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当前，世界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各国互动空前紧密，因此准确理解外部世界的复杂动态已成为一项紧要任务。区域国别研究作为承担此项使命的交叉学科，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完成了从分散研究到独立一级学科成型的建制化跨越。不过，学科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内在的困惑。这门学科的核心，从不同视角看，有不同的解读。究竟是培养精通特定国家国情的专家，还是构建一套解释世界复杂性的普遍知识体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国别学走向成熟、形成自主知识产出的关键前提。
一、发展历程：从认知需求到学科建制
中国系统了解域外的努力由来已久。近代以前，相关记载多见于使行录、地理志。近代，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开始主动译介与研究外国，重心在于寻求强国之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相关研究具有明确的服务于国际斗争的时代特征，范围相对集中。改革开放后，伴随国门打开，对全球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研究机构大量涌现，研究领域也从政治、经济扩展至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呈现出专业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复苏景象。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全面、精准、深入地理解世界各地区与国家，已经上升为一项必须实现的、紧迫的国家战略需求。然而，原有的依附于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等传统学科的研究模式，在培养通专结合人才和产出系统性知识方面面临瓶颈问题。在此背景下，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正式设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一制度性突破可以整合学术资源，创新培养模式，其长远目标在于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与对外交往的宏大实践。
二、内涵张力：从操作路径到体系构建
学科的快速建制并未自动消解对其核心内涵的认识分歧，反而凸显了一种深层张力。学界倾向于对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进行概念上的区分。前者主要指代为社会实践提供具体知识基础的分析活动本身；而后者则首先是一个教育学的范畴，其核心任务是设计并执行一套旨在培养“一国通”或“地区通”的专业人才方案。依据这一思路，学科建设的重心自然被置于培养环节的理想标准与操作路径上。
这一导向催生了明确的人才培养模型。钱乘旦先生认为可以概括为知形、知心、知行，即要求研究者不仅全面掌握对象国的基础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能深入理解其社会心理与文化特质，并最终具备预判其行为趋向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培养过程被要求遵循实用、实践、实证的原则。这一强调人才培养的操作性与应用性的思路，对于规范教学体系、强化学以致用导向具有重要价值。
与此同时，在学科本体层面也引发了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区域国别学的核心任务被主要定义为执行一套培养方案，那么这门学科自身独立的理论关切、核心概念以及共通的学术议程究竟是什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精深研究，终点是产出关于其特殊性的近乎全景式的深度描述，还是应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与综合探寻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与理论命题？学科的交叉特性，究竟意味着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现有学科知识在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时的组合并用，还是能够通过内在的深度融合催生出超越现有学科分野、直面区域国别复杂性的全新的知识生产逻辑与范式？
这些困惑表明，在大力推进人才培养的同时，还需要对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知识生产范式进行更为根本性的思考与整合。换言之，学科的发展，既需要操作层面的清晰路径，也需要理论层面的自觉，尤其需要方法论上的共识。
三、整体认知：“两史一路一文明”
“两史一路一文明”有望回应上述操作路径与体系构建之间的张力。它不仅是一组研究议题的集合，还是一种系统性的认知方式与分析路径，可以将区域国别史与全球通史、发展道路、文明特质这三个维度有机统一为不可分割的分析整体，从而为由特殊经验走向普遍理解提供一座桥梁。
“两史”融合，确立认知的时空坐标系。理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脱离其历史脉络与外部关联。精细的认知需要一张精密的时空“坐标图”。区域国别史如同显微镜，致力于内部深描，通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特历史进程、制度演变与社会心态的梳理，来揭示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与行为惯性。与此同时，全球通史提供了一面“广角镜”，将特定区域置于人类历史的宏大进程中加以考量，旨在揭示其发展所受到的外部系统性塑造。“两史”的辩证融合，要求既能考察全球性力量如何自上而下地影响地方的命运，也能洞察地方社会如何自下而上地接纳、抵抗乃至转化这些力量。这种关联性视野超越孤立的国别叙事，并将特殊性置于普遍联系的网络之中，为从个案比较中提炼规律提供了可能性。
“一路”追踪，紧扣动态的实践主轴。在历史坐标确立后，研究需从关注静态结构转向动态过程。发展道路，构成了连接历史与当下、贯通国内治理与国际行为的核心分析主轴。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既有条件与内外约束下，为实现其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包含战略抉择、政策实验、制度调试与社会博弈在内的长期实践。它要求运用过程追踪方法，紧密跟随关键节点决策、利益集团互动与社会效果反馈，进而理解推动其演变的动力机制。可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实证研究。比较不同背景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路径，既能提炼出后发国家或地区的某些共性逻辑，也有助于深刻理解每种模式得以成功或陷入困境的独特条件与历史路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交战略与对外行为，本质上服务于保障其资源供给、市场运行、技术获取与安全环境稳定等核心发展需求，是其内在发展逻辑在国际舞台上的延伸。
“一文明”探源，开掘深层的意义结构。文明特质是理解社会行为最持久、最根本的意义框架与文化基因，它包含了一个文明关于世界认知、思维方式、价值排序与审美取向的稳定内核，并通过语言、教育、礼仪与艺术得以实现代代相承。对“一文明”的挖掘，要求研究必须与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领域进行深度对话，即不仅要关注做了什么，还要探究为何认为这样做是正当且富有意义的。文明特质赋予社会行为以强大的历史惯性与独特的文化逻辑。许多从外部视角、基于短期利益的看似非理性的抉择或难以化解的冲突，若将其置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进行审视，往往能呈现出其内在的文化合理性。
“两史一路一文明”并非三个方向的简单并列，而是一个相互依存、彼此转化的有机体系。在此框架内，“两史”的融合为理解“一路”与“一文明”提供了时空舞台与历史前提；“一路”是历史积淀与文明底色在应对当代挑战时最为生动和具体的实践呈现；“一文明”则为历史路径的选择与发展战略的取向提供了最深层的价值导航。三者构成了从历史情境到当代实践，再到文化根基的认知闭环。而“两史一路一文明”的意义也就由此产生：既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又通过其内在的整合逻辑为区域国别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提供了遵循，还弥合了具体操作路径与整体体系构建之间的关联。
四、战略协同：从深度认知到实践赋能
“两史一路一文明”作为一种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其价值不仅在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而且在于能为国家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重大战略提供深度的认知支撑与行动指引。主动运筹国际空间，这是我国“十五五”规划中关于对外工作指导方针的崭新表述，为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中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方面，“两史一路一文明”为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奠定了认知基石。“两史”融合提供的历史纵深与全球关联，可以精准辨识对象国的行为惯性与历史脉络，从而有助于在运筹中找准接口。“一路”追踪发展动力与核心需求，能够使合作成为内生助力，从而实现利益深度融合与战略相互嵌套。“一文明”揭示文化逻辑，能够确保议程设置契合深层的价值认同与思维方式，并提升战略互动的效能，这就使得主动运筹国际空间摆脱了短期博弈与应激反应。
另一方面，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战略需求，为“两史一路一文明”研究注入了强劲的现实动力与明确的问题导向。它要求研究不仅能够解释世界，而且能够服务于前瞻研判、风险预警与方案设计，并推动学术研究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推演，从单一领域分析转向多维度整合研判。这一实践要求将持续检验反馈、深化发展该研究范式的方法与理论，推动其不断回应时代课题，进而实现从知识生产到战略赋能的价值跃升。
展望未来，“两史一路一文明”的整合性框架也许可以进一步升华为“历史文明实践体系”这一理论范畴。它强调文明是在具体历史时空下，通过持续的发展实践与国际互动而不断展开的过程，来统摄行为体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中的复杂统一性。可以说，“历史文明实践体系”为解码国际行为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整合历史纵深、实践动力与文明逻辑的分析路径，其深化与完善将是区域国别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方向。
转载自《俄罗斯学刊》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