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维克托·格奥尔基邓维奇·库利科夫，苏联元帅，曾任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俄罗斯《星火》杂志近期刊登了他的日记片断，回忆他与苏联政、军界一些风云人物交往的扶事。现编译如下，标题为编者新加。

与布琼尼不期而遇

　　1921年6月5日，我出生在奥伦堡州克拉斯诺扎林卡娅乡上柳保夫莎村一个曾挨饿的农民家里。人们叫我维基卡·维克多，可能是想让明星照耀我，当然谁也不会想到我会当上元帅，是一颗元帅星。当时四周都是饥荒，人们不得不去南方逃荒，我们家也来到斯塔夫诺波尔。 后来我到格罗兹尼步兵学校去上学，两年后我成为一名中尉，我身着新军服，身材威武吸引着少女们，我引以为自豪。时间定格在1941年6月10日，上级派我去基辅特别军区，离侵波德军最近的边界城市——弗拉基米尔—沃累斯基城。来到第41坦克师(属第五集团军第22机械化军团)，我当上了侦察连副连长。我住在一位波兰小姐家里。15日，女主人对我说：“中尉先生，那边的人们说，22号要发生战争……”

　　听到这个恐怖消息后，我立即报告了长官，他一挥手让我少听娘儿们的谣言。我当时是一个没有经验的20岁的毛孩子，完全放心了。甜蜜的夏天是最火热的爱情季节，有天天期待的约会。我埋头于青年军官安静的生活，可这种生活周围却波涛汹涌，尤其是在夜晚和休息日。在星期六，21日这天，人们照样筋疲力尽：看电影、跳舞，当然还要约定明天，即星期日的新约会。但是，22日3时15分或20分(而不是人们常说的早晨4点钟)，猛烈的轰炸开始了。

　　很快，撤退开始了，德军飞机日夜盘旋在我们头上。他们不会为我们而吝惜炮弹，我们进行着最残酷的战斗。第二天，连长被打死了，我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就任了他的职位，继续指挥最神圣的战斗分队。我们给敌人让出50公里长的一段区域，到克韦利后继续迅速撤退。

　　在科罗斯坚地区，我们伴着炮声沿林间道路前行，遇上了一队小轿车，小轿车赶上我们时，从车里走出来一位军人，我稍作迟疑惊讶地认出他就是布琼尼，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无知，迎上去自我介绍说：

　　“报告元帅，库利科夫中尉在此。”

　　布琼尼不等我把话说完，用审慎的目光打量着我问道：

　　“你正在完成什么任务，尖兵?”

　　“派我撤往马林。在那儿等待后续命令。”我害羞地回答。

　　“你没有迷路吗，”元帅温和地问道，“你有地图吗？”

　　“地图没有，但方向我知道。”我回答说。 战后我和布琼尼元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无论我说多少次我们的第一次相见，他都记不起来了。

在加纳初识勃列日涅夫

　　我们是1961年在非洲认识的。根据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要求，我以苏联军事顾问的身份参加研究建立非洲统一武装力量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因为恩克鲁玛当时是公认的非洲领袖——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他就此事到苏联向我们寻求帮助。这样，我根据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决定来到加纳。

　　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也意外地飞到加纳。我作为军人应该立即到大使馆见 他，向他作汇报。汇报不是从听我的报告开始的，而是从他讲述在飞行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始的。

　　“我们乘坐伊尔—18飞行在阿尔及尔上空，突然我们周围出现了歼击机，我以为这样的护航是对访问非洲的客人的最高礼遇。我们有摩托车仪仗队，他们是为了显示级别而用歼击机护送。这样想心里立即觉得很舒服。可此时机长布加耶夫跑进机舱说：‘他们不是为我们护航的，……他们朝我们的航线射击，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该怎么办?’我对他们说，我要睡觉，你想做什么，这是你的事!于是我们就飞到这里来了。”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在加 纳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你和总统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多亏他的笑话，气氛轻松多了，我的言谈举止也不那么拘束了，并能轻松地回答任何问题，他听得非常认真。

　　这件事过后不到一年，勃列日涅夫竟然没有忘记我在汹涌的非洲解放运动的最艰难条件下的报告和工作。雅库鲍夫斯基元帅从基辅调到莫斯科后，出现了任命基辅军区新司令员的问题。在柯西金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把我们的‘非洲人’派去怎么样？”

　　我指挥了基辅军区部队两年工作非常努力。1969年派我担任驻德苏军集群总司令，又过了两年，任命我为 苏军总参谋长。1976年安排我担任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

朱可夫“治好”了我的病

　　此事好像发生在1957年秋天，此前我们已有幸在柏林战役中相遇。但亲密的相交则很晚，不是在1957年，而是我担任总参谋长以后。大部分人依然记着这次在奥德萨军区的相见。朱可夫作为国防部长亲自视察这里正在进行的训练。

　　元帅来前，军区司令拉达耶夫斯基·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上将对我说提一个关于你的机械化师必须参加演习的问题，在宽阔的奥德萨稍北地区的演习场，要进行师级演习，课题为“预备和进行机械化集群穿越南布格河水 下障碍”，不排除朱可夫元帅本人可能就此进行视察和评价!如果事情不顺利，众所周知他是个固执的人，那你就熬不过了!我委托给你了，你汇报时只能看我的眼色。如果我点头肯定，也就一切都好，可以继续说下去。如果我摇头否定，立即打住，集中精力然后再说，要想一想。简短地说，作好准备，忍住，别熬不过!

　　这些话说完后，争辩已是多余的了，无论长嘘还是短叹，还有神经疼痛好像故意刁难我似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使我感到高兴和荣耀——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伟大统帅面前表现自己。依我看，直面暗箭比显示级别要轻松。在考虑过所有的“赞成”和“反对”意见后，我说：

　　“我是什么军人?您瞧，该死的神经疼痛把我折磨成什么样了，最好别让我冒险!”

　　可司令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要考虑点东西。首先，应让你妻子用熨斗治一治背;然后，我们让你在战壕中指挥和汇报，不必活动。”

　　于是“黑暗的日子”来了。我带着剧痛在战壕里了。在战壕外面的胸墙上，土埂上排开了折盛凳，以使部长(指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译者注)更方便地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我在指挥壕里所做的一切。

　　汇报情况的时刻到了。

　　“报告苏联元帅同志!第69机械化近卫师师长库利科夫上校组织一场战斗，一次机械化集群的预备和进攻……”在几分钟内，我描述着提前准备的工作情况，开始向参加演习的上校师长们发布命令，他们同时也向副手发布指令，等等，这一切持续了不超过15分钟。同时，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元帅身上，也没忘记观察军区司令的动作。我看见他肯定地点点头。我被他的这种态度振奋了，讲得更有力了。

　　朱可夫突然打断我说：

　　“上校，谁教您这样健谈?”

　　我感到很惊诧，对这句话非常非常敏感，并且明白了自己所犯的某种错误。同时朱可夫命令我带上地图到他跟前，并在一个地方作必要的解释。

　　我带着剧烈疼痛的神经根炎简直是从战壕中飞出，在地图上指示后续行动的次序。听完我的汇报，元帅发现：

　　“原来，您不仅健谈，还知道如何行动。”

　　这次谈话后，我没有感觉到腿疼，只是在训练结束后，我想起了神经根炎。朱可夫就是这样“治好”了我的病。

我的士兵“俘虏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

　　第一次与优秀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相遇是在准备进行柏林战役时，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值得记忆。可是战争结束后，在波兰发生的两次相遇值得记忆。罗科索夫斯基当时指挥北部集群，包括我们第66坦克旅。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紧急事件：几名士兵醉酒后，驾驶一辆坦克，并把它卖给了一个波兰人当拖拉机用。在这次紧急事件前，我被任命为旅长。我想，这一件事很“幸运”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们开始寻找坦克，只找坦克炮塔，炮塔被拆掉了，为的是不碍事。

　　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为什么要它，难道吸引他的是另外值得关注的东西?我们继续在寻找，踪影皆无。士兵们像哑巴一样沉默了，我感觉这件事不好收场。真的，这件事都捅到罗科索夫斯基那儿去了。他没有喊、没有叫，严肃地按条令解释了一切，文雅、安静、尽量严肃。我也明白，如果我不装作若无其事，有人会因炮塔事件掉脑袋。罗科 索夫斯基简单地命令：“坦克应该归队并做好充分战斗准备!”

　　从军事委员会返回前，发生了这次罗科索夫斯基与我及我的副手们的严厉谈话。我们在军事委员会作了短暂的停留，在离旅司令部50公里时，我们停了下来。第一件事，当然应按俄国人的方式喝点酒，为的是缓和一下气氛。简短地说，我们喝了酒(非常满意，没有撤职)并且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炮塔，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波兰人，我们还了他的钱，安上了炮塔，使坦克恢复了战斗状态。我们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我该向罗科索夫斯基报告些什么呢?应该这样说，我有幸近距离地与元帅相识。

　　第二次相见更是意外。罗科索夫斯基是一个酷爱打猎的人。我们旅驻地常有野物出没。通常罗科索夫斯基去打猎时带着不大的随从队，换着便装。我们旅负责在波兰这个自然保护区进行巡逻，并要把全部盗猎者送往苦备司令部。有一次我们的士兵把罗科索夫斯基截住了。

　　当审问他时，他说：“我是罗科索夫斯基，小伙子。”

　　“我们认识这样的罗科索夫斯基们。现在这儿全是罗科索夫斯基——把他们送到警备司令部去!”

　　“小伙子，您要干什么?”随从人员说道，“这是真正的罗科索夫斯基!”

　　“把他们全送到警备司令部去。”铁石心肠的中士下命令道。

　　过了好多年，与我相见时，罗科索夫斯基回忆起这个插曲时总是笑着说，我的士兵们把真正的罗科索夫斯基“抓了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