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力量对比中整体地位和分量的提升，正在改变西方主导的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本特点的国际体系，这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涵。但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处在这个体系的框架之内，而西方则将不择手段试图维持其主导地位。妥善应对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三大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国际体系 “中心-边缘”结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南方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西方主导的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本特点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化

在现有文献当中，关于国际体系有多种表述，如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全球国际社会等，大体上都在表达类似的涵义。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国际体系这个表述。

现有国际体系源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所引起的全球范围的巨大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1780—1840）的技术进步推动英国成为无与伦比的经济霸主。接续发生的第二次业革命（1870—1914）和第三次工业革命（1960—2000）赋予西方国家相对于广大亚非拉地区国家和人民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组织优势。西方国家正是借助这些优势在全球范围攻城略地，进行殖民扩张，剥削、奴役、控制、支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有鉴于此，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指出，19世纪的“全球转型”重塑了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意识形态”的复杂结构。这一转型以不均衡的形式发生，改变了原有的权力格局，即从“无中心的多元世界”（polycentric world）转向了“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的世界秩序，西方则是这一秩序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的大多数物质特征、观念性特征和组织性特征早在19世纪期间就已经形成。[1]

就其总体特征而言，工业革命以及其后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所形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高度不平衡的“中心-边缘”结构。西方处于这个结构的中心，世界上的非西方国家则处于边缘。同时作为中心的西方内部也不平衡，中心的内部也有自己的边缘。西方作为中心从人口角度处于绝对少数，譬如英国以3000万人口却控制了世界陆地相当大的面积，号称“日不落帝国”（虽然参与殖民扩张和殖民地治理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绝对少数），在经济、军事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形成相对于边缘国家的绝对优势。因此，这个体系的基本特点是全球范围绝对少数人口对绝对多数人口的控制与支配。

进而言之，1648年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双重结构”，对内是西方国家之间彼此承认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并不适用于体系之外。他们认为自己是“文明国家”，对于体系之外的“野蛮人”，有“教化”的责任，即所谓“白人的负担”。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里西方的殖民扩张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全球化。

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由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政治上的差异化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政治上的差异化则将世界分成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西欧占据了中心地带，西欧的现代国家和美国一起成为中心国家，中心国家在政治上支配边缘国家、在经济上剥削边缘国家。[2]

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框架之下，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个坚硬的“玻璃天花板”，过去200年间只有屈指可数的非西方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有鉴于此，罗伯特·韦德认为，存在着几种试图永远维持世界经济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全球价值链。西方，尤其是美国公司，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第二种力量是西方公司高度集中的专利知识，尤其在工程、工具、化学和制药等行业。这两种力量都倾向于将全球公司收益流入主要位于西方国家的少数公司，使得这些公司对政府的国内和对外经济政策、“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具有重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强化“中心-边缘”结构。此外，还有名为金融化的第三种力量。西方作为中心，深度依赖来自金融资产、专利、品牌、软件版权、电影等的所有权产生的租金收入。[3]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公司，大型制药公司、军工企业和军事-智库联合体，正是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西方公司的代表。

如果说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依靠其所拥有的经济金融、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加持，得以维持这个国际体系，那么永久延续这个体系则符合其最大利益，也是其目标之所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继续维持这个国际体系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加速阶段。从一个中心控制全世界的企图，不可避免地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按照市场汇率换算，202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73.6%，较1992年上升53.8个百分点，预计到2028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至78.5%。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于2007年超过发达经济体，2022年达到后者的1.4倍，预计2028年还将达到后者的1.6倍。

从国别来看，美国依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排名从1991年第9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2022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4.22倍，达到美国的70.2%，较1991年上升了62.7个百分点。

根据意大利学者阿里吉的观察，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性军事力量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盟友的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衰落中的霸权和它的盟友使用政治、军事力量干扰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到东亚的转移，就不足为奇了。[4]

更为重要的是，超级全球化以及脱离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在西方国家内部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表现为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富人越来越富，绝大多数人则越来越穷。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社会严重分化的自然反应。经济不平等事实上正在摧毁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社会基础及其意识形态合法性。与此同时，民粹主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内部和西方之外找到新的“替罪羊”，“治标不治本”。从这个意义上，现有国际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其原因首先来自其中心的内部，是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的提升，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国际体系可以看作是由经济金融、制度、科技、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等多个不同层级组成复杂系统

国际体系是一个高度复杂系统。这个体系可以看作是由经济金融、制度、科技、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等多个不同层级组成复杂系统。当然，以上区分是为了便于进行详细分析而提出的有条件的人为建构。我们讨论国际体系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首先要厘清所讨论的问题处在哪个维度之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就具体问题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并得出相应的有意义的结论。

显而易见，西方各国的经济与金融能力构成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各种贸易规则和国际交往规则在内的制度是其支撑，科技进步与创新构成竞争力的来源，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则是维持这个体系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性质的工具。而文化和认识论层面的西方霸权，是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过资本主义殖民全球化的物质进程，将一种从西方文明与历史中发展出的霸权等级制意识带到全球。[5]

进而言之，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大量企业生产和创新活动以及在历次工业化过程中所发展出的组织能力，是西方在全球范围进行支配和控制的物质基础。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大量的制度创设。当今绝大部分国际性组织和制度安排，几乎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创立的。甚至在微观层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被美国律师事务所和英美商法概念支配的法律体系占据着优势。[6]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活动，不得不在这个法律体系内展开，因而面临相当大的学习成本。再比如，中国每年出口商品总额近3.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约14%左右，占据中国GDP约1/5，这些都依赖于国际认证机构所发放的证书，而全球最大认证机构来自英美法德瑞士等国。[7]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获得产品出口所需的证书。

现有国际体系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复杂系统，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以及军事实力的支持。同时也有几个重要特点。

一是时间性。正如前文所说，全球体系形成的前提是1600年以来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引起的全球范围的巨大变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市场得以建立，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随着国际体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构成现有体系的基本前提也将发生变化。

二是竞争性。竞争性的内涵十分丰富。如果将其想象为一个连续的光谱，一端是和谐相处，另一端则是竞争的极端表现形式——战争。即使在任意两个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内涵也都同时包括竞争与合作。可以预见的是，即使现有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现有僵硬的“中心-边缘”结构不复存在，但国家之间的竞争仍将继续存在。人类努力的方向也许是将竞争局限在远离战争和冲突的领域。

三是高度不平衡。在现有国际体系下，中心国家以绝对少数人口在经济、军事和组织等方面形成并拥有相对于边缘国家的绝对优势。同时作为中心的西方内部也存在自己的“中心-边缘”结构。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目前是美国，但美国不等于体系本身，体系本身要远远大于美国。中心国家与体系内其他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中心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网络，如北约、“五眼联盟”等。

国际体系的基础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在人类历史上，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均衡是常态而不是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体系的不均衡性。同样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均衡性的演进与重构可能导向新的不均衡。其中的机制性原因是，在特定的时间段，经济科技的发展所能动员的资源与人才，只能集中在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换言之，一定历史阶段内，可能形成另一个依然呈现为高度不平衡的体系，只不过其具体内涵有所变化。

因此，就其内涵而言，现有国际体系的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宏观层面上的政治经济不平等，也有制度和思想观念层面为后来者设置的重重障碍，同时也存在大量的总体上是中性的制度、科技和创新等，这些是可资借鉴和使用的。

中国如何妥善应对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

现有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从具体现象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但也是一个客观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所有非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是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从国际体系演进趋势角度，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及其所引发的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地位和分量的提升，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原来十分僵硬的“中心-边缘”结构出现松动。面对国际体系可能出现的变迁，西方自然是不择手段，试图永久维持现状。这个结构性矛盾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涵之一。

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演进正在接近但尚未达到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临界点”。可以预见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体系大体上依然是西方主导下的“中心-边缘”结构。另一方面，面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结构化权力，我们需要用结构化的方式应对。正如前文所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是由经济金融、制度、科技进步、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等不同层级组成的复杂系统，我们的应对也应该是分层次、有侧重的。

首先是发展经济和金融实力，采取一切努力促进科技进步，壮大自己实力。物质的力量只能被同样的物质力量所消解。只有持续长期坚持发展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极大增强物质力量，才能打牢改变不合理国际体系的基础。

其次，在制度层面，对于中性制度安排，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同时积极参与规则制度的制定，改变其中不合理的成分。面对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破除美西方所制造的种种迷思，破除其对我发展的负面影响。总体策略是，避免被西方的“冷战”或“新冷战”话语所裹挟，心平气和地应对外部挑战。对西方学者关于发展的研究和论述，要秉持健康理性的批判态度，要区分其究竟是属于“纯粹”的学理性知识，还是为了“踢开梯子”而撰写的别有用心之作。

第三，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本内涵的国际体系当中，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需要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每个成功的现代化故事必然是独特的，是在特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之中完成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给“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愿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

第四，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在于，挑战是体系性的。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危险性还在于，西方领导人手里掌握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人是理智的，是称职的，能够在危机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是将世界带入深渊。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现有国际体系，我们的正确应对之道是区别对待，既要看到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个体系的惯性，避免急于求成而适得其反。更为重要的是，就长期而言，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终究是要被历史抛弃的，而我们则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要秉持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理念，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起，落实三大倡议的各项主张，逐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贡献。

注释略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