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妥协的尝试与对波兰的战争
乌克兰重新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时期，尤其从1625至1638年期间，每隔两三年便上演一次起义或一场战争。萨盖达奇内身后的直接接班人是奥利费尔·戈卢布(Олифер Голуб)奥利弗尔·戈卢布，生卒年代不详，1622至1623年任盖特曼，放弃盖特曼权杖后，于1625年与波兰人作战时任团长职。和米哈伊洛·多罗申科(Михайло Дорошенко)米哈伊洛·多罗申科(？-1628)，1618年起任哥萨克团长，1623至1628年任哥萨克盖特曼(中间有间断)，死于巴赫奇萨赖城下之战。。他们都是萨盖达奇内的志同道合者与亲密战友，都持相同的温和派主张。支持他们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哥萨克中的富裕阶层，即册编哥萨克，以及部分城镇居民和疲于宗教斗争的部分教会人士。本来似乎可以指望乌克兰与波兰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继续维持一个时期的缓和与安宁。
但是事与愿违。萨盖达奇内在其身后留下了一堆无望解决的难题。1621年霍京战役之前，萨盖达奇内提出的参战条件之一，便是要求波兰承认重新恢复了的乌克兰东正教教职等级。但是事后波兰人没有信守自己的允诺。非但如此，波兰的东仪天主教会(即与天主教合并的东正教派)对乌克兰东正教的排挤有增无减。波兰与土耳其媾和后，波兰政府不再有求于哥萨克，便置战场上撤下的4万哥萨克的生计于不顾，对伤残人员也不作任何抚恤。千余人的册编定额根本无法解决4万多人的问题，非册编哥萨克争取受编入册的希望破灭了，但他们根本就不会甘心重新回去做农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向扎波罗热营地，一部分人到下游地区荒原去谋生，大部分人返回城镇或乡村。
总之，这些非册编哥萨克重新成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内乌克兰社会中的"不安分"、"不顺从"的"暴民"。很自然，他们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于是，他们重新开始从海上不断袭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郊区。他们还应邀介入克里木事务，支持克里木汗国中不甘心做土耳其属国的势力。更有甚者，扎波罗热哥萨克竟支持一个自称为亚历山大王储的人，他企图谋取土耳其王位。哥萨克想借此联合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来复兴信奉东正教的东方帝国。1624年哥萨克从陆地和海上对克里木和土耳其发动了一连串的袭击，曾攻占卡法城，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大肆烧杀掠夺，引起土耳其国内一片恐慌。
波兰政府惟恐引发来自土耳其的战争，企图制止哥萨克的行动，哥萨克却回答说："是国王与他们讲和的，我们可没有。"此时哥萨克中的温和派已失去了群众支持，激进派完全占了上风。波兰国王给议会的指示中如是评论当时的乌克兰局势："国内的为所欲为现象占了上风，结果不仅给我们自己造成许多困难，而且使我们与强大的邻国交恶。他们(指哥萨克)完全忘记了信仰和自己的隶属关系，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国家。危及无辜人们的生命与财产。整个乌克兰都听命于他们。小贵族在自己的家园竟如同奴隶一般。在皇家的城市与小镇中哥萨克支配一切，一切权力都在他们手中，他们掌握了裁判权，还颁布法令。(转引自I． П． Крип′якевич， Iсторiя Украни， Львiв， 1990， 第166页。)
于是波兰国王派遣皇家盖特曼斯塔尼斯拉夫·科涅茨波利斯基率军去乌克兰讨伐哥萨克，逼向第聂伯河一带。扎波罗热哥萨克毫无退让之意，全然听不进与波兰政府谈判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1625年秋扎波罗热哥萨克在营地推举马尔科·日马伊洛(Марко Жмайло)马尔科·日马伊洛，生卒年代不详，哥萨克盖特曼，1625年起义的领导者，被哥萨克中温和派推翻。为自己的盖特曼。日马伊洛遂率自己的人马和炮队从扎波罗热营地出发，发动了起义。主要的战斗发生在克雷洛夫地方，库鲁科夫湖的第聂伯河地区。哥萨克能攻善守，数量上占有优势，但装备则较差，且纪律涣散。撤退途中被波军包围在库鲁科夫湖附近。11月初，日马伊洛不得不交出权杖，他的职位由米哈伊洛·多罗申科所取代。这意味着温和派重新取得领导权。
多罗申科与波兰政府讲和，签订了1625年《库鲁科夫条约》。该条约规定：在不经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今后哥萨克无权采取任何陆上和海上的出击行动，无权与邻国发生联系；册编哥萨克额定为6000，其任务是守护边境，其中1000人常驻扎波罗热，其他人散驻乌克兰待命。册编哥萨克享有的"哥萨克优惠"是：人身自由，接受自己的军事法庭审理，可自由从事渔猎和经商活动，由政府发放军饷，其首领由政府委派。其时哥萨克军中共有5万人，除这6000人入册之外，其余的人遣散回原地去做平民或奴隶。这项条约成为此后若干年内乌克兰与波兰关系的法律准则，波方每每坚持贯彻执行，而哥萨克一方则设法规避。实际上即便在当时要落实各项规定也困难重重。
转年波兰与瑞典的战火重燃，波政府又需哥萨克参战，在册编哥萨克拒绝出战的情况下，不得不征用扎波罗热非册编哥萨克，于是下游地区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哥萨克中间擅自行动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连多罗申科这样的温和派首领都身不由己地于1628年无视政府的规定，率册编哥萨克出征克里木，结果，多罗申科阵亡。格里茨科·乔尔内(Грицько Чорний)被推举为盖特曼，接替多罗申科。已故盖特曼虽然是波兰政府任命的，他的所作所为却表明，他维护的是本民族利益，他在哥萨克群体和整个乌克兰社会中享有很高威望。然而乔尔内在哥萨克们的眼中只不过是波兰政府安插的亲信而已，他甚至难以在扎波罗热立足。
1630年春在基辅省出现骚动。乔尔内不仅无法控制局势，自己反而丧命。下游地区的哥萨克自己推举出的盖特曼名叫塔拉斯·费奥多罗维奇(Тарас Федорович)塔拉斯·费奥多罗维奇，生卒年代不详，1630年起任非册编哥萨克盖特曼，1635年带部分哥萨克出走顿河，投奔沙皇，但遭拒绝。，人称特里亚西洛(Трясило)，原是科尔孙团长，以善海战而闻名。他出面领导这场运动，使之迅速发展成为哥萨克起义，起义者占领了切尔卡瑟、科尔孙、卡涅夫等城。6000册编哥萨克中有4000人投向起义军。波兰政府立即派兵镇压。基辅周围的起义军向第聂伯河以北退去，4月在佩列亚斯拉夫附近安营。波兰皇家盖特曼科涅茨波利斯基是乌克兰地方的波兰大地主之一，十分熟悉乌克兰的情况，他深知对付乌克兰暴动如同扑灭大火，时机稍有延误便难以收拾。他誓言要"用这些乡巴佬的鲜血扑灭这场大火"。他火速出兵，将起义者包围在佩列亚斯拉夫城，围困持续了三周，起义者表示愿意谈判。1630年6月8日签署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重申哥萨克必须遵守1625年《库鲁科夫条约》的规定。作为交换条件，波方同意赦免起义的所有参加者，册编数额增加到8000人。
一个名叫季莫菲·奥连达连科(Тимофiй Орендаренко)的人被任命为哥萨克的正式盖特曼。这次起义和随后的停战并没有解决哥萨克问题，册编哥萨克与广大哥萨克之间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大了。条约还在商谈之中时，费奥多罗维奇带万余主战的哥萨克便返回扎波罗热，又到海上重操旧业了。
此后，1632至1634年的波俄战争和1633年11月击退土耳其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中，波兰政府都大量使用过哥萨克。一旦危险过去，不需要哥萨克时，波兰政府便又故技重演，集中力量来对付哥萨克，更何况在这段时间里小规模的哥萨克骚动仍时有发生。此时波兰政府决定实现一项已经多次拟议过的措施来控制扎波罗热哥萨克：在第聂伯河下游的第一个石滩处建造一座要塞。科达克要塞修建于1635年，要塞司令是法国上校马里埃特，统领一个德国警备队。这个要塞切断了扎波罗热与乌克兰内地的商业联系，使下游地区的哥萨克难以获得武器、火药、木材、食品和土酒等必需品，也无法出售自己捕的鱼和海上袭击劫得的东方产品。要塞阻断了乌克兰内地投奔下游的人的通道。要塞司令还不准许哥萨克到要塞周围地区从事生产活动。
不难想像，这个要塞和它的法国司令及其德国警备队犹如扎在扎波罗热哥萨克喉头的一根骨刺，令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必欲拔除而后快。当时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盖特曼伊万·苏利马(Iван Сулима)伊万·苏利马(？-1635)，1628至1629年、1630至1635年任扎波罗热哥萨克盖特曼。于同年率6000哥萨克从海路袭击亚速，返回的途中突然袭击了即将建成的科达克要塞，攻占并摧毁了它，全歼守军，处决了要塞司令。但是，一小撮册编哥萨克为了逃避刚从波兰与瑞典战争抽出身的皇家盖特曼科涅茨波利斯基的报复与惩罚，受波兰人收买，背信弃义地出卖了苏利马和他的四位战友，把他们捕获并交给了波兰政府。苏利马被解至华沙处决。
这一事件表明，哥萨克群体内部的分裂已到了怎样的程度。册编哥萨克还捣毁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驻地，夺取了他们的炮队，烧毁了他们的战船。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乌克兰在未来数年之内是不会再有安宁了。哥萨克与波兰政府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册编哥萨克与非册编哥萨克之间的利害差异，这两类哥萨克各自内部不同层次和主张之间的冲突，这一切就像一垛秋天的干草，投个火星便会燃起熊熊大火。乌克兰社会中的一切不满成分在汇聚着、酝酿着，准备向波兰政府再一次发起挑战，一场破坏力空前的较量一触即发。
1637年春，人称帕夫柳克(Павлюк)的帕夫洛·布特(Павло Бут)帕夫洛·布特(？-1638)，1637年哥萨克起义的领导人，盖特曼，1638年4月被波兰人处死于华沙。出征克里木归来，开始鼓动暴动。当年夏天，这位由扎波罗热哥萨克擅自推举出来的盖特曼率众离开扎波罗热，除掉了册编哥萨克的上层头领，活动于乌克兰的东南部广大地区。农民纷纷加入义军。帕夫柳克号召人们起来保卫"东正教信仰和自己用鲜血赢得的自由权利"，俨然成了乌克兰的统治者。地主贵族闻风而逃。波兰盖特曼波托茨基受命讨伐义军，一部分册编哥萨克也加入讨伐部队的行列。
12月6日一场激战在库梅基村(卡涅夫以南15千米处)打响。单凭人多和勇敢的起义军毕竟不敌武器装备良好、军纪严格且有外国部队相助的波兰军队，受重创后向切尔卡瑟方向退去。在切尔卡瑟以南的博罗维察村哥萨克再一次顽强抵抗穷追不舍的波军，终因损失惨重，不得不派人向波托茨基求和。12月14日，起义军接受了波兰人的条件并交出了帕夫柳克和其他首领。帕夫柳克等人被处死于华沙。所谓《博罗维察协议》及随后于1638年初波兰议会作出的决定规定：册编哥萨克缩减为6000人，由波兰官方的一个专门委员会重新甄别和挑选，这些人必须逐个宣誓遵守《库鲁科夫条约》，永远废止哥萨克享有的优惠、收入、自己法庭审理权和自选长官权；废除盖特曼职务，由政府从贵族中选派专员取代，其他高级职务也均由政府从贵族中指派，只有下级职务及百人队长等职可以由哥萨克自己推举；所有参与暴动的人都贬为奴隶。
1638年开春乌克兰的第聂伯河地区、沃伦、波多利等地又骚动起来。4月扎波罗热新推举出的盖特曼亚基夫·奥斯特里亚宁(Якiв Острянин)亚基夫(又名亚茨科)·奥斯特里亚宁(？-1641)，哥萨克盖特曼，1638年起义的领导者。1630年起任册编哥萨克团长，1638年帕夫柳克失败后，被推举为非册编哥萨克的盖特曼，同年6月战败后退入斯洛博达乌克兰，后在内讧中被杀害。率众进驻戈尔特瓦城，与波兰皇家军队几经较量，最终被波军消灭。这一切发生在5月。6月奥斯特里亚宁重新纠集人马与波军在若夫宁城下决一死战，结果被击溃，他仅带领数百人越境逃往莫斯科国。但是起义并未就此结束。德米特罗·古尼亚(Дмитро Гуня)德米特罗·古尼亚，生卒年代不详，1638年任哥萨克盖特曼，奥斯特里亚宁遁入斯洛博达乌克兰后，被推举为盖特曼，失败后退入斯洛博达乌克兰。
被推举为盖特曼，继续这场斗争。若夫宁一战失利后，他率众退至流入第聂伯河的斯塔列茨河口的一处有利地形扎营。义军被围困长达六周之久，进行了顽强抵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才向波军投降。1638年底举行了哥萨克首领的"最后商谈"，哥萨克被迫接受了上述波兰议会的各项规定，除此之外，哥萨克还必须将炮队移交波兰专员管辖，哥萨克领导中心改为科尔孙(而不是过去的塔赫杰米洛夫)。6000名册编哥萨克分为六个团，限定在白采尔科维、卡涅夫、科尔孙、奇吉林、切尔卡瑟和佩列亚斯拉夫，成为完全受波兰政府严格控制的边防部队，而其余的哥萨克只落得个回去当农奴或平民的命运。科达克要塞重建了起来，阻隔着通往扎波罗热的道路。1637至1638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哥萨克暴动竟得到如此惨的结局!
从1591至1638年，乌克兰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哥萨克农民起义。反对波兰人的政治统治、经济压迫和宗教排挤的斗争此起彼伏，英勇悲壮。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哥萨克农民暴动都失败了。哥萨克，尤其广大非册编哥萨克在斗争中起着核心作用，农民和城镇贫民等群众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实际上普通哥萨克也大都本来就是农民。这就决定了这种起义必然带有农民暴动所固有的弱点，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尽管这些暴动是当时社会中阶级矛盾与斗争的必然反映，但同时这都是些自发性的群众斗争，往往没有明确的长远目标，近期目的往往也局限于一些具体追求，甚至是愤懑情绪的宣泄和报复行动。起义队伍是临时拉起来的，在斗争过程中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因此没有良好的装备和完善的组织，纪律松懈。军事行动上的策略完全取决于个别领导者的素养和能力，错误在所难免。单凭数量上的优势和声势上的效应，单凭起义者个人的冒险精神、顽强和勇敢，难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机动性强的波兰正规军队。
起义军的队伍往往很臃肿，军中的农民留恋家乡，不愿随军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打仗，尤其在春耕与秋收季节。哥萨克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即上层富裕哥萨克(一般为册编哥萨克)和广大贫穷哥萨克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便决定了温和与妥协派和激进与主战派的形成，造成起义军队伍内部的不一致乃至分裂。每当暴动受挫时，往往是哥萨克自己把起义的领导者递交波兰当局处理，以换取对困境的摆脱，这几乎成了一种常规。每当起义者同波兰官方举行谈判时，提出并得到一定满足的要求充其量也只限于册编哥萨克的权益，置广大起义者的权益于不顾，似乎他们只有卖命的份儿，却总是难以逃脱受地主奴役的命运。
诚然，尽管存在上述问题，随着一次次起义的锻炼，起义规模和力量不断壮大，一支原来涣散的哥萨克队伍逐渐强大起来，战斗经验不断增长，组织状况不断完善，在失败的教训中哥萨克运动逐渐摆脱只顾自身利益的局限，开始与乌克兰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宗教势力联系与结合起来，把保卫东正教信仰和乌克兰文化的任务纳入自己的斗争纲领，从而增强了起义的号召力，民族利益的融入使哥萨克农民运动产生了性质上的改变。1637至1638年起义的失败确实使哥萨克农民运动跌入了一个大低潮，它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波兰人以为，他们最终解决了令人头痛的哥萨克问题，他们把这十年空前的宁静称作"黄金安定"时期。但是，凡存在着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持久的"安定"的。这种沉寂并不意味着哥萨克农民运动的终结，反而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大起义
哥萨克大起义的前夕
1648年春，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乌克兰哥萨克农民大起义，它像一声春雷，惊破了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的"黄金安定"美梦。这是乌克兰历史上的一次巨大激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关系，成为乌克兰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就起义的规模、震撼力和后果而言，在欧洲新历史时期的前一阶段难以找到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民众运动。
17世纪40年代波兰立陶宛在表面上是相当平静的。似乎二三十年代一连串起义的恐怖景象已成为过去。是什么因素突然导致了又一场社会的大动荡呢?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外部和内部条件对于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还是相当有利的。波兰的所有邻国都很虚弱，正处于不同形式的危机之中。德意志在三十年战争中吃了败仗；瑞典也被三十年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匈牙利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俄国还来不及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混乱时代"中恢复元气，对1632至1634年波俄战争中遭受挫折的教训还记忆犹新；土耳其被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搞得晕头转向，1621年霍京战役中苏丹王在被打得狼狈逃窜的噩梦过后仍惊魂未定。
在国内，哥萨克运动已被折断了翅膀，销声匿迹。外部环境的宽松和内部社会的安宁，促进了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主要靠的是乌克兰各省。就第聂伯河左岸地区而言，开发进展迅速，出现了上百个大小城镇、成千座村子和田庄。这里的居民大多在波兰大封建主的大庄园里干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出一望无际的麦田，粮产丰富，草原上草肥水足牛马成群。林带出产树脂、草碱、木材，还有毛皮更是运往国外的主要产品。商业和手工业也随之得到发展，大多集中在若干大城市中。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到处大兴土木，建造天主教堂、修道院、城堡和大地主们的邸宅。甚至在波尔塔瓦这样边远的地方，甚至大草原的深处，维什涅韦茨基(Вишневецькi)、波托茨基(Потоцькi)、卡利诺夫斯基(Калиновськi)、皮索钦斯基(Пiсочинськi)等波兰大地主家族也在自己的大庄园里盖起了富丽堂皇的邸宅和教堂。
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尤其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地区的宗教矛盾，在1632年妥协之后也暂时得到缓和。大体上这就是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所谓的"黄金安定"景象。在国内活跃的政治气氛中，他们如鱼得水，享受着他们所谓的"黄金自由"。但是，表面上的宁静与繁荣却掩盖着这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隐患。波兰对乌克兰的民族压迫和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对乌克兰人的封建剥削的存在，本身就是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一切顽疾的根本原因。这些顽疾和隐患正在悄悄地吞噬着这个国家的肌体。
1648年大起义的舞台是第聂伯河流域新开拓不久的地方：基辅地区、勃拉茨拉夫地区和切尔尼戈夫地区。肥沃的土地属于波兰大封建主所有，这是波兰国王赐予的封地。这片土地和乌克兰农民养肥了波兰大封建主，使他们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豪富。虚弱的波兰国王政权自己无力保卫这片边远的疆土，便把大片大片土地赐予大封建主，条件是他们必须自己来守卫它。这样，大封建主便成了这个地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在他们心目中"无法无天在乌克兰是主宰一切的"。国王逐渐失去对这一地区和局势的控制，对解决乌克兰边疆地区颇具爆炸性的矛盾完全束手无策。紧张与不稳定成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社会的周期性顽疾，而这种顽疾的根源则主要是波兰大封建主的存在。
波兰大地主建立了所谓优惠村，以一定时间内免征赋税为诱饵，吸引乌克兰人到他们的大庄园来，但等规定的期限一过，便把各种赋役加在农民身上，一般迫使农民每周用四至五天给地主干活。这些乌克兰人不久前还是自由农，他们难以接受反差如此大的变化。尽管这里农民的日子比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其他地区要好一些，劳役也不那么沉重，但是地处这富饶的平原，又常年与自由的哥萨克为邻，这一地区的乌克兰农民对波兰贵族地主的作威作福和蛮横欺压特别敏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习惯于把自己看作自由人，没有受过也不想接受农奴制的沉重负担。
1638年以后，哥萨克的地位和处境急转直下。未能进入少得可怜的6000册编哥萨克限额的普通哥萨克重新沦为农奴。他们的田庄、果园、磨坊和水塘被波兰大封建主夺走，而且还要向地主缴纳封建地租、什一税、名目繁多的贡赋和猎物。册编哥萨克也失去了往昔曾享有的特权与优惠。自己推举头领的制度被废除，改由政府任命册编哥萨克的团长等长官。政府对哥萨克的监管甚严，驻科达克要塞的警卫队由德意志兵组成，他们负责维持这一带的秩序。他们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引起乌克兰人的愤愤不平。在扎波罗热塞契则驻扎着由册编哥萨克和波兰兵组成的警卫队。这样一来，哥萨克的船就根本无法潜入黑海了。哥萨克中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一轮新的哥萨克运动又在酝酿之中。
波兰大庄园主的田庄照例都租给别人经营。承租者一般都是犹太人。他们无权拥有土地，只能租大庄园主的土地经营。例如，在奥斯特罗兹斯基(Острозьскi)家族庞大的庄园就有多达4000名犹太承租者。1616年仅属于国王王室的乌克兰土地中就有半数以上租给犹太人经营。于是，这些犹太人就成了二地主，无情地盘剥农民，有时竟要农民在一周内用六至七天来给他们干活。他们往往刻意在二至三年内收本见利，所以对农民极为苛刻，甚至用庄客驱赶农民到地里干活，农民苦不堪言，地力极度枯竭。除承租土地之外，他们还从大地主手中取得烟酒的生产和出售专营权，经营酿酒作坊、酒馆、磨坊、河上运输等，处心积虑地想把农民的血汗榨干。这些犹太人在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乌克兰社会的另一个阶层--城镇居民当中的不满情绪也在蓄积。在刚刚建成规模还不太大的城镇中，集居着乌克兰地区相当大比重的居民。虽然这些城镇也具有城市地位，其中有些还享有《马格德堡法》的权利，但实际上这大多还只不过是些要塞而已，它们保护城内和四周的居民不受鞑靼人的骚扰。居民大部分是耕田人，所以这些城镇仍具有半农村性质。加上它们又都建在大封建主的领地内，执政者便以此为借口，否认其居民的城市居民地位，对他们课以沉重的劳役和赋税，对其经营活动设置种种限制。城镇居民完全被排挤于政治生活之外。
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的"黄金自由"完全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绝对无权的地位之上的"自由"，是强者独享的"自由"。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的信条是"强者总是正确的"。他们具有很强的对人施加强制和动辄诉诸暴力的倾向。自然这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对农民的态度上。但即便对待小贵族，甚至在与其他大封建主发生纠纷时，这种倾向也时有表现。这是另一个激化乌克兰社会矛盾的因素。骄横的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的"自由"同样表现在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上。波兰国内议会制盛行，同时这也就造成了执行权力机构的分散，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实际上国内的一切事务均由贵族阶层主宰与支配。
此时在位的国王是瓦迪斯瓦夫四世(Володислав Ⅳ)。他为人宽容，很赏识哥萨克的勇敢与英武。他一心想联合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跟土耳其打一仗。国王知道，陶醉于和平主义的贵族已意志消沉，只有在他们的权利直接受到损害时他们才会拿出寸步不让的劲头。贵族不想打仗，议会也就不可能同意为军队拨军费。于是国王想出个主意：如能设法挑动土耳其首先采取军事行动，让议会面对既成事实，他的意愿便可望实现。1646年国王在其亲信圈子内策划了一个方案：利用哥萨克从海路袭击土耳其人，迫使后者开战。
1646年春，一个哥萨克代表团来到华沙，一行四人，其中一位名叫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时任奇吉林团属下的百人队长。国王派代表与他们进行秘密商谈后，深夜接见了哥萨克，将金钱、旗帜和特许证书赐予他们，准许把册编哥萨克的定员增加至1．2万人，并令其作好海上行动的准备。国王自己这方面也开始集结雇佣军。后来由于波兰议会坚决反对，国王的计划终成泡影。但是，这个插曲却产生了国王不曾预料的后果：乌克兰哥萨克把国王看作他们反对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斗争中的同盟者，这个密约竟然对酝酿中的哥萨克反抗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精神生活方面，波兰天主教耶稣会的影响扩大，为数众多的教会学校用惟本教独尊和对其
他宗教和教派的不容忍精神教育贵族的新一代。1632年的妥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宗教
冲突，基督教新教徒和东正教徒被视作分裂派异端，对他们的新一轮迫害正在酝酿之中，宗
教恫吓和威胁行动在死灰复燃。
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政治特点在整个欧洲都是罕见的。乌克兰新开拓地区成为大起义的最好温床。地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边疆的乌克兰"荒原"，既使波兰大封建主获得大量地产，有可能建立大庄园，又吸引来大量寻求生计的贫困乌克兰移民，成为哥萨克产生和栖身的好地方。波兰国王对这些边疆地区鞭长莫及，一方面造成波兰大地主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对哥萨克的存在虽然竭力限制，却也只能默许。边疆地区充满危险的生活造就了哥萨克和农民的自由意识和反抗精神，锤炼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性格和英勇善战的本领。哥萨克为人民起义提供了组织有序、英勇善战的骨干力量。而且30年代多次暴动失败的教训也使他们积累了与波兰正规军作战的经验。
总之，在新开拓的乌克兰地区，欧洲最大的封建奴役者--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遇上了欧洲一个最不驯服的民族。17世纪40年代末期的乌克兰犹如一个大火药桶，只要落上一颗火星，便会轰然爆炸。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其人
这个点火人便是哥萨克百人队长波格丹(济诺维)·赫梅利尼茨基［Богдан (Зиновий) Хмельницький］。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乌克兰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他那样在1648年乌克兰哥萨克和农民的大起义中发挥如此重大的决定性作用。他发动并领导了这场声势空前的民众运动，使它由造反而转变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一场民族解放斗争。从此，乌克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场斗争改变和影响了整个东欧的政治格局，在乌克兰、波兰和莫斯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历史时期在乌克兰历史学中往往被称作"赫梅利尼茨基时代"。
关于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及其领导人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本人，早在17世纪便出现了多种体裁的文字记载。18世纪的史书中便把赫梅利尼茨基时代看作乌克兰历史新时期的主要阶段，把赫梅利尼茨基本人看作这一时期的中心人物。18世纪末对这一段历史便有了科学的探索。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积累了大量研究文字。
乌克兰、波兰、俄罗斯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史学家从各自不同的政治与民族利益和史学观点出发，对这段史实和相关人物的评价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意思的是，尽管有这么多的研究积累，至今为止历史学家对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成为大起义(1648年1月)首领之前的五十多年人生道路却知之甚少，就连他身世的许多关键性情节也存在许多不同说法。可见，起事前的赫梅利尼茨基在乌克兰社会上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寻常人，一个册编哥萨克的下级头目而已。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大约于1595年出生于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乌克兰乌克兰盖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小贵族之家。其父米哈伊洛·赫梅利尼茨基(Михайло Хмельницький)在国王驻奇吉林代表丹尼洛维奇(Данилович)手下当帮办。米哈伊洛为波兰大封建主效力一生，从丹尼洛维奇那里得到一个田庄--位于奇吉林附近的小村庄苏博蒂夫(Суботiв)。波格丹就读于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学校，所受的教育在当时算相当良好了，除历史、地理、法律等各方面的知识外，还掌握了波兰语和拉丁语。据说他还会说土耳其语和鞑靼语。1620年，年轻的赫梅利尼茨基随父亲一起参加了波兰对土耳其的战争，随波兰战将斯坦尼斯拉夫·若尔克夫斯基的部队出征摩尔达维亚。是年10月，在采措拉一场恶战中，老赫梅利尼茨基命丧沙场，波格丹则被土耳其人俘虏。他在土耳其熬过了两年不堪回首的战俘生活，获释后，回到苏博蒂夫家中。
不久娶妻汉娜(Ганна)，生下几个儿女，继续在册编哥萨克团中任军职。1637年他已升任册编哥萨克军团级录事高职。关于赫梅利尼茨基对二三十年代的哥萨克暴动抱什么态度，是否曾参与其事，没有任何确切的记载，史学家们这样或那样的说法都不过是些推测而已。1638年赫梅利尼茨基随哥萨克请愿团到华沙觐见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要求恢复册编哥萨克的特权。就在同年，赫梅利尼茨基被从原来的职位降为奇吉林哥萨克团辖下十名百人队长中的一个，直至十年后他的生活意外地发生骤变。尽管他的军职不高，却在哥萨克中间小有威信。有理由相信，1644年当法国要在乌克兰招募哥萨克时，法国驻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大使曾推荐过赫梅利尼茨基：这是位"颇干练的帅才"，"此人有学识，聪敏，拉丁语很好……他准备帮助我们"。1645至1646年有二千多名哥萨克赴法，参加了敦刻尔克的围攻战。赫梅利尼茨基很可能曾与这些哥萨克在一起。
1646年的赫梅利尼茨基已经年过五十，有家有小，一面当差，一面在苏博蒂夫经营自己不大不小的家业。丧妻后家中又有一位名叫叶莲娜的女子，虽未正娶，却已是这个家中的女主人了。这样一位已过血刚气盛的年龄，生活富足，在册编哥萨克中有份不错的差事，能与官方平安相处的哥萨克，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大可能贸然铤而走险的。
然而，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的贪得无厌、妄自尊大和骄横跋扈的荒唐行径却扭转了赫梅利尼茨基的生活轨迹，从而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动荡。这看似偶然，实则是社会与历史的必然。事情是这样的：赫梅利尼茨基与新来的国王驻奇吉林代表帮办波兰小贵族达尼耶尔·恰普林斯基(Данiль Чаплинський)发生了口角。恰普林斯基仰仗波兰大封建主作后台，有恃无恐，竟趁赫梅利尼茨基出门在外之机，突袭了苏博蒂夫田庄，放火烧了磨坊，抢走了存粮，捣毁了养蜂场，把赫梅利尼茨基的小儿子乱鞭活活打死，临走还带走了赫梅利尼茨基心爱的女人叶莲娜。赫梅利尼茨基四处奔走告状，要讨个公道，结果不仅在当地，就连在华沙也处处碰壁。
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恰普林斯基得寸进尺，公然将苏博蒂夫据为己有，反咬一口，硬说赫梅利尼茨基不曾领到过表明苏博蒂夫归其所有的证书。赫梅利尼茨基的一再交涉不仅未能替自己讨回公道反而激怒了地方当局，国王驻奇吉林代表亚历山大·科涅茨波利斯基(Oл．Конецьпольський)下令将赫梅利尼茨基逮捕，关进了切尔卡瑟监狱。时为1637年末。所幸负责囚禁赫梅利尼茨基的是其子的教父、切尔卡瑟团的团长斯坦尼斯拉夫·克里切夫斯基(Станiслав Кричевський)。他私下放走了赫梅利尼茨基。越狱的赫梅利尼茨基已走投无路，于是他决心抗争到底，发动一场反对波兰人的暴动。一个原本善于自持、不自负、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人，硬被逼成了一个怒不可遏的造反者。
他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开始积蓄力量，准备起事。凭经验赫梅利尼茨基明白，要与波兰军队对阵，必须解决哥萨克的一大弱点--没有骑兵。他跨出大胆的一步：先后两次派人到克里木，与乌克兰人的宿敌鞑靼人商讨结盟，共同反对波兰人。时机对赫梅利尼茨基十分有利，此时鞑靼汗国正与波兰交恶，形势紧张，鞑靼汗欣然答应派出得力战将图盖别伊(Тугайбей)统领4000骑兵勇将助哥萨克一臂之力。赫梅利尼茨基走这一步棋真可谓一举两得：其一，有了鞑靼人的轻骑兵，就可以在战斗中获得更大的机动性，出其不意地在敌人营垒中制造混乱；其二，在与波兰打起来以后自己可以免除后顾之忧。
1648年1月初，赫梅利尼茨基率小股追随者进入扎波罗热地区。开始时在塞契下游一俄里处的一个小岛上扎下营盘，四周打上木桩，挖上壕沟，备足粮草和火药。他的队伍迅速扩大，不久便向塞契发动攻击。驻扎在塞契哨所的警卫队不堪一击。其中册编哥萨克团的团长见势不妙，带上自己的卫兵逃离哨所，其属下册编哥萨克不战而降，把塞契拱手交给了赫梅利尼茨基。奇吉林册编哥萨克团闻讯前来救援，被赫梅利尼茨基一举击败。册编哥萨克倒向起义者，调转枪口把警卫队中的波兰兵全部赶出了塞契。于是赫梅利尼茨基便控制了整个扎波罗热塞契。事实表明，赫梅利尼茨基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鼓动家和组织者，他号召哥萨克们奋起为自己(当然也是为赫梅利尼茨基本人)的权利，为反对波兰人的封建压迫和对乌克兰人的凌辱而斗争。他很快便取得了扎波罗热人的信任和拥戴，被推举为扎波罗热塞契的盖特曼。于是赫梅利尼茨基以扎波罗热哥萨克盖特曼的名义向乌克兰各地发布了"乌尼维尔萨尔"(盖特曼命令)和信件，号召备受波兰人和地主老爷欺压的人们参加起义或通过各种办法尽一切力量支援扎波罗热军。
赫梅利尼茨基进入扎波罗热塞契准备起事的消息使乌克兰的波兰当局惊慌失措。摸清扎波罗热哥萨克准备暴动的意图和计划后，驻扎基辅地区和科尔孙与切尔卡瑟之间地区的波兰皇家军队的将领--盖特曼米科拉·波托茨基(Микола Потоцький)和马丁·卡利诺夫斯基(Мартин Калиновський)当即决定开春立即发兵扎波罗热，把这场暴动镇压在萌芽状态之中。军事行动如期于1648年4月开始。一场乌克兰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哥萨克农民起义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