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前苏联时期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中，大部分仍以各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从各自的立场对苏联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发表自己的看法，雷日科夫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人物之一。

　　作为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直接参与了8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苏联改革，亲眼目睹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共解散以至苏联解体的全过程。作为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对于党和国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从90年代初，雷日科夫便开始著书立说[1]，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变化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关于苏联改革的历史

　　1·关于“改革的起点”和“阶段”

　　雷日科夫认为，苏联的改革并非通常所说的是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时才开始的，而是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执政时就已经酝酿和着手了。安德罗波夫在经济改革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改革的前奏，1985年戈尔巴乔夫所开始的改革不过是1983年改革的继续。

　　1985年四月全会被称作是“改革的起点”，应该说，是“正式宣布的改革”的起点。1985—1991年是正式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85—1987年，是改革的起步阶段，全民欢欣鼓舞，对很快实现变化充满希望；

　　第二阶段：1988—1989年，从改革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因欲达到提出的目标需要许久的时日而感到失望；

　　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1990—1991年，改革濒临死亡至寿终正寝。[2]

　　1983年安德罗波夫改革的过程中，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是其左膀右臂，因此，雷日科夫非常看重安德罗波夫时期的初期改革。

　　2·关于“苏联改革”的历史

　　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雷日科夫既有长期实际工作的亲身感受，又有在中央工作的高层认知，因而他对旧体制的积弊和改革的必要性有特殊的认识和理解。

　　雷日科夫认为，旧体制严重窒息了经济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生机。安德罗波夫所开始的改革是顺乎潮流和民意的举动；契尔年科却使改革陷入停顿、倒退和混乱；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即倡言改革，在这一点上他和安德罗波夫没有矛盾和分歧，问题在于怎样改，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

　　雷日科夫把旧体制与改革的关系比作得病与治病、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他认为，“治疗应当是彻底的、根本的，但是，这未必适合患严重心肌梗塞的疾病”。苏联正是被戈尔巴乔夫这个“庸医”采取激进的治疗方法很快致死的。

　　回顾苏联改革的历史，雷日科夫认为，苏联经济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把经济从强大的意识形态压迫下解脱出来。柯西金1965年的经济改革明显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运转，生产出现了增长，这是苏联经济改革成功的尝试。

　　3·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总的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部“背叛的历史”。

　　首先，雷日科夫强调，“改革未能按照所设想的样子实现”。“我是改革的倡导者之一，我认为自己必须对此承担责任。”[3]

　　其次，痛苦的事实是，改革没有成功，改革已成为历史。

　　第三，1991年8月是改革开始步入死亡的里程碑，是标志苏联改革寿终正寝的界石。

　　第四，改革的历史对于国家来说是短暂的，改 革已成为大大小小背叛行为的历史。[4]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被称为“具有全新的改革素质的政治活动家”，我们大家都曾因新总书记的出现而充满希望。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领导国家的才能。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例会之后，改革发生了转折。在这两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的实质上是“休克疗法”的构想没有得到支持。于是他集中力量准备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根本变革，其目的不仅要使苏联共产党脱离对国家所有生活领域的日常领导，而且要使苏共从政治舞台上完全消失。[5]

　　围绕改革方针的问题，苏共党内1987年夏天和1990年进行了两次激烈的斗争：1987年夏天，主张渐进改革的雷日科夫们取得了胜利；1990年，出卖改革思想的“设计师”和“施工员们”——戈尔巴乔夫及雅科夫列夫等人获得了胜利。[6]

　　此后，雷日科夫便被称为是“温和的改革派”。应该说，雷日科夫并不是改革和公开性的敌人，雷日科夫只是在改革方针上持中间立场的人。他也自称，“我总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

　　在六月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威信在急剧下降。利加乔夫提醒全会：党是惟一有能力保持苏联完整的组织。雷日科夫也间接地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盟友——瓦·梅德韦杰夫搞社会非意识形态化。

　　在苏共党内斗争的同时，从1989年5月至1990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国家权力机关进行了三次重大改组，权力结构发生了三次诞生、死亡、变更。国家经济在政治失控的重压下已形同一盘散沙。

　　雷日科夫认为，“已经过时的、具有严密组织的经济正是在政治失控的重压下解体的”。

　　4·分歧与退休

　　作为苏联改革的倡导者之一，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雷日科夫即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曾与戈尔巴乔夫共倡改革。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随着党内意见分歧的不断扩大，雷日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和改革转向，即在经济改革难以推动的情况下，盲目地转向政治改革表示出不同意见，尤其对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进政治改革表现不积极。雷日科夫因此而失宠。

　　1990年11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原则上通过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八点建议”，雷日科夫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表示不理解和不能接受这些建议。

　　在总结这段历史时，雷日科夫得出的结论是，破坏国家统一的政治体制，由此造成改革思想本身的死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盲目的忠君思想”，雷日科夫没能提出直接的反对意见，只是把当时的混乱局面称作“改革逻辑的破坏”。而此时，“改革”的过程已开始“挑起偏激情绪”。苏联历史已经证明“煽动偏激情绪必将导致崩溃和暴力”。[8]

　　雷、戈共事8年，由于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 1990年12月17日，在戈尔巴乔夫的新任命中没有了雷日科夫的职位。[9]从此，雷日科夫退出苏联政坛。

　　在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中，雷日科夫被认为是保守分子。雷日科夫认为，1987年以前，我和他之间没有发生过特别的分歧，那时改革正在加速发展，国家经济正在增长。1989—1990年里，我同戈尔巴乔夫有一些很大的意见分歧。特别重大的分歧发生在关于向市场过渡的计划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准备支持激进经济改革计划，而雷日科夫主张温和的经济改革计划，反对激进改革的“500天计划”。极端激进派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

　　谈到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雷日科夫写道：我与他一起走过了1983—1990年改革的艰难历程。我作出了肯定的结论——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元首。

二、对于“改革”的基本看法

　　(一)关于改革

　　1·首先一个基本问题：到底需不需要改革?

　　雷日科夫的回答是，需要改革，尤其是经济改 革。改革已经叩响了大门，只有政治盲人才看不到改革的必要性。

　　“我曾真诚地相信改革的理想。”但在改革的首倡者那里，“从1987年开始，改革中出现了与刚刚宣布的改革方向相偏离的转折”。[11]以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等为首的反共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将改革的旗帜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从那时起，苏共开始日益被他们排挤出对改革的领导。其结果是实行与改革初衷完全相反，甚至完全对立的计划，从而为国内反革命准备了土壤。[12]雷日科夫认为，国家应该改革，而不是使它瓦解；也没有必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 度。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完善，而不应该被消灭。

　　2·雷日科夫的改革观点

　　雷日科夫认为，搞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当欧美采用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的构想时，俄罗斯却宣布“市场资本主义”的构想。然而，无论国家垄断还是市场自发势力，都同样与现代经济格格不入。

　　1990年夏天，存在着两个向市场过渡的计划——政府计划和“500天计划”。

　　雷日科夫反对激进经济改革的“500天计划”，主张可调节的市场，平稳地、逐渐地向市场过渡。[13]

　　首先，雷日科夫不相信“500天计划”会使形势 好转，反对“休克疗法”的措施，并认为，试图在几个月内过渡到新的经济关系将会引起严重后果。

　　同时，雷日科夫等提出了向市场过渡的政府计划。他们提出了“向可调节的和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14]认为，严格的计划分配体制的潜力已经用尽，经济转入新的轨道已势在必行，应当转向更加灵活的经济关系形式。但我们的模式应当是建立可调节的市场，平稳地、逐渐地向市场过渡。旧的东西崩溃，新的东西要立即取而代之，对一切应当反复考虑，作出预见，不应该在很短时间内一下子全部清除。

　　要转向自由市场，就应当建立相应的结构。雷 日科夫赞成存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应当找到一些形式，使人们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小企业实行私有制，大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和集体所有制，反对土地私有制。

　　雷日科夫认为，改革的悲剧结局是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俄罗斯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的目的和方式，在于改革的目的和方式中缺少社会和道德基础。

　　3·公开性在改革和国家命运中的作用和影响

　　公开性作为民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特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行它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事实证明，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公开性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就会变成一根大棒，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

　　在改革过程中，公开性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借助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甚至摧垮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本缺点是：理论基础的发展过于滞后，越来越落后于迅速变化着的实际，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实践与客观需要。[15]

　　因此，在苏联改革的过程中，公开性既是“氧气”，也是“煤气”。正是公开性解放了千百万人的思想，促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独立地进行思考，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是公开性带来的主要收获，它是生存的“氧气”。但同时，公开性也可能成为“煤气”，不仅能够不声不响地迅速毒化个人的理智，而且能在很大程度上毒化社会的意识。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我们以往的全部历史没有养成从政治上进行独立思考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蛊惑家都有可能成为“人民领袖”。

　　改革宣布的公开性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变成激发群众积极性的动力，变成净化与创造的力量，而是变成了破坏的武器。期待已久的畅所欲言的机会到来了，人们为此欢欣鼓舞，但是政治和经济方面没有同时发生迅速的变化。思想和愿望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脱节，被破坏力量用来贬低改革的目的和任务。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历史狂躁”综合症，人们觉得一切积极的变化都来得太缓慢，总认为当局不愿意立即将人们的意向和愿望付诸实践。这就加剧了社会上的紧张气氛，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这点来破坏国家和社会制度。这是历史给我们上的无情的一课。[16]

　　(二)苏共的改革与失败

　　关于党内的变革历程。首先，雷日科夫强调，历史的真实在于，是党的领导层引导了改革进程。政治局对党的缺点是了解的，并且在有意识地变革党。正是这一变革促成了整个改革进程的发生。

　　变革最重要的一步是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民主化、公开性的决定，确定了党的改革办法。

　　实行具体改革的第一步是1988年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要求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明确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

　　第二步是1990年3月，第三次人代会作出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的决定。这一行动得到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支持。这说明，他们已经觉察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并且坚决要求对自己的党进行变革。

　　1989年开始的党内改革是艰巨而复杂的。

　　1990年7月是党在几十年的历史上最艰难的一个 时刻。党的领导遭到了严厉批评，人们对政治制度已发生变革的新形势下党的行为原则、经济发展道路等，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一种力量已经清楚地感到，改革已经被出卖，它与所宣布的方向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了，这些人认为应该制止毁灭性的进程，但他们立即被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另一种力量是“改革派”，他们毫不掩饰其主要目标是摧毁苏共并改变国家的社会制度。苏共队伍内部在迅速地发生骚动和分裂。客观地讲，经过这次洗礼，党是应该能够走向新生的。

　　但是，对党的沉重打击，继而强行停止它的活动，给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禁止党的活动的主要理由是，社会主义造成了我们的所有不幸。可是，有过错的不是理想，而是人，那些给社会主义加上各种背离本质的形容词的人。改革思想的被出卖、改革的终结以及广大群众对它的失望表明，党已彻底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而实质上，一片涣散的党也从未寻求过支持。

　　党的悲剧在于，它未能及时觉察那些早已飘然而至却又无法回避的变革。结果它被社会孤立起来。应当对此负责的，不是党的普遍党员，而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它的悲剧还在于，党在垄断权力的过程中，丧 失了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因为，国内没有任何以别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反对派。结果，作为惟一的组织，党丧失了自身最优秀的品质——战斗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精神……[17]

　　(三)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

　　首先，国家曾经有个强大的核心——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正是以它为中心形成的。另一个国家核心——代表权力机关、执行权力机关和司法权力机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完善的。遗憾的是，在党和国家职能的转变过程中，这些进程没有同步进行。一个被迅速破坏，另一个在痛苦中诞生。

　　第二，国家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悲剧。 苏共无论犯过什么错误，都从未把搞垮联盟当作自己的任务。最后几年，它一直在支持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给它们更大的权利，但这一切都立足于在统一国家之内。因为拥有自上而下的分支机构的党，是使联盟各部分联合起来的惟一因素。苏共被停止活动后，这一破坏进程开始失控，结果便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十二月悲剧。

　　第三，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矛盾。

　　苏联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复杂的、矛盾的，社会对它的态度不尽一致，以政府为代表的方案制定者遭到了最猛烈的抨击。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期限。健康力量懂得，这是一个长 期复杂的过程，而所谓“500天计划”及其“休克疗法”是一种严重的投机。很显然，这个计划推动了全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激烈政治斗争。

　　从1991年底开始进行的后果可怕的政治改革，其代价是毁灭了一个统一的、伟大的国家。

三、关于“改革”与“后改革时代”

　　雷日科夫认为，1991年以前是苏联的“改革”时代，1991年以后开始进入“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俄罗斯的特殊性在于，俄国资本主义化不是按照历史形成的道路发展的。在西方的遥远的过去，资本的原始积累意味着要迎接一个新的、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但在俄罗斯，在20世纪末，这却意味着要返回已经经历过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是一种反自然的、反动的行动。而最悲惨的事情在于，这并不是改革者的错误，而是他们为改变社会制度而采取的完全有意识的行动。[18]

　　对于俄罗斯未来的命运，雷日科夫认为，新社会主义和新苏维埃是拯救和复兴现代文明强国的唯一可行之路。新社会主义将会有两三个社会主义政党参加政权竞选的角逐，苏维埃是我们国家政权组织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新的、享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的建立将为实行真正民主的三权分立创造条件，而三权分立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新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将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那么，如何评价雷日科夫，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这样谈到：“雷日科夫是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他和他的助手们曾努力使社会主义民主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未能阻止在俄罗斯发展资本主义的企图，雷日科夫对这一结果感到非常痛苦。在苏联精英集团中像雷日科夫这样的人是极少数。”[19]

　　注释：

　　[1]1992年，雷日科夫出版了《改革：背叛的历史》(俄罗斯新闻出版社)一书，这是最早论及俄罗斯改革问题的作品之一。作为直接参与改革进程 的苏联高层领导人之一，雷日科夫在回顾他当政6年间前苏联国家生活和他个人活动的过程中，提出了他对苏联改革成败得失的一些基本看法。1996年，雷日科夫又出版了《大动荡的十年》一书，在前书的基础上，雷日科夫试图对大动荡的十年作出一个客观的分析，并对苏联改革进行深刻的反思。

　　[2][5][6][7][10][11][12][15][16][17][18]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379页，第565页，第566页，第567页，第367页，第563页，第564页，第311页，第314—315页，第166页，第503页。

　　[3]1990年12月雷日科夫在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4][8]《改革：背叛的历史》第5页，第12、13页。

　　[9]1990年12月17日，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取消苏联部长会议，成立内阁。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没能成为新内阁的成员。

　　[13]1991年5月30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对雷日科夫的访谈录《我建议走另一条路》。

　　[14]《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10页。

　　[19]《时局评论周刊》2001年2月18日(www.ac-wang.com)。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责任编辑：戴隆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