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史无前例的严重饥荒。这场饥荒是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错误、不利的天气条件、苏联向国外大量出口粮食等多种因素导致的严重后果。饥荒造成乌克兰至少300多万民众的死亡。苏联解体后，1932～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已经由历史问题演变成影响俄乌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2006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立法，认定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档案文献证实，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这场饥荒负有不可推卸责任，但是不能认定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关键词】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大饥荒;斯大林;
【作者简介】沈莉华，1970年生，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哈尔滨 150080）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乌克兰围绕乌克兰1932～1933年的饥荒问题一直纷争不断。在饥荒发生65周年之际，1998年11月26日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签署命令，将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定为饥荒死难者纪念日[1]。2003年11月22日，在纪念“大饥荒”死难者会议上，库奇马表示：“我们有义务……将有关在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饥荒的残酷真相告诉国际社会，以使自由民主社会对那场灾难、对那些拟订计划并亲自组织制造灾难的人的卑劣图谋以及丑恶行径做出评价。”[2]在乌克兰和国外舆论的影响下，2006年11月28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立法，认定1932～1933年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3]。2010年1月，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种族屠杀[4]。
乌克兰还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其对大饥荒的观点。2003年9月，库奇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发起的设立大饥荒死难者纪念日活动。2008年9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承认1932～1933年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5]。2008年10月24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是反人类的犯罪行为，同时呼吁原苏联国家公布有关大饥荒的档案资料，以便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也通过决议，谴责苏共政权制造乌克兰大饥荒是犯罪行为。截至2009年11月，承认饥荒是对乌克兰种族灭绝行动的有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匈牙利、捷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西班牙在内的17个国家[6]。
乌克兰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观点遭到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对。2007年11月19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乌克兰认定苏联30年代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是“歪曲历史”。2008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一次讲话中称，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似乎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饥荒、导致大量民众死亡是俄罗斯的过错。这“完全是不道德的投机指控”，因为那场饥荒是“我们的共同灾难”。他还拒绝前往乌克兰参加纪念饥荒75周年活动。在致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信中，梅德韦杰夫尖锐批评乌克兰把饥荒定性为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7]。2008年9月19日，在乌克兰呼吁将大饥荒列为联合国大会议程之际，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发表声明：苏联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的饥荒是“苏联人民共同历史中的悲惨一页，不仅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伏尔加地区、黑海地区、顿河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也从1931年就出现了因粮食短缺而引发的饥荒，此外受灾地区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北部、乌拉尔南部、西西伯利亚以及现今乌克兰的西部、当时是波兰领土的那部分地区。”考虑到俄罗斯方面的明确态度，联合国大会拒绝将乌克兰饥荒问题列入大会议程[8]。
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饥荒是怎样发生的？饥荒是否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针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动？斯大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尽管对苏联30年代的饥荒问题国内学者已有论述，但要想公正地回答上述问题，则需要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新公布的有关饥荒的档案文献进行全面、客观的梳理和分析。
一 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的原因
目前多数研究30年代乌克兰饥荒的学者认为这场饥荒是由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失误、不利的天气条件、苏联向国外大量出口粮食等多种因素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中，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粮食征购的高指标是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是与国家工业化建设紧密相关的。为了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变为强大工业国，从20年代末苏联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缺乏资本原始积累、难以获得西方贷款的前提下出口粮食就成为工业化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关于粮食出口对工业化的重要意义斯大林在1930年8月24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应当将现在每天粮食出口量增加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否则我们就面临没有新冶金和机器制造厂的危险……一句话，应当加速出口粮食。”除了工业化需要粮食、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也需要大量粮食供应。仅1931～1932年，苏联城市人口就增加400万[9]。
如何在短时间内征集到所需要的粮食？斯大林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消除商品率较低的小农经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从1929年年底，苏联开始以武力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在集体化运动中农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等统统收归国有，有的地区甚至将农民的炉子、茶壶、水桶也收归集体所有。作为全苏农产品生产基地，乌克兰土地面积虽然仅占全苏的3%，生产的小麦、大麦、玉米、甜菜和向日葵却用于全苏需要。为保证从乌克兰征集到足够粮食，苏联政府组成征粮队，强行向农民征集粮食。1928年乌克兰向国家交售粮食2.72亿普特，占本年度全苏粮食征购量的42%。在粮食征购过程中除征收小麦和玉米外，还征收其他农副产品。对于抵制农业集体化和粮食征集制、不愿意将粮食低价卖给国家的富农斯大林采取消灭措施。按照当时苏联制定的富农标准[10]，乌克兰富农占农民总数的15%。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消灭富农运动全面展开。苏联政府抽调大量人力到乌克兰农村镇压富农。富农被剥夺财产，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和北方做苦役。这场运动在乌克兰消灭了30～50万富农。在这场运动中，陷入绝望境地的富农被迫宰杀牲畜、破坏生产工具、烧毁农业基础设施，乌克兰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乌克兰粮食产量虽然不断下滑，中央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标仍然很高。1930年乌克兰农业丰收，粮食总产量2 290万吨，上缴国库780万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1931年乌克兰农业减产，粮食产量1 760万吨，为了完成征购指标，乌克兰被迫动用储备粮，向中央上缴700万吨粮食。1932年集体化后的乌克兰粮食总产量仅1 280万吨，而中央向乌克兰下达的粮食征购指标是770万吨，尽管后来减少为660万吨，仍远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为了完成苏共中央下达的粮食征购指标，乌共中央还在1932年下半年出台了关于强化粮食征购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1）实行武力征粮；（2）关闭所有国营、集体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3）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贸易；（4）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5）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1932年苏共中央动用武力从乌克兰运走700万吨粮食，榨取了农民手中仅存的一点救命粮，彻底把农民推向饥饿的深渊。据乌克兰方面统计，从1932年冬至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5口之家的农户仅存粮食80公斤，平均每人每月仅有1.7公斤[11]。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1932年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遭遇干旱，但从气候条件看，1932年农业生产形势比1931年还好，因为干旱导致粮食歉收现象并不普遍。1933年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谁也不能否认1932年粮食总收获量比1931年多。1931年干旱在苏联东北部五个主要区域出现，造成国家粮食大幅减产。当然，1932年库班、捷列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因不利气候条件我们的粮食有一定减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损失还不及1931年苏联东北部因干旱造成损失的一半。”[12]
二 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
1932～1933年苏联饥荒造成人口大幅度减少。关于这场饥荒中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从60万到1 500万不等。其中最小数字是苏联官方统计数据，最大数字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西方史学家提出来的。俄罗斯研究30年代饥荒的专家В.В.孔德拉申依据档案文献做出估算：苏联在这场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超过700多万。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乌克兰和俄联邦。乌克兰死亡300万～350万；俄联邦死亡400万[13]。
上述数据与乌克兰权威史学家С.В.库利奇茨基的统计大致吻合。据库利奇茨基统计，乌克兰在1932～1933年饥荒中死亡人数为338.2万，其中1932年为14.4万，1933年为323.8万。这一数字没有考虑到饥荒导致出生率下降造成的人口间接损失。苏联人口统计数字也表明：1926年苏联的乌克兰人（包括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人和苏联其他地区的乌克兰人）为3 119.497 6万人，1937年为2 642.121 2万人，在此期间乌克兰人口减少470万。这一数字既包括30年代初饥荒造成的直接人口损失，也包括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间接损失[14]。2009年年初，乌克兰法院再次启动大饥荒调查后确定饥荒造成乌克兰加盟共和国394.1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91.2%为乌克兰人[15]。
目击者向人们描述了饥慌造成的凄惨景象：“……在1933年可怕的春天，我看到人们在死于饥饿。我看到妇女和儿童鼓胀的肚子，肤色变得发蓝，虽然还在喘气但眼神空洞无神。还有尸体——裹在破烂羊皮袄和廉价毛皮靴里面的尸体；在农民草房、老沃洛格达融化的积雪下、哈尔科夫桥梁下的尸体……我看到这一切，但没有精神失常，也没有自杀。我也没有诅咒那些人：他们派我在冬天去征收农民的粮食，在春天让我去劝那些站不稳脚，只剩下皮包骨或浑身肿胀的人们下到地里，以骇人的工作方式来完成布尔什维克党的播种任务。”一名西方记者在1933年5月的苏联也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在一边，上百万农民在饿死，他们的尸体经常被当作食物充饥；另一边，契卡的成员在宣讲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像蝗虫一样卷走全国的食品；他们枪毙和流放了上千农民，有时甚至是整个村庄；他们把一些全世界最富庶的土地变成令人悲叹的荒漠。”[16]严重的饥荒使乌克兰农村很多居民点消失，甚至一些大村落居民都快死光了。苏联政府开始从其他地区，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向这些地方移民[17]。
三 斯大林对饥荒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近些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公布了大量关于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档案文献，这些文献足以证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这场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大饥荒与粮食征购行动直接相关，而斯大林对粮食征购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清醒认识，导致苏联政府采取极端手段来征购粮食。1932年11月27日，在粮食征购工作非常紧张时刻，斯大林召开了全苏共产党中央监查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认为，粮食征购困难首先是由于农民“恶意怠工”造成的，因此要采取极端手段对付这种蓄意破坏行为。虽然大多数集体农庄农民是“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支柱”，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集体农庄没有蓄意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这些人支持破坏者，支持破坏粮食征购计划。如果共产党人不对这些农庄和庄员予以毁灭性打击是愚蠢的。”[18]斯大林给著名作家М. А.肖洛霍夫的答复说得更直接：“你们那（当然也不仅仅是你们地区）的庄稼人消极怠工，让工人和红军没有粮食……这实际上是同苏维埃政权进行秘密、饿死人战争。”[19]
由于把农民反对粮食征购行为定性为对苏维埃政权的破坏和战争，斯大林开始采取强制措施。按照斯大林命令，1932年苏联在主要产粮区成立由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粮食征购工作。特别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采取措施以应对富农破坏播种和粮食征购行为，对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富农分子”和抵制粮食征购工作的地方领导干部斯大林等人毫不留情。1932年10月，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Б.П.舍博尔达耶夫专程前往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他恳求斯大林降低粮食征购标准，给集体农庄留下种子和饲料粮。不出所料，斯大林认为Б.П.舍博尔达耶夫提出降低粮食征购标准的理由不成立，拒绝了他的请求。舍博尔达耶夫不死心。1932年11月4日，在有卡冈诺维奇参加的边区委员会会议上，Б.П.舍博尔达耶夫仍然坚持必须降低北高加索边区的粮食征购标准，同“执行粮食征购计划的行为作坚决斗争”。舍博尔达耶夫的发言让负责北高加索边区粮食征购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大为不满[20]。
在乌克兰，早在1931年1月就有271个区向乌共中央报告了实施粮食征集制带来的不良后果。1932年2月10日，乌克兰农民联名上书斯大林，报告乌克兰农村缺少粮食的情况。乌共中央第一书记С.科西奥尔也曾向斯大林通报乌克兰农业的糟糕形势，都没有引起苏联政府的重视[21]。1932年年底，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Р.Я.捷列霍夫面见斯大林，向其通报乌克兰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消息。斯大林以严厉、甚至是侮辱性的口吻答复了他：“有人跟我说，你，捷列霍夫同志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看得出来，你很会讲故事，编造这样一个关于饥荒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这办不到。让你留在州委书记的位子上不太合适，你应当去作家协会工作，去写你的故事，只有傻子才会读的故事。”苏共中央委员会很快做出决议，解除捷列霍夫一切职务，听候处理[22]。
乌克兰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向中央请求给予粮食援助。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В.丘巴尔请求斯大林救助饥饿的儿童，遭到斯大林拒绝。乌克兰军区负责人И.亚基尔以个人名义请求斯大林调拨粮食救济灾民，但是斯大林命令他管好自己的军务。基辅州委书记Н.杰姆琴科请求米高扬向斯大林和政治局通报，一列装满尸体的火车抵达基辅火车站，这些尸体是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路收集的[23]。和捷列霍夫命运一样，上述乌克兰领导人因为直言相告被解除职务。
斯大林对乌克兰部分领导人有关粮食援助的请求不予理睬，全力支持卡冈诺维奇等人领导的粮食征购工作。1932年12月23日，卡冈诺维奇和粮食征购委员会主席М.切尔诺夫致电斯大林，要求取消乌共中央委员会1932年9月18日的决议。因为这份决议规定，只有经过州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将种子粮列入粮食征购计划范围。卡冈诺维奇等人认为这份决议会阻碍粮食征购计划的实施，加深群众对粮食征购计划的不满。斯大林当天就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形式取消了乌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卡冈诺维奇授意下，1932年12月乌共中央政治局向各州、区委下达命令：没有完成征购计划的集体农庄必须交出包括种子粮在内的所有粮食，并在5～6天内运出这些种子粮；任何阻挠行为都将被认定为破坏粮食征购工作，要承担一切后果[24]。
但是镇压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乌克兰粮食征购形势。据乌克兰史学家统计，1932～1933年粮食征购期间共有922名包括州委书记、州检查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州领导干部和716名包括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区计划委员会主席等在内的区领导干部被解除职务，约占乌克兰干部总数的25%～30%。这些人解除职务后通常被开除党籍移交法院。在扎波罗热区，仅在两个月内就有15%的集体农庄管理人员被解除职务；在卢布内区有25%的人遭到镇压[25]。
苏共中央对乌克兰粮食征购工作成效的评价是十分极端的。1933年1月2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有关乌克兰粮食征购决议。决议指出，尽管粮食征购计划指标已经缩减，但乌克兰党组织仍不能胜任中央委托给它的粮食征购工作[26]。乌共中央很快做出检讨。科西奥尔在乌共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征购计划的破产是因为工作不令人满意。困难和错误的根源在于上至乌共中央委员会、下至基层组织都没有认识到农村新形势下出现的困难的性质。”[27]
第二，在苏联主要产粮区发生饥荒后，斯大林出台多项法令征集粮食、阻止农民从村庄出走。1932年7月23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否决了地方党组织提出的在春秋两季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贷款的建议和请求，理由是本年度庄稼收成令人满意，而且国家减少了集体农庄的粮食征购数量[28]。1932年8月7日，苏联颁布《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法令，决定“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一切财产充公；对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财产充公。”决议还规定，对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赦免。农民把这项决议称为“五束麦穗”法令，即偷拿或偷剪五束麦穗就要受到惩罚。根据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向中央的汇报，截至1933年1月，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根据上述法令就有5.464 5万人被定罪，其中2.110千人被处以极刑[29]。为了完成中央规定的粮食征购计划，乌共中央委员会、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分别于1932年10月18日和1932年11月20日出台了《关于强化粮食征购措施》和《党批准进行大规模搜查以迅速没收现有粮食储备》的决议。到1933年年初，乌克兰所有地区粮食储备实际上已经枯竭了[30]。
为了防止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食物和工作，在斯大林的授意下，1932年12月2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实行身份证制度的决议。身份证颁发给除农民以外的所有苏联公民，以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为了保证法令实行，苏联成立了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领导的工人农民警察总局[31]。1933年1月22日，苏联出台了关于禁止饥饿农民从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大规模迁移到国家西部、中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密令。密令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重新打印后，根据斯大林指示，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也在这份绝密文件上签字[32]。根据这份文件，农民从饥荒肆虐的高加索和乌克兰大规模出逃被认定为由“苏维埃政权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间谍机构组织的破坏行为”，其目的是发动农民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斯大林甚至遗憾地表示，一年前党、苏维埃和契卡机关“错过了侦破苏联敌人的反革命企图的机会”。1933年年初，斯大林下令将偷偷涌入北方的农民逮捕，当然在斯大林眼里这些农民都是投机倒把分子和消极怠工者。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甄别后，剩下的人被遣返回原来的居住地。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1933年1月23日，乌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关于向乌克兰所有州委和执委会下发该法令的决议，并要求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禁止向迁移到乌境外的农民发放证件[33]。
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统计：到1933年3月初，苏联共逮捕21.95万人，其中18.66万人被遣返，剩下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北高加索，为了执行这一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在公路和火车站设立哨卡拦截出逃者。出逃的大人、孩子大多拥挤在火车站。很多人因为饥饿、疾病和瘟疫死在车厢、站台、候车大厅和站前的街心公园[34]。
第三，斯大林在饥荒发生的同时仍然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饥荒发生后，苏共中央也曾向灾区调拨粮食。据统计，1933年2～6月间苏共中央出台了至少35份赈灾决议。根据这些决议，国家向灾民发放了32万吨救济粮。但相对于数百万受灾人口而言，这一数字完全是杯水车薪。而苏联在1932年出口粮食1 800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这些粮食在好年景可以养活690万人，在饥馑年份也可以使1 400万人存活下来。另外，苏联还有不可动用的粮食储备1 820万公担。也就是说只要苏联不出口粮食并动用储备粮来赈济灾民，是可以改善灾区2 500万～3 000万人的缺粮状况。大规模人口死亡现象是可以避免的[35]。
第四，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不但推卸饥荒责任，还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封锁消息，隐瞒饥荒真相。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中央委员会成员多次前往乌克兰监督粮食征购计划的完成情况，但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全会的决议对乌克兰发生的饥荒只字未提[36]。在斯大林的高压下，苏联国内没有人敢公开谈论饥荒。斯大林只是在1940年9月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才提到“我们有2 500万～3 000万人在过去遭受饥荒，粮食不足。”[37]
为了推卸饥荒责任，在1933年春乌克兰、北高加索饥荒最严重时期，斯大林不但处罚农业人民委员部、谷物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还逮捕了75名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指控他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的农业中进行反革命破坏行动。结果被逮捕的75人中有35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判处8～10年的监禁[38]。
1933年2月初，在获悉美国新闻记者到库班采访后，斯大林大发雷霆。他致电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是谁让在莫斯科的美国记者们去库班的？他们会歪曲报道那儿的形势。此事到此为止。禁止这些先生们到苏联各地去。苏联的间谍这么多。”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不敢怠慢，迅速做出批示：“这成何体统。应当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此事。”[39]尤为不可原谅的是，为了顾及国家形象，显示苏联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有能力应对外部威胁、履行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经济合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拒绝了欧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向苏联政府提出给予粮食援助的建议[40]。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这次饥荒与苏维埃俄国1921～1922年饥荒进行比较。1921年饥荒发生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在面临协约国封锁的条件下仍千方百计动用黄金储备从国外购买粮食。为了救助千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民众，苏俄政府没有更多顾虑自身颜面和外国间谍渗透而拒绝国际社会援助。相反，通过著名作家高尔基在美国杂志上报道苏维埃俄国发生严重饥荒的消息，呼吁国际社会对俄国饥民提供紧急粮食援助[41]。
四 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
在乌克兰学者的著述中，关于1932～1933年的大饥荒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饥荒是斯大林用武力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的严重后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饥荒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持这种观点的人以乌克兰学者С.В.库利奇茨基为代表。2007年他出版了《为什么他要消灭我们？》（此处的“他”是指斯大林）。在这部专著中库利奇茨基提出，斯大林制造饥荒的目的是不允许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大饥荒是1932～1932年乌克兰出现的特殊现象[42]。
综合乌克兰和西方学者观点，他们认定1932～1933年苏联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种族灭绝行动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按照相同的土地面积计算，当时在乌克兰（西乌克兰尚未并入苏联版图）饥荒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俄罗斯；在苏联发生大面积饥荒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仍然向国际市场出口粮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粮食援助；苏联出台一系列法令限制乌克兰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其他地区；在乌克兰粮食征购工作中，乌克兰农民的所有粮食均被没收。而俄罗斯只征购了部分粮食，还剩下不可动用的粮食储备。
俄罗斯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第一，认定饥荒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主要证据是饥荒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见闻、证言。但是目前关于1932～1932年饥荒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及相关措施旨在消灭乌克兰民众。
第二，饥荒与苏联粮食出口紧密相关。粮食出口是苏联加速工业化、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何况大规模出口粮食并非斯大林的发明创造。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了获取工业化所需资金，沙皇俄国也曾大规模出口粮食。例如，1887～1891年为了换取外汇俄国出口了1 000万吨粮食，导致1891～1892年国家发生大面积饥荒[43]。
第三，种族灭绝是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做法。如果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斯大林就应当把事情做绝，拒绝向遭受饥荒的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而档案文献证实，饥荒发生后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过粮食援助。1933年6月27日，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М.М.哈塔耶维奇给斯大林发来密电，恳请拨付5万普特粮食补贴。斯大林对密电做出批示：“应当拨付。”[44]而此前不久下伏尔加边区新乌津斯科机器拖拉机站政治处主任捷列诺夫提出给予集体农庄粮食援助的请求却被中央委员会拒绝[45]。
В.В.孔德拉申依据档案文献集《苏维埃农村的灾难：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第3卷的资料做出统计：1933年乌克兰共收到50.1万吨以补贴形式发放的救济粮食，是1932年获得救济粮的7.5倍。俄联邦（不包括哈萨克斯坦）共收到99万吨粮食，仅仅比1932年的65万吨多0.5倍。拨付给乌克兰的救济粮主要是1933年春计划用于出口的粮食。1933年春苏联出口的粮食由1932年的180万吨下降到1933年的35.4万吨，减少了4／5[46]。
为了支持乌克兰农业生产，1933年6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下发了关于在1933年6、7月份和8月中旬划拨拖拉机的决议。根据这份决议，在计划向苏联各地区供应的12 100台拖拉机中乌克兰分得5 500台，北高加索2 500台，下伏尔加河流域1 800台，中央黑土地带1 250台、中亚地区550台、外高加索150台、克里米亚200台、南高加索150台。俄联邦所有地区共获得拖拉机5 700台，占调拨总数的47%。而乌克兰却独占45.4%[47]。1933年12月2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还下发了关于在白俄罗斯和西西伯利亚购买1.6万匹马用于乌克兰农业生产的决议。事实上白俄罗斯和西西伯利亚也遭受了饥荒[48]。
第四，因未完成粮食交售任务没收农民所有粮食的现象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出现过。关于这一点很多饥荒目击者的证词以及北高加索边区斯塔罗明斯基区委会的决议都可以证明[49]。如果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为什么俄罗斯很多地区和乌克兰同样遭受这场可怕的饥荒。1933年在萨拉托夫州和奔萨州一些村庄都出现过人吃人或人吃尸体的现象。一名检察官在1933年3月13日报告：在伏尔加边区的村庄，一对夫妇把4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吃掉[50]。乌拉尔州检察官在1933年7月10日的简报中记载，在奥尔金区的乌斯季-图尔克一位父亲把4岁孩子吃掉果腹[51]。
第五，虽然斯大林出台多项法令禁止农民从集体农庄出走，并强制迁移部分农户。但这些法令不仅在乌克兰、在苏联其他地区也实行过。例如，1933年1月22日人民委员会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禁止饥饿农民从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出走的命令。这一命令自1933年2月16日起在下伏尔加边区（即今天的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州和卡尔梅克共和国）实行[52]。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奥尔洛夫州一位领导在1933年4月1日的文件中下令：“最近农民从乌克兰、北高加索边区、下伏尔加边区出走的现象更多了。已经查出的逃亡者应当立即拦截并遣返回家乡。”[53]在俄罗斯，一些农户也被强制迁移。档案文献可以证实这一点：1933年3月2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发布关于从下伏尔加边区迁出个体农户和赶出集体农庄的人的决议[54]；1933年3月，巴什基尔州委发布关于把破坏春播工作的1 000户农民从巴什基尔迁出的决议[55]；苏共中央政治局也曾发布关于从中伏尔加边区迁出6 000多户富农和1 000多消极怠工农户的决议[56]。
第六、饥荒不仅造成乌克兰农村人口大量减少，苏联其他一些地区农村人口数量也急剧减少。1926、1937年全苏人口调查数据表明：30年代初饥荒导致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减少30.9%，伏尔加河流域减少23%、乌克兰减少20.5%，北高加索减少20.4%[57]。另据档案资料证实，俄联邦主要粮食产区和乌克兰在饥荒时损失的农村人口比例大体相当。1931年1月1日～1935年1月1日，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农村人口减少29%；基辅州减少28%；切尔尼戈夫州减少21%；文尼察州减少18.5%；敖德萨州减少17%；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减少16.5%；顿涅茨克州减少10.4%。同期在俄联邦的萨拉托夫边区农村人口减少32%；奥伦堡州减少30%；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减少22.4%；斯大林格勒边区减少18%；古比雪夫边区减少15%，库尔斯克州减少13%；沃罗涅日州减少11%；北高加索边区减少10%[58]。
饥荒给哈萨克斯坦也造成严重后果。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统计，30年代的饥荒使哈萨克斯坦损失人口200万。其中死亡179.8万，另有20万逃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苏联人口统计资料也表明，哈萨克斯坦1926年人口为396.83万，1937年286.24万，比1926年减少110.59万；1939年310.09万，比1926年减少86.74万[59]。哈萨克斯坦民族在饥荒中损失的人口直到60年代末才得以恢复。哈萨克斯坦学者曾这样评价30年代的饥荒：“这是一场可怕灾难，其严重程度超过了哈萨克斯坦民族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60]
第七，在饥荒问题上乌克兰中央领导层也负有责任。因为饥荒一开始乌共中央向苏共中央隐瞒事实。1932年4月26日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С.科西奥尔致信斯大林：“饥荒是我们个别村庄发生的情况。这只是地方办事马虎、冒进，尤其是集体农庄冒进的结果。要坚决摒弃乌克兰大饥荒的言论。对乌克兰的大量援助可以使我们消除这种言论。”[61]笔者认为，这种结论证据并不充分。在斯大林高压之下，完不成粮食征购计划的地方领导要受处分。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有几个乌共领导人还敢向斯大林汇报饥荒真相？尽管到1933年4月斯大林决定向乌克兰粮食提供援助，但为时已晚，况且粮食援助数量有限，对于急需救助的大量灾民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综上所述，1932～1933年的饥荒尽管造成乌克兰至少300多万民众的死亡，但依据档案文献，我们仍难以将其认定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目前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多数研究乌克兰大饥荒的国内外学者的认同。2008年11月，在莫斯科档案总局召开的有关苏联饥荒的研讨会上，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日本等国的学者均认为大规模饥荒是苏联人民的共同灾难，反对从意识形态和种族灭绝角度去评价这场饥荒[62]。
由于30年代的乌克兰饥荒已经成为俄乌关系中敏感的政治问题，部分乌克兰国会议员，特别是亲俄议员担心将饥荒认定为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会招致俄方不满。2006年11月，当乌克兰议会就此问题进行投票时，在450名议员中只有234名参加投票。最终该决议以233票赞成，1票反对勉强获得通过[63]。鉴于认定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种族灭绝行为存在很大争议，而此事已经由历史问题演变成影响当代俄乌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欧洲议会在2008年10月通过的关于乌克兰大饥荒决议中，虽然谴责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是反人类的犯罪行为，但并没有支持乌克兰政府提出的饥荒是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行动的观点。2009年11月，此前一直积极推动此事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也不得不发表声明，称并没有将1932～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大饥荒”归咎于原苏联的“种族灭绝”行动。
〔本文系2011年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后冷战时代的俄乌关系”项目（2011M500698）；2012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后冷战时代的俄乌关系研究”（12D088）；2011年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后冷战时代的俄乌关系”（LBH-Z11049 ）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Кондрашин В.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голода 1932-1933гг. в СССР. М., РОССПЭН. 2011.C.79.
[2]李燕：《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研究综述》，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6期。
[3]Владимир Близнеков， Оранжевая угроза: голодомор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2009. №11. C .83.
[4]顾志红：《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载陆南泉、黄宗良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页。
[5]Андрей череповеций， Убить дракона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8. №.12.
[6]Владимир Близнеков.Оранжевая угроза: голодомор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2009.№.11. C.85.
[7]Медведев считает безнравственными обвин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Голодоморе. http://news. liga.net/news /No838217.html. 15.07.2008., Андрей череповеций. Убить дракона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8. № .12.
[8]E.B.扎依采夫：《铭记过去，构建未来—对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反思》，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1期。
[9]Кондрашин В.В.До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о голоде 1932-1933 гг. В СССР //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2010.№ 2.
[10]每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但每个家庭不少于1 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具有这些特征者，均可化为富农。
[11]以上数据来源于乌克兰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乌克兰国家科学图书馆关于饥荒的档案资料，转引自顾志红《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第281～285页。
[12]Сталин И.В.Соч.Т.13.С.216-217. См.:Данилов В.П., Зеленин И.Е.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5.
[13]Под ред. В.Данилова. Голод 1932 - 1933 годов: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 - 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3. М., 2001. (далее - ТСД). Док. N 217.С. 885.
[14]Владимир Близнеков，Оранжевая угроза: голодомор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2009.№11. С.79.
[15]顾志红：《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第280页。
[16]〔美〕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7]Колектив зац я голод на Укра н.1929-1933. Зб 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 в матер ал в／Уклад. Г.М.Михайличенко, .П.Шатал на.Ред.колег я：С.В.Кульчицький.(в дпов.ред.) н.К., Наукова думка.1992.С.13.
[18]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1927 - 1939 гг.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5 т. Т. 3. Конец 1930 - 1933. М., РОССПЭН. 2001 (далее - ТСД). Док. N 217.С.557-560.
[19]1933年5月6日肖洛霍夫曾致信斯大林，坚决反对在北高加索粮食征购过程中存在的镇压行为。См. 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5 т. Т. 3. Конец 1930-1933.Док. N 317. С. 720.
[20]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Ф. 81. Оп.3. Д.214.Л. 4; См.: Осколков. Хлебозаготовки и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в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ом крае. Ростов н/Д., 1991. С. 27-28.
[21]顾志红：《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第284页。
[22]РГАСПИ.Ф.17.Оп. 26. Д.66.Л.2; Правда. 1964. 26 мая.
[23]Конквест Р. Жатва скорби. Советская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террор голодом. Лондон., 1988. С. 470-472.
[24]ТСД. Т. 3. Док. N 237. С. 604; N 245. С. 611.
[25]Данило В.П.,Зеленин И.Е.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5. С.105.
[26]1930年苏共中央从乌克兰征购了4.7亿普特粮食，1931年征购了4.4亿普特、1932年征购了2.56亿普特。参见ДаниловВ.П.,Зеленин И.Е.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5. С.103.
[27]ДанилоВ.П.,Зеленин И.Е.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5. С.105.
[28]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1927-1939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3. Конец 1930 - 1933. М., 2001 (далее-ТСД). Док. N 176. С. 490.
[29]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П., Ивнического Н.А.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М.,1989.С.41.转引自徐天新《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载陆南泉、黄宗良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30]Iсторiя Украни. Нове бачення. У 2тт.Т.2. Кив., Украна. 1996. С.231.,См.: Науч. ред. Кондрашин В.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 украин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голода 1932-1933гг. в СССР. М., РОССПЭН. 2011.C.104.
[31]РГАСПИ. Ф. 81. Оп.3.Д.93.Л. 24-25.
[32]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 ТСД.Т.3. Док. N 258. С. 634-635.
[33]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ТСД. Т. 3. Док. N 259. С. 635-636.
[34]Осколков Е.Н. Хлебозаготовки и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в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ом крае. Ростов н /Д., 1991. С.76.
[35]Данилов В.П.,Зеленин И.Е.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5. С.108.
[36]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Ф.17.Оп. 26. Д.66.Л. 16. 22. 26.
[37]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Ф.71.Оп. 10.Д.127.Л. 39.
[38]Известия. 1933, 12 марта.
[39]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ТСД. Т. 3. Док. N 267. С.644-645.
[40]Кондрашин В.В.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траг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М., РОССПЭН.2008.С.249-265.
[41]参见沈莉华《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饥荒援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3期。
[42]Кульчицкий С.В. Почему он нас уничтожал ？Киев., 2007., J. E. Mace. Is the Ukranian Genocide a Myth? -“La morte della terra. La grande ‘carestia’ in Ucraina nell 1932-33”. Roma, 2004.
[43]РГАСПИ.Ф.17.Оп. 162.Д. 9.Л. 24, 26-27.
[44]РГАСПИ.Ф.558.Оп. 11.Д. 64.Л. 35.
[45]РГАСПИ.Ф.17. Оп.167.Д.38.Л. 96.
[46]Виктор Кондрашин.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8.№.12.C.136.
[47]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 Д. 923. Л. 17,41.
[48]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 Д. 936. Л. 12.
[49]Виктор Кондрашин.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8.№.12. C.143.
[50]СОГАСПИ. Ф. 1141. Оп. 14. Д. 8. Л. 5.0
[51]Агра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Урала в 1928-1934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Т. 1. Оренбург., 2005.С.205.
[52]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3. М., 2001. С. 644.
[53]奥尔洛夫州国家档案馆：ГА Орл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Ф. Р-1847. Оп. 1. Д. 3. Л. 2.
[54]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 - 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3. С. 706.
[55]РГАСПИ.Ф.17.Оп. 42.Д.55.Л.35, 38.
[56]Под ред.Данилова В.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3. С. 739.
[57]Зеленин И. Е. Стали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верху”после “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лома”. 1930-1939: политик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М., Наука. 2006.С. 120.
[58]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Ф.1562. Оп. 329. Д.49.Л.3-4.
[59]ДаниловВ.П.,Зеленин И.Е.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4.№5.С.106.
[60]Абылхожин Х.Б., Козы баевМ.К.,Татимов М.Б. 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89. №.7.С.57.
[61]Голодомор 1932-1933 рок в в Укра н: документи матер вали. К., 2007.С.127-128; См.:Виктор Кондрашин，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8.№.12. C.143.
[62]Кобелькова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массового голода в СССР 30-х год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2009.№1.C.113.
[63]石希：《乌克兰议会认定30年代“大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人民网2006年11月30日。
（责任编辑张昊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