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鲍里斯·布鲁兹库斯第一个在其著作《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中预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想缺少一个重要的东西——经济计算。如果没有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的单一经济计划无法对社会需求作出准确的计算，因而是行不通的。中央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指导经济，最终只能导致经济生活彻底官僚化。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主要是因为实行了取消市场交换的政策；经济自给自足的俄国最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关键词] 计划经济体制 命运 预言者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2)02-0088-07
1989年以来，鲍里斯·布鲁兹库斯(Boris D.Brutzkus)的名字在欧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研究文献中频频出现。由于他第一个在自己的书《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中预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因此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可惜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俄罗斯学者的介绍文章以外，国内对他的生平思想没有更多的介绍。本文拟根据有关材料，对布鲁兹库斯生平及其思想做进一步介绍，以增加读者对他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问题早期研究情况的了解。
一、布鲁兹库斯的生平概述
布鲁兹库斯，犹太人，1874年10月15日生于现立陶宛。1878年随家迁往莫斯科。1884—1891年在一所文科中学就读。1891年他和家人及其他一些犹太人被逐出莫斯科，迁往华沙。他在华沙先学医，后学农，并参加了当地犹太人的政治文化活动。189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一所农学院，前往圣彼得堡，在该市犹太殖民协会中央办事处工作，后担任俄国犹太殖民协会农业部门负责人。1908年在彼得堡农学院任教。1918年担任新成立的彼得堡农业研究所教授。该所改为农业科学院后，于1921—1922年任该院农业研究室主任。1922年出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省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被认为是俄罗斯第一流的农业问题权威。①
除1917年的短暂时间外，布鲁兹库斯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其思想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但他从苏维埃政权一建立便关注和思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1920年8月底，正当布尔什维克被内战的胜利所陶醉之际，他在彼得堡多次发表演讲，认为经过共产党人的痛苦试验，马克思主义的“美丽设想”已被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是不可避免要崩溃的”，出路是向资本主义过渡。②当时，正是战时共产主义结束、新经济政策呼之欲出之际。布鲁兹库斯认为，在这个时候对俄国当代社会主义进行一次批判可能是有意义的。于是，他在1921年底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为题，在俄国技术协会第十一部(工业经济部)这年创办的《经济学家》杂志上连载发表。当时新闻检查只是删除出了“其中的一些论战性段落”(布鲁兹库斯一书的前言)。
1921年新经济政策开始后，苏维埃俄国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要求退回到资本主义的思潮。俄共(布)在向“资本主义”让步的同时，加强了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分子和思想的进攻。③布鲁兹库斯的言行由于一位年轻党员将《经济学家》第1期寄给列宁而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注意。1922年11月，布鲁兹库斯同160名知识分子一起被驱逐出国。
布鲁兹库斯被驱逐后去了德国，在柏林俄语学院任过教授，但主要是和一些被驱逐的俄国学者创办“俄罗斯科学研究所”，继续从事苏维埃俄国经济问题研究，并先后发表了许多著述，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此外，他还参加过抗议苏维埃政府镇压“资产阶级专家”、剥夺富农、搞强迫集体化的活动。纳粹上台后，“俄罗斯科学研究所”宣告解散。布鲁兹库斯在谢绝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邀请后，前往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教。大战爆发前布氏因肺癌去世。
二、《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的主要观点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是最能集中体现对苏维埃俄国计划经济体制“独到见解”的一本书，1935年由哈耶克编辑，以《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为名出版英文版，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的核心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用单一的中央计划指导经济活动，主张苏维埃政府恢复自由交换制度。鉴于英文版在发表时除在“结论”部分增加了最后一段外，不仅没做任何改动，而且连最初被书报检查删除的个别段落也恢复了原貌，因此，下面依据该书英文版介绍一下布鲁兹库斯的主要观点。
1.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想缺少一个重要的东西——经济计算。
马克思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思想，布氏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也由此切入。他认为，马克思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缺乏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问题的系统研究，迄今尚未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而只是对它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第3页)马克思的追随者，也都没有提出过在新的经济制度下采用什么手段来调节生产和消费的问题。俄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利用战争给资本主义造成的空前危机夺取了政权，但却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他们缺少必要的准备时间和计划；进一步讲，是因为直至当时社会主义理论只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而没有讲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再深究，会发现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认为，新的社会制度不仅消灭了国家，而且连资本主义下存在的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格、资本与利润以及租金与工资等都没有了；社会主义用以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单一的国家计划来指导经济生活，社会惟一承认的生产成本形式是以工作时间为基础来计算的劳动成本，分配按公平的原则进行。但是，在任何制度下，每项经济活动的结果都必须与它们所消耗的成本一致；(第9页)“如果没有价格计算，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是合理的”。(第15页)而且“在社会主义下，经济计算比在资本主义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资本主义下，无论资本家计不计算，他都躲不过市场的审判。但在社会主义下，如果没有适当的计算，管理人员会失去监督；即便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生产按国家的指示进行，也没有人知道生产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种状况必然会使经济制度走向崩溃。因此，“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计算的萎缩更危险的了”。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却没有引起社会主义理论家的重视，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讲过社会主义还需要会计制度，但他没有详细阐述这个原则，这正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弱点。也正是依据这一条，布氏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崩溃已经到来”，出路是恢复自由市场和每个国家企业都计算利润。(第11—14页)
布氏认为，即便承认马克思主义谈过社会主义下的经济计算问题，劳动价值论也不能提供这种计算。因为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计算，说起来容易，实际上非常复杂，也不客观。马克思在评价不同劳动的必要性时，没有解决劳动的机会成本问题。当各种企业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运行时，劳动成本的计算失去了任何意义。而在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情况下，判断采用哪种方式更合理，不能只看劳动成本，还要看可支配资本的数量。但“不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下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都是有限的”。所以劳动成本不是经济决策的惟一基础。布氏认为，《资本论》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的阐述很难说是一致的。从现代经济学看，劳动价值理论有点过时了。(第20—22页)劳动成本计算不能为提供关于哪个企业组织得合理与否的有用指导，不能提供像资本主义下的价格计算所提供的那种调节社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指示。
2.在社会主义下，劳动成果的计算不仅要考虑劳动因素，还要考虑自然、租金和资本等因素。
布氏认为，除了劳动因素，劳动成果的计算还要考虑矿产的丰富程度、耕地的肥沃程度等自然因素以及工人所使用的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否则，劳动者就不会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将属于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同属于自然和属于资本的那部分价值区别开来。生产总是体现着劳动、资本和自然三个因素的结合，这一事实在社会主义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利息和资本报酬不是历史范畴，而是经济过程的逻辑上不可缺少的范畴”。(第53、54页)
3.价值与价格不一样，没有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的单一经济计划无法对社会需求作出准确的计算，因而是行不通的。
布鲁兹库斯认为，“价值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评价，是由反映商品社会需要强度的市场价格来计算和体现的”。市场价格的形成受到社会需求的制约而且只受它的制约。在社会主义下物品的销售也是以符合社会需要的价格进行的，但是它们决不是生产成本。(第25、27页)既然需要是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没有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再拥有市场所提供的敏感的晴雨表，它要实现生产与需求的和谐，首先需要收集某种数据，使它能决定满足这些需求所需要的物品和数量；然后计算可支配的生产资料；再根据计算，将这些生产资料在各工业部门中进行分配；通过各部委下到各个企业。这样一来，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异常庞大、异常完善的统计机构，一个包罗社会方方面面的、运行起来富有弹性且不间断的统计机构，才能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变化作出反应。第二，社会主义的任务要求它大规模地安排经济物品，让每件物品的位置与消费者的评价相吻合。而这两点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总之，“即使借助于科学理论和庞大的统计机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测定其公民的需求，或是将其需求降低到同一个水平，因此，它不能向生产者提供它所需要的指导”。(第44页)
布氏认为，从没有权威机构控制社会关系来讲，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政府的，但是无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是由市场价格控制的”，价格会对供求的每一个变化作出敏感的反应，生产组织会根据这些波动调整生产，达到某种平衡，使社会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第33-35页)。正如马克思所说，自动调节会造成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像他所预言的那样灭亡，而是一次次克服危机，实现了一次次繁荣；危机本身也变得温和了，“资本主义在更高的阶段上以跳跃的韵律演进”。(第36页)
4.中央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指导经济，最终只能导致经济生活彻底官僚化。
布鲁兹库斯指出，在自由交换经济中，企业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生存而竞争，它只有以较高的生产率生产出对社会有价值的产品，才能从社会获得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和利润。而在社会主义下，企业生产率同其继续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供给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企业把产品交给“公共的大锅”，再从这个大锅中获得再生产的资料。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人可以设想流进与流出之间存在一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实际上非常成问题。即便他们想保持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做不到。如果他们坚持认为企业获得什么必须取决于其生产率，如果他们准备调查自己控制的所有企业，他们也没有对这些企业进行评价的客观标准。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般价值尺度”，企业评价必然完全取决于官员的主观评价，“这将使经济生活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致性，使它即使从经济的角度发现自己陷入了极端困境，也还会在毫无经济道理、但出于政治考虑而加以支持的企业身上浪费资金。相反，某个企业即使有经济合理性，其发展也不一定能得到保证。在社会主义下，生产资料的分配权掌握在政府机构手中，企业争取资金的过程比在以价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下还要复杂。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比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公仆更精明更认真，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缺少机制来协调各个独立的生产过程。布鲁兹库斯指出，“显然，一个经济制度如果没有协调生产与社会需要的机制，是不能维持下去的”。社会主义用一种超级无政府状态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这种状态相比，资本主义显得极为协调。(第48—49页)社会主义国家努力把所有分配功能集中到官僚机构手中，用行政命令指导经济，只能导致经济生活的彻底官僚化。(第71页)
此外，国家控制分配也扼杀了首创精神，使国家权力过分膨胀。布鲁兹库斯指出，经济自由原则，即经济首创自由、消费组织自由和劳动自由原则，对个人具有重大意义，对整个社会的意义就更大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异常发展是与经济自由原则和竞争原则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67页)社会主义下的条件却很不利于自由进取：第一，工资多少是一样的，资本主义下的许多刺激创业的东西消失了；第二，进取精神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由于经济生活所采取的官僚形式而很难表现出来；第三，社会主义即使可以把企业交给最能干的人管理，也不能避免裙带关系；第四，由于不可能准确地计算价值，高级官员很难评价别人提出的革新建议，即便人员的选用采取了最可能好的办法，革新建议也只能在一个地方实验。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为生产领域的首创精神提供空间，它更不能保证消费领域的自由。由于在社会主义下价格的确定独立于市场，供求不可能出现平衡，价格可能过低，需求超过供给，或者相反，所以造成浪费或积压。“由于实际上明确抛弃通过市场交易调节价格，专制分配可能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专制分配意味着需求的满足不再自由了。面对配给，你别无选择，更谈不上更高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了。“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它决不能满足我们的更高要求。”(第68—71页)经济物品的专制分配与经济生活的官僚化一样，不仅会限制公民的自由，还会把社会生产力压抑在一个低水平上。在社会主义下，需求不影响价格，而工资受平等原则支配。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没有一个机制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按社会需要自发地分配劳动，但是由于这样一种分配是社会必须的，因此它只有采取强制手段，而强制劳动没有自由劳动的效率高。(第72、73页)所以在社会主义下，国家不仅存在，而是在政治经济生活各个领域表现出它的全能性。
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下还存在着国家调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冲突的政治问题。布鲁兹库斯说，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而且还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个人关系。没有理由假定每个公民都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在一个社会还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存在着冲突的情况下，即便这种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的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这个社会也必须有一个强制组织即国家来维护法律秩序。一个没有国家状态的观念即使在社会主义下也是幻想。(第65、66页)
5.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利益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消灭了劳资对立，社会成员将形成一种“社会精神”，他们将抛弃报酬与劳动的关系，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布鲁兹库斯指出，没有理由假设社会革命对劳动强度会产生有利的影响，革命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可能会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但是这不能增加工人对其生产活动的注意力和精力的投入。即使社会革命消除了生产领域的劳资冲突，生产转移到社会手中并不意味着工人会自觉地认为自己的利益和社会是一致的。(第78页)把现存的等级制度抛到一边的社会革命必然与此同时破坏现存的劳动纪律，社会主义国家必将为恢复这种纪律作出巨大的努力。为实现这个目的，它将不得不恢复几乎和以前存在过的大工业等级组织一样的组织。在革命后立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原则，必然会对劳动生产产生最有害的影响。社会革命后工人的心理还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任何经济建设工作都必须接受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即人在经济生活中是受其私利动机指导的。苏维埃俄国因为忽视这一原则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布鲁兹库斯说，坚持认为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下依然管用，并不是否认利他动机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但是人类只是在有些环境和情况下才表现出无私行动和自我牺牲精神。以为人们会日复一日地不是为他们最亲密最亲爱的人而是为素不相识的社会成员做面包是错误的。俄国无产阶级在为理想而战中表现了非凡的英雄主义，但是在工作台前，它是以一种与它所得到的报酬相应的强度工作的。从原则上讲，工人在社会主义的工作台前不比在资本主义工作台前更勤奋。如果我们在任何经济工作中不照这个原则办事，我们就误解了人性。社会主义下工人工作效率大幅度降低不是因为工人不勤奋，也不是因为他们受到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因为外部条件不好，因为经济制度彻底瓦解了，特别是生活标准降低了。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受到主观因素的威胁，那么危险并不在于工人的心理，而在于生产组织者的心理。(第79—80页)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它对生产的看法有片面性，即它只把生产看成是机械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否认商人在资本主义下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仅仅把商人看成是寄生虫。它还否认生产管理人员的重要性，认为他们仅仅是剥夺剩余价值的专家。最后，马克思低估了生产技术人员所起的作用，因此，在苏维埃俄国革命后经济甚至技术人员的命运极其悲惨，直到出现了令人失望的情况之后，国家才恢复了他们的名誉，把他们作为“专家”派回工作岗位。
布鲁兹库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监督管理人员。他认为，苏维埃俄国社会功能失调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国家把风险从个人身上转移到社会身上，用对提高生产效益漠不关心的官员取代了对自己的财产承担风险的企业主。苏维埃官员缺乏的不仅是社会组织生产所必须的活力与能力，还有完成保护手里的资本这个显然比较简单的任务所必须的活力与能力。(第82、83页)
6.搞农业集体化很困难，也很危险。
布鲁兹库斯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有一种生产集中和小工业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的趋势。但从绝对的角度看，小企业还起着很大的作用。实行小企业国有化会导致小企业的彻底毁灭，这对一般经济生活是有害的。如果说生产国有化即使是在工业领域也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在农业领域这种困难简直是不可逾越的。世界上只有英国的农业几乎完全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但那是农业发展一个时代的结果。即使在英国，也有大量小农场，而且也看不到进一步集中的趋势。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俄国，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依靠农民及其家庭劳动的小农场。布鲁兹库斯指出，从政治上讲，农民群众在社会革命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不是农民中间具有深远影响的分化的结果，而是与沙俄时代农民村社的习俗有关的观念造成的，社会革命的观念在农民所有者中没有肥沃土壤。从社会革命对土地的影响来讲，私有制对最贫穷的农民乃至一定程度上对农业劳动者具有巨大的魔力，以至于这些农民的目标只能以牺牲大农庄来扩大他们的占有权。因此，在农村，社会革命的结果只能是破坏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完全分散化。社会主义国家要将这些小资产阶级吸收到计划经济中，说服他们尽快地组织成大农庄，即使有可能，要做到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企图在农业中人为地创建集体事业的努力“是决不会取得积极成果的”。(第85—87页)
7.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既不是因为它搞早了，也不是因为它没有得到世界革命的支持；俄国经济上自给自足，因此最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布鲁兹库斯认为，右翼社会主义者说俄国革命搞早了，这固然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依据，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精神。诚然，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产业工人不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俄国工业已经成熟到了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工人阶级由于无法通过民主方式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培养了战斗精神；俄国工业发展的畸形特点，使得它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在无产阶级和富有的阶级中间有一个广泛的资产阶级来缓和对立；最后，在俄国城市中，社会领导人的奢侈与贫穷阶级的贫困的对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强烈，这都为社会主义革命铺牢了道路。布鲁兹库斯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折不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用农村的发展水平来衡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程度，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无论俄国还是其他任何农业国都没有作好在不久的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第90、91页)
相比之下，布鲁兹库斯认为，左派社会主义者更代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只有他们的实践和理论没有分离。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不一定要先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是英国殖民地的革命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单方面进行，但是在经济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国家则是可以的”。这种国家首先是美国，其次就是俄国。而“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家，创造社会主义的尝试应当有最大的成功机会”。布鲁兹库斯指出，俄国经济生活的匮乏和困苦不是封锁造成的，而是新政权的政策造成的。俄国革命在经济上遭到失败，是实行取消市场交换的政策的结果。(第92—94页)如果坚持不要市场经济的“尝试”，必将继续导致各种灾难。而新经济政策放弃了社会主义，则几乎毫无例外地导致局势好转，这一事实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证明。
三、几点看法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布鲁兹库斯也许是社会主义从思想变为现实制度后，第一个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家，恐怕也是第一个用“大锅饭”来描绘计划经济分配特点的经济学家，可能也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政权可以采用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家，他也许还是第一个从经济自给的角度说明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的可能性的经济学家。在他的文章第一次出版十多年后，社会主义研究才因为米塞斯提出社会主义不可能进行合理计算而出现了一场大讨论。自那时以来，从米塞斯的“不可能论”到迪金森的“数学解决法”，从哈耶克的“复杂性论据”到兰格的“试错法”，从价格形成的信息机制到经济的激励机制，从所有制到产权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不断深入。⑦当我们回顾这一历程时，布鲁兹库斯仿佛成为一个思考的起点。因此，如何评价布鲁兹库斯首先涉及到一个角度和立场问题。
首先，在战胜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反抗和破坏活动之后，经济建设成为摆在俄国革命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怎么办?布鲁兹库斯反对像俄共党内左倾反对派主张的那样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也不主张像列宁那样“退一步、进两步”，只是利用商品交换，而是希望完全回到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因此无疑是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是，第一，布鲁兹库斯的结论不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属性不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因为从社会地位讲，他的地位在十月革命后是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他反对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一种“体制)，是因为他认为这种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二，他主张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而不是回到沙俄时代去；他欢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他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共产党。当法西斯甚嚣尘上时，他还表示，“现在列宁比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家‘更接近于我’了”。⑧可见，在分析评价布鲁兹库斯乃至一般知识分子的意见时，我们不应当只看其阶级属性或有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词，而应当看他的话是否有道理，是否被实践所证明。
其次，实质上布鲁兹库斯批评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是一种取消商品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⑨他所谓的回到资本主义去，首先是恢复自由交换和货币制度。当时，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共识”。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布鲁兹库斯的选择是一种进步的，即便它们是资本主义的。而坚持“战时共产主义”及其后来的变种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即使充满社会主义言词，也是落后的，是终究要被抛弃的。布鲁兹库斯的政治立场是时代造成的，他的批评不全是正确的，甚至存在严重错误，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他确实“是正确的”。⑩与同时代的冯·米塞斯相比，布鲁兹库斯的分析更深刻。米塞斯认为，在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下不可能作出合理的经济计算，而确定消费水平不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布鲁兹库斯则更强调市场在决定消费方面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市场就不能确定社会消费需要，这是阻碍社会主义国家作出合理决策的主要因素。60多年后英国经济学家诺夫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中央真的确切知道需要什么，那么赋予它命令的权力完全是有道理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整个经历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没有一个价格和市场机制，中央就失去了有关什么是最迫切需要的信息”。[11]
第三，布鲁兹库斯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几乎是与这一体制同时出现的，是在缺乏外界交流的条件下独立完成的。布鲁兹库斯之所以有“预见性”，不是因为他有先知先觉的本领，而是因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些做法后来被沿袭下来，成为了“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布鲁兹库斯不仅具有从内部观察和了解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而且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分析立场和态度，所以他能作出许多准确的预见。
第四，布鲁兹库斯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存在着缺陷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又表现了巨大的预见性。反观列宁这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却带有不少空想和教条色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从什么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同意布鲁兹库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出发的苏维埃俄国应当走回头路的结论，但是我们又怎样看社会主义者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以后得出的和他一样的回到市场经济去的结论呢?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离不开市场的结论，更多的是实践摸索的结果，而不是理论探讨的结果。在理论论证上，我们与布鲁兹库斯的差别在哪儿?差别多大呢?我们在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是接受布鲁兹库斯的论证还是另起炉灶呢?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现在，社会主义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许多问题都需要反思。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时，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经典，研究苏东的教训，还需要也应当研究批评甚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思想，特别是那些认真从事研究、严肃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的学者甚至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见，不要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名将他们排斥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这是布鲁兹库斯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弗·哈耶克为布鲁兹库斯《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所作的序言和哈耶克编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伦敦1935年英文版第32页。
②布鲁兹库斯《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 in Soviet Russia)伦敦罗德里奇出版公司1935年版。以下引文仅在文中注明该书页码。
③《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4—380页。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页、第52卷第449页、450页。
⑤⑨⑩列·希罗格罗德《论布鲁兹库斯及其专著》，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l期。
⑥《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0页。
⑦这方面的发展过程，许多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文献都提到过。这里参考的是美国的布鲁斯·考德威尔的论述。见考德威尔“哈耶克与社会主义”，静虚编译，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6期。
⑧约·威廉(John Howard Wilhelm)“苏联经济的失败：重访布鲁兹库斯”，载于《欧亚研究》(英文)第45卷1993年第2期。
[11]亚·诺夫(Alec Nove)、依·撒切尔(Ian D.Thatcher)编《市场与社会主义》伦敦1994年英文版第10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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