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布哈林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问题，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成败直接关涉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变质，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意识到文化问题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将成为斗争的焦点性问题。同时，他对当时所流行的、具有代表性的错误文化观念与理论思潮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索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具体理路，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应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保障。在布哈林逝世7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其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理论，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可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布哈林;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周来顺（1981－），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副教授、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还是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强调和重视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建设，布哈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并占据着特殊的位置。然而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由于多种原因常常“忽视”了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列宁与斯大林“中间环节”的布哈林。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忽视”既源于同时代列宁与斯大林所具有的“耀眼的光芒”的遮蔽，也源于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对布哈林充满争议性的评价。这位“革命的金童”既曾被列宁在健康状况恶化情况下所立的“政治遗嘱”中，评价为“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曾被弗兰尼茨基和科拉科夫斯基（又译科拉科夫斯基）等学者认为是“除了列宁以外最出色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②，是继“列宁后第一位试图对党的整个哲学和社会学说做出系统阐释的党的领导人”③；也曾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定罪为人民公敌、间谍、反革命阴谋家，等等。从这些褒贬不一的复杂性、争议性评价中，从侧面凸显了布哈林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复杂性，也隐性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布哈林实则是我们所“最为熟知的陌生人”。在当今文化领域的斗争日益复杂化、隐匿化的背景下，深人地研究布哈林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理论，有可能使我们获得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政治保障 

　　作为一位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值得我们重视，他基于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的固有危机，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将最终走向消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危机，“不是指柏拉图式的危机‘思想’，不是指‘概念’，而是指实际的、如今具体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整个巴比伦塔的实际危机。资产阶级的王国正在开始出现裂缝”[4]。资本主义的危机既是思想领域的危机，更是现实领域的危机。尽管存在这种危机，但基于资产阶级的本性，其不会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5]。无产阶级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掌握政权，并进而进人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克服这一危机。而这一革命将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6]，这一最为薄弱的环节便是旧俄国。基于俄国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特别是多种探索路径的失败和落后的现实，决定俄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以至于俄罗斯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梅茹耶夫甚至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仍坚定地指出，“你可以否定他们提出的发展模式，但这一模式对于20世纪初的俄国显然是唯一可行的模式”[7]。俄国于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无产阶级及世界各国受压迫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俄国革命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动摇了一切阶级关系，展示了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8]。这场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同于以往以埃及奴隶起义、中国农民起义、资产阶级“古典”革命等为代表的历次革命，这些革命都“或多或少带有幻想色彩的外衣掩盖着自己的客观内容”[9]。而这场革命则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阶级使命与历史地位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清醒地认识到其使命不在于继续生产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关系，而是要彻底终结这种关系、彻底消灭阶级差别。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并使已掌握政权的现有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布哈林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应有一个作为“中间”“过渡阶段”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组织模式的国家组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0]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是巩固革命成果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实施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政治保障。在布哈林看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国家政权，也就是组织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11]。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意义，首先在于它是镇压剥削者及其敌对阶级的工具，进而“工人阶级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机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经济关系，使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12]。在夺取政权之初，无产阶级将利用这一专政手段夺取剥削者和敌对阶级的工厂、土地等，并使之国有化。而随着苏维埃政权的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工作的中心也将从直接地、机械地镇压剥削者和敌对集团，日益转向对社会经济的改造，转向无产阶级文化建设。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一般形式的苏维埃政权，在阶级使命、历史任务和目的等方面都区别于以往的国家政权形式，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对旧有剥削阶级的专政，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以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建构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将限制资产阶级代表的一系列“自由”，如不允许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国家机关的选举等活动，其最终指向是消灭资产阶级。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中政治专政与经济专政密切相关，专政的目的在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并消灭剥削。在布哈林看来，以往任何政权包括资产阶级政权，都是建立在维护和巩固剥削阶级利益，建立在小部分统治阶级对大部分人的剥削基础之上的。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则恰恰在于打破政治、经济等领域旧有的社会组织、生产关系，进而建立新的组织、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经济变革的杠杆。如果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经济革命的杠杆，那么很清楚，‘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应该融合为一个整体。在具有典型的完备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金融资本专政下就存在着这种融合，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把旧世界的一切关系都颠倒过来了，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政治专政也必然应当是它的经济专政”[13]。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体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是群众的自治制度。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是群众的自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任何一个劳动人民的组织都是整个机构的组成部分。组织的线路从政权的中央委员会朝四面八方通到地方组织，又从地方组织直接通到群众中去。这种联系，这种组织线路是永远不会中断的。它们是苏维埃生活的‘正常现象’，这是使苏维埃共和国根本区别于一切国家生活形式的主要之处”[14]。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政权依靠的是少数大资本家，那么在苏维埃制度下依靠的则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就在于发扬群众的主动精神，鼓励群众参与政治生活，依靠并吸引群众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总之，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制度的形式和政治的社会基础”[15]，“这股火苗酿成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消灭了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震撼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基础，并宣告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16]。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专政在新的、过渡性的历史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以此为政治保障才能真正开展与实施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才能从深层巩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成果，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二、批判错误思潮是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布哈林从来不是书斋型、为理论而理论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总是与实践密切相关，是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性的，当然这种指向性是基于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生发的。他反对沉迷于理论上的抽象概念，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以死气沉沉的抽象概念为指导，而应以它所在的社会的活生生的现实为指导”[17]。基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复杂的社会现实与众多反动思潮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他深切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同列宁一样，布哈林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如果不从文化深层改变旧俄国，不进行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就有变质的可能。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是防止阶级变质与政权更迭的最为根本的文化战略。基于此，布哈林在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进行探索的同时，也针对当时所流行的以路标转换派、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等为代表的错误文化观念进行了深入批判。他通过这种批判力图达到清理地基的目的，从而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

　　首先，针对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是“早产儿”，俄国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的错误文化观念进行批判。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一些人特别喜欢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髙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8]据此，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无非是试图使一个怀孕的妇女生下一个完全没有成熟的婴儿，既然婴儿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二个月出世的，这当然是一次毫无用处的早产”[19]。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是建立在生产力髙度发达基础上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早产儿，进而断定其文化也不具有先进性。针对这种错误的文化观念，一方面，布哈林指出社会民主党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深层危机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呈现出空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在不断扩展、加剧，社会冲突加剧、经济秩序混乱、物价空前髙涨、国际关系更加复杂，甚至“地平线上已出现了一场新的、惊人的、大规模战争的魔影”[20]。另一方面，他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原有社会关系中的阶级差别，决定了社会民主党关于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内部发展成熟起来的一样，社会主义也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成熟起来的。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整体的，从根基到顶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还在封建主义制度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工厂里就已是发号施令的阶级，而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工厂里还要服从资产阶级”[21]。资产阶级即便在还未取得政权的封建社会内也不是作为被压迫阶级而存在的，反而在文化上比封建阶级更具先进性。与此不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因而断定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能提髙到某一个比资产阶级文化水平更高的阶段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在一个高度发达、已到达顶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的关系不可能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那样整体形成并发展成熟。也正是这种在原有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差别”的现实，决定了无产阶级唯有夺取和掌握政权后，才能进一步全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建设。

　　其次，针对试图通过文化上的逐步争夺，进而最终获得文化领导权达到“颜色革命”的文化观念的批判。这一批判主要是针对“路标转换派”，路标转换派虽然肯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积极意义，如Ａ．　Ｂ．博勃里舍夫？普希金认为，“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那么俄罗斯将被抛向史前阶段，陷人无政府和强盗横行的泥潭”[22]。但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超前的、乌托邦式的构想，俄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基于布尔什维克强大的现实，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军事与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已无任何可能性，而且经历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洗礼的俄国已不具备恢复旧秩序的土壤。因而，他们试图通过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苏维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的逐步渗透与影响，最终达到颠覆苏维埃政权的目的。针对1921年俄共（布）十大实现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调整，路标转换派“敏锐”地“判定”苏维埃在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碰壁”后正在“转向资本主义道路”，认为“革命的黄昏”已经来临，社会主义正在走向破产。于是他们纷纷回到国内，采取表面上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和“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这种“合作”与“支持”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狡猾的打算”基础之上的，他们试图通过表面上支持苏维埃政权，从而“逐渐钻进苏维埃机制的毛孔里去，参加苏维埃建设的机构，在那些机构里到处安插自己的人，缓慢地但是坚韧不拔和牢固地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构成，正像路标转换派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所说的那样，依靠微小的内部变化，通过一再用新的人代替来改变苏维埃机构的构成，使共产主义政权的全部政策‘遭到妨碍而陷于失败’”[23]。这样在表面上虽仍维持苏维埃的装饰、旗帜、国际歌甚至政体等，而实则通过这种缓慢的、渐进的渗透，政权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已逐步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最终走向纯粹的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策略的本质认知，布哈林才对其进行了十分坚决的、深入彻底的批判。

　　最后，针对关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将逐步“长人社会主义”的错误文化观念的批判。布哈林还特别对第二国际中修正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等错误文化观念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二者都表现出了蜕化和背离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倾向。这种蜕化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背景，源于1848年革命后资本主义进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由此工人运动开始蜕化，并片面奉行某种“长人社会主义”的消极革命观。实则，这种“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曲解化了的“达尔文主义版本”，这种观点相信“资本主义逐渐、持续地进化到它自己消灭自己，确信通过理论意识从外部理解历史的必然性，确信理论意识和它指导的社会过程之间的二分法”[24]。布哈林反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阶级意识的觉醒等，资本主义将会自觉地“长人”到社会主义的“进化”学说。在他看来，持这种“长人社会主义”观点的修正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革命辩证法、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革命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学说、关于专政的革命学说等等—而代替所有这些的，却是普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进化学说”[25]。他认为，二者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反而日益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日益走向蜕化、宿命论。实则针对第二国际所信奉的错误文化观念，弗兰尼茨基认为他们“并不把社会主义看作当代历史斗争的必然阶段，而仅仅把它看作从人类存在的人性冲动中产生的伦理要求”[26]，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卢卡奇同样指出他们“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因为破坏对总体的考察，就要破坏理论和实践的统一”[27]，认为这最终将导致经济宿命论和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彻底背离。

　　总之，布哈林始终重视文化的功能与作用，充分意识到文化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将成为与敌对阶级作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通过对以上具有代表性的错误文化观念的“深人批判”与“地基清理”，为布哈林深人探索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理论扫清了障碍。

　　三、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导向是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关键 

　　布哈林十分强调和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问题，如在1928年列宁忌辰纪念会上做了关于《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的讲话，这次讲话再次强调了文化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和我党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最主要的问题之一”[28]。这种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视，既是基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基于对敌对阶级集团特别是资产阶级本质的认知，更是基于对以往历史现实的反思。他深刻指出在历史中曾出现过野蛮民族在武力上征服先进民族，而最终却反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与同化的现象，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有这种被同化的可能性。正是基于对以往历史及其现实的认知，基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如果没有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将会把“自己的事业彻底输光”。在此基础上，布哈林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与制度导向。

　　第一，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加快无产阶级文化干部培养。布哈林始终强调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认为这是改善国家机关的前提。他针对十月革命胜利后，许多人幻想俄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幻想用实验室的实验办法制造无产阶级文化”[29]的论调进行了深人批判。他认为这是空想式的革命试验，正如当前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一样，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文化方面工人阶级需要一点点“成熟起来”。而且在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应加快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文化干部，以逐步取代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影响，改变工人阶级在文化上的落后面貌。在他看来，如果文化建设者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变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就获得了解决。同时他也看到，源于俄国民众在文化上的普遍落后，作为工人阶级先进代表的无产阶级干部有“变得‘脱离群众’，同占优势的行政上层‘同化’，他们可以结合一个享有特权的‘垄断阶层’，共同‘变成一个新统治阶级的胚胎’”[30]的可能性。而为了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变质、防止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干部的自我蜕变，就需要不断地增加“新的血液”以扩大无产阶级文化干部的来源，进而“不使这批干部把自己封锁起来，成为垄断的特权阶级。如果这个任务解决了，那时就意味着，我们是踏踏实实地走向共产主义”[31]。在他看来，这种解决方略不但能有效防止无产阶级自我蜕变，还能解决有知识阶层与无知识阶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第二，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将学校视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基地。在关于如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布哈林同列宁一样十分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教育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是“共产主义培育的工具”。这种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资本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建设复杂性的认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和基础体现在对生产资料、军事力量和教育事业的垄断三个方面。他尤为注重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认为如果仅将资产阶级理解为靠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就能维系自身的统治，那是十分肤浅的。实则资产阶级十分注重对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以学校、教会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制度的这些机构俘获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大军”[32]。布哈林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摧毁资产阶级对学校的垄断，而希望能“生产”出无产阶级性质的工人群众和干部队伍、能从根本上解放劳动大众，这仅仅是幻想、泡影。无产阶级在学校教育中同在其他领域一样，“不仅面临着建设任务，而且首先面临着破坏任务。应该立即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校系统中那些使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的东西破坏掉”[33]。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把学校教育从资产阶级的垄断与操纵中解放出来，应将教会与学校教育分离开来，消除利用学校进行奴化教育与精神奴役的影响。而新的、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在于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在于“增进人们对新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使他们自己的整个心理都立足于新的、共产主义社会”[34]。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应提高教师待遇、应将国家经济预算向初级国民教育特别是农村初级国民教育方面倾斜，认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重要条件。

　　第三，吸收以往的有益文化成果，特别是资产阶级文化成果。在布哈林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不但优越于封建主义文化，而且带来了比资产阶级文化更高的东西。无产阶级文化的这种优越性既体现在与资产阶级文化相比有着更强的综合性、体系性、系统性，也体现在实践性上，无产阶级的文化原则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变化的，是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但基于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在文化上落后这一现实，决定了在自身文化建设中不得不吸收敌对的文化力量，吸收“‘老牌的’文化力量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且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必要的。认为没有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能对付过去的观念，是非常可笑和绝对幼稚的。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35]。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问题上，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既要经历长期的文化训练与社会实践考验，也要充分吸收和利用敌对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力量。当然，这种对敌对文化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吸收与利用，确实隐藏着无产阶级革命所不可避免的一个极大的、内在的危险，即“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36]。这种蜕化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无产阶级虽在“应然”、在“原则”上具有“最高的文化形式，但是工人阶级就其文化水平来说毕竟比资产阶级要低得多”[37]。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也可能被自己敌人的文化吞噬掉，这种吞噬不是在战斗中、厮杀中，而是以一种隐性的、缓慢的形式发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权也有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蜕变，进而重新退回被推翻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因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在吸收以往一切研究成果特别是资产阶级文化成果的同封，也应切实防止无产阶级革命蜕变的可能性风险。

　　第四，反对文化建设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文化问题。布哈林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及其在苏维埃重新滋生的可能性，为了切实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任务，就必须“多次并千百万次谈到的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我们道路上的这个巨大障碍的斗争”[38]。官僚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者“是同纸打交道的人，就是‘纸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没有纸就很难写……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纸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他使用纸、墨水和像印章这样的文明生产工具”[39]。除了带有各种印章的纸之外，官僚主义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于这种危害甚大的官僚主义，在他看来不仅应用“烧红的笔尖”，更应用“烧红的铁块”将其“烫掉”。要“克服”　“剥去”甚至“烫掉”这种官僚主义的“疾病”“疮疤”和“赘瘤”，就要多一些群众的、地方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主动精神等，就“必须竭力加强整个苏维埃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此。应当用实际的苏维埃舆论这把刀子切除我们国家机构上的多余的和有害的赞瘤”[40]。在反对文化建设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同时，他也反对用“机械的”　“敲掉牙齿”的暴力手段来解决文化问题，认为运用特权和暴力的方式去解决文化问题只会将其扼杀掉。基于文化问题特殊性，他主张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来解决文化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此种方式以“自己的力量在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中争得社会领导的历史权利”[41]，才能真正获得文化领导权和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

　　第五，针对文化落后现状，提出普及、提高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的具体措施。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应将广大群众的文化建设放在工作的首位，而不是“个别的祭司，不是个别异国的娇生惯养的人物。在我们这里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的中心，我们文化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此”[42]。群众领域的文化建设是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中心，无产阶级不应将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仅仅局限于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工人阶级、局限于相对发达的城市，还应将先进文化带人穷乡僻壤的乡村，用以唤醒被压迫、被剥削最严重的广大底层群众。他一再强调提高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的重要性，认为如果出现“我们一批人只是游游荡荡，不会读书，不会写字，而另一些人却具有真才实学，那时退化就不可避免。因为即使我们在恢复经济方面的那些技术和经济任务，我们也无法在生着虱子和没有文化的状态下完成”[43]，那么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垮台。他指出了文化两极化的危害性，强调要把无产阶级文化普及工作作为一项基本的重要任务去完成，因为这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手段。而就如何对广大群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普及工作，他也提出了具体措施，如要“因材施教”“分清任务的轻重点”“循序渐进”等，“没法不这样做，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变成红色教授，一下子把每个伊凡诺夫都变成红色工程师。这是做不到的。这是空想的任务”[44]。

　　总之，布哈林十分强调和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文化问题将是斗争的主要领域，强调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如果不解决好文化问题，那么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方面最终都会碰到由文化问题所带来的障碍。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报告中将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比喻为“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认为在文化政策制定上差之毫厘的轻率举动，就会导致在政治上犯非常大的错误。与此同时，针对以资产阶级等为代表的敌对阶级集团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导致文化建设上“无法克服的矛盾”和“俄罗斯文化的毁灭”等论调与质疑，他不但从理论上，还通过苏维埃政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来予以回击。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拯救了旧社会留下的全部珍品，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比谁都快的速度，领导大量群众沿着文明的道路前进，创造伟大的群众文化运动，用文化的拖拉机把广阔的国家全部耕遍，引来的不是个别的钻石般的文化细流，而是群众性文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巨流”[45]。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新者”，布哈林没有回避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问题或难以解决的习惯，这一点特别地体现在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理论的探索上。但正如布哈林在批判巴甫洛夫时所指出的那样，“太阳也有黑点。而像巴甫洛夫教授那样的自然科学的专家们一旦着手从事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事业时，这些黑点则具有相当巨大的规模。”[46]布哈林在理论和政治上作为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些理论虽随着时代的流转已过时，然而，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及民众文化普及等方面的探索，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启示意义。重温布哈林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文化“深处”反思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而且也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维参照。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在重视政治、经济、军事等建设的同时，应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重视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以防止敌对集团从文化深层对无产阶级政权的颠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在注重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同时，更应注重无产阶级文化安全观念建设，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打造与锤炼一支素质过硬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队伍，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力量，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时代精神的引领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初叶以来苏俄文化观的演变及其启示”（12CZX003）和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JGXM_YJS_201501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2]〔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胡文建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

　　[3]〔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侯一麟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4]《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丨981年，第482页。

　　[5]《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6]〔苏〕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余大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131页。

　　[7]В.М.Межуев. Маркс против Марксизм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2007. С.21.

　　[8]〔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9]《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11]《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6页。

　　[12]《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3页。

　　[13]《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14]《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页。

　　[15]〔美〕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周师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90页。

　　[16]苏科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张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12页。

　　[17]〔美〕斯蒂芬.Ｆ.科恩：《布哈林与布哈林主义》，任延黎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9]《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9－80页。

　　[20]《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页。

　　[21]《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页。

　　[22] Смена Вех. Июль г. Праг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1.№ 7. с.101.

　　[23]《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24]〔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马翎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25]《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

　　[26]〔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胡文建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8页。

　　[2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4页。

　　[28]《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页。

　　[29]《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0页。

　　[30]〔美〕斯蒂芬＿Ｆ．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徐葵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31－232页。

　　[31]《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页。

　　[32]《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33]〔苏〕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ＡＢＣ》，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33页。

　　[34]〔苏〕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ＡＢＣ》，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35页。

　　[35]《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58页。

　　[36]《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37]《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38]《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1页。

　　[39]《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5－316页。

　　[40]《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5页。

　　[41]《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6页。

　　[42]《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6页。

　　[43]《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3页。

　　[44]《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45]《布哈林文选》（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5页。

　　[46]《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

　　参考文献： 

　　［1］〔苏〕布哈林：《岁月：布哈林狱中绝笔》，黄树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2］〔美〕斯蒂芬.Ｆ.科恩：《布哈林与布哈林主义》，任延黎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3］［苏〕Ｂ.Ｂ.茹拉甫列夫：《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尤开元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张冀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5］郑异凡：《布哈林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编辑：汪世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