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保加利亚自1989年转轨以来，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政体。保20多年来的转轨进程，以1997年保民盟政府上台为分水岭，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转轨带来的动荡期，后一阶段为转轨后的稳定期。保的转轨由于存在诸多问题而远未结束。 保加利亚与波兰转轨效果的差异主要由两国转轨的初始条件不同造成。中东欧国家转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凸显中国渐进改革道路的正确性。
【关键词】保加利亚;波兰;体制转轨
【作者简介】赵雪林，1969年生,中共中央联络部一秘。（北京100860）
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剧变以来开始转轨，至今已20多年。一般看法是，当前中东欧国家已基本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框架和开始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从转轨的效果看，中东欧国家之间差距很大。不用说已入盟的波兰与未入盟的塞尔维亚差别很大，即使在已加入欧盟的国家中，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如捷克2011年人均GDP已达到20 444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已属发达国家行列（世界银行2006年宣布），而保加利亚的人均GDP仅为7 202美元，只相当于捷克的三分之一，在欧盟成员国中垫底。 如果仅以波兰、捷克这些转轨的“优等生”作为中东欧转轨的样本来分析并得出结论，显然有失偏颇。在当下国内对波兰、匈牙利等转轨“优等生”的研究较多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对转轨效果一般的如保加利亚等国的研究。本文以保加利亚近20多年的转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波兰等国转轨的初始条件进行比较，以期加强对中东欧国家转轨的认识。
一 保加利亚转轨概况
（一）转轨概述
1989年1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在中央全会上被迫辞职，保加利亚开始了向多党制、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
保的转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1997年右翼的民主力量联盟（简称民盟）组阁为分水岭，此前为动荡期，此后则进入由乱到治的较为稳定时期。在动荡期间，左翼政府和右翼政府均不能完成任期。由保共改名而来的保社会党先后以较大优势两次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但都在右翼反对派发起街头政治的压力下提前下台。右翼民盟势单力薄，在保剧变后举行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惨败，但在西方的支持下先后赢得了第二次和第四次议会选举的胜利。右翼第一次执政因执政联盟内部分歧提前下台。第二次执政即是1997年成立的民盟政府。此时的右翼羽翼渐丰，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得以单独组阁并顺利完成任期。而社会党则在选举中惨败，开始了向社会民主党转轨的漫长历程，短期内已不能对右翼构成威胁。从此保政党执政转入正常轮替，此后的几届政府均能完成任期。因此，以民盟1997年上台并完成任期为标志，保政治逐步进入转轨后的“法治”时期。
经济上，1997年民盟上台前保先后遭遇两次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一次是价格自由化后的1991年，即“休克疗法”造成的危机。第二次是1996年，社会党政府因执政失误，诱发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311%，大批银行倒闭，社会党政府被迫提前下台。1997年民盟上台后，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至任期结束，已基本上完成，经济进入“治”的时期。2002年欧盟确认保为市场经济起作用的国家。2003年前后保的经济基本恢复到1989年时的水平，由此步入实质性增长轨道。2003~2008年保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年均增长5%。2007年，保加入欧盟。受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影响，2009年保经济下降5%（据保加利亚统计局资料），目前保经济仍在1%左右的低增长期徘徊。
（二）图形和数字分析
为了更好地描述保20多年转轨的变迁，这里提供保经济学家编制的保剧变后人均收入增长曲线图和笔者整理的一组数字。
保加利亚、中国和爱沙尼亚的人均收入增长曲线的对比（单位：美元，按2000年价格计算）
资料引自保经济学家格奥尔基·安格洛夫的博客，2012年1月20日。网址为http://ikonomika.org/?p=6154
对上图的几点说明：①保的人均收入在1997年以后步入增长轨道，2001年前后达到剧变前水平并稳步增长，直到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开始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保在2000年后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比1989年前快多少，说明保的转轨效果不明显。②爱沙尼亚起点高，在短暂的下降后即步入快速增长轨道，转轨效果较明显。③中国以加速度增长，全球经济危机使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10年赶上并超过保加利亚。
表1 转轨前后的有关数字对比
| 项目 | 转轨前或初期 | 转轨后 |
| 人均GDP | 1989年为6 217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2011年为7 202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贫困家庭 | 2010年为27% ① | |
| 中产阶级人口 | 1990年47%的保加利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 2010年降至28%（以下资料除另注明外，均来自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做的民意调查） |
| 对生活的满意度 | 62%的人认为还是社会主义时期好 | 15%的人认可现状 |
| 对政府是否为人民工作 | 55%的人支持剧变前的政府 | 16%的人支持剧变后的政府 |
| 对民主和经济繁荣的选择 | 74%的人选择经济繁荣 | |
| 对多党制的态度 | 40%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 | |
| 对民主政府的认可 | 2002年为41%，2009年为26% | |
| 对资本主义的认可 | 1991年73%，2009年53% | |
| 支持转轨的人数 | 1991年76% | 2009年52% |
资料来源：未标注的来自《不满意的保加利亚人》一文，保《日志报》，2009年11月4日。
二 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上存在的问题
1.中小企业私有化后生产效率不升反降。在农业领域，保原先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被土地归还原主的政策代替，农业生产力遭严重破坏，土地撂荒现象到处可见。在工业领域，保的私有化由中小企业开始，其中的大部分企业通过经理人买断的方式进行，也即内部人私有化。由于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机制的缺失，这些经理人在将企业据为己有后，不仅未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反而经营乏术，只能在掏空企业后倒闭。仅有少数企业经营得到改善。
2.经济处于附属地位。保对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是采取通过谈判的方式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来推动。此轮私有化过后，保90%的国有资产被外资购买。据保现任总统讲，在私有化过程中，保价值3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仅收回30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尽管保因实施货币委员会制度（1997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开始实施），没有发生象匈牙利或罗马尼亚那样的金融危机，但由于保经济对外资的高度依附性，经济发展水平也随之下降。
3.2004~2008年保经济保持年均5%以上的增长率主要由房地产市场来拉动。在保2007年入盟前后，来自西欧的外资大量进入房地产业，刺激了保经济的发展。但这一短暂的繁荣期并没有带来保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没有带动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其民族产业仍然没有较大起色。
（二）政治上存在的问题
1.右翼政党的民主危机。作为向议会民主转轨的主要推动者和主力军，保右翼当仁不让应在转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恰恰是右翼人士往往走向专断。民盟主席科斯托夫是保右翼元老之一，在党内独断专行，特别是当选为民盟政府总理后，颇有当年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的风范，被党内人士讥讽为民盟的“司令”。 随着科斯托夫强势不再，民盟重又陷入分裂状态，在2009年的议会选举中只能勉强进入议会，丧失昔日辉煌。代之而起的几个中右翼政党也都走向“一个人政党”，即依靠个人专权的命运。曾于2001年上台执政的“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即是因保末代国王西美昂二世的回归而风生水起，因提出“800天显著改变保加利亚人的生活”的承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赢得选举上台，但昙花一现。该党在野后，随着西美昂的许诺落空，影响也逐渐退去，当前已被排除在议会之外。继之而起的是当前的执政党争取欧洲进步公民党，也主要靠现任党主席兼总理的博里索夫的个人影响。博本人铁腕治党，专断程度远甚科斯托夫。2005年成立的“阿塔卡”党则是保典型的民粹主义政党，成立不到一年即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较高的支持率，成为议会第四大党，但党内的事情也由党主席西德罗夫一人说了算。
2.议会危机。首先表现为监督职能危机。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96年。当时保社会党在执政过程中严重失策，但由于社会党牢牢控制议会多数，民盟力量有限，不能利用议会的监督职能对政府发起攻击，只能通过街头抗议活动迫使政府下台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本届议会，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好办法，已成为常态。具体表现是现执政党争取欧洲进步公民党利用实际上的议会多数对议员的监督不当回事。比如，总理和部长们对议员们的质询爱理不理，经常不到场回答问题。即使是议会对现政府的不信任案投票这么重大的事件，总理也置议会的尊严于不顾，拒绝到场。
其次是信任危机。随着保转轨在框架上的完成，左右翼党派政策选择逐步趋同，有时左翼党派甚至比右翼党派还右。议会内就各种立法和政策的辩论常常是趋向于维护各自政党的利益或与各党有利益关联的少数人的利益，而很少顾及国家利益。近年来保民众对议员信任度一直在低位徘徊。据2012年最新的民调显示，保议会的支持率为19%[1]。保加利亚一家严肃的周刊《资本报》报道说，由于保的裙带资本主义转轨模式，民众的选举自由已变成了投票的自由，选举本身已失去了意义。
3.司法独立徒有其表。剧变后，尽管按照宪法保司法系统独立，但仅有空架子。首先是新的法律体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建立，看上去高效，但多为低劣之作。1990~1996年驻保的德国副大使克劳斯·斯拉迈尔曾抨击保法律起草过程中的抄袭现象，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讨好西方，应付西方的检查和入盟的需要而已。”[2]再加上这些法律在保没有实行的先例，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各种法律相互矛盾，漏洞百出，混乱不堪。
其次是司法队伍建设滞后。司法环境的急剧改变，对司法队伍建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保转轨的混乱情况不可能让法官们有从容的培训和“充电”机会。不仅如此，法官的工资待遇不高，办公条件差在保司法界是普遍现象。欧盟多年来一直通过入盟评估报告对保的司法改革缓慢提出批评，称尽管剧变以来保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猖獗，但保法院没有将一个高官绳之以法，也没有将一个黑帮头目送进监狱。至今保的检察院、法院和安全局等强力部门的民众信任度仍维持较低水平，在17%左右浮动[3]。
（三）保加利亚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
1.道德水准下降。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竞争的加剧，政治背景、家庭背景、同事关系和集团利益成为年轻人择业的主要依赖。人际关系中更强调独立性，邻里同事间变得冷漠和无助。据保媒体透露，到2003年共有240万人患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到医院就医的有80万人[4]。
2.媒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在各种势力的挤压下，独立媒体很难存在或形成气候，媒体被操纵的事实人所共知。几家主要媒体如发行量最大的前两家报纸，收视率最高的私人电视台均被现在的执政党所掌控。剩下的几家媒体则被掌握在其他几个党派手里。在议会各党达成共谋的情况下，媒体的新闻监督职能大打折扣。
3.教育质量下降。由于财政资金的紧张，保的教育改革一拖再拖。教育拨款仅够勉强维持现状，教师工资在欧盟最低，平均年收入仅4 500欧元左右，导致保教育水平的下降在所难免。许多年轻人转而求学国外，目前有8万保年轻人在国外学习。由于国内困难的经济状况，他们一般学成后就地就业，造成智力资源大量流失。
4.医疗水平下降。一方面，许多百姓看不起病，医生收受贿赂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医院经费缺乏，设备陈旧，政府一直在试图关闭一批经营不善的医院。医保改革因缺乏资金停滞不前，一直受到保民众和欧盟的批评。
5.人口锐减。保加利亚的人口从剧变初期的近900万，减少到2009年的756万，人口减少了100多万。
三 几点结论
1.保的转轨尚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来完善。尽管保加利亚的转轨从框架上说已基本建成，但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领域，乃致社会领域看，保的转轨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将严重影响保转轨的完善。有的西方学者称，转轨就像“跨越深渊，不能分两次”。但一旦跨出去了，就会出现各种情况，如有的国家能顺利跨过去，而没有跨过去的就会摔个半死。对保来说，可能就属于勉强跨过去了，但在“硬着陆”过程中受了硬伤，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保加利亚一些学者曾撰文指出，保加利亚的民众真正过上好日子还得再需要20年。
2.一步到位式的激进改革需要转轨国家具备一定的初始条件，初始条件越好，转轨带来的阵痛越少。保加利亚与波兰同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之初的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转轨模式也基本相同，均采取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改革模式，但转型所产生的效果却明显不同，而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也有欧盟支持力度不同的原因，但与向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转轨密切相连；并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兰人的民主传统、根植于众多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商品经济意识和进取精神等内在因素。
| 项目 | 保加利亚 | 波兰 |
| 政治 | 尽管1879年通过了《特尔诺沃宪法》，确立保为“立宪君主制国家”，但直到1908年才宣布独立。伴随新生的政党制度是政派林立，党派利益至上，主要政党一如现在的“一个人的政党”，再现历史惊人的相似一幕。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保在政治上搞过度集中的民主集中制，与前苏联竭力保持一致，不仅人们的民主意识被压抑，责任意识也被淡化。 | 波兰的议会传统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的贵族议会坚决反对共和国的中央集权，维护有利于贵族利益的地方自治。到了现代，波兰共产党政府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也是最宽容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比较宽松。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独立工会崛起时，政府也采取了容忍和对话的态度。 |
| 经济 | 1885年保加利亚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后经历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磨难、资本主义“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保均为战败国），导致保的资本主义先天不足。二战前后，保加利亚的工业发展仍带有自发性并处于低水平阶段。工业企业规模小，大部分带有手工作坊的性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保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扼杀了保民众的企业家精神或工商意识。保的经济体制改革直到剧变前才刚开始起步。 | 波兰的资本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深受德国影响，工业基础较深厚。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波兰始终保持着规模可观的私有经济，特别是在农业中占据统治地位。波兰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波兰转轨的成功，两度担任波兰主管财政的副总理科勒德克总结说， “波兰的经济得益于这些中小企业，他们拥有企业家精神，一点点从下面成长起来”。 |
| 国民性 | 1991年至1995年德国驻保女大使施特弗勒尔说：在技术、艺术方面保加利亚人富有创造性，生存能力强，但缺乏进取意识，不愿承担责任[5]。 | 斯拉迈尔先生表示，“波兰人是天生的革命者，什么都不怕。充满激情，思想活跃。”[6] |
其中科勒德克的总结“波兰的经济得益于这些中小企业，他们拥有企业家精神，一点点从下面成长起来”颇有见地，即使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波兰的经济仍一枝独秀，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正是波兰、匈牙利等国较好的民主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使得他们在转轨中表现较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在有民主和商品经济传统的国家搞一步到位式的激进改革较容易成功，或者说是转轨带来的阵痛较少（波兰也经受了经济急剧下滑之痛）。反之，则困难重重。 中东欧国家转轨差异化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3.保加利亚和波兰转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进改革道路的正确性。与这两个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保加利亚，民主传统基本没有，商品经济也不发达。但幸运的是中国没有盲目地走激进改革的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渐进改革之路。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世界瞩目。历史雄辩地证明，转轨国家既不能全盘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更不能盲目地冒进，而是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步步推进。 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民主新路和民族复兴之路。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见2012年9月27 日保加利亚pressadaily网站。
[2][保]卢米扬娜·塔斯拉科娃：《德国外交官眼中的保加利亚转轨20年》，索非亚，东方—西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3]“最坏的仍然是议会、法院和检察院”，保《劳动报》2012年7月23日。
[4]见2003年12月23日《标准报》有关报道。
[5]见《德国外交官眼中的保加利亚转轨20年》，第112页。
[6]同上，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