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的一项重要倡议，旨在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作为这一倡议的关键节点，口岸建设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口岸通关基础设施的完善、边境人员与货物的通关管理，以及相关组织结构的建立，不仅会对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产生作用，同时也会影响党的“兴边富民、稳边固疆”政策的有效实施。“‘一带一路’口岸建设对当地经济影响”的重大国情调研项目启动后，课题组同仁深感责任重大。经过深入讨论，我们确定了“以东北西北陆路口岸为重点，西南中南半岛方向口岸为参考，前期义乌郑州出口商品集散地预调研为基础”的调研策略。

　　锻炼队伍

　　在完成了前期的资料搜集和数据准备，以及2019年9月和12月分别对浙江义乌、广西南宁的预调研后，我们认为正式的调研实践时机已成熟。团队中的年轻成员充满活力，思维活跃，2020年10月，在读博士生王晶和近两年新入职的博士后丁超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提出先对云南口岸进行调研，将西北和东北陆路口岸的调研延后，以此为基础，为后面的调研提供经验和参照。

　　河口—老街口岸与磨憨—磨丁口岸分别是中越和中老之间的一类陆路口岸。调研组成员因长期研究俄罗斯问题，对中俄、中哈陆路口岸印象深刻，预期中的边境口岸应是戒备森严。然而，实地调研后我们发现，中越河口—老街口岸附近的边境，以及中国—老挝、中国—缅甸的边境线，与中俄边境最大的不同在于，这里没有铁丝网，呈现一种软隔离状态。边境有时仅是一条小河沟，两侧居民可能是同一村庄、同一民族，只是跨境而居，生动诠释了“一衣带水”的意境。当地基层干部介绍，许多居民白天在中国境内工作，晚上则跨境消费，回家休息。口岸不仅是两国人民联系的纽带，更是交流互鉴、和谐共处的桥梁。

　　在调研过程中，口岸、边防、检疫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生动案例，令两位年轻调研者兴奋不已。此次云南调研，无论是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是租车、导航等后勤工作，以及座谈、走访、数据整理等基础工作，老同志与新同事通力合作，不仅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也加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为后续东北、西北口岸的深入调研打下了坚实基础。

　　深化认识

　　边境地带的发展充满挑战，这一点在长达五年的陆路边境口岸研究中给参与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宝贵一课。

　　在2019—2020年的调研中，通过对河口、磨憨的实地考察，以及阿拉山口、绥芬河的远程资料搜集，研究小组初步得出结论：陆路口岸依据地方特色与相关政策的支持，成功打造了综合保税区、边境互市贸易加工区以及边境产业园。这些园区的落成，借助边境互市贸易的免税优惠和边民通关的便利性，促使综合保税区内的电子产品加工企业、互市贸易加工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相继建立，不仅为当地积累了产业基础，吸引了人口流入，同时也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

　　然而，在2023年和2024年的追踪研究中，研究小组发现，尽管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通关效率有了显著提升，但许多企业却面临经营困境。当地政府和企业家们普遍反映，随着通关效率的提高，虽然“通道”留在了口岸，但“经济”却流失了，产业落地、加工以及物流服务等业务变得更加艰难。

　　边境口岸在产业落地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挑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通过调研发现，TIR（国际公路运输公约）业务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当前，依托北斗卫星定位、5G通信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构建了TIR运输货运车辆“属地—在途—口岸”的全方位、全流程监管体系，“口岸+属地”的海关协调监管模式，使得货物在边境口岸无需停留，无需集货、装卸和报关，从而也未能产生口岸产业物流经济。此外，一些依赖进口原料的加工企业，如爱菊、金沙河等面粉加工企业，在口岸综合保税区和互市贸易加工区建设的面粉加工厂，由于边民互市贸易免税额度的调整或出口国关税政策的变动，使得企业运营步履维艰，甚至考虑撤资搬迁，对口岸经济发展造成了冲击。

　　调研过程中，众多实务层面上的新概念新名词，以及理论学习中未曾触及的政策实践问题，促使研究团队不断学习、成长。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也不断激励着团队成员思考、学习和自我提升。调研也让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研究方向，为未来的项目规划提供更为扎实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