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1]表现为乌克兰化。“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贯彻落实的。强制乌克兰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党员及苏维埃机关中本土民族的成分增加，乌克兰语得到了推广，促进了乌克兰民族教育的发展。但乌克兰的“本土化”是与当时苏联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全国中央集权化的加强，民族关系领域的宽松政策也难以为继，导致了对乌克兰化政策拥护者及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打压和“清洗”，乌克兰化政策收缩，乌克兰重又回到了两种语言并存的状态。
【关键词】苏联;民族政策;本土化;乌克兰化;
【作者简介】刘显忠，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7）
“本土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政策，是1920年代及1930年代初苏维埃政权处理苏联民族问题的政策。其目的是纠正旧俄国推行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在少数民族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增强少数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通过吸引当地居民参与地方管理的方式巩固民族边区的苏维埃政权。民族自决权理论和《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是“本土化”的意识形态基础。1920年10月10日，斯大林第一次正式宣布了苏维埃的“本土化”政策的基本思想：“必须使边疆地区的一切苏维埃机关，即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直接政权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尽可能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当地人组成。”[2]在1923年春天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本土化”政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方针最后成型。斯大林在大会上强调各民族的友好关系，指出：“为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对其他民族的农民同样亲近的政权，就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其他民族的农民所了解的政权，它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只有这些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用本族语言说话和工作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的政权）才不仅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政权，而且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政权，成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所亲近的政权[3]。会上谴责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机关主要应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当地人组成。颁布特别法令，在为当地非俄罗斯民族居民和少数民族服务的一切国家机关和一切机构内，保证使用本民族语言；颁布法律，对一切侵犯民族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权利的人，用最严厉的革命手段予以追究和惩治。”[4]俄共（布）十二大后，苏联各个民族地区开始贯彻落实“本土化”政策。“本土化”在乌克兰的推行被称为“乌克兰化”。1920~1930年代乌克兰“本土化”政策的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本土化”政策的情况。目前，我国国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回顾这个问题，对认识独立后的乌克兰所进行的乌克兰化无疑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就1920年代苏联的“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实践及效果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苏联1920年代民族政策的认识。
一“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贯彻落实
乌克兰的“本土化”即乌克兰化，是俄国革命的一项成果，早在1919年12月2日的俄共（布）第八次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就指出:“乌克兰的俄国共产党党员，应切实实现劳动群众用民族语言进行学习及在一切苏维埃机关用民族语言交谈的权利……苏维埃一切机关里要有足够数量熟悉乌克兰语言的工作人员，今后还要使一切工作人员能以乌克兰语言交谈。”[5]1920年春，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乌克兰化的专门委员会。1920年4月7日，曾是“斗争派”成员、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格林科把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呈送给乌共（布）中央书记柯秀尔。9月，另一位曾经的“斗争派”领袖、1920年任《消息报》编辑的布拉基特内也向乌共（布）中央递交了类似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党和苏维埃机关乌克兰化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在公文中使用乌克兰语、落实关于乌克兰语平等的决议问题，要列到乌克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日程上”，他要求在动员之后召回来自各地（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精通乌克兰语和乌克兰工作条件的工作人员，“以不懂乌克兰语的来自乌克兰的有同等价值的工作人员取代被动员走的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应当采取措施教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乌克兰语，以命令的方式确定他们应该学会乌克兰语的期限[6]。
1923年4月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本土化”方针后，在当月举行的乌共（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就宣布了“乌克兰化”政策。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立即通过法令确认了这一政策。1923年5月25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按苏维埃的方式落实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指示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国家机关及教育机关中落实与确立乌克兰语和俄语之间事实上的平等相关联的各项措施；为此目的制订相关的法令和决议。委员会的主席是拉柯夫斯基，委员会成员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林科、副教育人民委员里亚波、人民委员会秘书佐林、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索洛杜布、小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于5月30日举行。会议内容为一些笼统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给利益相关的一些部门下达一系列任务，准备有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职员的数量、其中精通乌克兰语者的比例、各级学校学生的数量及学生和教师中精通乌克兰语者数量的材料[7]。
6月1日，在乌克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乌共（布）中央书记克维林做了关于落实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报告，通过了名为《乌克兰语的推广》的决议。在决议中制订了一系列旨在科学论证乌克兰化的一系列措施。决定加快乌克兰语教学词典的出版。责成教育人民委员仔细考察，以便使本土的基辅—波尔塔瓦方言作为词典的基础。在承认哈尔科夫还将长期做共和国首都的同时，责成拉柯夫斯基和扎通斯基仔细考虑乌克兰文化中心的发展形式，认为把科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放在首都是比较合理的。对出版政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依靠专项补贴增加乌克兰语出版物的决议中强调，不允许同时缩减俄语书籍的出版。责成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尽快做出降低乌克兰语出版物价格的决议[8]。
1923年7月3日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会议审议了拉柯夫斯基起草的《关于保证语言的真正平等措施》的法令草案。在讨论之后，增补了绪论部分，在绪论中确认：“由于乌克兰学校和乌克兰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缺少足够的人员，只是形式上承认乌克兰最常见的两种语言（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平等，实际上正如经验所表明的，导致了俄语的优势地位。”文件的最终名称是《保证语言平等和协助乌克兰语发展的措施》。1923年8月1日该文件在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9]。Г.И.彼得罗夫斯基、拉柯夫斯基签署了法令。7月9日和10日，有拉柯夫斯基出席的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委员会又审议了把公文翻译成乌克兰语的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中央和省级权力机关中的公文，作出决定，公文应主要使用乌克兰语。同时在通过的决议中专门附带指出：“现在俄语不再是压迫阶级的语言，相反成了有大量民族群众的苏联交往的工具。”所以，“在加大乌克兰语的推广力度的同时，不仅国家公职人员，而且广大民众掌握俄语也是必要的。”至于各个地区的公文，应该用该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共和国的各种法律文件要使用乌克兰语和俄语颁布。在各级苏维埃会议上每个参加者可以用任何语言发言[10]。但一批人民委员，共13人在报告（已经致函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丘巴尔）中要求做出这样的决议：“通晓乌克兰语的人民委员会所有成员，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必须说乌克兰语。”报告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韦托什金起草，签名的有副教育人民委员里亚波、劳动人民委员洛巴切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切尔柳恰克维奇等。交通人民委员的全权代表的副手马利科夫要求表述准确：用“建议说”代替“必须说”。只有农业人民委员克利缅科表达了特殊的见解：“不应当做出这样的决议，很清楚，每个人都有权用自己掌握的语言说话。”[11]
1923年4月~1925年4月这个时期被称为“法令方面的乌克兰化”时期[12]。当时尽管为落实1923年8月1日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而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如规定从1923年8月1日起禁止接收不能同时掌握乌克兰和俄语两门语言的人进国家机关工作；已经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如果在1924年8月1日前没有学会乌克兰语要被免职[13]。但当时推行这一计划的阻力很大。而且最大的阻力来自党内，首先是来自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因为在国家公职人员中，47%的无党人士很好地掌握乌克兰语，而党员中很好地掌握乌克兰语的只占18.1%。乌共中央的结论是：管理人员不认为是“严肃的政策”，对它持讥讽的态度，这也导致了对这一政策的破坏。人们甚至在精通乌克兰语的情况下也更喜欢说俄语。乌克兰化的检查员曾通报说，当他突然出现在一个机关进行检查时，在没料到他们面前站着检查员之前，那里的所有人都说俄语，只是在知道以后才马上改为流利的乌克兰语。鉴于这种情况，1924年3月的乌共中央全会和5月的党的代表会议都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全体党员学会乌克兰语。但这些决议没有取得任何明显效果[14]。乌克兰化培训班结业的学员只占参加培训学员的11%~15%。全面乌克兰化的最后日期也一拖再拖：起初是从1924年8月1日到1925年8月1日，然后改为1926年1月1日[15]。
1923~1924年的乌克兰化进展缓慢，与当时乌克兰最高领导人对这一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当时的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克维林对乌克兰化态度消极。他在1918年甚至主张顿涅茨克和克里沃罗格州脱离乌克兰。在1923年后他尽管支持乌克兰化，但也不是毫无保留。他多次表示对乌克兰化的担心，担心“共产党”的乌克兰化有可能转变成“彼得留拉”的乌克兰化[16]。当时的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Д.З.列别德也反对实行乌克兰化，而要让两种文化——乌克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自由地进行竞争，哪种胜利哪种就是共和国的主要文化。他在文章中指出：“提出使党亦即使工人阶级积极乌克兰化（不把这一工作转到工人阶级身上，不能使党乌克兰化）的任务，对文化进步的利益来说是一项反动的措施，因为在城乡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关系的当前情况下，民族化即在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人为地推广乌克兰语，就是坚持低下的乡村文化的观点。”[17]
也正是由于克维林对乌克兰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1925年4月他被免去第一书记之职，代之以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卡冈诺维奇。
卡冈诺维奇上任后，乌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紧急程序于1925年4月成立了乌克兰化委员会。4月30日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仿效这个决议，成立了由丘巴尔任主席的苏维埃机关的乌克兰化全乌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个令人生畏的《苏维埃机关立即进行全面乌克兰化的措施》的决议。卡冈诺维奇与时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的亚历山大·舒姆斯基，开始以官僚的方式狂热地落实党和政府的决议。他吸取前任的教训，为了贯彻落实乌克兰化政策，在三个方面采取了新举措：一是党直接主持乌克兰化工作，首先使党全面乌克兰化。规定党的主要出版物，其中包括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都用乌克兰语出版，而此前《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用乌克兰语出版，而党的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用俄语出版。党的中央机关也像党的基层机关一样所有的公文都用乌克兰语，会议要使用乌克兰语，党校的教学也要转成乌克兰语，每个党员，包括普通工人都要学乌克兰语。这些要求也推广到了共青团。二是对乌克兰化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要求乌克兰每个州和每个城市成立乌克兰化的地方党委，各个地方的乌克兰化党委定期汇报情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也成立了自己的乌克兰化委员会，监督并搜集来自各乌克兰化委员会的信息。三是强调强制的必要性详见[18]。在1925年4月的决议中指出，直到现在进行的只是“与农村紧密相关的苏维埃机关的自然的、公式化的乌克兰化以及小学的乌克兰化。”今后需要采用强制措施（“进逼”）。正如后来乌共政治局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夸奖卡冈诺维奇强制推行乌克兰化时所说的：“乌克兰以前的任何一位政治书记在推行乌克兰化时都没有采取如此强有力的进逼。”[19]当时的“进逼”不是逮捕，主要是免职威胁。当时不仅在学校和其他学术机构，而且在机关和日常生活中乌克兰语都是以强制的革命方式和“斯达汉诺夫”的速度推广的。
1927年接替舒姆斯基的斯克雷普尼克，是列宁的老战友，也以契卡的狂热和激情推行“本土化”。在接受巴黎的《乌克兰新闻》采访时，斯克雷普尼克谈到乌克兰化时曾指出：“乌克兰是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独立成员。乌克兰化已经推行，今后还要以最坚决的方式推行……对此不理解或不愿意理解的人不可能不被政府视为反革命者及苏维埃政权自觉或不自觉的敌人。”[20]在那个时期，由于乌克兰化实际依靠的仅仅是有共产主义取向的乌克兰知识分子，普通党员对乌克兰化热情不高，因此，有几年在基辅曾禁止所有的俄语出版物出版，而一些不太懂乌克兰语口语的乌克兰族人都被残酷无情地从各个机关中赶了出来。乌克兰“意识”成了担任各种职位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二 乌克兰“本土化”政策取得的成绩
20世纪20~30年代，在乌克兰以强制的革命方式推行的乌克兰化政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首先，本土民族的党员人数大增。乌克兰从1924年开始大规模招收当地民族的代表入党。1924年乌共（布）共有57 0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其中45%是俄罗斯族人，33%是乌克兰族人，14%是犹太族人[21]。到1930年年初，乌克兰族人在27.1万乌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中的比重提高到了53%。1925年乌克兰族人在乌共（布）中央的代表人数不超过25%，而1930年达到了43%。不过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党中央领导人只推荐非乌克兰族人担任，这一时期先后担任该职务的分别是德意志族人克维林、犹太族人卡冈诺维奇、波兰族人柯秀尔[22]。
其次，乌克兰苏维埃机关中乌克兰本土民族的人比重增大。推行“本土化”政策之前，乌克兰的苏维埃机关中主要是非乌克兰族人。根据1923年的统计调查，当时乌克兰11 826名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中只有797人宣称懂乌克兰语。苏维埃机关中乌克兰人的比重不超过35%。在领导机构中乌克兰族人的比重更小。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职员，犹太族人占40%，俄罗斯族人占到37%，乌克兰族人只占14%。而1927年乌克兰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乌克兰族的比重达到了54%[23]。
第三，乌克兰语得到了广泛推行，促进了乌克兰民族教育的发展。如果说1922年只有20%的公文使用乌克兰语，那么，1927年则达到了70%。如果说1917年革命前东乌克兰基本上没有乌克兰语学校，那么1920年代末97%的乌克兰族的孩子都能用乌克兰语学习[24]。1931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宣布，90%的高等专科学校和80%的中等技术学校都用乌克兰语教学了[25]。这个结论也许过于乐观。因为技术类高校对乌克兰化抵制最为强烈。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重点也主要是那里。1931年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乌克兰技术类高校（51.21%）都实现了用乌克兰语教学[26]。在敖德萨，乌克兰族学生不到1/3，所有学校也都乌克兰化了。主要的图书、杂志和报纸都开始用乌克兰语出版。1926年前乌克兰语报纸的数量增加到了60%，1933年则达到了89%[27]。1930年1月的中央决议规定，专业性的学术和技术杂志逐渐乌克兰化。1930年6月84.8%的杂志（328种中的278种）都用乌克兰语出版，其余的很多都是用犹太语、波兰语、德语等民族语言出版。乌克兰语图书的数量，1927~1928年占乌克兰出版图书总数的54%，1930年则占到了乌克兰出版图书总量的80%[28]。不过，出版物数量上的这种优势根本不能保证读者人数的优势，这主要是中央出版物的巨大影响。尽管乌克兰当局努力阻止，但大多数工人依旧订阅全联盟的报纸。斯克雷普尼克本人在1929年就曾抱怨说，乌克兰出售的书籍，只有15%是用乌克兰语出版的。而其他的85%是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语书籍[29]。剧院、无线电广播、电影制片厂都改用乌克兰语。在乌克兰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俄罗斯剧院了。根据斯克雷普尼克的动议，民族语言甚至在指挥学校及一些红军部队中使用。
第四，在乌克兰所进行的“本土化”，也即乌克兰化，促进了乌克兰民族教育的发展。因为在推行“本土化”政策的过程中也展开了所谓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消除文盲。1923年在乌克兰成立“扫盲”协会。“扫盲”协会由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ВУЦИК)主席彼得罗夫斯基领导。由于积极的教育运动，到1927年，共和国有200万人学会了读写。1920年代末，不识字的人数从占成年居民的76%缩减到43%。1930年代末，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文盲了[30]。乌克兰高校的数量也从1914~1915学年的19所增加到1938~1939年的129所。而大学生的数量也相应地从1914~1915学年的2.7万人上升到1938~1939学年的12.4万人[31]。
尽管当时推广乌克兰语是在民众热情不高的情况下强制实行的，不过现在看来，正是20~30年代的大规模乌克兰化运动为乌克兰保留了民族基因，甚至可以说为90年代的独立做了某种准备。正如曾担任乌克兰总统的Л.库奇马所说的：“无论对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情况持何种态度，应当承认，如果不是当时实行学校的‘乌克兰化’，也许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独立。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培养了千百万乌克兰人，正如时代所表明的，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成了乌克兰因素中最重要和最无法破坏的要素。”[32]
三 对“民族主义倾向”的打击及乌克兰“本土化”政策的最后结局
20世纪20~30年代乌克兰的“本土化”政策，是与新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就本质而言是新经济政策在民族关系领域的具体体现。用当今俄国一些学者的话说就是“民族的新经济政策”[33]。它的贯彻落实也像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一样，是与打击“民族主义倾向”相伴随的。按历史学家索科洛夫的说法，当时中央在推行“本土化”的同时，极力要“控制”住这些地方领导人，不允许他们有过多的独立性，对“民族倾向分子”进行无情镇压[34]。卡冈诺维奇在大力推行乌克兰化的同时，就经常提醒各级党的机关，在乌克兰化的过程中思想斗争不会停止，而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反苏文化的发展速度似乎常常会超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苏维埃文化。所以在推行乌克兰化的过程中，卡冈诺维奇借口与似乎威胁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整体统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斗争，在20年代下半期也开始了对乌克兰化的积极拥护者的打压和迫害。限制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是当时的常用手法。
最早的受害者就是积极推行乌克兰化的舒姆斯基和著名的乌克兰作家、政治活动家、1919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尼古拉·赫维列维。卡冈诺维奇与舒姆斯基之间的分歧，出现在1926年年初乌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如何在异常顺利的强制乌克兰化运动之后更好地继续乌克兰化问题之时。在3月19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卡冈诺维奇宣布，党不应当“使无产阶级强制乌克兰化”。这本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统理论。但舒姆斯基感觉提出这个口号是卡冈诺维奇自己的立场不坚定。结果在3月31日政治局关于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乌克兰化的第二次会议上，舒姆斯基尖锐地批评了卡冈诺维奇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指责他们乌克兰化的速度过慢。舒姆斯基丢掉了卡冈诺维奇所说的“强制乌克兰化”中的“强制”这个关键词，指责卡冈诺维奇说党不应当使无产阶级乌克兰化。其他政治局成员也为卡冈诺维奇辩护，说他没说过这样的话。盛怒的舒姆斯基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进行猛烈攻击。当然卡冈诺维奇也对舒姆斯基进行了反驳。舒姆斯基宣布他再也不能在乌克兰工作了[35]。另外，舒姆斯基在不同场合还多次要求从乌克兰召回卡冈诺维奇。比如早在1925年10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与西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见时，舒姆斯基曾暗示应以乌克兰本族人取代卡冈诺维奇。斯大林认为这在原则上是需要的，但从政治角度来看为时过早。在1926年4月20日舒姆斯基又向斯大林提出撤换卡冈诺维奇的要求，建议以丘巴尔取代他[36]。而卡冈诺维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则对舒姆斯基提出了两个很危险的指控，一个是原“斗争派”成员聚会以联合反卡冈诺维奇的力量，这是要让斯大林明白卡冈诺维奇和舒姆斯基的冲突不是私人冲突，从冲突中可以看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想要建立政治反对派。二是在信后附上了从乌克兰作家赫维列维刚刚发表的抨击性文章中摘录的六页文字，指出舒姆斯基保护认为乌克兰文化应面向西欧而不是莫斯科的赫维列维，暗示这两个人最近的行为证明“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增强”，并要求斯大林写一封有自己对这一案例看法的短信[37]。斯大林4月26日致信卡冈诺维奇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在承认舒姆斯基有一些正确的想法的同时，认为“决不能强迫俄罗斯工人群众放弃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而把乌克兰文化和语言认做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这是跟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抵触的。这不是民族自由，而是一种独特形式的民族压迫。”他谴责了舒姆斯基对赫维列维的保护，认为无产阶级的乌克兰化是个长期、自发、自然的进程。“企图从上面以强制无产阶级乌克兰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自发的过程，这就等于实行一种空想而有害的政策，这种政策会在乌克兰境内非乌克兰的无产阶级阶层中引起反乌克兰的沙文主义。”[38]斯大林的这封信实际上是支持卡冈诺维奇的乌克兰化方针。正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组织了批判舒姆斯基的运动。斯克雷普尼克组织了对他的政治中伤，1927年2~3月的乌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指摘舒姆斯基的观点是“民族主义倾向”。他被解除人民委员一职并被调到俄罗斯的列宁格勒担任列宁格勒恩格斯国民经济学院院长。由斯克雷普尼克继任教育人民委员。
1928年，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提拔，柯秀尔接替他担任乌共总书记。柯秀尔是乌克兰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上任后同样致力于行政命令的方式，使用非法手段寻找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1929年，揭发出了实际上不存在的敌对的“乌克兰解放联盟”。国家政治保安局认为叶夫列莫夫院士是其领导人，一些著名的乌克兰教授、作家、教师、职员是其成员。审理了“乌克兰民族中心”、“乌克兰民族党联盟”、“托洛茨基民族联盟”等司法案件。提出的指控归结起来就是已经成了公式化的表述方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1933年1月斯大林书记处的得力助手波斯蒂舍夫到乌克兰担任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实际上从1933年1月到1937年1月他履行的是第一书记的职责）。他一到任就开始对斯克雷普尼克施加压力，取消了斯克雷普尼克编订、各个大学都在讲授的民族政策必修教程的授课；在2月初举行的乌共中央全会上，波斯蒂舍夫间接地对他进行了尖锐批评。2月19日他的私人秘书被指控为反革命的乌克兰军事组织的成员而遭逮捕。1933年3月到5月，在乌克兰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官方文章，不提名地批评了与斯克雷普尼克相关的乌克兰化措施。在6月8~11日举行的乌共中央全会前夕，经乌共中央政治局许可，《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杂志对斯克雷普尼克进行了公开的尖锐批评。在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克雷普尼克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没被接受。在全会后，乌克兰报刊对他的公开批评更加激烈。1933年7月7日斯克雷普尼克因无法忍受各方面的中伤而自杀身亡。由于是自杀，斯克雷普尼克这名老布尔什维克没有被定为反革命，仍被认为是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放松了自己的革命警惕，使得与反革命组织有关联的破坏分子占据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的显要位子。”[39]
1920年代末~1930年代乌克兰对乌克兰化政策拥护者及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打压，对乌克兰党和苏维埃机关民族干部的“清洗”，意味着乌克兰化政策的收缩。而这又是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分不开的。1930年代乌克兰化政策的收缩，是放弃新经济政策转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必然结果。正如一位研究乌克兰化的学者所说的：“从1932~1933年开始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上发生的明显变化确实提供了说乌克兰化进程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根据。全国的大环境（不仅仅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特有）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另一方面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因此继续讨好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力量是多余的（甚至对中央政权是有害的）。在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条件下，斯大林要对乌克兰的农民进行全面监督，为此就不允许强化有民族情绪的知识分子在乌克兰农村的影响。与‘民族反革命’斗争实际上将后者置于‘无法律保障’的境地。”[40]美国学者马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民族建设始终属于苏联政策的“软性路线”，当它不与党的“硬性路线”——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的任务相矛盾时，就会得到发展。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引发的中央集权化的加强导致了俄罗斯中央影响的加强，是全盘乌克兰化破产的主要原因。”[41]
不过，1930年代在“清洗”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民族干部”的同时，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从来没有关于废除乌克兰化的任何正式声明。档案材料证明，在这段时期它仍是乌克兰领导人关心的问题。1934年3月，柯秀尔要求乌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国家机关乌克兰化的状况。乌克兰报刊上公开通告了将要进行的调查。1935年后政治局突然又转回到了提拔乌克兰族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政策。1935年2月26日，乌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中央干部司下达了提拔乌克兰族干部的相关指示。
1935年6月3日中央出台了决议，提出只能派乌克兰族人担任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务的要求。组织局在自己的一些决议中要求推荐乌克兰族人担任高级领导职务[42]。在1937年5月27日~6月3日举行的乌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柯秀尔还说沿着十年前的那个方向“继续进一步乌克兰化的路线”[43]。乌克兰的历史文献中一般把1938年作为乌克兰化的结束年代，当时通过了两个著名决议：一个是《关于乌克兰语学校必须学习俄语》，另一个是《乌共（布）中央的俄语报纸<苏维埃乌克兰>与乌克兰语�<共产党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处于平等地位》。此后开始了被有些学者称为“乌克兰化进程逐渐正常化”[44]的时期，苏维埃乌克兰仍是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并存。
结论
如何更好地处理民族问题，这是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就民族自身而言，每个民族都有保留自己的民族特征、保留民族多样性的愿望和要求，对这种要求应当尊重。发展民族文化（在苏联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文化）是合理的，但主要不应靠共和国行政机关的行为及经费，而是靠自由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来发展。对学校教学语言的选择也不应由民族共和国教育机关的指示确定，而是应由相应学区的居民民主意愿决定。同时，在统一的国家为了经济及其他要求，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机关可以尽力鼓励、但不是强制民族间交往的主要语言（在苏联就是俄语）的普及。以强制方式进行“本土化”、民族化，过分强化民族特征，会导致新的民族歧视和新的民族问题，不利于统一国家内民族共识的形成。从20世纪2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实践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民族政策上不能走极端，不能迷信行政力量，应该尊重各民族人民自己的选择。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不能按民族成分来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培养公民平等意识是十分重要的。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就是要完成由民族国家向公民国家的转化，就是要以建立在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基本理念基础上的公民国家，取代建构在某一民族性之上的民族国家。苏联时期提出的“苏联人民”的概念本质上就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当今乌克兰所面临的也是一个是把乌克兰建成一个建立在乌克兰族裔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的公民国家的问题。
在当今乌克兰，乌克兰族人占绝大多数，俄罗斯族人属于乌克兰的少数民族。当今乌克兰搞的乌克兰化表明，曾反对俄罗斯化的乌克兰，在自己虽脱离了苏联而成为独立国家后，所用的还是苏联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不但无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反而会引起很多新矛盾。认为“乌克兰如果还把俄语作为一种国语，乌克兰语就会消失，国家和乌克兰语会一同消失”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实际上俄语在乌克兰的国语地位根本不会影响乌克兰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哈萨克斯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乌克兰75%~80%的公民流利地掌握俄语，而哈萨克斯坦85%的居民视俄语为母语，俄语在那里为第二国语。这并没妨碍它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相反，正如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对后苏联地区的新国家来说，俄语的普及是个重要优势，它有助于这些国家在当今世界进行配套建设，与世界各国进行接触，掌握世界科学文化成果。”[45]
〔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BMZ03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乌克兰是个新国家，它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本文所说的乌克兰，是1939年前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还不包括面积近15万平方公里的西乌克兰。
[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150页。
[3]同上，第231页。
[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9页。
[5]《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6]Ненароков А.П.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ервых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0,№2.С.4.
[7]Там же，С.9.
[8]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0,№2.С.9.
[9]Там же,С.9.
[10]Там же,С.10.
[11]Там же.
[12]Мартин Т. Импери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Нации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ССР.1923—1939.Москва, 2011，С.115.
[13]Там же,С.117.
[14]Там же,С.118.
[15]Там же,С.120.
[16]Там же,С.119.
[17]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18]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122~124页。
[19]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124页。
[20]http://bratyaslaviane.narod.ru/2006/2/i2-06-3-r.html
[21]Ульчицкий С. Курс—украинизация.//Родина.1999,№8,С.109.
[22]Под ред.Смолия В.А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Москва,2008,С.627.
[23]同上，第626~627页。
[24]Лановик Б.Д.,Лазарович М.В. Iстоiр я Укра ни：Навч. Посiб. Кив, 2006,С.374.
[25]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第155页。
[26]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155页。
[27]Лановик Б.Д.,Лазарович М.В. Iсторiя Украни：Навч. Посiб. Кив, 2006,С.374.
[28]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153~154页。
[29]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154页。
[30]http://rudocs.exdat.com/docs/index-412295.html?page=4 。按：1939年的人口调查记录，50岁以下的人中不识字者只有15%。见Под ред.Смолия В.А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Москва,2008,С.658.
[31]Под ред.Смолия В.А.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С.657.
[32]转引自Медведев Р. Расколотая Украина.Москва,2007,С.100.
[33]Аманжолова Д.А.,Кулешов С.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нэпа”.См.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 2002.С.58.
[34]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1917-1940. Москва, 1999, С.131.
[35]详见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292~293页。
[36]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294页。
[37]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295页。
[38]《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7页。
[39]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473页。
[40]Елена Борисёнок， Феномен советской укранизации 1920-1930 годы. http://www.nnre.ru/politika/fenomen_sovetskoi_ukranizacii_1920_1930_gody/index.php
[41]Мартин Т.前揭书的第154页。
[42]详见Мартин Т. 前揭书的第496~497页。
[43]Борисёнок Е.Ю.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талин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и поворот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на Украине(1930-е годы). См.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1, С.168.
[44]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1,С.168.
[45]Медведев Р. Расколотая Украина.С.111.
（责任编辑向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