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内外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一直都在变化。这些学术争议根植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以及他对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特判断。今天看来，普列汉诺夫依然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过相当的贡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随着时间推移总会不断调整，这对普列汉诺夫同样适用。

　　［关键词］俄国特殊论;民粹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7)02-0074-08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理论家。他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著名领袖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算得上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巨人，素以学识渊博和著述众多而闻名于世。国内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一直都在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认识和反思的不断深入。

　　一 

　　19世纪后期，俄国社会发展特殊论在该国思想界广为流行。根据这种思想，俄国由于自身的独特之处，其社会发展路径不会与西方一样，因而俄国不应或不可再重复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越过这一阶段直接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于这一共同的信念，俄国出现了一些松散的知识分子团体，一般被称为“民粹派”。民粹派不是一种政党，也没有完整的理论学说。这些团体在理论旨趣和政治纲领上判若云泥，但是都怀抱拯救国家的巨大热情，不断抛出一套一套的国家发展战略。民粹派并非一群夜郎自大只知道鼓吹传统文化的保守分子，其中许多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相当了解。他们不仅大力宣传圣西门、傅立叶乃至蒲鲁东等西方人的作品，还积极主张吸取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民粹派的先驱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属于广义的民粹主义者。在他们眼中，俄国政府与社会结构就是一个怪物，野蛮、愚昧、落后因而面目可憎，必欲摧毁而后快。正是因为上述观念，他们认为，有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作基础，俄国就获得了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条件。按照他们的设想，首先在民粹派革命家的领导下，然后以俄国农村公社为基础，再加上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俄国就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进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既利用了西方的先进成果又避免了其必然带来的社会弊病。乍听起来，这样的发展战略，可以使俄国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赶上甚至超过西方，无疑对当时落后的俄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前期生涯中就是一位秉持上述理念的民粹主义者。

　　19世纪7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在俄国一度非常活跃。部分民粹主义者相信，潜藏在人民中间原始和巨大的革命力量只需要帮助发动一下即可，另有部分人相信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宣传的必要性。1873年，一些归国留学生同大批知识青年一起决定“到人民中去”，另一些人则暗中策划激进的革命行动。尽管民粹主义者充满了激情，但是群众并不响应。雪上加霜的是，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残酷镇压，193次大规模审判和1877年的50次审判标志着民粹主义者“到人民中去”阶段的悲惨终结。[1]所以，民粹主义运动到70年代末期就陷入了困境。从1880年至1881年，苦苦思索的普列汉诺夫先后在《土地平分》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虽然他在这些文章中依然坚持民粹主义的传统观点，但是已经表现出对民粹主义理论的怀疑和动摇。[2]

　　在怀疑、反思和批评俄国特殊论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贪婪地研读马克思主义文献，“马克思的理论正像阿莉阿德尼的线一样，把我们从我们思想所陷入的矛盾的迷宫中引导出来了”[3]。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思考，他最终抛弃了民粹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民粹主义的谬误立刻洞若观火。从1883年到1898年，普列汉诺夫除了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将其作为批评民粹主义的利器。这段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之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通过这些著作，他一方面回顾了民粹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揭示出民粹主义的理论来源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梳理了唯物史观的由来和形成过程，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奠基于对前人成果的批判继承，“他的关于历史的理论第一次给了我们理解人类进化的钥匙”[4]。

　　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二元论，即认为人的能动作用与历史规律是两个独立因素。可是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历史规律和人并非两个相互作用的独立因素，规律隐含在人类活动之中。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动实践形成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情感、意志和愿望。也就是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因此，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客观的事实而不是主观的愿望。那么，俄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种趋势能够凭借主观愿望加以阻止吗?普列汉诺夫的考察表明，民粹派借以抵抗资本主义发展的“意志”根本没有可靠的现实依据。“没有一个政党能喊叫说:‘停住吧，生产力，不要动，资本主义!’历史不注意革命家们的担忧，正如它不注意反动派的悲叹一样。”[6]尽管今天看来，普列汉诺夫的论证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点，然而毕竟是他大声疾呼，“在爆炸冬宫时，也应当同时炸毁我们的陈旧的无政府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传统”[7]，率先给予民粹主义沉重打击，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后来遭到了某些批评者的攻击，给他贴上一枚“正统派”的标签。这个标签的含义与“改革派”相对，其实际用意是指，普列汉诺夫反对任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他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因为“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是十分明确和没有歧义的，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中却引起了许多误解”，所以“只须阐明既定理论的真正意义，就已足够驳斥对它的那些故意歪曲了”。[8]他在这里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书生意气，他以为只要讲清楚道理，众人就会心悦诚服，然后便可推进伟大的事业。他抱定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拗脾气，倔强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事实上，普列汉诺夫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创新性贡献。普列汉诺夫一生勤于著述，成果丰硕，将唯物史观主要应用于三大领域:欧洲哲学史、俄国社会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理论的原创角度而言，他在社会结构学说上提出了“五项论”，深刻阐述了个人的历史作用，明确提出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生产力的“函数”。[9]恩格斯曾经极高地评价了他的理论才能，曾在给考茨基的信末说:“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好极了。”[10]恩格斯还说过，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不亚于拉萨尔”，“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11]可以说，从恩格斯逝世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将近20年时间里，“在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的威望是最高的，他在国际上的影响是超过列宁的”[12]。

　　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也居功至伟。1883年，他同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一起创建了“劳动解放社”，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3]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在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大会的主席，并在中央领导人选举中，当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在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普列汉诺夫担任过主席一职。他还是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了绝大部分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他长期作为第二国际领导机构中的委员，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列宁从普通革命者成长为革命领袖的漫长过程中，他的引导作用不可抹杀。也正是由于他的引荐，列宁才得以进入第二国际领导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列宁的老师和伯乐。

　　毋庸置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普列汉诺夫无论是在革命事业上，还是在学术研究领域，都是极其成功的。列宁对他的功绩给予过充分的肯定，“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14]。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位功绩卓著的理论权威到了晚年却在短短数年之间变成了“机会主义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这一对师生的分歧谈起。

　　二 

　　普列汉诺夫比列宁年长14岁。普列汉诺夫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声名显赫之时，列宁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列宁之所以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与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有莫大关系。1895年，早已熟读普列汉诺夫著述的列宁终于见到了这位劳动解放社的主将。在这次会见中，列宁给普列汉诺夫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后者则从他身上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希望。从此，两人建立了长期的亦师亦友的革命情谊，1900年起还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中进行了密切合作。在此过程中，列宁时常就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向普列汉诺夫请教。王荫庭教授认为，如果要考察列宁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无法忽视普列汉诺夫所起的先驱作用。[15]由此可见，两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深厚渊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增多。20世纪初，列宁在俄国革命者中的地位开始迅速提高。1903年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产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与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普列汉诺夫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然而，他又很快转向孟什维克一边。此后一段时期，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集中制建党思想多有指责，认为这种路线只会破坏党内民主。到1905年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一系列革命策略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产生了日趋尖锐的对立。他认为，这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是革命力量，而农民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甚至反动性。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联盟，等等。

　　在随后的革命低潮时期，斯托雷平政府实施了各种各样严酷的特别法令。政府疯狂地镇压和迫害革命政党和群众，取缔工人组织。206份报纸被勒令停刊，200多名编辑受到审判，革命者纷纷出逃。[16]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面临着政治动摇、思想混乱和组织瓦解的局面。一部分人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转而从宗教中寻求自我安慰，就连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都动摇了。普列汉诺夫在险恶的环境下却坚定地站了出来批判取消派，通过大量著述批评马赫主义和宗教神学，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他还同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同心协力反对机会主义，因此与列宁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有所缓和。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当普列汉诺夫竭力推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等一切派别团结统一之时，他同列宁的冲突再次加剧。1914年6月，列宁毫不留情地说:“普列汉诺夫糊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该摘掉假面具了，不然工人也许会不客气地把它扯下来!可怜的普列汉诺夫不知不觉地滚进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集团，滚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废墟”。[17]

　　总体而言，从1903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关系时好时坏。他与列宁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坚决支持列宁。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摇摆不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因此是一个“特殊的孟什维克”，但仍然不失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从这里也反映出普列汉诺夫的学者气质:一方面，从反对列宁的理由来看，他在理论和现实上一贯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真理在哪里就该坚决地站在哪里;另一方面，作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他有维护党的团结的责任。考虑到劳动解放社的所有成员(除一人早逝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而且孟什维克又是党内事实上的多数，普列汉诺夫采取的上述立场就可能获得更多同情的理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普列汉诺夫则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俄国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帝国主义战争只是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在高度发展时期对农业区域进行征服的扩张政策。所以，此时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垂死的，反而是得到强劲发展的表现。他还按照马克思曾经使用的方法，将战争区分为民族防御战和民族征服战，确定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从而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立场。他认为，德国是入侵者，俄国是防御者，德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如果俄国战败则必遭奴役和剥削，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应该与统治阶级一起共同反对侵略者。从此时到去世，他一直坚持这种护国立场。今天看来，他的态度其实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没有什么两样，即首先应该捍卫国家利益。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犯了社会沙文主义错误。普列汉诺夫对此拒不接受，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至此已是公开的政敌。

　　1917年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此时，列宁已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主张在俄国国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反而同反动势力一起镇压人民的反抗行动，因此，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避免帝国主义战争，也就不能获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普列汉诺夫则对列宁的提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俄国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相当落后，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足，远远没有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强行推进只会给俄国带来灾祸。他的理论自信来自马克思，“按照马克思著名的说法，俄国的劳动居民不仅吃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18]，且“在一国的生产方式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以前，它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19]。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必需的硬性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以及雇佣工人构成国内居民的多数，等等。撇开这些条件不顾，只会像恩格斯当年所预言的那样，“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20]。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警告说，由于不具备条件，“他们所能组织的只是饥饿”，“必然后果就是残酷的经济危机”，“工人就会陷入比实现他们的企图之前更加不利得多的处境”。[21]正因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做后盾，普列汉诺夫底气十足地反对列宁的主张，并斥之为“梦话”。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梦话”日益变为现实。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及布尔什维克的批评都顾不上惯有的优雅了。他近乎恼怒地将一顶顶的帽子扣到列宁头上，诸如“布朗基主义者”、“革命的炼丹术士”、“民意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空想主义者”等。在他看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已经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现在的布朗基主义者列宁这一伙人……早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了”，他们“同我们俄国的布朗基主义即已经不存在的‘民意主义’是根本没有任何区别的:同样的‘阴谋’，同样的‘武装起义’(民意派分子说:造反)，同样的革命者‘夺取政权’”[22]。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依然凭借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23]。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相当深厚，自然不会漠然视之。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起义》中对普列汉诺夫进行驳斥。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基本条件，“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24]。

　　在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失败之后普列汉诺夫深入简出，埋头著述，仅从1917年2月到1918年1月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共计146篇文章和演说。这些作品后来都被收入《在祖国的一年》一书，并于1921年在巴黎正式出版。普列汉诺夫逝世之际，列宁在俄国成为拥有崇高威信的领袖，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革命导师。然而，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最初几年，面对的是接二连三的经济困境，并且经历了艰难的国内战争。1921年，即普列汉诺夫去世三年以后，列宁开始更加冷静地思考这位论敌的批评。他要求年轻党员认真研读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阅读范围限定在1903年以前。他指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 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25]有一次布哈林 前往探视病榻上的列宁，惊讶地发现他正在阅读 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列宁当即解释 说，“这里有很多真理。” [26]这说明列宁晚年在一定 程度上承认了昔日老师的合理之处，表现出一位 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反思的高贵品质。

　　三 

　　很少有人否认，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他们在十几年的论辩中，所依据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们都指责对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局面，同时代的人都很难辨别谁是谁非。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造诣上，极难有人超越他们。退一步而言，即使大师犯错，也是大师级的错误。如此说来，后世学人就无从置喙了吗?有学者指出，“思想认识问题应让历史来证明和宣判。”幸好我们有历史可以参照，从而获得了后见之明。

　　首先，革命形势不可能由少数人制造出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普列汉诺夫本人都有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的书评中写道:“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组织革命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固定观念中那些混乱思想和偏见。”[27]恩格斯也曾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那么，“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28]列宁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 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 [29]，“马 克思一向都是这么说的。革命既不能制造，也不 能规定顺序。革命不能预订——革命是发展起来 的”[30]。他还说过，“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 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 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 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 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 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 没有全国 性的( 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 危机，进 行革命是不可能的。”[31]如果不是战争引发持续的 经济衰退与城市和前线极糟的物质条件，以及群 众对临时政府的极端不满和愤慨等因素的综合作 用，仅凭列宁的个性特征与个人活动，即便加上布 尔什维克的团结努力，也无法形成革命的形势。

　　普列汉诺夫成立劳动解放社向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俄国资本主义仍处于起步阶段。资本主义早期的弊病在一个仍处于帝制阶段的国家本来就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却遇上了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经过几十年的思想准备，再加上十几年的残酷革命斗争的淬炼，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在组织、思想、人员储备还是在社会动员等方面都日渐成熟。总之，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然齐备，急于实践理想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无法忍耐。一战的爆发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战争的不堪重负、持续加剧的经济混乱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本来就已使俄国危如累卵，而此时一个思想先进、组织严密的政党登高一呼，许诺民众一个美丽新世界，结果自不待言。回头再看，恰恰是普列汉诺夫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32]因为正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了落后的俄国，导致社会主义政党的成熟领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革命力量的积蓄与他多年来热情的呼唤不无关系，等到想要阻遏，已经来不及了。据列·格·捷依奇[33]回忆，普列汉诺夫晚年时常被一个问题反复折磨，“我们在落后的、半亚洲国家的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开始得过早了呢?”[34]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宏观的，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没有精确的表述。在实践层面，这种理论固有的倾向给后来的革命家留下了一定的弹性或者灵活性。比如，列宁就曾明确提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35]而且，经典作家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某些具体论断已被历史发展所扬弃，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更何况，恩格斯已经明确说过:“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而世界历史虽然已经无事可做，却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因而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36]一言以蔽之，真理都是相对的，体系是暂时性的，只有方法才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运用了正确的研究方法，也不能保证使用这种方法的人随时随地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更现代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更落后的方法却可能会得出正确的认识。换言之，方法的正确并非结论正确的充分条件。再者，相同的思想，在两个怀着不同目的的人那里，常常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对同一个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也会因人而异。普列汉诺夫自认为，他所制定的俄国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严格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而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先的设想有所不同，却还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主张。[37]比如，马克思1856年就曾提出，普鲁士农民革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有争取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于俄国生产力条件不够的责难，列宁这样为自己辩护，“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38]

　　最后，历史趋势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而政局变迁往往只在朝夕之间。众所周知，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战略与策略、都是持久的话题。在普列之争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分清历史趋势和局部策略，或许就能得出相对公允的评判。就俄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言，马克思早就指出，俄国“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39]。自1861年起，俄国就启动了资本主义进程。而一旦进入这个过程，俄国就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这不是出于某种神秘的、无法解释的天命或外部力量的强制，而是因为俄国缺乏能够拉动自身脱离这条轨道的内部能量。尽管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但迎接他们的是接踵而至的困难、危机和冲突。最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布尔什维克才得以艰难地维持新生的政权。为了给国家一个喘息和恢复的机会，列宁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同样，斯大林推行的强迫工业化，也是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弥补由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缺位而带来的困境。普列汉诺夫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较早地看清了这个逻辑。然而，他却在嗷嗷待哺的人民面前，将胜利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列宁的超凡之处在于，他敏锐地观察到电光火石的革命时机，毫不迟疑紧紧抓住那“震撼世界的十天”。所谓“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这正是列宁的特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刻已然到来，而普列汉诺夫却固执地给人民大讲“最简单的道理”。

　　随着人类知识的积聚和历史境遇的变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会不断调整。普列汉诺夫的言论和思想，在中国和苏联曾经长期遭到批判和否定。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术界开始逐渐冷静平和地重新评价普列汉诺夫。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以及在俄国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方面的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在他的祖国，苏联时期的理论界对他的评价一直不高，但是苏联解体以后，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许多人转而认为，当年普列之争，前者是对的，后者是错的。更有甚者，根据普列汉诺夫临终前一年某些文章和著作伪造出所谓的“政治遗嘱”。[40]即使对遗嘱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认为，不能忽略其潜在研究价值。至此看起来，普列汉诺夫似乎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胜利”。然而如若他活着看到这一切，这个“胜利”却会如同昔日的失败一样令他痛苦，因为他一定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发展被自己不幸言中，更不愿看到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到重挫。总之，他个人的荣辱与事业的成败根本不可等量齐观。

　　普列之争可谓是短暂的20世纪的一个侧影。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纪，进而理解他们的争论对于现在和将来的意义，需要从历史深处寻找答案。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所以一直被反复引用，就是因为它准确地道出了历史研究的某种特质。况且，学术潮流总是在不断交替、消长或扬弃，因而不同历史时期会凸显一些旨趣，而抑制另一些偏好。另外，学者之所以言人人殊，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习惯和研究倾向。无论如何，“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

　　注释： 

　　[1]［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7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

　　[2]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3]转引自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页。

　　[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2页。

　　[6]［俄］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7]［俄］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8]［俄］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0页。

　　[9]参见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新性贡献》，载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36页。

　　[11]参见王荫庭《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载于［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89页。

　　[12]高放《普列汉诺夫在历史上的作用》，载于《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1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俄共的前身。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94页。

　　[15]参见王荫庭《论普列汉诺夫对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贡献》，载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16]［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3—394页。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74、176页。

　　[18]［俄］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

　　[19]［俄］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551—552页。

　　[21]［俄］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9页。

　　[22]《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4—7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24]《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6页。

　　[25]《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419—420页。

　　[26]［美］路易斯·费希尔《列宁的一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33—33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352页。

　　[29]《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第460页。

　　[30]《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92页。

　　[31]《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193页。

　　[32]参见张光明《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载于《国际共运史研究》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3]列夫·格里高利耶维奇·捷依奇是普列汉诺夫的好友，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晚年经常和他在一起，据说曾经向他口授“政治遗嘱”，后被学界断定为伪作。十月革命后，他脱离了政治活动。

　　[34]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页。

　　[35]《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77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

　　[37]参见杨奎松《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主张与实践》，载于《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

　　[38]《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77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730页。

　　[40]参见王丽华《普列汉诺夫真留有“政治遗嘱”吗?》，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另参见欧阳向英《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伪辨》，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