部队的改编。因此斯科罗帕茨基仅有四个师左右，总数不过65万人的兵力。斯科罗帕茨基企图以旧时哥萨克传统与体制作招牌，靠富裕农民阶层组建一支忠于其政权的军队，但却成了这个短命政权永远无法圆的梦。
实实在在的现实是，这个傀儡政权的安危与存亡完全系于占领军的刺刀之上。四、乌克兰国的对外事务德国占领军当局成了乌克兰的主宰，不仅插手其内政，而且还控制其外交。当时在外交事务方面占重要地位的是乌克兰国与苏俄之间的谈判。苏俄于3月初与同盟国之间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就许诺承认乌克兰的主权并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所以这个谈判原本是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苏俄之间进行的。
双方尚在就谈判地点问题进行磋商时，乌克兰首都却发生了政变。乌克兰一方变成了盖特曼政府。扶斯科罗帕茨基上台的德国人当初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斯科罗帕茨基必须遵守《布列斯特和约》。继续与苏俄的谈判自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苏俄代表团以Х．Г．拉科夫斯基(Х． Г． Раковський)为首，于5月抵达基辅。乌克兰国代表团由谢·舍卢欣率领。正式谈判于5月23日开始，首要的议题是停战问题。
6月12日双方草签了和平协议：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铁路交通和邮电联系，确定通商条件以及各自公民由对方国返回的规定，两国互设领事馆。接下来谈判边界问题。当时实际上分隔交战双方的分界线是5月4日在德国占领军代表参与下临时划定的一条10千米宽的中立区，但是这不能作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国界。乌克兰方面提出按民族学与经济学原则确定领土归属，结果将切尔尼戈夫省的北部各县、库尔斯克省和沃罗涅日省的西部与西南部各县以及包括塔甘罗格在内的顿涅茨克产煤区划归乌克兰。
苏俄代表团表示同意按民族学原则确定领土归属，但同时提出对切尔尼戈夫省四个县、库尔斯克与沃罗涅日省所有南部各县，甚至对哈尔科夫省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部分都提出了领土要求。在顿巴斯地区苏俄划出的分界线超过民族界线向西深入125至200俄里。苏俄代表团的立场很明确，盖特曼乌克兰的领土只能是已被德国人实际占领的那个部分。双方的争论旷日持久，最后还是决定，谈判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将交由国际法庭裁决。
双方同意以民族学原则为划界的基础，某些有争议地区可以采取由当地居民公决的办法。就边界问题的共识到此为止。谈判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还涉及乌克兰与顿河及库班的关系。乌克兰当局承认某些地区在俄罗斯帝国瓦解后有实施民族自决的权利。6月初斯科罗帕茨基在基辅接见了库班的全权代表团，8月7日乌克兰国又与大顿河军草签了协议，确定了两国间的边界。这类事态是苏俄政府无法容忍的。苏俄代表团于9月9日发表声明：原俄罗斯帝国的所有领土都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未经其认可的边界更动都是无效的。
于是谈判陷入僵局。这种情况的出现，以及在这些谈判中的具体问题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此时世界大战显然已接近尾声。苏俄政府乐于拖延谈判以便坐观大战局势的变化，这是谈判中的一手。另一手则是积极促成盖特曼政权的垮台。就在9月，苏俄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已与正在准备反盖特曼政权起义的温尼琴科秘密接触。
据后者回忆，一旦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得以恢复，苏俄方面允诺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而他则保证允许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从事合法活动。双方研究了反盖特曼政权起义计划，苏俄方面甚至提议向温尼琴科提供起义经费。在这个背景下，乌克兰国与苏俄之间的谈判于10月初中断，不过双方同意草签的停战协议继续有效。此后谈判再也不曾恢复。乌克兰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外事交涉基本上也都是围绕边界问题和协调领土纠纷展开的。比萨拉比亚问题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卷入世界大战，站在协约国一方。
1918年3月初罗政府匆匆签署了和约，对奥匈帝国作出不少领土让步。1918年1月13日罗马尼亚在德国的默许下趁乌克兰忙于战乱之机出兵占领了比萨拉比亚，以弥补其在领土上的损失。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比萨拉比亚问题。当罗马尼亚军队进入基什尼奥夫后，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戈卢博维奇立即向德国与罗马尼亚发出了抗议照会。
鉴于比萨拉比亚北部地区的居民以乌克兰人为主，乌克兰政府对其命运表示关切，认为沙俄与罗马尼亚之间边界的任何更动，都有损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斯科罗帕茨基上台后，其政府断绝了与罗马尼亚的外交关系，对侵略国罗马尼亚实施商品禁运。半年后，当斯科罗帕茨基需要与协约国建立联系时，他才同意与罗马尼亚签订临时贸易协定。他指望罗马尼亚扮演中间人角色，因为在罗马尼亚驻有协约国外交代表机构。双方决定把比萨拉比亚问题留到世界大战结束后解决。
克里木问题当初中央拉达部队随同德军与奥匈军队返回乌克兰以后，便着手将苏维埃武装逐出克里木。扎波罗热师的先头部队未遭遇太大的抵抗便推进到辛菲罗波尔。但是德军却命令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撤离克里木半岛。就这样，落入盖特曼政府控制下的只有塔夫里亚省的北部。显然，德国不想让乌克兰兼并克里木半岛，因为那里有庞大的海军基地和黑海舰队，这势必会增强乌克兰的军事实力。
当地居民中的鞑靼人召开了库鲁尔台(代表大会)，企图取得政权，但也遭到德国占领军当局的反对。德军当局把政权交给了前沙俄将军苏利凯维奇(Сулькевин)，由他于6月17日组成地区政府。他在首发的声明中就宣布恢复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法律。他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国"这一主张的维护者，他就是想把克里木保留给这样一个俄国的。1918年5月乌克兰国外交部就克里木问题与德国作过多次交涉，指出建立鞑靼国是毫无根据的，因为鞑靼人仅占克里木居民的14％。
相反，克里木在经济、政治与民族方面与乌克兰的联系紧密，建议克里木在自治基础上与乌克兰国合并。但是，苏利凯维奇政府顽固坚持克里木的独立地位，开始对持不同主张的人士进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盖特曼政府于8月中旬宣布对克里木实施禁运。很快半岛的经济生活便陷入瘫痪。一个月后苏利凯维奇政权便屈服了。关于克里木半岛与乌克兰合并的正式谈判于1918年秋在基辅开始。双方拟定了建立地方自治的条件，拟提交鞑靼人的库鲁尔台和半岛的其他民族和社会团体代表讨论。
后来盖特曼政权垮台，乌克兰内战燃起烽火，这个问题也就搁置了起来。霍尔姆地区与波德拉谢地区的归属问题这些地方自古就是乌克兰地方，根据《布列斯特和约》应该划归乌克兰。战时霍尔姆的北部以及波德拉谢被德军占领，而霍尔姆南部各县被奥匈军队占领。在维也纳议会中波兰籍议员的压力下，奥匈政府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波兰人的行政系统。当《布列斯特和约》的内容被披露后，德国占领区和奥匈占领区的波兰人群起抗议，华沙和克拉科夫到处悬挂黑旗，波兰报纸大谈第四次对波兰的瓜分。
波兰的社会政治组织开始对德国与奥匈政府施加压力，主张波兰与乌克兰之间的边界最起码应该沿布格河划分，这样包括霍尔姆地区在内的外布格地区便都落入波兰版图之内。奥匈政府不允许乌克兰政府任命的霍尔姆省长及其行政机构进入奥匈军队占领下的霍尔姆的五个县。就这样，《布列斯特和约》有关乌克兰与波兰边界问题的决定就成了一纸空文。原本根据此项决定，上述两国间在霍尔姆境内的永久边界应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在考虑民族状况和边界地带民意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为争取德国在这一有争议问题上的支持，乌克兰国总理曾出访柏林。
他指出，德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已批准生效的《布列斯特和约》规定，凡在世纪初居民中52％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30％为波兰人和15％为犹太人的地方，乌克兰便对其拥有历史上的权利。然而奥匈国外交官仍坚持原来立场，强调这些地区的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各占一半，而且布格河是个折中的地理边界，恰好将有争议地区一分为二。1918年10月，当奥匈帝国君主垮台后，奥地利官员将其在占领区的权力移交给波兰地方自治机构。
11月初，当柏林爆发革命之后，波兰的武装又在霍尔姆与波德拉谢地方取德国占领军而代之。就这样，中央拉达政府和盖特曼政权先后试图把世界大战前这些原在沙俄版图内的乌克兰地方收回来的努力均无果而终。基于乌克兰处于德国与奥匈帝国占领之下的现实，开始时乌克兰与外国的交往基本上限于同盟国范围之内。前文曾提及，斯科罗帕茨基上台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摆出一副与乌克兰发生的政变毫不相干的样子，一本正经地把正式的外交承认问题推给各自国家的议会去处理。
所以直到1918年6月2日这两个制造了这场政变的国家才正式承认了乌克兰国盖特曼政权。德国与乌克兰之间没有共同边界，也就不存在什么领土问题。两国间的问题都是《布列斯特和约》范围内的事务，主要就是乌克兰向德国提供粮食与工业原料的问题。当德国与中央拉达签订的经济协定期满之后，在基辅便开始了盖特曼政府与德国的新一轮谈判。新协议于1918年9月10日签署，有效期至1919年7月15日。根据新协议，德国有权从乌克兰运出7500万普特粮食和数量不限的种子，总重量1100万普特的牛肉，200万普特肉罐头，30万只羊，200万只家禽，46万普特脂油、奶油和乳酪，900万普特食糖。
还可从乌克兰运出制纸用木材，锰与铁矿石、酒精、皮革、烟叶、蛋类、蔬菜、土豆、蜂蜜、废金属等等。占领军对乌克兰的经济掠夺由此可见一斑。1918年9月斯科罗帕茨基进行了自己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出国访问。9月4日他抵达柏林并与德皇举行了会谈。双方取得如下谅解：德国确认对独立的乌克兰国的支持，允诺在斯科罗帕茨基组建新乌克兰军队时给予帮助，乌方保证对政府实施全面乌克兰化，同意通过民主选举组成议会，其召开不迟于1918年底。双方还就乌波关系以及乌俄边界调整问题进行了磋商。
乌克兰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得相当不顺利。奥匈国内闹饥荒极需粮食，早在1918年2月8日在布列斯特和会上就与乌克兰代表团单独订立了秘密协定，允诺不迟于1918年7月20日向本国议会提出关于加利奇亚东部地区和布科维纳组建单独的皇家地区法案，以此换取乌克兰的粮食。然而秘密协定内容被波兰政治势力获悉，反对分割加利奇亚的波兰人对奥匈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于是奥匈当局耍起了外交把戏，故意拖延加利奇亚问题的解决和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批准。德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都于1918年夏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并与乌克兰换了文，只有奥匈帝国成为例外。而且它最终于7月16日单方面废除了与乌方的秘密协定。奥匈政府在霍尔姆问题上也偏袒波兰人，这更加剧了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虽然并未演变成为对抗，但当奥匈帝国发生革命之后，在乌克兰与波兰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对峙。直到1918年夏，德国还一直阻挠乌克兰与协约国乃至其他中立国家之间发展外交关系。当世界大战各战线上的形势已明显有利于协约国，德国已穷于应付之时，德国外长才表示不再反对乌克兰与其他国家取得谅解，这时已是10月下旬了。乌克兰此时才开始尝试与美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建立接触。
协约国对独立的乌克兰国持不友好、不承认态度。他们认为乌克兰国是德国的政治阴谋产物。他们依然认为乌克兰是俄国的一部分。中立国家对乌克兰国的态度略好些。诸如荷兰、丹麦、西班牙、伊朗、挪威、瑞士、瑞典等国都与乌克兰进行了建交谈判，其中一些国家还在乌克兰设立了领事机构。该书提及乌克兰国与12个国家交换了驻外使节，但未指明具体国家。。但总体上这些中立国家仍在观望，在等待世界大战的结局，并不急于正式与乌克兰国建交。五、盖特曼政权垮台盖特曼政权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靠德国人的刺刀上台，靠德国人刺刀维持政权，斯科罗帕茨基必将随着德国战败而退出乌克兰政治舞台。这个以一小撮大地主、工厂主和金融家为后台的政权，在国内既不得民心又极为孤立，完全无力承受政坛动荡的冲击。德国在乌克兰的主要和具体利益就是要获得尽量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而为此就需要乌克兰能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以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这也就是它抬出斯科罗帕茨基的原因。但德国占领军还得亲自出来参与镇压当地民众的反抗。德军与奥匈军的讨伐行动不曾中断过。
然而乌克兰人民起义运动的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德国人只得寻找缓和局势的其他途径。6月29日在与盖特曼政权总理的一次谈话中，德国驻乌克兰大使明确表示，德国方面乐于看到利佐古布政府进行改组，邀请乌克兰政党 (尤其是社会联邦主义党)入阁。奥地利人也表示了类似的意向。于是斯科罗帕茨基委托其外交部长德·多罗申科开始与一些乌克兰政党讨论参政问题，因为后者与乌克兰各派民主力量有密切联系。但此事未取得进展。9月斯科罗帕茨基访问德国时向威廉二世保证使其内阁完全乌克兰化。他返回基辅后便于10月5日会见了乌克兰民族同盟的领导人。所以，应该说盖特曼下决心改组政府主要还是迫于外部压力。说到乌克兰民族同盟的组织。
该组织由乌克兰社会主义独立党、乌克兰民主农人党、乌克兰劳动党、乌克兰社会联邦主义党，以及铁路员工与邮电员工职业同盟等温和的和右翼的党派组成，在民族与社会问题上对新政权当局持反对态度。它指责盖特曼依靠俄国君主立宪党人、十月党人和非乌克兰社会团体代表组阁，而无视乌克兰政党的存在。1918年夏，一些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决定组成一个政治集团，不排除但也不夸大和平解决政权问题的可能性。以温尼琴科和彼得留拉为首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倡导了这个联合行动。
他们先加入到民族国家同盟中，然后将民主农人党挤出了这个组织，于8月初将该政治集团改称为乌克兰民族同盟。该组织主张在乌克兰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合法政权，为民主选举的立法而奋斗。该组织在各大城市都设有分支，开始时的领导人是安·尼科夫斯基，从9月18日起温尼琴科取而代之，并随即开始与在基辅的苏俄代表团进行接触(这在前文已提及过，无需赘述)。10月5日斯科罗帕茨基会见了乌克兰民族同盟的领导人温尼琴科、尼科夫斯基与Ф． П． 什韦茨(Ф． П． Швець)。另一位领导人彼得留拉当时尚在监禁中。由于双方在立场上存在根本分歧，会见未取得任何结果。
10月中旬温尼琴科以乌克兰民族同盟的名义对政府发起毁灭性抨击，认为利佐古布政府无权作为乌克兰国的全权合法代表，因为这个政府"在民族属性上与人民是格格不入的，在政治上与社会问题上与人民是敌对的"。宣称，惟有"民主联合的民族的内阁才有权在正常建立起人民政权之前临时主持国家权力"。
民族同盟主张立即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大规模土地占有，把土地分给劳动农民，确立民主的自由权利，制定民主选举法。显然，要求进行如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主张，不可能不引起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主体的现政府的强烈反对。九名部长(大多是立宪民主党人)针锋相对地声明，乌克兰不应该闭锁在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中而忽略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相反，应该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主动，以保障自己在与俄罗斯的国家联盟中获得自由发展。
这就道出了立宪民主党人梦寐以求的计划：把乌克兰变成统一而不可分割的非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重新整合的基地。10月20日立宪民主党在乌克兰的总委员会对九名部长的声明表示热烈支持，同时认为其党员已不适于继续留在政府内。普罗托菲斯也表示了类似的立场，并提醒斯科罗帕茨基，与各乌克兰政党建立联合政府是有风险的，弄不好会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他们要求与俄国的白卫军力量联合起来，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统一战线。自从在俄国的中央各省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以来，形形色色的"白色事业"(即复辟沙皇政权的"事业"，"白色"是帝制的象征)的顽固势力被迫转移到边远各省活动，其中包括把"俄国的南部"变成了反共基地。在这里他们得到顿河和库班哥萨克中富裕阶层的支持。
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协约国的支持下组建了所谓"志愿军"。他死后，这支反革命部队由安·伊·邓尼金将军率领。五花八门的白色势力尽管在政见与具体目标上不尽相同，但在大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妄图恢复世界大战前疆界内的那个旧俄国，其共同口号就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国。虽然就社会纲领而言，斯科罗帕茨基与这些白卫军势力几乎毫无二致，但是白卫军势力却并不把斯科罗帕茨基放在眼里，对其持排斥态度。
尽管斯科罗帕茨基对于在乌克兰活动的许多带有白卫军倾向的社会政治组织乃至军事政治组织采取忍让态度，并试图与邓尼金拉近关系，但似乎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在这种微妙的背景下的斯科罗帕茨基明白，一方面他不能不顾及来自乌克兰立宪民主党人与普罗托菲斯方面的压力，因为这些持"统一而不可分割俄国"主张的政治势力的后台是协约国，而勾结在一起的协约国与白卫军势力已经占据了苏俄的四分之三国土。另一方面，这些势力是不承认乌克兰国有存在的权利的，所以斯科罗帕茨基又需要取得乌克兰民族同盟的支持。
踌躇再三，10月24日，他推出了一个折中的内阁，既保留了普罗托菲斯方面的几名部长，又吸收了乌克兰民族同盟方面的五名部长。但这不仅没有促进乌克兰社会的和谐，反而落得个右派和左派都不满意的结果。10月27至30日普罗托菲斯在基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其主调就是反对新内阁中主张乌克兰民族建国与民主发展的那些乌克兰部长，主张建立一个统一而反动的俄国。11月1日土地所有者同盟举行了代表大会，公开反对土地改革，明显倾向与俄罗斯结成联邦。乌克兰的民族力量在最后这个问题上持截然相反立场。
10月末召开的乌克兰民主农人党代表大会宣布，该党主张建立独立的立宪制的乌克兰国，其国体应由首届乌克兰议会决定，而国民大会的召开问题由该党总部会同民族同盟向政府提出交涉。10月30日民族同盟声明支持这一想法，确定国民大会应于11月17日召开，其议题包括乌克兰的国际处境、建国的形式以及经济政策。内政部禁止举行国民大会。这个问题交由部长会议审议，结果七票(属民族同盟的部长)赞成召开，八票(属普罗托菲斯的部长)反对。于是五名乌克兰族部长提出辞职。
斯科罗帕茨基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最后摊牌。这时他已在两个截然对立的政治营垒中决定支持亲俄的保守力量。11月14日他发表《告乌克兰全体公民书》，宣布改弦易辙，乌克兰"应该率先参与创建全俄联邦的事业，其最终目的是复兴伟大的俄罗斯"。这指的当然是非布尔什维克的未来的(更确切地说，是过去的)那个俄国。随后，政府也来了个大换班，由赫尔松地方的地主、沙俄时期哈尔科夫省省长、原利佐古布政府的食品部长谢·格贝尔(С． Гербель)出任总理，来自乌克兰民族同盟方面的几名部长全部出局。
用温尼琴科的话说，新一届政府班子是"清一色的统一而不可分割派的，反乌克兰的，明白无误反动的"同上。。就这样，斯科罗帕茨基执意要断送乌克兰的独立。这在支持乌克兰独立的政治力量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加快了组织反盖特曼起义的步伐。乌克兰民族同盟针锋相对，立即宣布举行反对盖特曼政权的起义。就在斯科罗帕茨基的告公民书出笼的前夕，民族同盟在基辅举行了秘密会议，与会的各政党和各社会与军人团体代表赞成立即举行起义的思路。
为此成立了特别政治领导机构--执政内阁，以社会民主党人温尼琴科为首，其余四名成员分别是：塞契步兵射手师推举的社会民主党人西·彼得留拉(当时尚在监狱中，缺席当选)，农民联合会推举的基辅大学校长、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Ф． П． 什韦茨教授，社会独立党人、律师彼·安德里耶夫斯基(П． М． Андрiвський)和铁路员工联合会主席、无党派人士安·马卡连科(А． Г． Макаренко)。这个所谓执行内阁是组织起义的政治领导机构，其具体任务是推翻盖特曼政权，然后再决定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组织形式。
温尼琴科以执政内阁名义起草了《告人民书》，于11月14日发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所有……诚实的公民，乌克兰人与非乌克兰人，都来同我们一道反对敌人和人民的罪人"，推翻"强奸民意的篡权者"斯科罗帕茨基。执政内阁允诺"恢复革命民主力量所取得的一切社会与政治成果"同上， 第74页。。彼得留拉一出狱立即赶到塞契步兵射手师驻地白采尔科维。该部指挥官．科诺瓦列茨是支持起义计划的。次日(11月15日)执政内阁的其余成员也全部赶来汇齐。11月16日宣布起义，向基辅进发。
一些盖特曼政权的部队长官也纷纷倒向起义者。原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的中校、盖特曼时期第二扎波罗热团团长彼·博尔波强上校宣布起义，夺取了哈尔科夫的控制权。切尔尼戈夫省和别尔季切夫等地的部队也倒向反政府起义。执政内阁的力量迅速壮大，短短时间内在其旗帜下聚集起的形形色色武装约六万人，倒戈过来的正规部队约四万人。
11月17日起义一方与德国国内爆发革命后在德国占领军中建立起的士兵委员会组织在白采尔科维达成协议，乌方保证让德国军人安全归国，德军则允诺不介入乌克兰政局事务，从而为起义扫除了一大障碍。塞契步兵射手师迅即向基辅进军。11月18日，在距首都30千米的莫托韦利夫卡地方执政内阁的部队击溃了盖特曼政权的一支主力部队，数日后便推进至基辅。执政内阁部队对基辅的第一次冲击受挫，但此时斯科罗帕茨基的势力范围也仅限于基辅城了。绝望中的盖特曼欲作垂死挣扎，于11月18日任命前沙俄将军凯勒尔为乌克兰国部队总司令，宣布全国领土为"作战区"，开始征召在乌克兰的前沙俄军官入伍。
从11月14日起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成立的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便开始在首都活动，团结和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民主力量，计划于11月22日至23日夜间发动城市起义。失去外国占领军刺刀保护的盖特曼政权陷入四面楚歌之境。乌克兰卷入全面内战的漩涡。执政内阁迅速扩大在乌克兰全境的控制区，12月初其部队已到达敖德萨。12月14日拂晓前基辅城内的起义开始了。起义者很快夺取了兵工厂、军事部门及其他要害部门。城外的攻城部队也突破城防。
斯科罗帕茨基见大势已去，遂宣布将权力交给政府："本人，全乌克兰的盖特曼，7个半月以来，为了使本国摆脱困境，我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上帝没有赐给我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现在，考虑到目前形成的局面，完全为了乌克兰的福祉，我放弃权力。"当天执政内阁部队便开进了基辅城。仅在切尔尼戈夫省和沃伦省，受到德国部队支持的盖特曼部队作了些抵抗。这个当初被看作铁腕人物的斯科罗帕茨基，在基辅城内躲藏了数日之后，化装成德国军官溜出了城，踏上了不归的流亡之路，经瑞士逃往柏林。
1945年在流亡中死亡。1918年12月19日，执政内阁隆重地从文尼察迁到首都基辅，重新恢复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第六节执政内阁主政时期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一、执政内阁面对的乌克兰执政内阁从盖特曼政权手中接过来的乌克兰，已不是1917年革命热潮中的乌克兰。此时的乌克兰已深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欧洲国家的近代史中还不曾有哪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如此激烈的内战，政府权力如此彻底的瘫痪。在乌克兰同时存在着多达六种不同的军事力量：乌克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军队(执政内阁)、红军(布尔什维克)、白军、协约国军队、波兰军队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武装。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古都基辅在执政内阁、白军、红军、波兰军队之间五次易手。纵横交错的战线把乌克兰撕扯得四分五裂。乌克兰几乎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饥饿的城市人口大量流散，饥民们涌向乡村去寻求活命的口粮，农村则竭力把这些不速之客拒之门外。真可谓盗贼四起，民不聊生。短暂控制了基辅的各式各样的政府，完全无暇顾及民众的疾苦，而是用全部精力和财力去对付另一些欲夺取这个权力中心的敌人，设法击退他们的进攻或反扑。乌克兰变成一个易于攫取但难以治理的国家。
这就是1919年前后的乌克兰。1918年12月乌克兰执政内阁结束了斯科罗帕茨基为首的乌克兰大地主、大资本家保守政治势力的统治。这次总算是乌克兰人基本上依靠自己力量和民众的支持取得的一次胜利，尽管是一次短暂的胜利。这个政权能维持多久，成了民众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疑问，因为这个执政内阁，虽然趁德国战败之机推翻了其在乌克兰的傀儡并恢复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体制，却无法掩饰自己的内部空虚。
执政内阁入主基辅后，仅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竟五次更换其政府。其统治下政局之不稳由此可见一斑。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这个政权几乎同它所有的政治与军事对手进行过讨价还价的谈判，企图借助别人的力量达到维持政权的目的。其无奈与无能由此可见一斑。执政内阁凯旋入主基辅后，仅在首都呆了约四十个昼夜，便被赶了出去，一年之内先后更换了近十个政府所在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政府。当时民间有句俏皮话说得十分形象："火车车厢装着个执政内阁政府，列车轮下就是它的领土。"这样一个居无定所的政府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