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举行的俄美首脑阿拉斯加会晤以及随后举行的美乌欧领导人华盛顿会谈，是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俄罗斯、美国、乌克兰、欧洲四方罕见的高层外交互动。后续，美俄双方共同明确了先举行俄乌首脑直接会晤（“普泽会”）、再举行美俄乌三方首脑会的“路线图”，而美乌双方此前已多次公开表示，希望通过此类直接对话来为打破和解僵局提供可能。然而，“普泽会”至今尚未进入筹备状态，且受局势持续紧张影响，人们对近期实现这一会晤的预期在不断下降。为何承载期待的“普泽会”迟迟不能落地？这对俄乌和平进程又意味着什么？
乌侧重寻求安全保障，对“普泽会”期待不高
乌克兰对“普泽会”的态度，经历了从明确拒绝到公开表达会晤意愿的转变。2022年10月4日，泽连斯基签署法令，正式批准“不与普京谈判”的决定，但随着内外压力的上升，其态度最终走向松动。今年2月9日，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谈判，条件是美欧向乌提供安全保障。
内部压力方面，战事进展不利促使乌国内支持谈判停火的呼声持续升高。美国盖洛普8月7日民调显示，69%的乌国内受访者支持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为52%。对泽连斯基而言，通过释放谈判意愿展现寻求和平的积极姿态，有助于维护其国内政治稳定。
更强劲的压力来自外部。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要求迅速结束乌克兰危机，且在选举、领土等方面不断向乌方施压，明确拒绝乌“先停火，后谈判”的诉求。8月15日美俄首脑阿拉斯基会晤前，美方宣称正协调安排俄乌元首会晤讨论止战事宜。内外压力之下，泽连斯基在8月18日美乌首脑白宫会谈后的记者会上重申已准备好与普京举行“任何形式”的会晤，同时强调会晤不应设置任何条件，且只有“普泽会”能讨论领土问题。
不过，乌方至今未取消“不与普京谈判”的法令，说明其对“普泽会”并不抱有过高期待。与俄方一样，乌方也把重心放在前线，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筹码。尽管兵力紧张，武器装备依赖西方援助，但乌方作战意志和能力尚未耗尽，并未放弃对抗俄罗斯和收复被占领土的目标。乌政府现已将征兵年龄从25～60岁放宽至18～60岁以上“符合条件者”，近期又允许军事系统登记过的18～22岁男性自由出入境，并进一步加大对逃避兵役行为的惩罚力度，目的是保障兵源补充能力。武器方面，乌方存在严重短板，其70%～90%的对俄攻击行为依赖低成本无人机。同时，为缩小与俄战力差距，乌方积极推动欧洲对其加大援助。2025年上半年，欧洲对乌援助达到前所未有的392亿欧元，其中军援总量自2022年2月以来首次超过美国，且其5～6月提供的武器很大一部分来自国防采购合同。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调整了美国对乌军援政策，转入美国出物资、欧洲买单的模式。9月，特朗普批准了头两批“由北约盟友支付的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总计约10亿美元，主要是防空系统。这些进展让乌方认识到美欧援助仍有潜力，而若通过谈判妥协，从法律归属层面放弃领土，则会立即触发国内政治危机，代价过高。乌方还在利用“普泽会”议题推动美欧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乌外长瑟比加强调，俄方故意提出乌方不可接受的提议（指在莫斯科举行“普泽会”），因此只有增加压力才能迫使俄最终认真对待和平进程。
乌克兰对欧美寄予厚望，并把寻求安全保障作为当前外交工作重点之一。乌克兰评级集团8月民调显示，75%的受访者认为欧美安全保障是结束敌对行动的先决条件。此前，乌曾陆续与英国、法国、德国等20余国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议，但乌方认为这类协议仅属政治性承诺，不仅法律效力有限，对协议签署国能否长期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也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乌方所期望的安全保障的核心诉求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获取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坚定防御承诺，同时推动相关国家采取实际军事手段参与保卫乌克兰，避免重蹈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安全承诺未获兑现的覆辙。
乌方的安全保障方案重点聚焦军事保障与军事支持的韧性，有明确优先级，且随现实情况变化不断调整：理想方案是加入北约，但因美国明确反对而暂时搁置。次级方案是争取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集体安全保障——即任一缔约国遭受武装攻击即被自动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其他缔约国应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必要行动，“以恢复和维持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美欧对此存在分歧，乌方正持续协调。再次级的方案是加入欧盟。乌方在此方面的核心考量是看重《里斯本条约》第42条第7款——“如果一个成员国在其领土上成为武装侵略的受害者，其他成员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和协助该成员国”。更次级的方案是与其他国家签署具备明确法律效力、包含具体执行细节且长期有效的安全保障协议。最低方案则是引入外国军队驻乌，推动美欧对乌援助长期化，以防止俄在停火后再度发起进攻。9月6日，乌方称其正在基辅组建“多国部队司令部”。
俄将乌方作出实质性让步作为前提条件
俄方认为，当前举行俄乌高层对话缺乏基础，乌当局尚未展现出足够的诚信和自主性，也缺乏合法性。俄对乌不信任源于2014年《明斯克协议》流于纸面，以及2022年俄乌伊斯坦布尔谈判达成初步共识后，西方介入导致乌方改弦更张而未签署协议的历史经验。9月3日，普京表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经结束”，乌当局若想以合法身份充分参与调解进程，应当举行全民公决，为此须废除戒严令，随后举行总统选举，选举结果须经宪法法院确认，而乌宪法法院处于非正常状态。目前，乌克兰总统拒绝这样做，因此俄方认为与乌现任行政首长举行会晤没有出路。普京还称，如果会晤准备充分并且能够产生积极的成果，那么他同意与泽连斯基在莫斯科会晤。
然而，俄乌双方对于会晤远未准备充分。除了换俘和交换阵亡士兵遗体，双方在诸多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俄方提出的建立若干技术性谈判小组的建议未获乌方回应。8月20日，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没有俄方参与的安全保障讨论没有出路，若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平等协商，俄方会接受。俄方释放这一信号，意在确保未来事态紧张时，其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机制拥有实质否决权。9月5日，普京称，外国军队如在乌出现，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
俄方的强硬立场与前线战事进展紧密相关。当前俄方在军事上占据主动，凭借兵力和装备优势在乌东地区持续缓慢推进。根据乌克兰战场监测组织Deep State的报告，2024年1月以来，俄方每月都占领数十至数百平方公里乌领土；截至2025年8月，俄军已占领乌克兰19%的领土。俄方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一方面，人员动员、装备补给能支撑长期作战，且其国内通过战时经济转轨已逐步适应西方制裁；另一方面，西方制裁的经济压力虽客观存在，但“妥协即放弃西部安全屏障、丧失已控领土”所造成的战略和政治代价远大于暂时的经济牺牲，因此坚持“打比谈更有利，打为主，谈为辅”。
尽管“特别军事行动”让俄方付出巨大代价，但俄国内主流共识是“既然已经如此，就要争取实现作战目标”。5月18日，普京表示，“特别军事行动”需要达成的结果包括：消除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创造实现持久稳定和平的条件；保障俄罗斯国家的安全；维护那些把俄语视为母语、把俄罗斯视为祖国的人的权益。对俄方而言，在未达到目标之前没有必要对乌先行软化立场。“普泽会”并非启动和谈的开端，而是将战场优势转化为法理层面“目标兑现”的收尾环节——唯有先通过军事施压让乌方在核心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再以元首会晤确认最终协议，才能固化行动成果，避免谈而无功。8月29日，俄国防部会议决定，俄军将加快进攻速度，直到乌克兰同意俄方提出的条件。
美欧政策拖累和谈推进
“普泽会”能否取得实质性推进不仅取决于俄乌双方，美欧的战略盘算也起到关键作用。目前的事实是，美欧内部各自的政策矛盾和彼此间的战略错位共同削弱着推动和谈的外部合力。
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以乌克兰危机为工具，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包括：逼迫乌克兰出让更多国土资源开发利益，以明日之发展换取今日之生存；逼迫欧洲承担更多北约防务责任，减轻美国自身的财政支出压力；逼迫俄向美国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和恢复与美核裁军谈判成果，等等。所有这些，完全是出于各种实利主义考量，绝非真正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和谈问题上立场反复摇摆，利变则策变。关于安全保障也是如此，特朗普最初拒绝承诺任何具体形式的安全保障，后又表示愿协助欧洲向乌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在此情形之下，乌克兰为强化自身谈判筹码，只能优先争取军援，而非积极谋划和谈。同时，特朗普的政策客观上与俄罗斯“以拖待变”的战术相契合，间接延缓了俄乌对话进程。
与美国不同，欧洲不能像单一国家那样实施统一的对俄乌政策，也不能因远离战事而搁置乌克兰危机。欧盟在作出巨大投入后不仅未能像美国那样“赚翻”，而且在俄乌和平进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在美国政策摇摆时，欧洲多数国家选择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9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以欧洲国家为主的26国正式承诺向乌部署地面、海上或空中部队作为“保障部队”，这些部队“将在未来（俄乌）达成停火或和平协议的框架下部署，不会部署在前线，以保障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和能力不受限制”。这表明，欧洲在安全保障问题上选择了折中方案，既未重复以往派遣停火监测团的几乎无效的低成本常规方案，也不愿采取派兵进驻乌前线与俄正面对抗的高成本高风险方案。尽管这种折中方案尚不清晰完整，但仍有可能激化俄乌对立和扩大俄欧分歧。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德、英等欧洲大国也在做三件事，竭力显示挺乌到底的决心：一是加紧重启欧洲军工产业和扩大对外军购，通过向乌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援助，把乌打造成“钢铁豪猪”，以使其在欧洲前沿长期充当抗俄堡垒；二是支持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东翼国家加强备战并提高与北约军事一体化操作水平，在欧俄交界地带构筑“铜墙铁壁”；三是积极酝酿出台主要涉及能源、金融、加密货币的第19轮对俄制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欧俄“脱钩”之势，同时推动将俄被冻结的1700亿欧元资产用于购买欧盟无息债券以支持乌克兰重建。冯德莱恩和部分欧盟国家也在策划将欧盟内部决策机制从全员投票一致通过变成大多数成员国投票赞成即可，以绕开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在涉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国家，强行制造“欧洲共识”。在当下俄正竭力抓住特朗普政策调整之机改善对美关系的时候，欧洲国家的这一系列举动无疑对俄形成更深刺激，促其在俄欧交界的前沿地带主动升级攻势，向乌欧展现更为强硬的极限施压姿态。
俄乌和平进程陷入长期困局
然而，没有一场地缘政治危机是永续型的，无论是美方、俄方、乌方还是欧方都已意识到无限期困在乌克兰危机中对自己的战略利益和内部稳定不利，以未来“普泽会”为关键拐点的和谈进程真正得以启动是迟早之事，现阶段主要取决于战局进展。由于俄方持续在战场推进，预计近期举行“普泽会”的可能性很小。未来随着双方战场消耗的持续增加，以及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即将到来，举行“普泽会”的可能性将逐渐增大。不过，即便俄乌双方举行“普泽会”并达成共识，其后果大概率也只是冻结危机，而非从根本上解决彼此矛盾，停火线可能成为俄乌现实边界线和欧洲分裂线。更重要的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三组核心矛盾仍将持续存在，和平进程任重道远。
首先是俄乌矛盾。停火后，俄控领土归属、去军事化与乌自主安全的利益对立仍难调和，且长期积累的民众对立情绪已渗透至社会层面，绝非一纸协议就能化解，危机仍随时可能复燃。
其次是俄欧安全秩序矛盾。俄方始终将自己被“平等纳入欧洲安全架构”作为底线。欧洲对俄恐惧与怨恨积重难返，尽管其内部仍有不同声音，但已经决定对俄“背过身去”，因此继续倾向于依托北约构建“反俄安全体系”。只要欧洲安全秩序的“排他性”不改，俄乌安全互信就难以重建，俄欧交界地带的和平稳定性将大打折扣，双方根本分歧不会因停火而消失。
第三是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美欧对俄实施的是长期遏制战略，其与俄地缘利益冲突是超越乌克兰危机本身的。即便停火，俄与西方在能源、制裁、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对立仍将持续，北约东扩不会完全偃旗息鼓，而是将持续直接挤压俄乌和平的外部空间，让两国和解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支撑。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