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位于亚欧交界处的南高加索地区，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显著的战略调整与外交转向，备受外界关注。2025年12月2日，亚美尼亚与欧盟正式签署《亚美尼亚—欧盟伙伴关系战略议程》，取代2017年的《伙伴关系优先事项》，此举标志着双方关系迈出重要一步。亚美尼亚开启入盟进程也将拉开复杂地缘政治博弈的序幕。

开启战略关系“新阶段”

　　亚美尼亚启动相关立法进程始于一份获得超过五万公民签名呼吁政府启动入盟进程的请愿书。2025年1月，亚政府批准了《关于亚美尼亚共和国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随后亚议会通过了该法案。这是亚美尼亚战略转型的重要一环。

　　亚美尼亚和欧盟签署的议程共60余页，分为八个章节，确定了双方广泛的合作内容，涵盖民主法治、司法改革、人权、社会经济发展、互联互通、能源安全、数字化转型、贸易多元化以及安全防务等领域。议程签署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宣布了一项援助亚美尼亚1500万欧元的计划。

　　议程将安全和防务作为一个重要合作领域。2024年，欧盟决定向亚军队提供1000万欧元援助，这是欧盟首次决定通过欧洲和平融资机制支持该国。该援助措施旨在提高亚武装部队的后勤能力，并促进在危机和紧急情况下改善对平民的保护。

　　经济合作、贸易多元化和互联互通是议程的关键支柱。双方强调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旨在实现亚美尼亚经济多元化，增强其经济韧性，从而降低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议程指出，通过在亚美尼亚开展区域互联互通投资项目，包括支持该国新的区域政策——“和平十字路口”倡议，与欧盟“全球门户”战略保持一致。双方将在“全球门户”框架内确定并实施战略投资项目。

　　议程还强调，协同加强亚美尼亚、南高加索地区和欧盟之间的运输与能源联系，包括继续支持亚美尼亚参与黑海电力电缆项目、逐步推进亚美尼亚能源和核安全立法与欧盟法律规范的趋同、进一步探索能源领域的投资机会等。

　　同时，议程明确将开放签证列为合作重点之一。亚外长米尔佐扬表示，通过执行相关行动计划，最终目标是实现互免签证，实质性促进双方人员往来和民间联系。欧盟则暗示深化伙伴关系本身即在塑造“欧洲共同空间”，为亚美尼亚入盟远景做好铺垫。

　　议程的签署标志着亚美尼亚与欧盟从政治宣言和法律程序阶段迈入了以具体项目和资金为支撑的务实合作阶段。

缘何加速向欧靠拢

　　首先，传统安全保障的失效与深刻的安全危机是最直接驱动力。自独立以来，亚国家安全体系高度依赖与俄罗斯的同盟关系和俄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然而，在亚美尼亚看来，2020年及2023年与邻国阿塞拜疆在纳卡等地区的激烈冲突中，俄及其主导的军事同盟并未履行集体防卫承诺。此后，执政的帕希尼扬政府实际搁置了参与集安组织的活动，转而寻求新的安全支柱。

　　其次，摆脱经济依附与寻求发展机遇是现实考量。亚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俄能源、贸易通道和侨汇。在亚方看来，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使其极易在经济和外交上受到掣肘。亚美尼亚认为，加入欧盟，意味着能与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对接，不仅可获得巨额发展援助，还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完善本国的法律、治理体系，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经济的独立性与抗风险能力，为国家主权提供坚实的基础。

　　最后，“回归欧洲”是其历史文明认同与现代叙事的反映。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这一历史遗产使其在文化心理上与欧洲基督教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与伊斯兰教为主体的主要邻国土耳其、阿塞拜疆及伊朗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对立，进一步强化了其上述自我认知。

　　但是，虽然入盟法案获得执政党“公民协议”党的支持，却遭到了在野党的抵制。亚国内政治精英在此问题上存在分歧。总理帕希尼扬也强调，通过入盟法案仅是“第一步”，入盟相关重要事宜最终须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这反映了领导层在激进的战略转向与严峻的现实约束之间仍旧试图寻求平衡。

入盟之路将荆棘丛生

　　技术上，入盟谈判异常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等所有领域的全面改革，通常耗时长达数十年。亚美尼亚的邻国格鲁吉亚便是前车之鉴，虽获欧盟候选国地位，却因欧盟认为其国内政治发生“倒退”而被暂停入盟进程。亚自身在欧盟所规定的民主质量、司法独立、反腐败等方面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最核心的挑战还在于，亚美尼亚处在大国博弈的前沿。亚的战略转向直接触动了俄罗斯的神经。俄视南高加索地区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和安全缓冲带。亚美尼亚不仅是俄的军事盟友，其境内设有俄军事基地，它还是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而该联盟与欧盟在关税、法律和监管体系上互不兼容。这意味着，亚美尼亚的“欧洲梦”最终需要与莫斯科进行一场痛苦的“经济诀别”。亚美尼亚将面临来自俄的能源、贸易、地区安全等“杠杆”带来的阻力。与此同时，欧盟与美国则将推动亚美尼亚入盟视为在后苏联空间拓展影响力、削弱俄阵营的工具。亚美尼亚因而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新一轮拉锯战的焦点。

　　亚美尼亚启动加入欧盟的进程，将会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中小国家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遍困境，以及全球秩序震荡重组中“中间地带”国家的艰难抉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