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承认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的大饥荒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大饥荒是其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性事件，饥荒与“天灾人祸”紧密相关。乌克兰从认同政治出发，将大饥荒定性为“种族灭绝”，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点。其背后的动因在于俄乌国家认同与地缘政治利益的不同。

[关键词] 俄罗斯乌克兰大饥荒记忆的战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时期建立的世界两极体系崩塌，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这也标志着他们开始寻找新的价值观、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人们用回归或者历史的觉醒描述这一不期而至的发展。历史成为一种首要的政治动员力量。对于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地区的政治、文化精英而言，转型中的社会和国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对身份的确认，即我是谁？某种意义上，对身份的确认需要追溯自己的过去。因此，独联体地区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纷纷通过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来重构国家的历史，随之而来的则是通过考古、上古神话等建构本民族灿烂而荣光的创世历史——对人类文明起着关键作用，以此推动国民的文化认同并相信国家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国史重构同样未能脱离上述逻辑的窠臼。正如杨成教授对中亚新独立国家历史的研究所揭示的，当地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通过在历史书写中“在地化”、“去俄罗斯化”、“国际化”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的独立身份。[1]乌克兰不仅遵循了这一民族主义历史记忆建构的路线，而且特别突出乌克兰在20世纪历史上的悲剧性事件，特别是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用以激励国民的内在尊严并形成一致的认同——只有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可以才可以避免上述悲剧的发生。从1993年开始，乌克兰政府在官方文件中采用了对1932-1933年的饥荒阐释具有政治隐喻的“大饥荒”（голодомор）[2]这一专门术语，将大饥荒定性为种族灭绝。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点。这也意味着乌、俄两国政府对“大饥荒”的历史记忆产生了分歧，此后愈演愈烈，并发展为两国国际关系上的论争。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乌克兰何以会重构大饥荒的历史记忆？俄罗斯为何不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举措？这些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被“清除”的历史

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实施了强制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消灭”富农政策，最终导致1932-1933年发生了大饥荒，饥荒的范围包括乌克兰、哈萨克、中央黑土地区、伏尔加河地区、乌拉尔地区等。饥荒的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都超过了俄国历史上的历次饥荒，成为重大的悲剧性事件。根据俄罗斯著名的农民史专家丹尼洛夫的研究和统计，苏联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为600-700万，其中乌克兰死亡人数为300-350万。[3]

1932-1933年大饥荒发生后，苏联政府采取一切措施竭力隐瞒“大饥荒”的真相，将大饥荒从官方历史记忆中“清除”，中央文件和《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都没有出现大饥荒的记载。某种意义上，苏联对1932-1933年大饥荒在斯大林时期是沉默不语的，这一悲剧既没有出现在苏联的公共舆论和公众视野中，也没有出现在苏联的历史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大饥荒”在官方的叙事中消失了。只有在私人的个人日记和通信中，才出现有关大饥荒的记载，以私人记忆的形式呈现出来。如肖洛霍夫在1933年4月4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描述了顿河地区的饥荒状况，农夫们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连动物的尸体、柞树皮、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能吃的东西”都拿来吃。[4]毋庸置疑，这些通信都成为不可言说秘密的一部分，尘封在各种档案馆或是私人珍藏中。

尽管苏联政府禁止国内外报道有关大饥荒的情形，但西方媒体仍然从乌克兰逃亡的侨民当中得知饥荒的事实。1933年8月和1935年1月，柏林的《人民观察报》分别刊登了有关苏联饥荒的新闻。1935年年初，《纽约时报》刊发“大饥荒”真实照片。同年 2月 18日，芝加哥一家媒体头版头条报道“苏联发生饥荒，死亡人数 600万”。[5]面对西方的新闻报道，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大饥荒”存在，指出所有报道均是对苏联的污蔑。

美苏冷战时期，从乌克兰逃亡北美的侨民，特别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北美组建的乌克兰人社团，积极推动对1932-1933年大饥荒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出于宣传反苏的需要，加大了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力度。1986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专门研究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委员会就此问题举行听证会，根据当时逃亡侨民的证词和詹姆士·梅森等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委员会将大饥荒定性为“斯大林及其亲信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这一定性也为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对大饥荒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记忆提供了学理基础。

19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推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改革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冰被打破，具有民族主义观念的乌克兰文化精英开始挑战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共产党对思想领域的垄断。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鲁赫）的参与者们热烈讨论乌克兰历史上的“空白点”，主张加强对乌克兰历史的研究，1932-1933年大饥荒问题赫然在列。尽管乌克兰共产党不欢迎“鲁赫”的举动，但大坝已经破裂，无力阻挡这一趋势。在此背景下，1987年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B．B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承认1932- 1933年乌克兰发生了饥荒，并允许乌克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有关1932-1933年大饥荒问题进行探讨。[6]乌克兰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承认大饥荒，为乌克兰的历史学者对苏联政府极尽所能的企图从乌克兰民族记忆中抹杀掉的这一悲剧性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打开了禁区。1988年1月份，《乌克兰历史》杂志刊登了詹姆士·梅森有关大饥荒研究的成果，它引起了乌克兰社会舆论的震惊，成为乌克兰西部地区要求脱离苏联的社会心理催化剂。

1989年3月，乌克兰“纪念碑”协会成立，它的宗旨是恢复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历史，并通过研究乌克兰历史上的“空白点”来影响大众的意识。因此，乌克兰“纪念碑”协会积极支持并推动城乡自发的“大饥荒”受难者纪念活动，诸如编造受难者名册，建造纪念标志等。迫于形势，1990年2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些与1932-1933年大饥荒有关的档案，以便加深对大饥荒的研究和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乌克兰侨民和民族主义者相信，穿过遗忘的帷幕回溯过去，寻找着被埋没、已经失踪的痕迹，历史成为了可以提供关于自己来路和身份认同的工具。因此，有关大饥荒的历史记忆被重新“挖掘”出来并光大，成为乌克兰学界重点研究的领域。

 

二、乌克兰重构大饥荒的历史记忆

1992年1月乌克兰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后，学界对大饥荒的研究得到政府的进一步支持。1993年适逢1932 - 1933年大饥荒惨剧发生60周年，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颁布《乌克兰大饥荒60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办法》的总统令，要求政府正式对1932 - 1933年的大饥荒问题给予一系列的关注。[7]事实上，总统令中还包含着表现意识形态的重要术语：“голодомор”（大饥荒），该词汇具有政治隐喻性，特指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此后，这一术语广泛出现在政治、法律和历史学范畴中。

1993年9月份，克拉夫丘克出席了《1932 - 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成因与结果》的国际研讨会，他的参与向外界传达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即政府高层有意于“重现历史真相”。研讨会开幕之际，Л.克拉夫丘克直言：“有观点认为，1932 - 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是要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种族大屠杀的行动，我完全赞同此观点。但是我不能完全对此做出定论。事实上，这的确是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的种族大屠杀行动，但是幕后黑手却另有其人”。[8]很快，这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俄罗斯的控诉，与会者们将1932 - 1933年乌克兰饥荒事件提升到了关乎乌克兰国家独立、关乎苏联遗留财产再分配问题、关乎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地位问题的政治高度上。也是从1993年开始，大饥荒问题演变成了乌克兰民族历史上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并且它也成为了乌克兰国家重构大饥荒历史记忆的新起点。

不难看出，大饥荒作为斯大林治下的乌克兰历史悲剧事件之所以受到关注，与乌克兰人在20世纪所经历的创伤体验有关。20世纪乌克兰经历了三次大饥荒，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追求独立建国的运动也被周边大国所扼杀，这给乌克兰人带来了外在和内在的创伤体验。对于乌克兰民族而言，大饥荒的悲剧性事件首先在于了解和保存真相，记住遇难者和亲历者的苦难经历，不至于因为亲历者的逝去或权力的刻意操纵而被社会忘却。

事实上，乌克兰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乌克兰民族的身份建构与认同还没有完成：“我们至今还不了解我们是谁”。乌克兰人的自我认同中最为重要的命题就是“乌克兰不是俄罗斯”（Украина - не Россия）。对乌克兰人而言，乌克兰不是土耳其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乌克兰与与俄罗斯的界限与区分则显得混沌。因为数千年来，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都是生活在俄罗斯帝国的屋檐下。即使乌克兰国家获得独立之后，乌克兰人心灵和头脑中的自我意识，自己是乌克兰人的意识仍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自己的回忆录《乌克兰不是俄罗斯》中引用了现代意大利之父加富尔伯爵的至理名言：“我们创建了意大利，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创造意大利人。”[9]显而易见，对库奇马等乌克兰政治精英而言，乌克兰还面临1860年代意大利同样的任务——创建乌克兰人，也即乌克兰的身份认同。

毋庸置疑，构建乌克兰的身份认同，需要利用本土的历史资源，也就是在民族主义指导下重新建构国史。这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国家历史记忆需要“去俄罗斯化”，以保证乌克兰国家文化的独立。对乌克兰政治-文化精英而言，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国家悲剧——1932-1933年大饥荒成为乌克兰国家历史记忆的主要场地，也是乌克兰国家历史叙事“去俄罗斯化”的依据。乌克兰政府恰恰是通过对大饥荒这一特定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和历史叙事介入大众的公共生活，从而强化国民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并将其转化为民族神话的象征。[10]基于上述逻辑，随后的库奇马和尤先科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来建构大饥荒的历史记忆：

1、确立国家公祭日，对大饥荒开展全国性的公共纪念仪式和活动。1998年，库奇马颁布总统令，规定每年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为大饥荒受难者纪念日，举行全国性的公祭仪式，以此纪念受难者。此后，这一法律规定的公祭活动一直成为乌克兰官方和民间的常规动作。

2、通过立法，将“大饥荒”定性为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乌克兰独立以来，乌克兰政府和民族主义者就将大饥荒定性为“斯大林及其亲信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其背后隐含着莫斯科是乌克兰民族悲剧的罪魁祸首的意蕴。2006年11月，尤先科将“关于1932-1933年大饥荒”紧急法律草案提交最高拉达审理。草案规定“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公开否认这个事实就是对大饥荒死难者纪念的侮辱和对乌克兰人民的尊严的伤害。任何公开否认大饥荒的行为都将承担刑事责任。”这份草案提交最高拉达审议后，草案中的“公共否认大饥荒的行为将承担刑事责任”的条款遭到地区党和乌克兰共产党议员的反对，最后取而代之的是“公开否定1932 - 1933年大饥荒被视作是对百万牺牲者的侮辱，对损害乌克兰民族尊严，属于违法行为。”[11]随后拉达投票通过，成为乌克兰的正式法律。

3、成立国家记忆研究所，对大饥荒进行详尽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尤先科2005年7月总统令，组建了以库利奇茨基为首的国家记忆研究所。[12]其主要职能其一是出版有关大饥荒的绝密档案，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详实的研究；其二是对大饥荒的幸存者进行口述访问，以及收集大饥荒受难者的数据，包括人数、墓葬等，编入国家纪念系列图书中；其三是通过扎实的档案文献向国内和国际学术界论证大饥荒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

4、通过纪念、宣传和文化活动普及有关大饥荒的历史知识。在每年的“大饥荒纪念日”，乌克兰政府鼓励民众对大饥荒进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点燃烛火”、“不灭的烛光”等；社会团体则也举办悼念仪式和悼念音乐会、敬献花圈等活动；学校开展了纪念课程，设立纪念场所，同时还发动中小学生寻找大饥荒死难者的墓葬，鼓励公民将大饥荒死难者遗物捐献给博物馆等，通过上述活动将大饥荒这一特殊的悲剧事件内化为一种文化认同。

总之，乌克兰政府通过对大饥荒的立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及大规模的出版档案、著作，成为构建20世纪乌克兰民族历史的核心内容。大饥荒成为了俄罗斯神话——“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竞争对手，在乌克兰民族神话体系中占据了最高位置。大饥荒甚至获得了神圣性，赢得了公民的崇拜，若企图在公众场合对它进行任何理性讨论都是不可能的，而那些想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家都必须承认它，将他视作是不可撼动的民族历史记忆的基石。无论是亚鲁科维奇，还是波罗申科，皆要遵循这一“传统”的发明。

 

三、俄罗斯与乌克兰有关大饥荒记忆的论争

大饥荒爆发后的许多年里，这一事件都是苏联学界研究的禁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方针，苏联时期诸多“空白的历史事件”进入大众和学界的视野，如斯大林时期的农业集体化、1937-1938年“大清洗”都引爆了当时的社会舆论。1986年，苏联历史学家泽列宁主编的两卷本的《苏联农民史》第一次使用了“1932-1933年饥荒”这一术语，此后进入学界视野。泽列宁开风气之先后，著名的农民史专家丹尼洛夫于1988年在《苏联历史问题》发表了有关1932-1933饥荒的论文，认为强制性的粮食收购政策是饥荒的主因。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也提到1932-1933年饥荒，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承认。

2000年以后，由于乌克兰对大饥荒的研究投入大量的资源，并且认为饥荒是“20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大饥荒是人为的，是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恐惧根植于民族基因，阻碍了我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等观点和论述。[13]俄罗斯政府和学界不得不做出回应，对俄乌这段共有的历史进行求同存异，开展辩论。俄罗斯采取了以下措施：

1、解密斯大林强制农业集体化和大饥荒的档案。

从1998年开始，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解密了大量的斯大林强制农业集体化的档案。在著名的农民史专家丹尼洛夫的主持下，分别出版了5卷本的《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消灭富农（档案与文献）》，4卷本的《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眼中的苏联农村》，两个档案集的出版时间跨度长达6-7年，参与编辑者多达20余人，是研究大饥荒的权威档案资料。2005年，波克罗夫斯基主编的两卷本的《政治局与农民：流放与特殊移民（1930-1940）》档案出版；2011年，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康德拉申主编的两卷本的《1929-1934年苏联饥荒》档案集。不难看出，俄罗斯政府和学界旨在通过解密档案从文献上来与乌克兰开展争论，通过详实的档案资料，呈现出斯大林时期强制农业集体化、清除富农、为了完成粮食任务而大肆征粮、农民反抗政府的全景图像，几乎是发生在苏联农村的各个地方，而并非单独针对某个共和国（乌克兰）。因此，饥荒是全国性的。

2、支持大饥荒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国际学术会议。

从1998年开始，俄罗斯政府通过“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支持丹尼洛夫、康德拉申等学者的档案编撰出版及研究工作。总体来看，俄罗斯学界主要是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来对饥荒进行研究：前者主要是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角度，借助于档案资料从整体上进行研究和分析；后者则主要是借助地方档案文献和人口户籍资料，对1932-1933年某一地区的饥荒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他们对大饥荒的动因，人口死亡数据等认识或有所不同，但一个总的共识是大饥荒有人为因素，各地农业区的饥荒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是苏联农民的共同悲剧。

与此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俄罗斯学界就大饥荒问题还多次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向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2007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召开了题为“1932-1933年大饥荒：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还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悲剧”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7月，俄罗斯与乌克兰学者召开了“历史政策与历史记忆”的圆桌会议，就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何理解和评价1932-1933年大饥荒展开了讨论。同年10月份，俄乌双方又召开了题为“大饥荒的教训：记忆政策与记忆文化”的圆桌会议。通过上述国际学术会议，俄罗斯学界援引同行有关大饥荒的研究成果，驳斥了乌克兰方面有关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观点。

3、承认大饥荒是“苏联农民的悲剧”，但坚决否认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观点，并指责基辅是进行政治投机。

2008年4月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颁布了题为“纪念1930年代苏联境内饥荒死难者”的法令。这份法令承认75年以前发生在苏联境内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的悲剧事件，但这场悲剧“没有也不可能具有种族灭绝的特征”；法令认为大饥荒的原因在于消灭小生产者以及强制农业集体化，最终导致1932-1933年大约有700万人死亡……应该对1930年代饥荒死难者予以纪。[14]此后，俄罗斯国家杜马将这份法令抄送给了独联体各国的议会、欧洲议会、欧安组织及其成员国。11月份，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大饥荒是苏联时期“我们共同的灾难”，并不是针对某国的种族灭绝，基辅的主要目的在于政治投机，“通过这一事件进一步靠近北约。”[15]因此，梅德韦杰夫拒绝前往基辅参加当年乌克兰的大饥荒纪念活动。此后，俄罗斯外交部也多次向国际社会发表声明，承认大饥荒是“我们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记忆”，但不是针对某一民族的种族灭绝，抨击乌克兰伪造历史。

事实上，乌克兰以及东欧国家与俄罗斯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刺激了俄罗斯政府对历史领域的重视。2009年，梅德韦杰夫签署总统令，成立“与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的企图作斗争的总统直属委员会”，重点关注大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2012年，俄罗斯重建了俄罗斯历史学会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对内担负俄罗斯的历史研究、档案编辑、教材编写等工作，对外则向国际学术界发声，与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就共有的历史问题开展辩论。

 

结论：

综上所述，俄乌对大饥荒的历史有共识，也有争论。俄乌都承认了20世纪30年代大饥荒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大饥荒是其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性事件，大饥荒的原因在于“不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的集权主义制度”。但是，俄罗斯坚持大饥荒是苏联农民的共同悲剧，不是“莫斯科政权”有意针对乌克兰人制造的，坚决否认乌克兰提出的有关“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的观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国家认同问题。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建构不同于俄罗斯的身份认同，即“乌克兰不是俄罗斯”。恰如库比·塞克所言：“乌克兰的独立就意味着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因而乌克兰的国家构建者们必须建立各种有别于俄罗斯的机制和认同”。事实也是如此，乌克兰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希望乌克兰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助其变得更加“欧洲化”，从而远离俄罗斯和“苏联”的认同。因此，在民族主义指导下，其历史叙事和国史重构奉行“脱俄入欧”的战略，必然会与俄罗斯就俄乌共有的历史产生歧见与论争。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因其悲剧性，可以激励国民的内在尊严并形成一致的历史认同而得到乌克兰政府的强化。对乌政府而言，只有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可以才可以避免上述悲剧的发生。因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种族灭绝的观点成为民族神话的象征，成为不可撼动的民族历史记忆的基石，并因其具备对现实政治的动员性和感染力而屡屡被拿出来对俄罗斯进行道德审判。

2、地缘政治利益。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虽然主张建立民族国家，但帝国的思想和遗产并没有从俄罗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消除，只是发生了转换，变成了丘拜斯所言的“自由帝国”的形式。俄罗斯对中亚五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建立统一的历史文化空间，其载体主要是语言（俄语）、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2006年4月，普京在出席第一届独联体国家创新和科技论坛的开幕式上，指出独联体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威望来影响本国公民的思想和心灵，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用它来创建一个共同的教育和文化空间。”[16]显而易见，对俄罗斯而言，在这样一个空间中，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合作，希望能够产生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对“共有历史”的理解与同情，对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达成共识。因此，俄罗斯政府承认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承认是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农民的灾难，但拒绝将大饥荒定性为针对某一民族的大屠杀。否则，俄罗斯将背负道德上的罪恶，甚至是面临像二战以后德国因纳粹时期的屠犹运动所担负的巨额赔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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