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80年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遭遇了不同客观境遇和主观前见的阅读与诠释，尤其是近年因对作者意图的臆测“各说各话”，致使文本的解释愈加被读者意图所支配，几乎形成读者创作文本意义的局面。这一切是对以前阅读方式的极端反叛，而该阅读方式的诸多弊端恰恰是造成今日反叛的诱因之一。通过历史的梳辨可察，读者、文本、阅读方法等要素以及更具支配性的作者意图，成为掣肘阅读行为的基本归因。为此，实有必要在秉持整体性和历史性原则的基础上，经由阅读行为的再度评价与反思，重新厘定阅读目的、匡正阅读旨趣、疏通阅读过程和创新阅读范式，藉此重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阅读行为和阅读观念，祛除苏联教科书解读体系的消极影响，以期助益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阅读、诠释和实践。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阅读行为；阅读观念；
［分类号］
如何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并未真正作为理论问题提出。岂不知阅读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既构成为20世纪的重大政治行为和重大历史行为，也构成需要持续反思的哲学命题。《教程》作为苏联经典教科书体系中的范本，型塑了几代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然而，经由近80年的正读、误读与歧解，历史的好评与现实的批评交错杂陈，有关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争讼亦不绝于耳，以至于对《教程》的理解愈加困难。
一
苏联教科书体系确立了一套以“苏”解“马”的解读体系，高度政治化的苏联哲学(教科书)是始作俑者，而《教程》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理论解释的唯一正统地位和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联共(布)历史知识与斯大林政治技术的联合体，《教程》的问世既丰富了斯大林的“教科书政治学”[1]意涵，更将局部的具体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绝对真理，产生了教条主义阅读与求真式自由阅读相互冲突的行为困境。
毋庸讳言，依据联共(布)既定的传统、旨趣和路线，《教程》的阅读行为至多表征为一个规范性的政治操作过程。自1938年以来，阅读《教程》实际可以视为一种“国家行为”，并衍生成一种“国际义务”。究其缘由，苏联教科书体系与本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联以及斯大林、联共(布)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是造就自上而下、由内而外阅读行为路径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这既规范了每个共产党员的阅读样态，更决定了阅读《教程》是必须要“提高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决定任务的水准”[2]。特别是，在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组织化“历史”建构与国际化社会传播的双重作用下，阅读《教程》已不止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生活中的最大的事件”[3]，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最大的事件，标志着“全世界上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新高潮”[4]的到来。
那么，经由严密地规范与系统地宣介，作为影响《教程》阅读行为的核心要素——读者(主体要素)、文本(客体要素)和阅读方法(过程要素)，是如何有机运作的呢?又能否真正如同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所言，“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5]，因而每个读者都可以自由、独立和理性地开展呢?事实上，作为人类一个看似简单的建构性行为，阅读《教程》相比于阅读其他马克思主义文本，背后实际隐含着更为复杂的结构和机理。
从整体上看，作为阅读《教程》的行为主体，读者的身份结构是严重分化的，阅读姿态也带有较大的差异性。如以指导实践为根本政治诉求的革命领袖们，既拥有阅读的热情和技巧，又不失政治上、策略上的灵活态度，还时刻期待着从《教程》中解读出哲学(方法论)的内容，据以化为指导革命的指针和工具;而作为理论化和体系化的读者群体，主要是斯大林的哲学、历史学助手们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精英们，其角色往往被限定于《教程》解释体系的建构者、诠释者和推介者;而在此之外，还有一般化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一些普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与其说他们是在阅读，不如说是在机械地接受政治规训，因为面对《教程》这部“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徒都必须熟知的书，对它的每一个原理都不能提出质疑”[6]。那么，在《教程》的读者谱系中，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共(布)党史“仲裁人”呢?若要明晰此点，有赖于对文本及阅读过程要素的继续探讨。事实上，作为阅读的客观对象，《教程》同样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传统特色，即兼具逻辑性和修辞性。遗憾的是，这部足以媲美《共产党宣言》的“革命修辞学”范本，实际上却成为割裂联共(布)历史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另类典范。当然，问题的本身并不在于政治语言的魅惑，而是在于该文本内在的“冲突”。即便是在当下，意欲准确界定《教程》的文本属性，即到底是历史著作，还是理论书籍，抑或是哲学作品，都可能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而此处唯一能够明确的是，《教程》是一部终结“从前一些党史教科书中胡乱阐述党史以及对于党的理论和党史中重要问题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任意解释的现象”[7]的“服务性的材料”，也是斯大林高度认同的“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正式解释”[8]。然而，历史总不免遭遇悖论，正是前述所谓的“正确解释”，实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僵化与封闭，同时也把联共(布)历史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进而成为后人极力消解的另类“苏式社会主义范本”[9]。
从表面上看，也正如前文所述，阅读过程中既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进行引导和规范，还有庞大的知识精英群体进行解释和规训，更有深入的政治理论运动作为载体和媒介。似乎所有的阅读障碍都已被清除，整个阅读过程也应该是按部就班、水到渠成的，阅读行为自然也就是完全自觉的。但事与愿违，在20世纪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及其阅读背景下，往往只有少数革命领袖能够选择性地独立阅读《教程》，而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只是被教育的对象。究其缘由，正如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所言，革命领袖往往比职业哲学家“懂得从哲学家的角度阅读和理解”历史，也更擅长将其化为“行动中的、‘实践’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0];更何况，他们还扮演了一个与苏联教科书解读体系近似的角色——如果说《教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读者之间充当了“第三者”，那么革命领袖则以近乎作者式的权威形象，并辅以自身独具的政治领袖地位，充当着《教程》与读者之间的转译者。而至于其他读者，阅读的理论姿态和历史状态则显得较为尴尬，“鹦鹉学舌”或集体失语是阅读行为主体性缺失的基本表征，使其至多成为革命领袖主导下的阅读实践的忠实跟随者。而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即时性和共时性阅读，该阅读样态无疑具有了如下规定性:核心的读者是政党领袖和高级干部，根本的阅读目的是直接政治性的，唯一的阅读旨趣是现实趋向的，基本的阅读方式是文本内容的横向移植和直接运用。
言及至此，对《教程》的阅读也许从来都不是完全自觉的，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谓的“阅读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11]，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只是奢谈。读者原本应在作者与文本、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之间实现的自由交流与平等对话，却往往化为一场严密操作和规范引导下的政治(理论)运动。个中缘由，不乏主体身份的缺失、文本内容的局限、阅读过程的掣肘，更有阅读方法与阅读旨趣、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的内在冲突等因素。如何才能从过度政治功利化阅读走向探求原著本真精神的阅读呢?这是马克思主义阅读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而对《教程》阅读行为的反思恰是一个突破口。
二
梳理《教程》的阅读史及其阅读结论可以发现，它曾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百科全书”华丽登场，却又以斯大林个人崇拜、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书”黯然退场。也许，套用马克思的话语对其进行评价是为恰当:我们既曾给予其“过多的荣誉”，也曾给予其“过多的侮辱”。[12]实际上，阅读目的与阅读方法是决定阅读行为及其结果的关键所在，但在二者背后还有更为值得反思的支配性因素。
坦白地说，每个真正自觉的读者都不愿意秉持所谓“朝圣式”或“游戏式”的阅读旨趣[13]，从而得出上述截然对立的阅读结论。就阅读的初衷而言，读者总是希望把握本真的《教程》，更何况它确实“叙述了和归纳了共产党的伟大经验，而这种经验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政党所未曾有过的”[14]。对此，斯大林也曾反复强调:不要孤立地研究联共(布)的历史，不要割裂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更不要采用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做法对待《教程》。[15]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也特别通过决议，鼓励以“独立研究”为主要方法，以“活泼谈话和同志辩论”为基本形式，同时按照党员干部的“修养程度”分列三级学习小组，根据对应标准阅读《教程》的相应章节。[16]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也按“图”索骥，在其宣传决议中强调:阅读《教程》“不应当带一种临时突击运动的性质”，“不应当盲目地抄袭”，“不应当机械地”套用，而是要善于将其中的历史经验灵活运用到本国新的历史条件上去。[17]即便是《教程》文本自身，也曾在多处表明阅读经典的基本方法:任何企图通过“用心熟读”、“及时引证”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和原理，并指望运用于“各种环境”和“一切场合”的阅读方法，都是完全错误的;任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条问答、看成是信条”的做法，更是极其愚蠢的;若要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读者不仅要学会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与实质，还要领会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内涵，并善于运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18]
由此，读者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朴素式阅读”方法已经被《教程》及其作者和推介者们“完全”剔除。因为，阅读从来都不是一个直观而又机械地“看”、“读”和“用”的过程，任何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阅读方法及其企图，均是无法达成对《教程》主体思想的真正把握的。[19]因而，在既已获得的高端规范和科学指引下，阅读《教程》不应该在行为主体“无意识”的前提下进行，更不应该在没有任何理论和现实中介的辅助下展开。但让人费解的是，实际的阅读过程中收获却极少。而对于此点，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也许从来无人敢于揣度。
不难发现，尽管在政治逻辑和理论逻辑上看似高度自洽，但《教程》阅读的方法体系与历史逻辑却是相互抵牾的。概言之，真正决定《教程》阅读行为及其结果的是作者的深层意图，而并不是阅读方法。若从另一个层面探析，恰可以更好地证明此点:复杂而多维的编撰缘起，实际彰显的正是斯大林作为《教程》“唯一”作者的深层意图——统一意志、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而为了达成这一政治诉求，斯大林承担了极其繁重的理论工作:首先是掌握《教程》文本意义的绝对所有权和控制权，彻底改变联共(布)党史教材“多如牛毛”的“混乱状况”[20];其次是保证《教程》文本意义的透明性、唯一性和超越时空性，为读者提供“应该怎样”表达思想、说明观点、阐述党的方针的正本。上述对文本创制及阅读行为的规范，实际是为了防止读者的自由理解，从而使之不折不扣地抵达作者的写作意图，即回答“(1)联共(布)的历史作用与意义;(2)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党的正确指南; (3)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故乡? (4)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21]。这四个层面的写作旨意必须得到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使其足以“揭示和解释一切，从而成为社会意识的基础、公民行为的规范、某一政权制度的辩护者”[22]。可见，这种阅读规范与一般的阅读完全不同，作者不仅未死，而且还要直接介入和干预读者的阅读行为，使读者的阅读意图与作者的写作意图高度合一。这就违背了一般性的阅读规律，使自由性阅读变成了强制性阅读，从而引发了前面所谓的阅读行为困境。
可想而知，基于上述的文本编撰和意义表达，对于一般化和理论化的读者群体而言，如此强大的作者意图是其根本无法“阻抗”的。实际上，真正的作者斯大林早已为开展“朴素式阅读”创设了全部前提，同时也决定了读者的阅读行为及其既定结论:《教程》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3]，绝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其至尊地位;作为“集中了并以一般化了的形式表述了”联共(布)全部的经验、教训和规律的正本，《教程》是黑白分明和一目了然的，读者(应该而且必须)是可以准确无误地把握的[24];《教程》所述整个的联共(布)历史，是“列宁—斯大林党”一贯正确和永远胜利的历史，所有读者都要通过阅读《教程》来争做二人最忠实的学生;对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革命实践而言，《教程》不但可以直接借鉴，而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只要“真诚地”研究《教程》，就可以完全掌握“布尔什维主义”。[25]
相应地，革命领袖也得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阅读结论。如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指出，《教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百科全书’”，是“活生生地包含了列宁与斯大林伟大学说的书”[26];英共领袖哈里·波立特( HarryPollitt)认为，《教程》绝对“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对于那曾经创造以及正在创造历史的发动的一种研究”[27];中共领袖毛泽东也认为，《教程》“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28];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EarlBrowder)则强调，《教程》是一部有助于“产生出为人类最优秀思想所熏陶的整个一代”[29]的经典文献。
考量上述有关《教程》的阅读规范及阅读结论，不管是出于政治上的“真心”[30]，抑或是碍于策略上的“礼貌”[31]，机械阅读、过度颂扬与刻意拔高均是不争的事实。而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却是，读者对《教程》的主体选择意识受到压制，阅读行为成为特定思维定式和理论潜意识下戴着镣铐的舞蹈。特别是，经由作者在阅读方法和作者意图上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以后，读者深陷阅读行为的主体性困境，“作者的主体化”与“主体的对象化”已然成为事实。可以说，阅读《教程》已经成为一种单向度的接受过程，或陷入“被引导而无创造”的“朴素式阅读”，或在阅读实践中“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32]。这些问题，既造成了《教程》阅读由来已久的行为困境，也提出了重构阅读行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解释史的时代任务。
三
从上可见，重塑《教程》阅读行为既有必要而且重要，但何以实践呢?须在下述四个层面的反思与重构中砥砺前行:
第一，重新厘定阅读目的是重塑阅读行为的基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33]事实上，无论处于何种特定的历史时空，阅读《教程》既不是为了重归历史，更不是为了否定历史。而理性的选择是重读《教程》文本，理清个中历史与理论的是非曲直，消弭它在思想方法与叙事体系上的内在冲突，既肯定特定历史条件下《教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之功，同时又剔除过度政治化阅读及其诠释的危害，并最终兑现“历史的”阅读目的:阅读《教程》是为了学习列宁、斯大林“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34]。简言之，就是在历史性和整体性的阅读原则之下，立足于《教程》文本和客观现实两个基点，既体认其知识价值和社会政治功能，又抓住其思想精髓和经验启迪，在比鉴反思和批判超越的“返本开新”过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实发展问题和理论创新问题。
重新匡正阅读旨趣是重塑阅读行为的准绳。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35]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列宁深知理论姿态与价值取向是决定读者阅读旨趣的关键性因素。所以，重塑《教程》阅读行为的首要任务，就是肃清“朝圣式”和“游戏式”的阅读旨趣，重新确立唯物主义的“探寻式”阅读旨趣。也即是说，《教程》虽然曾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之名，但它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神话，正如其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最高峰”[36]。因此，
以作者为中心的“本本主义”或“朝圣式”阅读必须被放逐;而完全以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旨趣，也绝不意味着“作者已死”即可无视作者意图，进而进行超越历史时空的“自由游戏”。事实上，无论是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将《教程》解读为“伪造历史和矛盾思想最完全的手册”[37]，抑或Н．Н．马斯洛夫(Н．Н．Маслов)将其视为“体现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思想的主要论点”[38]，两者均是不足取的。及至当下，读者应勇于突破理论教条和方法桎梏，积极展开同文本与作者、历史与理论的多维对话，把阅读视为探索、发现和创新的理论旅程，真正做到读史识理、以史为鉴和据史明志。
重新疏通阅读过程是重塑阅读行为的关键。众所周知，支配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的因素众多，而欲达成上述阅读目的和阅读旨趣，阅读过程的重新梳理与科学建构在所难免。客观地说，阅读《教程》之类的经典文本，注定是一个生动的“冒险”之旅。因为，无论是历史语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宏观因素，还是文本结构、读者身份、阅读方法等微观要素，均有可能造成《教程》阅读过程的阻障。至于疏通之道，对于阅读行为主体和行为过程而言，一是要具有真正的质疑意识、品质和能力，先是反思关涉《教程》的习惯性和模式化的阅读理解方式，后是祛除因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差异而任意解读的历史贻害，最终使得对《教程》的阅读回归到经典文献阅读本身;二是要进行缜密的再度思考，核心是清理《教程》文本中诸多史实和理论的误解以及读者的误读，重新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联共(布)党史的视阈中，经由科学的整理最终达至“正本清源”;三是要进行批判性的建构，主要是消解《教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进程中的历史和理论遗留问题，并着力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维度之下，做好新时期的经典阐释与现代解说工作，切实借助《教程》阅读实践的经验教训应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阅读需要。
重新阐明阅读范式是重塑阅读行为的旨归。在苏共二十大上，米高扬率先向苏共党史学家们呼吁:要对《教程》所述事实和事件作出新的角度的解释。[39]尽管上述表达与赫鲁晓夫的旨意相似，主要基于政治批判的目的，但历史仿佛创设了一个契机，使读者有机会重新阅读和理解《教程》。然而直至苏联解体，既没有出现对《教程》更为科学的解释，也没有出现一部足以替代《教程》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反而在冷战思维和“去斯大林化”运动影响下，《教程》的阅读和评价陷入了新的历史深渊。究其缘由，从未被真正检讨和适时抛弃的过度政治化阅读难逃其咎，而基于学术批判维度的阅读又远未真正彻底践行。当前，重塑《教程》阅读行为和阅读观念，须以学者群体自下而上的学术自觉为根本，廓清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曾经对《教程》阅读造成的负面影响;须以学术旨趣和科学目的为指向，对《教程》的知识价值和社会政治服务功能作出理性判断;须从文本、阅读行为实践及其已有的研究结论出发，对关涉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正面解答;最终是要借助对《教程》的学术性阅读反思，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阅读观念的时代性建构。
总之，评价、反思和重塑《教程》阅读行为之根本，除了主体自觉、文本明辨和方法科学等基本要求外，还要立足于消解和重构阅读目的、阅读旨趣、阅读过程和阅读范式，而其中的关键点则是: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导，同时又建构创造性的主体阅读行为，借以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其建构价值而言，经由阅读行为和阅读观念的嬗变，真正实现批判性重构联共(布)党史阅读观，借以消解苏联教科书解读体系的深远影响，将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阅读、诠释和实践。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前苏联经典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4CDJ00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参见［美］M·阿普尔、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论联共(布)党史的发行和研究并论共产国际各支部中马列主义的宣传工作》，载于《群众》1939年第23期。
[3]《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29页。
[5]［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页。
[6]［俄］罗伊·梅德维杰夫《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载于《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2期。
[7]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员会议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期。
[8]《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1—502页。
[9]姜义华《评苏式社会主义范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式解释”》，载于《理论文萃》2000年第1期。
[10]［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1]转引自［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730页。
[13]参见张羽佳《阅读·诠释·实践:马克思的当代境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14]《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0页。
[15]刘彦章《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16]参见《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6—285页。
[17]《论共产国际各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底传布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载于《解放》1940年第105期。
[18]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391页。
[19]参见张立波《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载于《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
[20]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员会议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期。
[21]转引自刘显忠《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有关斯大林问题的一些新研究》，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
[22]［俄］罗伊·梅德维杰夫《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载于《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2期。
[23]［苏］谢·米·彼得罗夫《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24]《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载于《解放》1939年第69期。
[25]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26]［保加利亚］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载于《群众》1939年第2期。
[27]《英国普及〈联共(布)党史〉的运动》，载于《群众》1939年第18、19期(合刊)。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803页。
[29]《美国普及〈联共(布)党史〉的运动》，载于《群众》1939年第20期。
[30]参见杨春贵《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157页。
[31]［美］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3页。
[35]《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19页。
[36]［苏］米丁《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底伟大贡献》，载于《解放》1941年第126期。
[37]转引自陈成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百题探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页。
[38]［苏］H·H．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3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6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