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乌克兰历史上曾经受过严重的俄罗斯化影响，语言生活呈现出双语现象。独立后的乌克兰试图通过语言立法和乌语推广消除俄罗斯化影响。但是，数百年来与俄罗斯的纠葛形成了特殊的语言群体分布，改变了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生活习惯。乌克兰化陷入旷日持久的语言政治斗争。本文试图从语言群体界定的不确定性、乌克兰化及其效果等角度阐述乌克兰的语言政治斗争，揭示语言政治及社会语言生活折射出的深层问题。

　　【关键词】语言政治;乌克兰化;乌克兰语;俄语

　　【作者简介】戴曼纯，1964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一 导言

　　乌克兰的语言问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时爆发语言权利之争，俄语使用者及其境外支持者谴责新的语言法违反人权，而语言政策制定者及其西方支持者认为照顾俄语使用者的权益就会损害国语地位。2010年2月，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再一次引发关于俄语地位的争论[1]，并最终于2012年8月8日签署颇受争议的《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赋予俄语或其他小族语言“地区语言”地位。语言政策没有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反而导致乌克兰社会出现了不和谐现象，乌克兰语（以下简称乌语）与俄语当前处于微妙并存关系。许多人把语言选择看作忠于两派对立政治势力、对立文化势力的象征，要么亲俄罗斯，要么亲欧洲和西方。

　　宪法规定乌语为唯一的国语，推广乌语意在去俄罗斯化[2]，但国家同时维护（包括俄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以促进乌克兰（不限于乌克兰族）公民身份的构建。政府依然支持俄语及其他民族语言教育（包括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虽然独立后的语言政策大幅提高了乌语地位，使其广泛用于教育、政府和公共领域，但是俄语继续在众多领域（如商业）和地区（如东部和城市）占有统治地位。许多人深感乌语的生存依然受到俄语的威胁[3]。乌克兰的语言政治环境使乌语前景不甚明朗。新的语言法表面上看是保护俄语，实际上在将乌克兰语边缘化，有可能最终导致其消亡。

　　本文首先简要概述乌克兰的语言生活及乌语地位变迁，然后从语言群体界定的不确定性、乌克兰化及其效果等角度阐述乌克兰的语言政治斗争，揭示语言政治乱象及社会语言生活折射出的深层问题。

二 乌语及其地位变迁

　　乌语在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现有约3 600万的使用者[4]，它和俄语及白俄语一样同属斯拉夫语族的东斯拉夫语支。原始乌语起源于6世纪与11世纪中叶，一些同属斯拉夫语族的部落迁徙至第聂伯河中心盆地的西部，语言逐渐出现有别于其他斯拉夫方言的特征。这些显著特征累计在一起形成了原始乌语，为标准乌语奠定了基础[5]。乌语标准语采用西里尔字母拼写，语言系统起源于19世纪(此前尚无书面体系)；标准语以东南部近期的统一方言为基础，利沃夫(L’viv)西部乌语口语自19世纪后期开始也对标准语的形成产生了影响[6]。19世纪的乌克兰西部地区在奥匈帝国及波兰统治期间具备发展乌语及民族文化的有利条件，该地区在苏联期间比其他经历俄罗斯化的地区更有可能成为乌克兰语言文化的福地，因此，利沃夫可能是如今唯一盛行乌克兰语言文化的大城市[7]。西部地区为乌语标准化及其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乌克兰化(Ukrainization)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东部地区自17世纪中叶开始被俄罗斯帝国统治，沙皇将乌语定义为俄语的地区方言来加以限制，东部地区流行俄语[8]。有学者指出，乌克兰的历史裂痕增加了民族语言的复杂性，民族语言问题与历史传承使国家建设极具挑战性[9]。

　　毋庸置疑，乌克兰复杂的政治历史决定了语言政策的复杂性和变化性。除短暂独立时期外，乌克兰的语言地位完全由外族决定，如立陶宛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10]。由于历史原因，俄语长久以来一直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直至乌克兰立法正式确立乌语为唯一国语[11]。18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统治下的乌语被赶出大部分社会语言生活领域，语言结构受到俄语的影响，乌克兰标准语大量借用俄语成分，后者成了参照标准。俄罗斯在乌克兰政治、文化和语言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乌克兰出现了乌-俄双语现象，俄语成为主要语言，乌克兰人口分化为俄语阶层和乌语阶层。但是，双语分化极为复杂，既有民族因素也有民族语言成分在起作用，乌语使用者和俄语使用者混居在一起，与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典型双语、多语国家有明显的区别[12]。乌-俄双语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乌语群体有人说俄语，而俄语群体基本不会使用乌语。

　　沙皇时期禁止使用乌语，禁止传播乌克兰文化，致使乌语地位岌岌可危，但是有学者认为乌语就像乌克兰人的精神一样，未曾被俄罗斯人消灭[13]。乌语于1990年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语言生活逐渐出现了有利于乌语的变化[14]。为了推广乌语，乌克兰政府自1991年8月24日独立以来做出了不懈努力，为语言能力不足者开设语言教学课程[15]。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更改地名（包括街道标识语），统一将俄语换成乌语(虽然进度不快但也在稳步进行)，最典型的例子是首都不再是按俄语转写的Киев（Kiev），而是基于乌语拼写的Киiв（Kyiv）。

　　独立后的地方政府依据国家将民族与语言关联在一起的法律条文，忽视俄语乌克兰人的语言愿望，按照人口的民族成分确定开设具体语言（乌语、俄语等）的学校数量。有的地方甚至不顾人口分布特点及家长的愿望强行实施乌语教学，例如在最大的俄语城市基辅，所有俄文学校改为乌语学校。这些做法与乌克兰签署认可的《框架协定》(Framework Convention)（第14款赋予少数民族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和《欧洲宪章》的有关规定相悖，因而招致欧洲理事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机构的反对[16]。然而，把维护欧洲弱势小族语言的规定应用到维护乌克兰强势俄语上可能危害到乌语政策的实施，所以尽管乌语的国语地位使其成为了各级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俄语依然作为通用语言广为使用，许多人同时使用俄语和乌语。即使在俄罗斯化影响最小的大城市利沃夫，大部分高校课程（尤其是理工科课程）主要用俄语授课。

　　乌克兰的语言生活状况复杂而微妙。由于历史上漫长的俄罗斯化，不少乌克兰族的语言忠诚度大受影响，一边声称乌语为母语，一边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俄语。所以，有学者认为乌克兰语言斗争的核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乌克兰民族的语言忠诚问题[17]。自独立以来的二十年中，语言问题依然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复杂的角色。从语言地位和本体角度看，乌语和俄语依然属于“小”语种和“大”语种；乌-俄双语关系依然很不稳定。在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和地区，其中一种语言通常占有绝对优势。在语言地位的维护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表现出保护各自利益的态度。俄罗斯联邦政府公开支持并保护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所有俄语群体(包括俄族之外的其他俄语使用者)。某些政治阶层和社会阶层往往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存在的俄语强势地位不容置疑，甚至提出（分为三支的）共同的“俄罗斯民族”(Russian nation)概念，建立一个（团结东斯拉夫各民族的）国家(one state)。而乌克兰民族阵营坚持将政治家使用的语言与忠于国家直接联系在一起，拒绝成为“另一个爱尔兰”，不允许殖民者的语言成为前殖民地的主要语言[18]。因此，语言政策引发的斗争仍在继续，各种现行政策的实施依然不甚平衡[19]，乌克兰语言群体处于不稳定的动态变化状态。

三 乌克兰语言群体的不确定性

　　虽然乌克兰语言生活格局的基本特点是双语现象，但是语言群体的划分和比重变化相当不稳定。一是语言和民族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二是乌语和俄语的使用人口比例在发生变化。下面几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在乌克兰独立之前，乌语和俄语使用人数就已经极不对称，俄语已然成为社会主要语言。乌克兰的俄语使用者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人数最多[20]。根据1989年苏联的普查数据，乌克兰人口为5 145万，72.7%为乌克兰族，22.1%为俄罗斯族，仅有64.7%的人口（其中包括87.8%的乌克兰族）认为乌语是母语，32.8%的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乌克兰族）认为俄语是母语。有些调查统计显示乌语使用人口比例在44%与47%之间；乌语标准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比例则更低，但是尚无客观准确的数据统计出非标准乌语的使用情况[21]。另一数据显示，大约2 100万乌克兰人操乌语，1 700万乌克兰人操俄语，1 100万俄罗斯裔操俄语[22]，此时的数据显示出明显的俄语优势。不同的数据表明乌克兰的语言群体结构在发生变化。关于民族、母语和日常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乌克兰族、母语和日常语言均为乌语者占33.3%，母语为乌语但日常用俄语者占7.5%，母语为俄语且日常用俄语者占13.4%，母语为乌语但日常双语并用者占11.8%，乌语和俄语同为母语者占9.5%，属于俄罗斯族且母语和日常语言均为俄语者占20.3%，声称自己的民族为乌-俄者占0.7%，其他民族2%[23]。这个数据说明，单一乌语群体仅占三分之一强，单一俄语群体五分之一强，但从日常语言使用来看，俄语似乎略占优势。日常双语并用者也高达五分之一强。也有数据表明，全国90%以上的人使用乌语或俄语，甚至乌、俄两种语言；60%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乌语，38%认为母语是俄语[24]。这些数据显示，语言群体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乌语和俄语均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乌克兰不存在不用乌语、俄语的领域或地区，没有乌、俄之外的语言占统治地位的现象。虽然在某些具体领域乌语、俄语之一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领域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根据地域划分，乌克兰的语言区可分为西部、中部和东南部，单一乌语为主地区在西部（加利西亚，以及一定程度上为单一乌语的沃利尼亚和布科维纳）；单一俄语为主地区在东南部（克里米亚，顿巴斯市区）；有的地区乌语占主导地位（中部地区，第聂伯河右岸），有的地区是俄语占主导（东南部，大部分人生活在说俄语的城镇），一部分地区乌、俄两种语言的使用情况相差无几（中部地区，第聂伯河左岸）。乌语作为日常用语的人口比例分布如下：西部地区为91.6%，中部地区（基辅除外）78%，中东部地区49.6%，基辅23.6%，东南部13%[25]。乌克兰语言群体的不确定性与下列因素不无关系。

　　（一）语言群体带有政治色彩

　　乌克兰的政治倾向与语言差异基本相通。西部的乌语地区愿意与西方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而东部的俄语地区倾向于和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26]。

　　从维护主要语言地位的角度看，乌克兰似乎只有乌语、俄语两个阵营。乌克兰语言政治的确存在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乌语阵营和俄语阵营。乌语方的诉求包括乌语使用者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即如果没有国家支持，乌语及其文化有可能走向消亡，因此，双语现象应该建立在个人语言能力发展的基础上，即如果乌语使用者能流利使用俄语，那么俄语使用者也应该很好地掌握乌语。俄语阵营则以俄语使用者的民权作为政治诉求，试图在全国推行双语制，以保证俄语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成为近半数乌克兰人的语言[27]。

　　可见，各阵营在表达不同的语言政治观点，包括语言地位、语言合法性及语言使用在不同领域中的限制。旷日持久的乌克兰语言之争情况复杂，不同阵营各执一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关语言的政治辩论并非反映语言构建问题，亦非语言群体的利益和态度问题，而是因为语言保护方针目标发生冲突。

　　与其说乌克兰的语言之争缘于语言群体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政治派别之间斗争。语言的紧张关系源于构建乌语群体或俄语群体的方针出现冲突，关乎身份的确立，甚至语言群体的存亡[28]。

　　（二）划分标准混乱不一

　　有人说乌克兰语言政治的实质不在于语言社团及其代言人之间的对立，而是乌克兰缺少界限分明的语言群体[29]，即缺少科学客观的标准来界定语言群体的划分。例如，母语在乌克兰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不但指第一语言，还包含民族归属。大多数乌克兰族把母语和国族身份联系在一起，而俄族往往用它指自己主要使用的语言。这就使独立后的俄族面临母语和新的国族身份不吻合的问题。调查显示，东部地区的某些人确实遇到这样的难题，要么决定将俄语定为母语而面临在身份象征上被排除出国民群体，且母语定位无法获得认可，要么个人重新根据国家语言定义母语，宣称乌语是自己的母语。当然，不是所有俄语使用者都经历过这样的两难境地[30]。不同母语标准影响了语言群体划分的准确性，例如某些乌语水平非常有限的东部年轻人声称乌语是他们的母语。

　　除母语这个标准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界定语言群体。看似双语社会的乌克兰实际上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存在三种语言群体，即操乌语的乌克兰族、操俄语的乌克兰族和操俄语的俄罗斯族，三个群体规模大致相等[31]。每一个语言群体都有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乌克兰的语言政治就是他们之间的争论[32]。这一分类的问题是，操俄语的乌克兰人到底应该归属乌克兰群体还是俄罗斯群体。依据民族属性，应归于前者；而按照语言，应归于后者。理论上讲，还可能出现操乌语的俄罗斯族和乌-俄双语者。他们在人数上可能不占优势，但他们的群体归属如何确定？在乌语和俄语的竞争中，这些语言小群体可能成为语言政治各派争夺的对象。

　　此外，语言政治中间派提倡双语制，抛开语言群体之分和语言选择，将两种语言文化元素融入身份认同和社会行为[33]。但是，由于双语制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留下不好的印象，恐难获得有力的支持。当前乌克兰政界对双语制问题虽有分歧[34]，但总体上并不支持双语制。

　　在社会语言生活中，语种数和语言使用者类型或群体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如前所述，虽然乌克兰的三类语言群体并存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群体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有时候，语言群体的划分依据语言倾向性，而非使用者的母语；尤其复杂的是，乌克兰语言群体中确实存在操乌、俄双语的第三类人。

　　有的学者在划分语言群体时不考虑双语使用者。按照库梅尔克[35]的划分，乌克兰的语言群体分为四类：（1）乌语乌克兰族，（2）俄语乌克兰族，（3）乌语俄罗斯族，（4）俄语俄罗斯族；按照族裔划分则为三种：（1）单一乌克兰族，（2）单一俄罗斯族，（3）乌俄混合族[36]。这样的划分要么强调民族属性，要么结合语言和民族两个概念。前者抛开了语言，起不到语言群体划分的作用；后者看似更全面，实际上忽略了双语者，依然界定不精确，尤其是语言群体的划分还可以根据语言实际运用（如家庭语言、主要家庭语言、第一语言、常用语言），乃至语言态度或亲和度。但是，语言运用和态度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还不足以明确界定乌克兰的语言群体或社团。乌克兰既没有完全形成界限分明的语言群体，也没有出现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显著不同的特征。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所谓乌语群体和俄语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语言使用偏好和倾向抽象出来的概念[37]。不同阵营采用不同的标准或概念对现有语言使用者进行群体划分，实际上是寻找有利于自己的群体界定方式对他们的身份进行不同的界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表达不同的政治意图。

　　还有学者[38]从地域、社会政治和宗教角度看待语言群体的划分，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地域划分群体需要考虑乌语和俄语的使用、语言地位、乌克兰民族意识、建国积极性、抗拒俄罗斯化的态度等因素。从社会政治角度划分群体则需区分人们参与或支持社会活动及政党的程度。从宗教角度看，群体划分可以依据宗教信仰和态度，例如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使用乌语，乌克兰正教会则使用俄语（除俄语群体外，相当一部分乌语使用者认为俄语优先）。语言政治研究者在区分语言阵营时还采用了其他不同概念，如乌语者、俄语者、俄语乌克兰族、乌语民族、东斯拉夫语者、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亲俄份子、亲苏份子等不同称谓不一而足。这些概念不但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而且有的含义很不准确。例如，许多主要使用俄语的人可能非常支持乌语发展，赞同子女接受乌语教育，来自农村地区、主要说乌语的人可能认为俄语更好、更有文化[39]，因为俄语区主要在大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无论以何种方式划分，划分者的目的无非保障语言群体（虽然难以明确界定）各方利益，保护乌语或俄语。

　　综上所述，用于群体界定的概念涵盖语言、民族、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偏好、政治倾向等，前两个概念的定义相对清楚，后几个概念则很难准确把握。因为语言群体的划分涉及敏感而微妙的语言、社会、政治、民族、心理等因素，语言使用与使用者心理均影响调查结果，所以只强调一两个因素很难将语言群体划分清楚。如果国家的语言政策将所有因素加以综合，很可能有利于最终的语言群体融合，实现乌克兰化目标。

　　（三）语言意识形态形成阵营

　　乌克兰的政治环境为不同语言意识形态者提供了语言斗争的阵地和土壤。乌语和俄语群体出现两极分化，乌语者希望只有乌语一门语言，俄语者希望政策允许自己的语言能和乌语平等并存[40]，但是乌克兰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民族语言群体认为自己在国家语言政策中受到排挤，或明显感受到歧视[41]；另一方面，乌克兰政要没有表现出保护某一语言的迫切态度，而是采取中间派观点，把双语现象看作乌克兰社会的内在特点[42]。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家会出面维护乌-俄混合语(Surzhyk)或乌-俄双语者的权益，反而所有主要政党自身或者其选民认为他们或多或少地认同俄语或乌语[43]。一般政党的中间派态度情有可原，因为坚决支持任何一方的语言将引起其他选民的不满。但这不表明政党不受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地区党为了获得更多俄语选民的支持，承诺将俄语提高至国家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力推《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颁布实施。由于没有足够多议员的支持，俄语难以成为乌克兰的国家官方语言。

　　某些政党或政治家在语言问题上表现出的内敛并不表明乌克兰的语言政治有着统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语言意识形态决定语言群体的形成以及社会个体的语言群体归属或身份认同。舒姆连斯基通过分析涉及语言问题的政治文本和话语后发现，乌克兰语言政治存在亲乌语(Ukrainophile)和亲俄语(Russophile)两大阵营，每一个阵营又各自细分为两派。亲乌阵营分为乌语扩大论(maximalism)和实用论(pragmatism)，亲俄阵营分为俄语至上论(supremacy)和语言平等论(equality)两派[44]。乌克兰的语言政治斗争有两个层面，一是语言政治各阵营派别之间的内部斗争，二是两大阵营主要政治势力间的斗争。亲乌阵营强调去俄罗斯化，亲俄阵营称其为乌克兰化。亲乌阵营的诉求不但包括乌语使用者的利益，还有整个国家的利益（即语言文化的生死存亡）。亲俄阵营挑起民权问题，宣称不应强求公民说国语，而国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亲乌阵营强调个人双语现象，亲俄阵营力举国家双语制[45]。但是，许多政要只关心权力和经济，对解决俄语地位问题漠不关心，且有一部分人认为提高俄语地位会损害乌语政策的实施[46]。

　　有学者对乌克兰语言政治文本[47]和媒体文本[48]所做的分析揭示了错综复杂的语言政治思想。舒姆连斯基的分析显示，亲乌和亲俄两大阵营没有他们宣称的那样思想统一，他们保护语言群体利益的策略和表现形式存在内部差异。库里克则发现乌克兰媒体对语言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把乌语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唯一语言或主要语言，乌语是国家象征，是所有公民认同的语言；另一方面，媒体认为俄语同样是所有社会生活能接受的语言。媒体文本显示出乌语的首要地位，也表达了乌、俄两种语言实际平等、可以互换使用的观点。无论语言政治领域还是大众传媒对于语言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口径，不同语言意识形态给乌克兰语言政策的实施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乌克兰化进程。

　　舒姆连斯基归纳出的四个语言政治派别代表四种不同语言意识或群体(准确地说是设想出的语言群体)。亲乌扩大论认为乌语是乌克兰四分之三人口的语言，这个判断并不符合语言生活实际状况。有些人的民族身份与语言使用并不吻合，例如操俄语或亲俄语的乌克兰族。操乌语的其他民族也难划入这一范畴，即使他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乌语，甚至达到反对俄语的地步。虽然有些操俄语者可实际划入乌语群体，但是扩大论者对他们的描述往往带有明显的消极成分，含有排他内容。乌克兰化的方针没有为他们提供回归乌语群体的途径，让他们颇感不舒服。实用论不同于扩大论，强调引导人们朝设想的方向发展。实用论的语言群体标准包含民族这一概念，但不是仅此而已，实用论构建乌语社团的方针甚至吸纳亲乌语而未实际使用乌语的人们。实用论的语言方针不要求加入乌语群体者离开原来的语言群体，也不强求人们只使用乌语，其结果是转入乌语群体者不会试图提高俄语地位。这就使亲乌语的实用论者与亲俄语者为争夺潜在语言使用对象展开竞争。

　　俄语至上论者将语言和民族归属联系在一起，使用俄语是归属俄罗斯族的表现。在他们看来，俄语社团的同一性一部分表现为民族性，一部分表现为文化和心理。由于维护俄语的目的实际上是维护其主导地位，其语言方针的实施必然出现以下几种情况：（1）与提高乌语地位者形成紧张关系，（2）与国家形成紧张关系（只要国家支持乌语地位的提升或拒绝提高俄语地位），（3）给俄语使用者内部带来矛盾冲突，因为有的人漠视、反对提高俄语地位或维护俄语在当前乌克兰社会的作用。俄语至上论的语言方针尤其提倡将乌克兰的俄语社团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满足同样的利益需求。而这一点与建设乌克兰民族和国家的理念截然相反。语言平等论者也呼吁提高俄语地位，目的是防止俄语群体遭受歧视，将俄语确定为乌克兰的（象征性低于乌语的）官方语言，甚至（与乌语完全平等的）国家语言。他们声称语言群体的划分不能等同于民族划分，既然俄语和乌语并存是一种客观存在，推行单语制就违背了语言生活的自然性。语言平等的呼声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乌语在乌克兰西部和中部地区（后来扩展至首都）流行，俄语在东部和南部流行。平等论者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只赋予乌语国语地位就忽视了地方利益，甚至使乌克兰部分地区处于优势地位。俄语平等论对乌语群体和俄语群体的形成有不同的判断，认为乌语已经形成自己的语言社团，而俄语使用者是一个潜在的群体，语言社团尚未形成[49]。

　　很显然，乌语扩大论和俄语至上论相互否定对方语言的地位，提倡单语制，排斥对方语言群体，将其边缘化。乌语实用论和俄语平等论也存在一定的对立，但能承认语言并存的既成事实，期望双语和平共处，赞同或至少不反对双语制。

　　提出不同语言方针的四方各有说辞。乌语扩大论者认为乌语被斩断了翅膀，削去了双腿；实用论者则提倡竞争，提倡乌语使用者互助；俄语至上论把俄语描写为积极的有用工具，给（认同乌语而非俄语的）乌语使用者贴上消极的标签。乌语知识分子在参与社会构建时多半表现出民族意识，而（人数众多、著作颇丰的）俄语知识分子在乌克兰独立后暗地里受到排挤。因此，把乌语确立为唯一国语被人描写为亲乌者的胜利，而在他们自己眼中，这一胜利不是他们的成就，而是实权者（权贵和商人）的作为[50]。亲乌和亲俄阵营的政治势力被选民贴上“亲乌语”或“亲俄语”的标签，他们在维护自身语言的同时并不明白谁被划入其语言群体。例如，尤先科（前）总统和“我们的乌克兰”联盟领袖在谈及乌语的统一作用时把乌语看作四分之三人口使用的语言，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乌语扩大论。相反，俄语阵营的“地区党”则采纳俄语至上论和平等论的观点。这些观点决定了当前语言之争的内容和特点。何方占据上风、是否按照具体的语言群体划分标准形成明晰的语言群体结构，均取决于语言政治观点符合乌克兰当前语言实践和语言倾向的程度，还取决于社会语言实践和语言态度的变化[51]。

　　（四）语言群体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毋庸置疑，政界的介入使乌克兰语言政治斗争更加复杂。例如，1994年第二次乌克兰总统大选中，克里米亚、东部地区、南部地区及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选民在最后的总统选举投票中将支持票投给不同意乌克兰化、倡导乌克兰走俄语方向（但不是与俄罗斯联合）且说俄语的总统候选人库奇马。80%的俄裔和三分之二的俄语乌克兰族投票支持库奇马。库奇马当选总统后给乌克兰语言政策带来的变化（即试图将俄语确立为官方语言）引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阵营的抗议，最高领导层于1994年年底逐渐放弃俄语官方化的目标。

　　2004年秋季的总统选举中再一次出现语言政治新动向。主要由东南部地区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又一次提出将俄语确立为第二国语（官方语言）的设想，口号是“两种语言，一个国家”。主要支持者在西部、中部和南部非工业区的尤先科险胜。但是，自此以后，语言冲突日渐增强。来自邻国俄罗斯的政治力量试图保护俄语在乌克兰的地位，抗议限制俄语的使用，呼吁承认俄语的官方地位[52]。2010年当选总统的亚努科维奇作为地区党领导人支持提高俄语地位，但是在遭受批评后先放弃了原有观点，然后经过努力达到了将俄语提高至地区官方语言地位的目的。很显然，语言问题成了政治派别获取选票的工具。政界摇摆不定的语言态度必然鼓励语言意识形态放任自流。

四 乌克兰化政策及实施效果

　　 乌克兰化是乌克兰政府在乌克兰民众及其文化生活中确立或重新确立乌语主导地位所做的努力，是加速乌语发展、扩大乌语使用范围、提升乌克兰文化地位的政策。乌克兰化政策包括加大支持乌语剧院的力度，通过资助促进乌语文学的发展，要求高校用乌语进行教学，规定中小学教师用乌语授课，通过法律规定外国电影必须翻译成乌语，规定广播电视使用乌语等[53]。乌语在过去数百年中深受不同语言政策的影响，处于变化状态（包括发音、语言结构、构词和词汇方面），尤其吸收了大量来自俄语的借词和结构。总体而言，沙俄时期的乌语处于受到严重威胁的状态；苏联时期的生存状况则比较复杂，有时候受到保护，有时候受到排挤。早期的乌克兰化是乌语在夹缝中求发展的方针，使乌语在利好时期得到保护和发展。下面首先简述乌语在几个重要阶段的整体生存状态及乌克兰化进程。

　　（一）生存危机中的乌克兰化

　　乌克兰17世纪并入俄罗斯后，乌语和俄语一直处于接触状态，语言和文化产生了相互影响，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乌语借词出现在俄语中，某些地区的俄语发音也受到乌语影响。但是，俄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首先，沙俄时期，乌语在不同领域（包括教育、文化、宗教、贸易和产业、政府、司法、军队、城市日常生活等）完全失去社会交际功能，新的交际情景（如交通、航海、科技、体育等）也不见踪影。乌语成为农民或普通大众的语言。沙俄时期消灭乌语的手段非常直接，即禁止使用乌语[54]。

　　其次，在苏联时期，乌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属于官方认可的语言，乌语既是学校的教学语言，也是学生学习的课程。这一政策促进了乌语语言功能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乌语书面语完全实现了标准化。乌克兰语言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使其获得应有的官方语言地位。1923年至1933年，乌克兰化政策开花结果，30年代有80%以上的学校把乌语作为教学语言，85%以上的报刊杂志用乌语发表，每一个政府官员必须掌握好乌语，能用乌语从事工作，履行职责。在乌-俄语言接触中，语言保护主义还促使了某些(俄语无对应表达的)乌语成分的发展，提高了使用频率。

　　但是，毕竟俄语是苏联团结各族人民的语言工具，有些语言政策影响了乌语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强制推行俄语，另一方面俄语是良好教育和体面工作的敲门砖，这些好处有很大的吸引力[55]。在语言政策不利于乌语的时期，过分关注乌语被看作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尤其是1933年以后出现反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斗争，坚持使用乌语标准语有被扣上民族主义帽子的危险。自1938年起，俄语成为所有学校的必修课；1959年教育法赋予俄文小学的学生不学习民族语言的权利；60年代后，政府开始倡导“乌-俄和谐双语制”，宣传双语制对乌语发展有益的理论，提出俄语作为乌克兰民族第二母语的观点[56]。60年代至70年代知识界为乌语争取更高地位的斗争被官方压制，许多斗争在当时的流行音乐和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1978年，政府通过一项旨在加强俄语教学的决议[57]。这一语言教育政策以培养苏维埃人民为目标，间接降低了乌语地位。截止80年代，学校定期批准小学生免修乌语的申请；1983年开始给俄语教师提高15%的工资。所有这一切做法均制约了乌克兰标准语某些方面的发展，使人认为乌语没有地位、没有前途[58]。苏联时期的语言政策使乌克兰化一波三折，反而激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坚持并推行乌克兰化的愿望。

　　（二）独立前后的语言立法及乌克兰化政策

　　20世纪80年代苏联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给乌语带来了新的机遇，语言政策再一次出现乌克兰化。80年代后期，乌克兰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公开批评乌-俄双语制，指责双语制实则为了实现俄语单语制。1989年10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语为共和国官方语言，并着手实施在所有乌克兰公共机构实现乌克兰化的计划。1996年宪法重申了1989年语言法内容[59]，再次确认乌语的国语地位，其他方面（包括教育、大众传媒、广播电视、乌克兰武装部队、公民身份等）的法律及乌语发展方针对乌语地位也有同样的表述。

　　1996年的宪法依然是当前乌克兰调整语言政策的主要法律文件。第10款规定乌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保障乌语在乌克兰境内各社会生活领域的发展和功能，同时还保障其他民族语言在当地语言社区的权利，保留俄语相当广泛的社会功能，允许发展、使用和保护俄语及其他民族语言的自由。第11款表示国家将努力巩固并发展乌克兰，提高历史意识，弘扬文化和传统，加强全国人民的民族、文化、语言及宗教认同。第53款依法保障所有少数民族公民接受母语教育、在政府及地方教育机构学习母语的权利。第138款保障国语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60]。

　　（三）乌克兰化的成效

　　20多年来，乌克兰化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没有影响到波兰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因为他们的语言高度自治。乌克兰化对俄语群体影响最大，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乌语的使用上升至第一位，俄语降至第二位[61]。乌语的范围在扩大，社会基础在慢慢壮大，俄语的使用逐渐受到限制，俄语的使用范围在缩小。

　　2002年的乌克兰幼儿园儿童有79% 接受乌语教育，西部地区达到100%，中部地区和第聂伯河右岸达99%。2002~2003学年度，73.5%的中小学实行乌语教育，但不同地区差别较大。捷尔诺波尔、罗夫诺、文尼察和基辅地区（不包括基辅市的）没有学校用俄语进行教学（尽管2001年普查数据显示，四个地区分别有1.2%、2.6%、3.8%和8%的俄罗斯族）。顿涅茨克地区只有14%的学生接受乌语教育（尽管2001年普查数据显示乌克兰族占当地人口的56.7%），克里米亚仅有2%（而乌克兰族占当地人口四分之一）[62]。这些数据说明，乌语已经成为政府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语言（虽然还不是唯一语言），大大提高了语言地位，增强了社会功能，涵盖科技、产业、司法、军队、宗教、出版等，但是分布很不平衡。

　　语言政策的推广不是个人或小部分知识精英能完成的工作，而需要全社会统一语言认识，积极参与，身体力行。由于多方原因，乌克兰语的推广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虽然乌克兰化还不够彻底，但是对俄语群体的冲击已经深入生活层面。有的年轻人面临语言给婚姻带来的困惑，对嫁娶乌语使用者持犹豫态度，担心子女最终成为纯粹的乌克兰儿童。俄文学校的关闭使他们担心子女无法学习俄语，忘记自己的根。乌克兰化对某些人（乌语处于强势地位的地区）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转变了他们的语言态度；他们愿意将子女送往乌语学校，不再努力将俄语传授给下一代。年轻俄语使用者把语言运用分为公私两大领域，俄语主要用于私人领域，乌语用于公共领域。个人的语言认同决定语言选择：同化（放弃俄语）或维护语言特性[63]。当然，语言转变不能一概而论。当双方都在维护自己的语言身份时，参加对话的乌语、俄语使用者选择自己偏爱的语言，各说自话，出现一个对话两种语言的现象[64]。

　　有学者认为，自90年代初期开始，个人双语现象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乌语本族语者不愿用俄语与俄语使用者交谈，另一方面俄语使用者倾向于用乌语与乌语使用者交流。根据2001年全国普查结果，那些早年登记为俄语使用者的乌克兰族慢慢回归自己的民族，愿意使用乌语的乌克兰人数量在上升。在4 845万人口中，乌克兰族占77.8%，俄罗斯族占17.3%；67.5%的人认为母语为乌语，29.6%的人为俄语[65]。当前，乌克兰化的近期目标是：尽量使更多的大中小学采用乌语进行教学，尽量使政府机构和官方组织使用乌语，加强乌语在广播电视、出版、广告和电影中的使用，促进乌克兰文化的发展，提高乌克兰文化地位[66]。

　　乌克兰化的效果有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的乌语使用者坚定地支持乌语推广，东南部俄语本族语者对乌克兰化有抵触情绪[67]。有调查显示，西南部语言混杂地区(如扎卡帕迪亚)民众的民族认同和语言认同心态复杂[68]。有些地区民众对待语言、身份认同及语言生活更加复杂。例如，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俄语区)民众语言态度表现出两个特点：多重身份认同和语言的实用性[69]。学者索维克[70]调查了800民众，其中74.8%的调查对象声称自己是乌克兰族，72.1%在家说俄语，79.2%在城市长大，74.5%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长大；一半以上的人同时认同乌语和俄语身份，俄语为家庭生活语言，另有11%的人认同乌语却生活中使用俄语，只有极少数人只认同乌语或俄语。俄语是哈尔科夫绝大多数居民的第一语言，乌语的地位取决于其实用性，即利于个人发展。调查对象中的年轻人对乌语地位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更看好乌语的前景，但是乌语还不能比俄语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和社会价值。调查对象的答案和实际语言生活有一定差距，例如，自称只使用乌语者有25.2%（包括身份认同为俄族者），乌语和俄语并用者占65.3%，而实际上人们很少使用乌语。正如索维克指出的那样，哈尔科夫的语言生活还充满着变数，没有政策强迫教师和政府官员使用乌语，所以俄语依然在当地教育系统和劳动市场占有主导地位，在许多领域仍然是霸主地位。从年轻人有更加积极的态度看，乌语的未来发展也许需要依靠年轻一代。

五 结语

　　乌克兰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化的翻版，后者在保留乌语名义上合法地位的同时推行俄语及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在乌克兰俄族及俄罗斯眼中实为去俄罗斯化，而且因为不赋予俄语国家官方语言地位，似乎更进一步。这两种逆向的政治过程不可能不引发冲突，这正是乌克兰语言政治乱象的源头。

　　乌克兰数百年来与俄罗斯的纠葛关系及俄裔移民使政界不至于怀疑俄语在乌克兰的合法性，反而使俄语和双语现象成为乌克兰人民不幸的殖民遗产[71]，改变了人们的语言态度和忠诚度，增加了语言斗争的复杂性，影响了乌克兰化进程。在俄语依然地位稳固的乌克兰，提倡保护语言使用者的权利似乎不如强调保护弱势语言的意义，因为数百年来被各种政策削弱的是乌语而不是俄语。换言之，在语言保护中，语言生存权应当大于语言使用者的权利。乌克兰的语言生活及语言政治斗争显示，俄语从来不是弱势语言，不需要像乌语那样得到更多的保护。这一提法也许远比俄语使用者不需要乌语使用者同样的权利更具亲和力。然而，2012年8月《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颁布强化俄语优势地区的俄语地位，为乌语的推广增加了难度。如果乌克兰的不同语言阵营继续把语言保护与人权、民族、意识形态等政治概念混同起来，那么这场斗争将持续多长时间、出现何种结局还难以预料。

　　〔该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外国语言政策国别研究”(项目批准号10JJD74001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Pavlenko, Aneta. 2011. Language rights versus speakers’ right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Western language rights approaches in Eastern European contexts. Language Policy, 10:37-58.

　　[2]所谓俄罗斯化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措施和过程，前者包括思想上苏维埃化、俄语作为实际上的国语、推广俄语作为第二语言、俄语代替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改变非俄语语言的本体内容、国家支持俄语群体移民至其他语言区，后者包括个人或群体将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俄语转化为母语(Pavlenko, 2011)。

　　[3]Bilaniuk, Laada & Svitlana Melnyk. 2008. A tense and shifting balanc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in Ukrain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1(3/4): 340-372.

　　[4]乌克兰的人口数一直处于变化状态，独立之初有5 100多万，2011年为4 500多万。国家推广乌克兰语对使用人数产生了影响，因此，不同时期的数据显示乌克兰语使用人数有一定变化，如Wilson(1998)的数据为2 100万，而Brown 和Ogilvie(2009)的数据是3 600万，人数呈上升趋势。另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Ukraine

　　[5]Helbig, Adriana, Oksana Buranbaeva, & Vanja Mladineo. 2009. Culture and Customs of Ukrain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6]Brown, Keith & Sarah Ogilvie(eds.). 2009.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s of the World. Oxford: Elsvier Ltd.

　　[7]Wylegala, Anna. 2010. Minority language as identity factor: case study of young Russian speakers in Lviv.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 29-51.

　　[8]Bilaniuk & Melnyk, 2008.

　　[9]Janmaat, Jan. 2008. Nation building, 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s competing priorities in Ukraine’s education system. Nationalities Papers, 36(1):1-23.

　　[10]Helbig et al. 2009.

　　[11]Svik, Margrethe. 2010. Language practices and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Kharkiv: 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legitimate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identification and ut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5-28.

　　[12]Taranenko, Oleksandr. 2007. Ukrainian and Russian in contact: attraction and estran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83: 119-140.

　　[13]Otfinoski, Steven. 2005. Nations in Transition: Ukraine. 2nd Edi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4]Taranenko, 2007.

　　[15]Otfinoski, 2005:66.

　　[16]Pavlenko, 2011.

　　[17]Pavlenko, 2011.

　　[18]Taranenko, 2007:120.

　　[19]Bilaniuk & Melnyk, 2008.

　　[20]Wylegala, 2010.

　　[21]Taranenko, 2007:123.

　　[22]Wilson, Andrew. 1998. Redefining ethnic and linguistic boundaries in Ukraine: Indigenes, settlers and Russophone Ukrainians. In Graham Smith; Vivien Law; Andrew Wilson; Annette Bohr; Edward Allworth(eds.). Nation 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Borderland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9-138.

　　[23]Kulyk, Volodymyr. 2008. Language policy in Ukraine: What people want the state to d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iences Po-ASN conference on “Empires and Nations”, Paris, 3-5 July, 2008. p.3.

　　[24]Shumlianskyi, Stanislav. 2010. Conflicting abstractions: language groups in language politics in Ukra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135-161.

　　[25]Taranenko, 2007:124, 131.

　　[26]Helbig et al. 2009.

　　[27]Taranenko, 2007.

　　[28]Shumlianskyi, 2010.

　　[29]Shumlianskyi, 2010.

　　[30]Wylegala, 2010:38.

　　[31]Wilson,1998.

　　[32]Shumlianskyi, 2010.

　　[33]Kulyk, Volodymyr. 2006. Constructing common sense: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Ukrainian public discours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9(2):281-314.

　　[34]参见Interfax, Russia & FSU General News. 2010. Ukraine leader: status of Russian language to be raised soon (3/5/2010)及Interfax, Russia & FSU General News. 2010. Ukraine will not have second state language-Yanukovych (3/9/2010)。

　　[35]Khmelko, Valerii. 2004. Linguo-ethnic structure of Ukraine: Regional peculiarities and tendencies of change in the years of independ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32. pp.3-15.

　　[36]转引自Shumlianskyi, 2010.

　　[37]Shumlianskyi, 2010

　　[38]Taranenko, 2007.

　　[39]Bilaniuk & Melnyk, 2008.

　　[40]Kulyk,2008.

　　[41]Kulyk, 2006:310.

　　[42]Kulyk, 2006:307.

　　[43]Shumlianskyi, 2010:139-140.

　　[44]Shumlianskyi, 2010.

　　[45]Taranenko, 2007.

　　[46]Kulyk, 2008.

　　[47]Shumlianskyi, 2010.

　　[48]Kulyk, Volodymyr. 2010. Ideologies of language use in post-Soviet Ukrainian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79-104.

　　[49]Shumlianskyi, 2010.

　　[50]Shumlianskyi, 2010:151.

　　[51]Shumlianskyi, 2010:156.

　　[52]Taranenko, 2007:132.

　　[53]Ukrainization: Issues and Arguments. Jan. 16, 2010. http://www.tryukraine.com/society/ukrainization.shtml.

　　[54]Taranenko, 2007:121.

　　[55]Bilaniuk, Laada, 2003. Gender, language attitudes, and language status in Ukraine. Language in Society, 32:47-78.

　　[56]Taranenko, 2007:124.

　　[57]Helbig et al. 2009.

　　[58]Taranenko, 2007:121-122.

　　[59]Helbig et al. 2009.

　　[60]Helbig et al. 2009.

　　[61]Helbig et al. 2009.

　　[62]Taranenko, 2007:128.

　　[63]Wylegala, 2010:41, 48.

　　[64]Bilaniuk, Laada, 2010. Language in the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non-accommodation on bilingual Ukraine-Russian television show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105-133.

　　[65]Taranenko, 2007:129.

　　[66]http://www.tryukraine.com/society/ukrainization.shtml.

　　[67]Kulyk, 2008.

　　[68]Dickinson, 2010.

　　[69]S?vik, 2010.

　　[70]S?vik, 2010.

　　[71]Masenko, Larysa. 2004. Language and Society: A Postcolonial Dimension. Kyiv: Kyiv-Mohyla Academy; 转引自Pavlenko, 20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