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中德两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纪念日。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声音在德国渐起，一些研究机构甚至开始评估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风险。

　　事实上，对德国而言，损害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无异于“自毁前程”。这是因为，过去20年间中国和德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其实可以写进同一个故事。对德国而言，搭上中国经济快车意味着经济增长得到巨大的产能和市场支撑。对中国而言，与德国的合作有利于得到先进技术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德双方在经济增长上互为“外生动力”，这种互利双赢的合作结构显然不是任何政治势力可以轻易瓦解的。据德国官方统计，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2022年4月，中德贸易总额为271亿欧元，远高于德国和美国同期193亿欧元的贸易总额。

　　观察近年的中德经贸关系，有三个变化值得注意。一是德国对华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2年4月，德国对华进口额184亿欧元，同比增长12.3%，而对华出口额为87亿欧元，同比下降4.5%。同期德国国际贸易总额为2492亿欧元，贸易顺差36亿欧元，而对华贸易逆差为97亿欧元。二是德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速远低于中国。2000年德国GDP为1.95万亿美元，是我国的1.6倍。到2021年，德国GDP为4.23万亿美元，只相当于我国的1/4。三是中德经贸结构的互补性正在发生变化，德国对于我国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不断缩小，我国劳动力成本与德国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在中德经贸合作的传统领域，如汽车制造、化工、机械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子电气和光学产品等方面，德国与我国合作的产业优势逐渐缩小。

　　形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是典型的发达工业经济模式，而我国是发展中工业经济模式，中国的人口数量、市场规模和生产能力远超德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冲击下，德国经济前景恐怕不容乐观。但是，放眼未来，续写中德经贸成功故事仍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一是我国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可以给包括德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和更好的竞争环境，为减少双方贸易不平衡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这方面，德国应着力缓解国内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因从中德合作中获益不同而产生的“集团分歧压力”。近年来，双方合作已经扩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环保、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有助于减少德国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德合作的负面影响。

　　二是以中德务实合作的进展有效化解欧盟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对华竞争压力”。2019年，欧盟明确把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这种舆论氛围强化了德国对华施压的政治依据。由36个工业行业协会组成的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主席曾公开呼吁，欧洲企业在开展对华合作时都应要求中国“完全对等开放市场”并遵守“国际规则”。其实，这不过是希望从中德合作中获取更大利益的说辞而已，完全可以通过建设性的协商来解决问题。

　　三是德国应增强在政治上的自主性，减少西方集团内部“道德压力”的消极影响。近年来，美国要求其盟友采取共同行动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力度越来越大。默克尔政府对美国的“抗压能力”较强，在维护德国利益的同时积极推进中德务实合作。如今的中左翼政府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化解联合政府内部党派之间、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能力有待增强。

　　展望未来，虽然中德经贸合作的“大环境”和“小气候”都面临不小的挑战，但发生结构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由于较早实现现代化，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是难以改变的现实。按照“冷战思维”重建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的“西方政治圈”已不可能，更何况是打造一个同样封闭的“西方经济圈”？即使在冷战期间，这样的“西方经济圈”最终通过“石油危机”带来的也是灾难性后果。当时，美国是通过收割西德和日本“韭菜”的方式来度过危机的，相信德国人没有忘记这一点。2005年到2021年，默克尔执政期间积极强化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使德国经济增长获得强大的外生动力，不仅摘掉“欧洲病夫”的帽子，而且在欧盟成员国中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带头大哥”。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叠加之下，德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一些深刻变化。但是，只要德国政府秉持默克尔时期的自主精神，中德经贸合作就仍然可以继续书写成功故事。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