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与对立，是斯大林执政初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对苏联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那种认为在斯大林执政初期，苏联不存在战争的威胁，是斯大林夸大了面临的危险；斯大林将资本主义视为对立面，造成了资本主义对苏联的不信任，造成了两制对峙的紧张局面的观点，本文认为是不符合历史的。对斯大林的失误及错误进行分析和批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对历史应当保持客观的认识和理解。评价斯大林，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够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联;斯大林;
作者简介：苑秀丽（197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一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论创新基地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一种观点认为，“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力量，使苏俄完全有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一种互利互惠的经济文化关系”，但是，斯大林“宣传和夸大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1]，对于并不具备必然联系的事件，苏联却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似乎面临着战争威胁。“国际形势被描绘得如此紧张，主要是斯大林有意所为。”[2]笔者认为，当时的历史并非如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就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它们发动的武装干涉失败后，一些国家承认了苏联，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依然对苏联敌视对立，还试图建立反苏阵线。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严重国际事件。西方也有学者承认存在着“真实而又持续很久的敌视苏联的举动”[3]。本文对斯大林执政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与对立进行回顾，对斯大林的判断与行动进行分析，相信会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历史并作出全面的理解与评价。
一、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态度和行为
20世纪20年代初期，经过艰难的斗争，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终于形成了均势状态，虽然是极不稳定的。《英苏贸易协定》的签订、《苏德贸易协定》的签订，苏俄与挪威、奥地利、意大利、丹麦、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以及苏联与一些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世界对苏维埃政府事实上的承认。但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依然持敌视敌对苏联的立场，国际上反苏高潮迭起。在这一时期，尽管未爆发大规模的反苏战争，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摩擦、矛盾却依然存在。
1．英国对苏联的敌对
英国对苏联依然持敌对立场。1923年发生了以“寇松通牒”事件为开始的反苏逆流。在这一年的5月，苏俄处决了一名以宗教活动为掩护的英国间谍，并扣留了擅自闯人苏俄领海的英国渔船，英国就以此为借口于5月8日由外交大臣寇松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称苏联进行反英宣传，印度、伊朗、阿富汗的民族民主运动就是受了苏联的煽动。通牒要求苏联停止反英宣传，召回驻伊朗和阿富汗全权代表，赔偿处决英国间谍的损失，释放被扣渔船等；最后要求不经任何谈判，10天内必须答复，否则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并断绝两国间一切关系。这一事件的发展显示出通牒是英国掀起反苏行动的信号。英国海军开始向黑海、波罗的海和白海调动，派遣参谋总长和军事代表团到波兰和罗马尼亚检查波罗军队反苏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5月10日，英国间谍刺杀了苏联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沃罗夫斯基。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普遍登载了“寇松通牒”，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苏运动[4]。“寇松通牒”遭到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苏联政府的有力反击。在英国国内也不得人心，群众广泛开展了抗议运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又由于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最后反苏逆流开始扭转。
英国工党麦克唐纳政府于1924年初上台执政后，当时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承认苏联，最终，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条约。但是，在野的保守党和一些反苏势力依然极力反苏、反共，竭力阻挠英苏关系正常化。在野的保守党伪造了所谓“季诺维也夫信件”，对工党发难。这个事件又被称为“红信事件”。事情是这样的：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公开信在英国正在进行的大选中引起很大影响。在信中，季诺维也夫号召英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号召他们加强颠覆活动。这封信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但却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这封信对工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工党组成的政府以官方身份承认了苏联。最终，在大选中，工党败北，保守党上台，由鲍里温组成新政府，他上台后拒绝批准工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两个经贸条约。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还走遍欧洲，采用许愿、压迫、威胁等手段，试图建立新的反苏集团。1926年10月，英国保守党斯卡伯勒大会就作出决定要撕毁《英苏贸易协定》，关闭全部苏联在英机构，断绝外交和贸易关系。
1927年，英苏关系急剧紧张起来。在这一年，英国保守党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进行了三次公开打击。第一次打击是指使中国军阀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目的是找到证明苏联进行破坏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文件。苏联驻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外交代表也遭到了袭击。第二次打击是英国策划了一起袭击阿尔柯斯和苏联驻英国商务代表处的事件。阿尔柯斯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1920年在伦敦设立的股份公司的简称。5月12日，英国政府以苏联在英国煤矿工人1926年大罢工中曾鼓动罢工为借口，英国武装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强行占领阿尔柯斯和苏联商务代表处大楼，进行非法搜查并毒打、拘留苏联外交工作人员。他们试图发现可以指控苏联搞颠覆的证据，同时制造了假材料，引起舆论哗然。第三次打击是苏联驻波兰全权大使沃伊柯夫在华沙被暗杀事件。6月7曰，波兰籍白卫分子科维尔刺杀了沃伊柯夫。按照主谋者的计划，这次暗杀主要是使苏联和波兰发生军事冲突。挑衅事件激起了苏联人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怒。波兰毕苏斯基政府不得不道歉，并正式谴责这次暗杀罪行。英国挑起苏波冲突的企图没有实现。
1927年，英苏关＿最终破裂。2月，英国政府向苏联发出了一份照会，指责苏联资助英国罢工的煤矿工人，并威胁要废除贸易协定和断绝外交关系。5月下旬，英国议会下院就英苏关系展开了辩论。5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接着，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猛烈的反苏运动。在苏联有理有节的斗争下，反苏事端逐渐平息。在1929年10月，新的英国工党政府的组建以及在急于与苏联进行贸易的工商界人士的推动下，英国与苏联的关系才得以恢复。
2．美国对苏联的敌视
美国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敌意基本上是毫不掩饰的。美国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现象在1920年就开始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苏联政府不可能存在下去，苏俄及其后的苏联政府并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国会到政府都奉行抵制和反对苏联共产党政权及其制度的政策。1921年－1923年，苏俄遭受严重饥荒的时候，美国救济总署的粮食和药品援助有助于缓解饥荒造成的困难，但是双方在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摩擦。美国对苏联的饥荒援助被认为是“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5]。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苏联的人道主义援助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俄国发生严重饥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之机，通过粮食援助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尽早垮台”[6]。苏俄对美国援助机构在俄的活动也抱有高度的戒备。
这一时期美国始终坚持不承认苏联的政策，并且采用了外交孤立和国际封锁等比较隐蔽的手法。苏联方面在与美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方面比较积极，美国实业界与苏联建交的要求也很强烈，但是美国政府坚持以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苏联政府曾多次表示愿意以不干涉内政和解决财务问题上的相互要求为前提，同美国政府探讨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有关承认债务、返还被没收的美国公民财产或给予其相应赔偿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认为苏联拒绝承认国际义务，因此不会同它建立关系。美国还认为，苏联一直在进行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宣传活动。后来，美国政府迫于企业家的要求和压力也不得不作出调整和让步。“国务院把对布尔什维克的厌恶同经济扩张的愿望区别开来，允许发展重要的商务关系”，“1928年，美国占外国在俄总投资的24％”[7]。但是美俄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胡佛政府时期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对苏联公民前往美国实行更多的限制，进行“反苏联倾销”运动，抵制苏联商品、实行贸易歧视政策、冻结苏联货物等。1930年，美国财政部长梅隆走访欧洲各国，其目的就是把这些国家联合在美国周围，共同对苏联进行经济抵制。总之，美国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对苏俄采取不承认政策，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苏美才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暂时搁置了分歧和矛盾，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了缓和与合作，建交后两国关系虽然有很大的前进，但是矛盾隔阂依然不少。
在这一时期，美国以“中立”或“不干涉”为幌子，表面上站在一旁，但事实上，它是反苏行动的幕后鼓励者，比如，美国没有参加洛迦诺会议，但它是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垄断集团还在财政上、战略原料上帮助德国，由此加强对苏斗争和镇压欧洲革命运动中的军事力量。美国政府不仅自己不承认苏联，在苏联努力与其他国家改善和建立关系时还从中阻挠。早在1920年－1921年苏英进行贸易谈判期间，美国就不断干扰，促使英国工商界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并竭力支持英国与苏联断绝关系。1923年底，英国和苏联建交前夕，美国还在向英国施加压力，阻止两国建立关系。美国还干涉1924年苏联与法国的外交谈判，阻烧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休斯毫不掩饰地声称，美国不喜欢法国和苏联接近。美国还不希望苏联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它担心苏中建交会加强这两个大国在远东的地位，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因而不断阻挠两国建交，最终美国如愿以偿。美国还阻碍苏联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正常化。1930年，胡佛政府恶意破坏墨西哥、乌拉圭与苏联的关系，在美国的压力下它们被迫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3．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联合敌对行动
20世纪20年代，反对苏联是很多国家的共同目标。这一时期曾发生了索菲亚爆炸事件。1925年4月16日，保加利亚索菲亚大教堂发生了爆炸事件，当时以亚．灿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的成员和其他政界人士正聚集在这里。灿科夫发表声明指责苏联政府是爆炸事件的唆使者。一些国家的反动报刊也掀起了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活动，要求进行反苏干涉。灿科夫政府还借机大肆迫害人民群众，有数万人被捕，数千人被杀害。苏联严厉谴责了灿科夫政府的暴行，揭穿了反动的保加利亚政府的挑衅性质。
一些国家还采取了联合反苏行动。1927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六国外长会议上，英国外长张伯伦提出了“和共产国际作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一个反苏联合声明草案。所幸，这个声明草案未被会议通过。在这一时期，维护凡尔赛体系确立的国际秩序，阻止和破坏苏徳关系是英国、法国、美国等战胜国关注的中心。．在充满不安定因素的欧洲局势下，苏联致力于维护和巩固苏德关系，但是苏德关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英、美等国家并不希望苏德合作，他们的希望是使德国的经济力量增强而反对苏联。《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就显示了他们对苏联的险恶用心。这一计划将苏联定位为农业国，定位为提供原料的附属地，想让苏联的工业依附于西欧，为欧洲提供原料和粮食，同时从德国和其他国家输入工业品。
英法美还为《洛迦诺公约》而欢呼，认为这一公约是维系战后秩序的新保证，认为“洛迦诺精神”带来了和谐与安全，标志着一个和平的时代降临了。但是，正是《洛迦诺公约》和《道威斯计划》使德国得到了恢复，最终又形成了新的战争策源地。在英国倡议下召开的洛迦诺会议和签订的《洛迦诺公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凡尔赛体系，是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试图建立安全保障体制。与会国家在会议外交中，竭力发挥“均势政策”的作用。这一公约同时也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倾向，公约实际上要求这些国家在进行反苏战争时彼此将给予援助。公约的签订国还试图通过对德国作出一些让步和承诺，将它拉人反苏阵线。它们意在阻止德国进一步和苏联接近，离间苏德关系，这个公约考验着苏德两国并不稳固的合作关系。洛迦诺会议表明德国已经褪去了战败国的外衣，在欧洲事务中重新同英、法、意处于一个平等伙伴的地位。“洛迦诺公约终于让人舒了一口气，且被誉为新世界秩序的开端。三位外长，法国白里安、英国张伯伦、德国史特瑞斯曼，一起获诺贝尔和平奖。但欢欣鼓舞之余，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规避了真正的问题；洛迦诺与其说是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不如说它已导向下一次的战场。”[8]在当时国际上危机四伏的时期，苏联必然要重视洛迦诺会议及《洛迦诺公约》对自己的威胁。在苏联看来，“‘道威斯计划’奠定了反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而洛迦诺公约则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是反苏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形式”[9]。
这一时期，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看似想建立和平解决争端、调节冲突的机制，但是，事实上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且它们之间是矛盾重重、难以协调的。比如1928年签订的《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截至1933年，该条约缔结国有62个。但这个貌似维护和平的公约其实际作用无非是粉饰太平。条约从国际法上规定了战争的非法性，但由于英、法、美等国各自怀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参与签约，同时都提出了为保护本国利益各国政府有权诉诸武力、进行战争的保留条件，因此公约对缔约国并无实际约束作用。比如，在公约中，英国提出“对其政府未被所有国家承认和未能在领土内维持良好秩序和安全状态的某些国家”，英国不能遵守《非战公约》的规定。英国的指向就是苏联和中国。而且，这些发起国对苏联怀有敌意，在长达一年多的筹划过程中把苏联排除在外。苏联对未被邀请参加筹划过程一再表示不满。1928年8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责英、法、美等国孤立和反对苏联的企图。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指出，“排除苏联参加公约谈判一事证明，公约发起国的真实目的，是要把公约变成孤立和反对苏联的工具”[10]。苏联于9月5日正式签字加人公约。但是，一直到1928年底，其签字国除苏联外尚无一国批准。1929年7月24日，《非战公约》最终生效。这个公约的签订，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阵关于和平的喧嚣，一些人认为这将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实际保证。事实上，这一公约在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有效地制约战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1]。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作出了一些努力，试图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1927年，资本主义国家为达到“经济利益统一”召开了经济会议，但是毫无结果。这表明，世界资本主义用和平方法解决市场问题已经行不通了。国际联盟从1925年起开始召开的裁军筹备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暴露了英法帝国主义假裁军、真扩军的企图。苏联提出了一些倡议，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直到1927年，世界裁军毫无进展，欧洲再次弥漫着军备竞赛的气息。最终在1930年，在筹备会的第七次会议上才勉强通过了一个对谁都没有严格约束力的裁军公约草案。这时的国际局势实际上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二、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的判断有所变化。在1924年的执政之初，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过去的一年，苏维埃俄国在国际地位方面发生了新的大变化。一是在欧洲的主要国家里，法西斯化的企图都已经失败了，在法国和英国，这些企图的制造者彭加勒和克逊已经被轰下台去了；二是好战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几次孤立苏俄的企图都失败了，苏俄在事实上被承认了，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国际都贏得了相当的威信。1925年前后，斯大林曾认为世界进入了“平静时期”，出现了“两种稳定：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12]。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依然表达了这样的认识。1926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包围苏联，政治上孤立苏联的行为，对苏联的暗中封锁与报复，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等，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外部困难。但是，斯大林还保持比较乐观的判断，比如，他认为英国同苏联绝交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对英国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1927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苏联处于风口浪尖，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紧张。斯大林开始认为，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些事件虽然都失败了，但打击将会更加厉害地重复下去。“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存在着“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13]。斯大林在1927年6月的《时事问题简评》中分析了新的国际形势。“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英国政府反苏‘业务’中的一切事实，它组织对苏的财政封锁，它和列强进行关于反苏政策的秘密商谈，它资助乌克兰、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苏联的这些国家内组织暴动，它资助间谍恐怖集团炸坏苏联桥梁、烧毁苏联工厂、恐吓和刺杀苏联驻外使节，这一切都无疑地向我们说明英国保守党政府坚决地走上了组织反苏战争的道路。”[14]斯大林认为，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是当时形势的基本因素。
斯大林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企图，揭露了它们给世界的和平稳定造成的危害。道威斯计划孕育着德国的革命，洛迦诺公约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洛迦诺会议仿佛消除了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而只是使这些矛盾尖锐化，“洛迦诺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精神”[15]。斯大林分析当时存在有两种战争危险。一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危险。“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怀着嫉视法国的心理正往上爬。”[16]在这一时期，各战胜国并没有友好的和平，只有武装的和平状态。各战胜国加紧扩充军备，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总方针，对共产党人的十字军讨伐，对苏联的疯狂攻击，在中国的直接干涉，这一切都是准备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战争的各种不同方面。另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反苏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矛盾在加深。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的和平，只是一种用来掩饰列强准备新战争的幌子，一种用来欺骗人民、欺骗舆论的幌子。1928年，斯大林进一步认为，国内和国外阶级关系的尖锐化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在国内发生沙赫特事件后，斯大林一再提醒党内外注意危险。斯大林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对苏联经济崩溃和垮台的幻想破灭了，但是，苏联的国际环境比过去更加紧张了，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苏联安全面临着威胁，必须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三、对斯大林有关决策的简要评论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苏俄即苏联的敌对态度和行为对斯大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斯大林不可能无视一系列敌对事件的指向性及对苏联的威胁。对斯大林的某些失误甚至错误进行分析和批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必须保持客观的认识和全面的理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认识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对斯大林的影响及斯大林的意图。
1．斯大林期望推迟战争，维护和平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的主要意图是维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关系，因为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较快的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希望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战争能够推迟。苏联积极谋求和维持和平，改善与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关系。斯大林对反苏事件保持冷静态度，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努力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但是，英美的长期敌对、一系列反苏事件的发生都使斯大林对于能否保持和平状态充满了担忧。而从国内来看，对于和平的乐观情绪在滋长。当时，苏联已经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了几年的建设，一些人就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会一帆风顺，一直向社会主义前进。斯大林认为，不能这样乐观。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策划的针对苏联的事件必须保持清醒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武装干涉。为了巩固国防，苏联在国内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在建设资金非常紧张有限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不得不相应地缩减了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17]斯大林认为，在国内还存在阶级对立、苏联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穿在全部工作中。
2．斯大林的根本目的是保卫国家的生存与安全
“由于业已形成的战争威胁，保卫苏联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基本问题。”[18]保卫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西方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苏联20－30年代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安全；战前苏联在东方搞军事平衡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19]。斯大林一方面极力避免卷人英法挑动的战争中去；另一方面，积极为可能面临的战争做准备。斯大林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看到有遭受侵犯的危险而不作自卫准备，它的人民是不会尊重它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保卫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和攻击得逞，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应当肯定斯大林对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伟大贡献。“从列宁逝世直到30年代初，在革命领袖中也许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最彻底、最坚决地维护党关于确立和加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他没有那种能取代列宁的天资，但别人也没有。他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及许多人；但在争取新制度生存的斗争时刻，极端重要的是目标明确和领袖的政治意志。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列宁，无人能胜过斯大林。”[20]斯大林“只想维护苏联的生存。他并没有主动塑造外交事务，而只是对它们做出被动反应。对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而言，它的存在被视为是对世界上其他强国的挑战，几乎没有可供选择的联盟国家，因而这种外交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好的愿望便是抵消针对苏联的‘十字军’威胁”[21]。应当说，当时斯大林对于保障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安全与生存的目标是正确的，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3．斯大林对苏联的实力有清醒的判断
斯大林认为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以苏联为中心的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与对立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会迅速取代资本主义。他的判断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都已经稳定，达到了暂时的平衡，这对资本有利，而对革命发展不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很大的困难。苏联的力量尚未强大到足以将社会主义扩展到苏联一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必须按照新的方式做革命准备，而不能进行世界革命。虽然斯大林有时依然表现出对世界革命的期盼，但是，他不得不把胜利寄希望于未来。斯大林立足于实力制定对内对外战略。同时，斯大林还一再表达了绝不会软弱无力的决心，国内外敌对分子希望苏联软弱无力，赤手空拳，向敌人屈服，向敌人投降，苏联是绝不会同意的。
4．苏联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在当时是正确选择
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敌对使斯大林形成了强烈的孤岛意识和危机意识，这是促使斯大林急切地在国内开展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原因。斯大林充分认识到了危险：如果苏联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农业附庸，它就将是无以自卫的弱国，这是在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必须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农业国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工业国，成为经济上不依赖其他国家、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内市场的国家。斯大林的认知就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敌对，使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成为首要任务，而不为国防奠定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苏联必须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发展强大的工业以增强防卫能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辉煌，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生机和潜力，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新的通向未来的道路。
5．斯大林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斯大林预料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面临无数艰难险阻，同时，他对苏联及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苏联的存在和发展在动摇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热情和理想支撑着斯大林在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不畏艰难，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1928年，斯大林在《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答弗鲁姆金）》一文中，批评了弗鲁姆金对苏联国际环境的估计。弗鲁姆金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进攻苏联的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是苏联力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削弱。这种观点在党内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斯大林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恰恰相反，是苏联的胜利发展破坏着世界资本主义基础，使包围苏联的各资产阶级国家出于恐惧而按捺不住要进攻苏联。“苏联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专政蜕化这一幻想的破灭，以及苏联在国际上的革命影响的加强，是这种尖锐化的最主要的因素。”[22]斯大林同时清醒地指出，不能低估苏联的困难，必须消灭苏联的落后状况，展开高速度，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他期待以苏联的社会主义胜利为开端，早日迎来世界革命的胜利。
注释：
[1]左凤荣：《致命的错误一－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5、67页。
[2]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3]〔美］沃尔特.Ｇ.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
[4]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17－1929）》第4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46-247页。
[5]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6]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5－276页。
[7]〔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李庆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49－450页。
[8]〔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
[9]〔苏〕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国际问题译丛编辑部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Ｉ25页。
[10]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3页。
[11]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17－1929）》第4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妨9页。
[12]《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4页。
[13]《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1页。
[14]《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5页。
[15]《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Ｍ年，第240页。
[16]《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1页。
[17]《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页。
[18]《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79页。
[19]刘金质：《美国学术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研究》，《世界政治资料》1982年第3期。
[20]俞邃：《评价斯大林》，《当代世界》2003年第4期。
[21]〔英〕罗伯特？谢伟思：《斯大林传》，李秀芳、李秉中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376页。
[22]《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1页。
参考文献：
［1］秦正为：《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3］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徳：《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陈之弾、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苑秀丽：《国际因素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编辑：张晓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