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贸合作中的政治因素与经贸合作水平评估[1]

——中俄之间是否存在“政热经冷”？

徐坡岭[2]  段秀芳[3]

【摘要】中俄经贸合作经历了探索磨合、快速平稳上升和深化巩固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种认为中俄之间“政热经冷”的看法是对中俄经贸关系的误解。仅仅从绝对贸易额额、经贸合作的经济溢出效应和分工关系特征来评价两国经贸关系，无法得出关于两国经贸合作的水平的科学结论。从相对规模和贸易紧密度的角度看，中俄经贸关系是我国对外经贸合作水平最高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经济总量、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特征是决定中俄经贸关系的主要变量。同时，政治关系是中俄经贸合作实现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中俄两国关系的内生性，中美贸易战和世界经济分工关系等外在冲击，都为中俄经贸合作向更宽广领域发展和向更高水平提升提供了广阔空间。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和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有助于推动经贸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关键词】中俄经贸合作政热经冷 评价标准 贸易紧密度战略关联度

 

关于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合作现状和影响因素，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进行梳理和反思。2019年适逢中俄建交70周年，国内学者贡献了许多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思考。其中，李新、张宇熙对中俄经贸合作70年经验与教训的回顾[4]，刘华芹关于世界大变局对中俄经贸合作影响的思考[5]，刘华芹对中俄（苏）经贸合作70年历史与基本成就的归纳[6]，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回顾了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双边贸易额的变化，指出了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经济规模以及其他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使我们能得到关于中俄经贸合作的许多基础信息，并启发我们思考中俄经贸合作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意义。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基本属于现象级的归纳和描述，对中俄经贸合作发展过程的描述，对两国合作水平的评估，对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因素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展望，大都缺少基于基本经济学逻辑的学理性抽象和深度分析。特别是，在关于中俄经贸合作的水平的评价中，一直存在着所谓“政热经冷”、“中俄经贸合作与两国关系的水平不相适应”、“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未转化为经贸务实合作的成果”的说法。这些看法是否成立？国家间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动力是否相同？评价经贸合作水平的标准是什么？本文试从回顾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出发，分析经贸合作与政治关系发展的不同逻辑，并进而构建一个评价两国经贸关系水平的客观标准，对中俄经贸合作水平给出判断，并对“政热经冷”等流行观点给出分析。

一、政治关系对经贸合作的影响及中俄经贸合作发展历程

准确界定和刻画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厘清经贸合作与国家间政治关系发展的不同动力和基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和评价两国经贸合作的水平。

中俄经贸合作是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成熟和提升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又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自己的原则，独立于政治关系的发展。这里强调中俄经贸合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是因为在研究和从事中俄关系工作的学者、官员和媒体人中，普遍对中俄经贸关系有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以至于，绝大多数人认为中俄之间“政热经冷”[7]、“中俄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非对称性发展的核心是双边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无法匹配双边政治合作的密切度”[8]。这种看法在国内已经基本成为共识。这种看法是否科学，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门的论述。但在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国家间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的不仅不是亦步亦趋的同步关系，而且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因为，国家间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的基础、动力和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

1.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发展与经贸合作遵循不同的原则，并相互作用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功能主义等理论流派争奇斗艳，信徒众多。但无论是何种流派，哪种范式，至今还很少有专门的理论分支专注于研究和解释国家间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的基础和发展逻辑问题。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国际政治关系的行为体通常是民族国家，经贸关系的主体则主要是诸如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主体。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度十分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民族国家是否可以看作是经济主体，是持怀疑态度的。鉴于现实主义理论赞成国际关系“以国家为中心”的主张[9]，我们在此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来说明国家间关系在政治与经贸维度上的决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第一，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动力指向国家政权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在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一国对外战略和政策遵循“安全——利益——影响力”的框架结构。安全是首要目标；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谋求更多的经济和发展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国际战略，获得对重大国际事件，以及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是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10]。因此，国家间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基础和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性质和密切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是否构成相互威胁，是否面临共同威胁，在关于区域与全球秩序、全球治理等方面是否有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安全威胁、领土主权完整和国际治理方面的价值观和诉求的异同，是影响两国政治军事关系的关键变量。进一步，国家间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则与社会意识形态、宗教价值观和历史因素密切相关，并可以在民间交往、经济往来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演化。

第二，国家间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主要是专注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的需要。尽管国家经济繁荣最终可以为国家间政治提供权力和影响力基础，但更直接的目的还是满足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从而为政治权力安全提供条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经贸合作的密切程度与双方的经济规模、发展阶段、产业特征和现代化方向密切相关。经贸合作中涉及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领域，受国家间政治关系影响的程度更高，其他领域则主要遵循市场规则。因此，良好的政治关系尽管可以为经贸合作发展开辟道路和空间，但经贸合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国家间政治关系的，除非政治关系恶化到完全敌对的程度，经贸合作总是能够在利益的主导下，为自己寻找发展空间和方向。甚至在完全敌对和战争状态下的国家间，经贸往来也不会完全禁止。[11]

中俄经贸关系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平等、互利、开放、包容为原则，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为目标，倡导结伴不结盟，秉持反对霸权主义、共同安全与和平友好相处的价值观，是现代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但这种高水平的国家间关系在政治、经贸合作维度上的基础和动力并不相同。中俄政治关系发展的历史瞬间，反映了两国对历史、国内现实和国际局势的看法和考虑。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产业分工结构和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

2.中俄政治关系发展的历史瞬间及其基础和动力

中俄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水平是由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瞬间、历史事件和历史性文件刻画和决定的。其中，以下几个历史瞬间及背后的原因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中俄关系从正常化到“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出了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以下几个重要历史瞬间组成：

（1）1991-1996年，从继承中苏关系到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现任驻华大使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杰尼索夫的概括是，“1991年，苏联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继承国，两国继续发展双边合作；1992年，双方确认彼此是友好国家；1994年，决定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2]之后，双方领导人的定期互访和在重大问题上的协商，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2）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认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这份基础性政治文件将平等、互信伙伴和战略协作关系固定了下来，为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俄中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3）2004年，中俄最终解决了两国之间长达4300公里国土边界的所有问题，这使得双方关系中最后的政治问题得以解决，并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标志性时刻。高度的政治互信促使两国此后在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就。（4）2011年，中俄共同决定把两国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5）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对中俄关系做出新定位:“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13]。（6）2019年6月，两国领导人宣布“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两国共同致力于建设“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第二，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飞速发展和直线上升，有许多促进因素。其中，内生性和外力推动是最主要原因。从历史过程看，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的共同基础在成长，变得越来越雄厚，动力也越来越充足。首先，从起步阶段看，中俄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建立其战略伙伴关系，是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苏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的友好到对抗，给两国带来的沉重负担和经济损失。从现实政治看，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和俄罗斯，一方面国内的市场化转型和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面临西方制裁，俄罗斯面临解体后的北约东扩。共同反对霸权，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的诉求，推动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快速发展。这成为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次，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中俄面临的共同挑战也越来越严峻，这进一步扩大了中俄两国政治合作的基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两国都面临着许多安全挑战。这些安全挑战既有来自霸权主义、地区冲突的传统安全挑战，也有来自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方案导致的国际权利体系不平等、不公平局面越来越严重，2001年“911”事件给国家主权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安全挑战，颜色革命、地区动荡等都需要中俄加强政治合作。

3.中俄经贸合作发展受两国政治关系引领又独立于政治关系发展

中俄政治关系的稳步快速向上发展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比如经贸合作领域最早结出硕果的正是基于高度政治互信的军事技术合作。但总体上看，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路径和水平是由两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规模决定的。

大体上，中俄将近30年的经贸合作经历了探索磨合、平稳上升和巩固深化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经贸合作的内容、方式和规模都有很大差异。但合作规模总体上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合作的深度逐渐深化，质量逐渐提高。政治互信的经贸合作效应越来越显著。中俄经贸合作的阶段性划分标准主要是贸易规模、趋势性和合作内容。

第一，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探索磨合时期，从1992年到2000年。两国经贸合作从易货贸易从更加符合市场规范的方向发展。

1992年俄罗斯开始市场化经济转型。由于实行休克疗法，俄罗斯原有的生产分工体系突然全部碎片化，除了能源原材料和资源密集型的如金属冶炼行业，其他行业产出急剧下降。价格自由化导致转型初期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国内生产和交换陷入易货贸易状态。在国际贸易领域，恶性通货膨胀，加上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样造成了严重的支付问题。这使得中俄之间保留了苏联时期一直采用的易货贸易形式，开始了经贸合作。

图1 1992-1999中俄贸易额变动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数据库NUCTAD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国受西方制裁，对外贸易受阻，需要尽快解决国内由于需求疲软导致的库存积压，亟须寻求新的海外市场。在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下，中国企业开始向商品短缺的俄罗斯市场出口消费品，换取俄罗斯的机电设备、钢材、化肥、木材等，用于国内生产。由于易货贸易毕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行为，因此，1994年俄罗斯开始整顿贸易秩序，限制易货贸易，要求以硬通货结算。1996年随着俄罗斯经济趋于稳定，两国贸易达到历史峰值，但贸易活动的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灰色清关比例和规模都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重要问题。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再次重创刚刚有起色的俄罗斯经济，大量生产部门资金被冻结，对外贸易受到冲击，中俄两国的贸易额再次下降。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俄双边贸易额大部分年份徘徊在50亿美元以下，图1显示了这种徘徊。与此同时，在不断探索和摸索中，贸易方式从一开始继承和延续苏联时期的双边易货贸易，逐渐向以现代金融结算贸易为主的市场经济贸易模式转变，两国贸易合作的机制和基础设施向完善和成熟方向过渡。

第二，2000到2008年是中俄经贸合作的平稳快速上升阶段，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国企为主的经贸合作模式。

这个阶段有三个特点。一是双边贸易额持续、稳定、快速上升。在9年中双边贸易额增长8倍多。从2000年80.03亿美元，2001年106.6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82.18亿美元，2008年的569.09亿美元；

二是两国经贸合作的机制日渐完善，并不断转化为经贸合作成果。1996年两国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设立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委员会。1997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其组织原则的协定》，协定确定，两国总理会晤每年不少于一次，在中俄两国轮流举行，以协调两国在经贸、科技、能源、运输、核能和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一机制在两国经贸务实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2 2000-2018年中俄贸易额变动 

数据来源：同图1 
    三是形成了中俄两国政府主导，国有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民营企业开拓创新的中俄经贸合作局面。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设立有19个分委会、4个委员会、1个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和1个工作组。其中，19个分委会包括经贸合作、科技合作、交通运输合作、核能、通讯和信息技术、航天、金融、环保合作、工业、海关、农业合作等分委会，4个委员会则分别是卫星导航战略合作、投资合作、能源合作委员会和人文合作委员。这些工作机制推动了关键和战略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军事技术合作和能源合作。比如能源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进展缓慢，2000年后逐渐找到两国共同接受的合作模式。其中，由双方政府商定，国有企业执行，以贷款换石油的融资石油贸易协定发挥着主要作用。2005年达成的60亿美元融资协定，交换条件是之后5年俄方通过铁路向中方供应4840万吨石油。这成为中俄石油贸易的主要合作方式。2009年的两国政府石油合作协定，中方提供250美元融资贷款，俄方确保之后10年1500万吨的石油供应；2014年中石油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公司的4000亿美元合同，规定俄方以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在30年内每年向中方提供380亿立方米。这些超级协议，促成了两国能源合作的快速发展，也决定了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中能源原材料占比一直高达70%以上，甚至个别年份接近80%的局面。

另外，这一阶段中俄贸易合作出现一个重要转折，合作质量开始提升。这就是随着俄罗斯经济进入较快增长轨道，俄罗斯的购买力开始增强，中国对俄出口在2006出现一个快速攀升。图2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两国经贸合作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之前由中国购买单方力量决定贸易规模的状况得到扭转。之后中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与对俄出口在中国出口的比重，两者开始重合（见图3）。其内在含义正是双方经贸力量趋向平衡。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数据库NUCTAD、中国海关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第三，中俄经贸合作的第三个阶段是快速发展和深化巩固阶段，事件从2008年到现在。尽管受到来自金融危机、地缘政治、汇率波动等各方面的冲击，中俄经贸合作保持了向上的趋势，而且通过化解各种危机，两国经贸合作的质量得到不断提高。

这期间，俄罗斯经济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冲击。其中，2008年的冲击导致俄罗斯企业债务危机，去杠杆和企业平衡资产负债表，导致生产停顿，经济在2009年下跌7.8%。2014年的西方制裁、卢布贬值和油价下跌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导致经济衰退。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对中俄双边经贸也带来冲击，导致中俄双边贸易额剧烈波动，双边贸易额在两次危机后分别下降了32%和28.57%，从2008的569.09亿美元减少到2009年的387.97亿美元，从2014的952.70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680.16亿美元。这两次过山车式的波动有汇率的因素，使得以美元计算的贸易额变动与以实物（公吨或体积）衡量的贸易量不符。但不可否认，经济危机对生产过程的破坏也对贸易构成了冲击。

贸易波动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贸易量急剧下跌对中俄两国的企业带来挑战，逼迫企业在采购和销售方面做出调整。另一方面，贸易额急剧波动也促使中俄两国政府帮助企业克服困难，优化中俄之间的贸易环境，提高贸易的便利化程度，并加强经贸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10月和2015年5月两国分别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2015年5月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8年5月份，中国商务部与欧亚经济委员会正式签署《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这是历经三年谈判，就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之间贸易便利化进行了详尽磋商的基础上，形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重要成果。2018年11月，在中俄总理第二十三次定期会晤期间双方又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海关部门签署了《电子商务通关监管合作备忘录》，两国运输部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国际道路运输协定》。这些经贸合作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建设，表明中俄经贸合作的趋势是逐渐深化的，合作的基础越来越牢固。不仅合作领域越来越广阔，而且合作机制也更加成熟。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中俄贸易额再次实现翻番。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总额为1071.07亿美元[14]，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无论是两国政府还是学者都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4.中俄经贸合作遵循着与政治关系发展不同的原则

观察中俄经贸合作发展过程中贸易量的变化，贸易结构的演变，投资方式和投资流量背后的因素，就可以发现，经贸合作所遵循的原则是完全不同于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政治关系发展可以为经贸合作开辟道路，提供条件，但无法提供经贸合作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首先，从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的贸易额和贸易的商品结构、贸易主体看，除了由政府主导、国有企业完成的能源、军事技术合作高度依赖政治互信之外，普通机械设备、消费品的相互贸易主要是基于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需要。经营主体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导致的贸易成本变化和贸易风险高度敏感。

其次，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则与双方的经济结构、相互的产业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中俄经贸合作的深化和巩固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中俄服务贸易的较大幅度增长中观察到。但服务贸易更加服从商品贸易的性质和结构。从2002年的11.7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0亿美元。其中，2002年到2010年翻一番，达到24亿美元。2010后服务贸易增长提速，经历了2015年的波动，之后迅速上升。服务贸易中，旅游、运输和建筑一直占主导地位，2017年后金融、保险和通讯等占比上升[15]。2010年，中俄服务贸易中，旅游一度占了57.5%，其次是运输，不到20%，然后是建筑服务，在15%以内。这说明，两国服务贸易中，与产业内分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包括金融、保险、工程技术、专利、培训等，发展相对滞后。具有互补性和资源性的消费类服务，如旅游、建筑劳务占更大比重。

最后，投资合作则完全遵循利润导向和风险规避原则，并由主导产业国际分工的方向决定。中国海外投资中，俄罗斯一直不是主要方向，上述原因是主导因素。中俄投资合作从数据上看，比较有局限性。根据官方统计资料，俄罗斯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国。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存量只有138.7亿美元，在投资目的国中排第10位，占海外总直接投资的0.8%[16]。来自俄罗斯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数量更少[17]。这种统计数据的差异，由计算口径的问题，也有俄罗斯投资环境的问题。俄罗斯一直比较排斥权益类投资，很多行业国外直接投资都设置了严苛的准入条件，包括持股比例等。这迫使很多中国资本对俄投资以债务融资的方式出现。另外，俄罗斯的一些税收和监管政策也促使很多资本在开曼群岛、塞浦路斯和荷兰注册，然后向俄罗斯投资。中国的一些企业也采取了在荷兰、塞浦路斯注册，然后对俄罗斯进行直接投资的方法。

综上，经贸合作与中俄高水平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动力是不同的。那么，中俄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如何？流行的所谓“政热经冷”、“经贸关系发展滞后于政治关系”、“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不对称”这样的说法是否合理？是否成立呢？

二、中俄经贸合作水平的评价标准与测度结果

关于国家间经贸合作水平的评价方法和衡量标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从学者们谈论中俄经贸关系时，认为中俄之间存在“政热经冷”、“经贸关系是中俄关系短板”的说法，其依据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从绝对量上看，中俄贸易额不大，直到2018年才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特别是与中国外贸总额高达4.62万亿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第二，从横向比较看，中国与日本、韩国、德国的贸易规模远远大于与俄罗斯的贸易规模[18]。而且就国际政治影响力来看，这几个国家都无法和俄罗斯相比。这形成一种视角反差；第三，从贸易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影响看，俄罗斯既不是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来源国，也不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方向，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影响小；第四，中俄政治互动频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政治关系不断冲击新的高度。另一方面，旨在促进中俄务实合作的政府总理机制及分委会工作尽管也进行了大量工作，签署了大批文件与合作协议。但合作协议的实际转化率、合作项目的落实情况都存在不很令人满意的地方，挫伤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些合作协议落实不到位，项目推进障碍重重的问题，甚至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政治影响。特别是一些典型项目，如同江大桥项目[19]，落实和推进过程一波三折，政府高层不断督促，进展缓慢，给人一种经贸合作不顺利的印象。但上述几个评价依据是否能够客观反映中俄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呢？我们在明确衡量标准基本逻辑的基础上，对这些依据分别加以探讨。

1.中俄经贸合作水平的内涵

国家间经贸合作主要包括贸易往来、相互投资与技术合作，以及为此目的进行的经贸基础设施建设（海关、结算、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等）和管理合作。国家间经贸合作的水平具体是指什么，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在媒体发布的专家企业家访谈和新闻报道中，往往简单地比较中俄贸易总额与中美、中日、中韩贸易总额绝对值的差距，来强调中俄经贸合作的水平还不高。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回避对这一问题内涵的界定，用诸如“中俄政治关系与经贸合作的非对称性”或“中俄经贸合作与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不相适应”等说法，来回避经贸合作水平的明确界定。2013年3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的《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中俄面临的战略任务是把两国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从官方角度明确了“经贸合作水平与高水平政治关系不相适应”的含义。

结合之前两国经贸和政治关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推测，上述2013年《中俄联合声明》表明了中俄两国元首对更高水平经贸合作的共同期待。这种期待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中俄双边贸易额要尽早达到两国元首共同设定的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的规模；第二，中俄都能够在经贸合作中从对方获得更多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资本、技术以及关键设备等稀缺要素，助力本国经济发展；第三，相互可以成为共同对抗外部经济压力和抵御经济风险的伙伴，或者至少是备选方案。根据上述推断，我们可以认为，经贸合作水平在内涵上包括：（1）贸易总规模，即贸易总额；（2）与双方主导产业和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资源、资本、技术供求关系和产业分工关系，本质是经贸合作对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3）相对于第三方，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和地位。这三方面的内容，应当是衡量经贸合作水平的最主要维度。

2.评价中俄经贸合作水平的指标及其逻辑结构

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有着丰富的内涵，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工程承包、金融合作等，都是经贸合作的内容。但既然经贸合作水平主要由贸易规模、经贸合作在各自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相对于第三方经贸伙伴的重要性和地位来决定，那么，衡量经贸合作水平的指标也应当集中体现这三个维度的合作状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用以下三个简化指标来衡量国家间经贸合作的水平：贸易紧密度、战略关联度、可替代度。

指标一：贸易紧密度

贸易紧密度是一个数量指标。用来测度贸易伙伴国对本国经济的依存度。因为贸易规模（贸易总额），是贸易往来频率和规模的体现，其本质是把本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出口给对方，从对方购买商品和劳务。因此，贸易紧密度的核心指标是两国的贸易总额及其占贸易伙伴国GDP的比重。在一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20]既定的情况下，该国与本国的贸易总额占其GDP的比重越大，贸易紧密度越高。贸易紧密度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计算出绝对值进行衡量，也可以对所有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紧密度进行排序，然后加以衡量。在排序的情况下，可以两两对比，得到的是两国与本国贸易紧密度的倍数关系；也可以把贸易伙伴国单独的贸易紧密度进行排序，则得到次序关系。

贸易紧密度指标的构建逻辑在于把两国贸易总额产生的基础考虑进来。在开放和自由竞争条件下，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是由双方的生产能力、产品竞争力和购买力决定的。其中，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供给能力较弱，购买力较小的一方，决定两个国家之间贸易的规模。贸易紧密度是以本国为观察者，考察贸易对象国与本国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而不是考察贸易对象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大小。贸易对象国对本国经济的影响，需要放在两国经济的战略关联度中去考虑。

因此，尽管贸易额可以作为衡量两国经贸合作水平的核心指标，但单纯的贸易额并不能用来衡量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水平，更不能说明两国经贸合作的质量。要运用贸易额来说明经贸合作的水平，还必须配合其他指标，即必须考虑贸易额大小背后的决定因素。如果不考虑诸如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经济对外依存度等贸易额背后的决定因素，单纯的贸易额绝对值对于考察经贸合作水平没有任何意义。

从理论上讲，国家间的贸易总额是否能够反映经贸合作的真实水平，至少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总量。GDP总量是一个国家生产能力和购买力的反映。更大的GDP规模，意味着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购买更多的外国商品和劳务，并能够向贸易伙伴供应更多的商品和劳务。因此，我们可以把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定义为贸易紧密度。贸易紧密度是从贸易对象国的角度来考察两国的经贸联系密切程度，是可以用来衡量两国间经贸合作水平的最重要指标；（2）对外经济依存度。低开放度的国家，对外依存度也较低。但开放经济体并非都有较高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小国开放经济，通常外贸依存度高。此时，即使与该国的贸易规模不大，但如果已经占该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很大，则经贸合作的紧密度对于该国而言已经是很高的了。那些开放性的经济大国，如果是比较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则由于其自身可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此，该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通常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与该国的贸易额很大，但如果不是该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国，则该贸易额并不意味着很高的经贸合作紧密度。另外，对外经济依存度还能够反映一国的经济类型或国内产出构成。比如，农业、资源开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作为国民经济结构的主要指标，制造业比重的大小反映的是向国际市场供应制成品的能力，以及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同时，也往往是反映该国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程度的一个指标。

指标二：战略关联度

如果说贸易紧密度是从本国的视角看待贸易伙伴国对本国经济的依存度，那么，战略关联度则是经贸合作双方的经济安全和主导产业受贸易伙伴国的影响程度。

战略关联度衡量的是经济安全的相互依赖和主导产业相互依赖问题。经济安全相互依赖包括：战略资源依赖，如能源相互依赖；主导产业相互依赖，主要是指主导产业的资本品依赖和主导产业的产品市场依赖；技术合作关系等。

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竞争和国际分工是完全福利增进的，这是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但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在《全球贸易与国家利益冲突》中证明，在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只在资源禀赋模型和存在规模不经济的情况下成立。在基于规模经济的贸易模型中，一国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生成与演进是许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规模经济的存到导致的高启动成本，使得国家产业政策在主导产业成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证明，自由贸易的普遍利益增进是有条件的，只在特定区间成立。更普遍的情况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家利益之间在更大的区间上是冲突的[21]。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经济安全和主导产业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就是两国经济的战略关联度，是能够说明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

指标三：经贸关系可替代度

经贸关系可替代度，衡量在该国的所有经贸合作伙伴中，被测度国家的市场和供给是否可以被其他贸易伙伴替代，替代的难易程度。这里要测度的是贸易伙伴国在本国出口市场、稀缺要素（包括资本和资本品、技术和资源）等领域的可替代性。其中，两国之间是否具有排他性的经贸合作便利化安排，是否具有经济一体化协议或制度，产业内在关联度，稀缺要素供给的垄断程度等，以及该经贸伙伴在本国所有贸易伙伴国中的排序，是可以用来衡量“可替代度”的主要指标。

3.测度结果显示中俄经贸合作水平在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中是比较高的

我们利用上述经贸合作水平测度和评价标准，运用俄罗斯的数据，通过计算和评估，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第一，贸易紧密度指数测度结果表明，俄罗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测度结果告诉我们，中俄贸易紧密度是中美贸易紧密度的2.09倍，这可能与人们通常认为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高于中俄经贸关系”的印象大相迳庭。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俄罗斯在中国的前9大贸易伙伴中，排名第3位，和日本一样，属于第二梯队。俄罗斯和日本在与中国的贸易紧密度方面属于第二梯队，分别为6.78和6.51。第三梯队是德国、巴西、加拿大。印度和美国属于第四梯队。

从排序结果看，中俄2018年的贸易紧密度在中国前9大贸易伙伴国中排在韩国、澳大利亚之后，属于第二梯队，不是中国贸易伙伴国中经贸关系最密切的伙伴。但如果综合经济对外依存度、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构特征和这些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政治身份，就可以发现，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是高水平的。贸易紧密度对中国前9大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溢出效应，一方面取决于贸易紧密度指数的大小，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贸易伙伴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与中国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以及两国经济的战略关联度和贸易可替代度。

第一梯队包括韩国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紧密度分别为20.48和10.84，显示了韩国、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的高度依赖，证明了中国需求、中国市场对韩国、澳大利亚的特殊重要性。近年来，韩国和澳大利亚经济与中国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以及我们观察到的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国家政治关系波动对这两个国家经济产生的显著影响，都贸易紧密度的证明。实际上，中国作为对方最大贸易伙伴国的这一事实，已经说明了中国作为对方最主要国际经济伙伴的地位。但从内涵上看，因为贸易紧密度衡量的是双边贸易额占对方GDP的比重，因此，这个指标从数量上说明了贸易伙伴国中有多大的比重可能受到中国购买和中国供给的影响。把这一逻辑运用到中俄经贸关系的分析中，同样可以很好地证明，在受中国经济影响方面，俄罗斯的排位是非常靠前的。

表1   中国2018年与前9大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紧密度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UNCOMTRADE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显然，即使像美国、巴西、印度这样的低对外经济依存度的国家，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国内供给和需求因素的影响，但中国因素仍是这些国家经济运行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国家，只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及对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影响程度。如果结合另外的指标，比如中国市场依存度（与中国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则像巴、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受中国的影响程度还要高一些。甚至可以说，像韩国这样的高对外经济依存度，又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实际上已经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产业一体化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贸易紧密度，与其他指标所显示的经贸关系密切程度，是高度一致，并相互印证的。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的对外经济依存度为43.78%，对中国市场的贸易依存度为15.48%，与中国的贸易紧密度为6.78（排名第三），都证明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第二，从战略关联度指数看[22]，中俄经济的战略关联度也处于很高的水平。但俄罗斯与我国经济之间的战略关联度在战略资源需求依存度、主导产业的产业内分工关系和科技合作关系方面存在不平衡性。

其中，战略资源需求依存度方面，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供给是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我国能源市场的平稳性和可靠性为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主导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保障。因此，能源领域，中俄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在主导产业产业内分工方面，中俄之间的战略关联度很低。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的移动通信、电子产业、数字经济、机械制造等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沿和主导产业，配套技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主要来源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些产业产品的出口市场中，俄罗斯市场不是关键市场。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俄罗斯之前试图与欧洲结成现代化伙伴关系，这一设想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才从国家战略政策中淡出。即至少在2014年之前，中俄现代化主导产业的产业内分工关系是一种互不关联状态。2014年之后，俄罗斯实行“向东看”战略转向，对来自中国的技术、资金和资本品给予更大期望。此后，来自中国的资本品在俄罗斯的能源开采、设备制造等产业的存在性在增强，但计量结果表明，即使在这些领域，两国的产业内分工也仍然很弱。

在中美贸易战和经济全球化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全球先进生产力前沿的产业链分工和相互依存关系存在被迫脱钩的风险，或者说这种风险日益增大。中俄两国政府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在中俄两国元首倡导建设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加强两国前沿生产力产业的战略协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主导产业之间的战略关联度存在上升的空间，也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战略合作方向。

由于国家间技术合作涉及国际权力竞争，具有政治性特征，因此，技术合作关系在经贸关系中是更复杂、更敏感的问题。美国一些鹰牌势力由于担忧美国失去技术霸权和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权，已经实质上发动了对中国和俄罗斯“技术冷战”（texcoldwar）。这为中俄加强技术合作准备了外部环境。但从最近30年的两国技术合作看，中俄科技合作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处于某种“意愿强，成果少”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技术学习的方向是欧美国家。中俄之间则出现了科技人才交流和培养方面的断层，使得中俄之间难以在民间搭建起有效的科技合作平台和机制。但相比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合作，中俄技术合作关系具备更好的政治条件。

与西方对俄罗斯、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不同，中俄两国试图通过搭建各种平台，实现技术合作方面的突破，试图把资本、知识、技术和人才整合在不同的创新单元中，形成新的生产力。之所以有这样的趋势，首先是因为，中俄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为技术合作创造了条件。同时，对中俄科技合作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奠定的基础，以及1996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以来的一些成功合作案例，都为两国更密切的科技合作发展展示了良好发展前景。近年来，两国政府间的大项目合作为科技合作开辟了道路。目前，中俄两国在大飞机制造、航空航天、卫星导航、核能、新材料等领域开展的大项目合作，不仅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而且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第三，在经贸关系可替代度方面，中俄之间除了战略资源的垄断性因素和中国连续9年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之外，其他领域的可替代度是比较高的，经贸合作关系转向和被替代的难度是比较容易的。

首先，在贸易投资特惠安排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中国不是俄罗斯最优先的经济贸易伙伴国。俄罗斯是WTO成员国中，非关税壁垒比较高的成员。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对136个经济体进行排名，俄罗斯排在第133位[23]。同时，俄罗斯的行业准入限制也是比较严格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的评估，俄罗斯2008-2018年外资进入难度在20国集团中排名倒数第三，只是排在巴西和阿根廷之前[24]。IMF的结论是，俄罗斯对外资准入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本地化要求，使得俄罗斯基本被排除在国际供应链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外资在俄罗斯总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非常少。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3-2018年，外资在俄罗斯总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只有0.83%。2019年上半年更是只有0.6%，总额为115亿美元[25]。在外资企业进入俄罗斯困难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俄罗斯主导发展了自己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并与许多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国家既包括独联体成员国，也包括如越南这样的亚太区域国家。

其次，在产业内在关联度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还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内在相互依赖度很低。

产业内在关联度反映的是两国产业在中间产品、资本品的供求关系领域的相互依存程度，其中，产业内贸易指数是比较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指标。产业内贸易是指同产业中双方国家互有不同质的商品和资本品贸易往来。造成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很多，一般认为，推动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是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提高了差异化产品的生产效率，并提高了相互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产业内互补性替代产业间互补性，以中间产品和同簇技术为纽带的产业内在关联得到提升。许多研究证明，在东亚存在区域产业内贸易的生产分工，其主要特征就是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中亚区域内对中间产品需求的比重从1980年的44.41%上升到2008年的66.35%，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则逐渐下降，从而形成了高度的产业内在关联[26]。这种状况在中俄之间还没有发生。

表2计算了2013-2017年中俄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总体变动情况和产业内贸易产品组数的变化。产业内贸易指数取值在0到1之间，数值越大，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表2中数据反映了一种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很低，产业的内在关联度不高。表3的分部门产业内贸易指数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除了SITC0（食品及食品原料）和SITC5（未列名化工）类产业之外，其他产业基本上不存在产业内贸易。

 

                                                                     数据来源：UNCOMTRADE

表3  中俄2013-2017分部门产业内贸易指数
	SITC0	SITC1	SITC2	SITC3	SITC4	SITC5	SITC6	SITC7	SITC8	SITC9
2013	0.145	0.795	0.025	0.017	0.098	0.240	0.076	0.017	0.013	0.000
2014	0.155	0.760	0.027	0.012	0.129	0.228	0.078	0.018	0.012	0.000
2015	0.183	0.719	0.023	0.012	0.019	0.203	0.107	0.052	0.022	0.000
2016	0.183	0.607	0.021	0.015	0.006	0.208	0.103	0.048	0.033	0.000
2017	0.235	0.678	0.021	0.016	0.006	0.268	0.102	0.023	0.028	0.000

数据来源：同表2

 

三、结语：影响经贸合作的关键因素与中俄经贸发展前景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中俄关系迈上新台阶，中俄双方领导人也为两国经贸合作提出了更高目标，包括2024年达到2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毫无疑问，在高度互信的政治关系引领下，中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贸合作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基于不同的基础和规律。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还是在经济领域，经贸合作的具体内容和发展空间也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高度互信的政治关系对经贸合作的影响在于为经贸合作消除障碍、搭建平台和开辟政治空间。

经贸合作，其直接动力是利润动机。两国间贸易规模的大小，主要不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因素，包括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产出结构、技术水平、资源禀赋特征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测度国家间贸易潜力的常用方法——贸易引力模型中，基本公式由引力和阻力两个影响因素构成。其中，引力主要用GDP总量表示，距离表示距离。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进行了各种细分和公式变形，比如在引力项中加入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在阻力项中加入文化差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如目前流行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27]，但公式的核心要义并没有变化。GDP总量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购买总量有上限的，供应总量在一定时期也有上限的。因此，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两国之间贸易额的快速上升，要么是这个国家对外经济依存度在上升，要么是这个国家外贸总额中的更大比重发生了转向。或者，是这两个因素在共同起作用。

从纯经济角度看，中俄贸易总额2024年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从俄罗斯的角度看，2019-2024年GDP总量总量翻一番的概率很小，因此，提高俄罗斯经济的开放度和对外经济依存度依存度，并把更大比重的对外贸易转向中俄之间，才能实现上述目标。

2018年中俄之间1071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中，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商品的76.19%是能源与矿产品，自中国进口商品的57.12%是机电、机械与运输设备。初级原材料和最终产品是中俄贸易的主要内容。在传统经贸领域，如原油进口，中俄原油管道和铁路运输基本达到涉及能力的上限，东线天然气管道的开通和新的天然气合作项目，包括农业领域等，都是有前途的领域。但这些传统领域、传统合作方式还不足以推动中俄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俄经贸合作在双边领域需要创新合作方式，发掘合作领域。其中，加强产业内分工与专业化合作的深度，加强技术合作，扩大相互投资的规模，提高两国经济的战略关联度，是可行的方向。中俄经贸合作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制度和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巨大潜力。这些领域需要得到政治合作的支持。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发布的《联合公报》中，回应了这种需求。双方在《联合公报》中强调，要“充分发挥中俄贸易投资障碍磋商机制作用，定期就消除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中的障碍问题交流信息，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两国投资合作，充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潜力，完善沟通协调机制，推动双方投资项目落地”；“深化中俄在民用航空、汽车制造、制药、有色金属、石化化工、铁矿业、能源装备、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机床、机器人技术和无线电电子等工业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推动中俄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机等重大合作项目”；“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发展领域的合作水平”，“积极拓展在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资合作”[28]。《联合公报》丰富的内涵，均指向了提高两国经贸合作水平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产业务实合作、大项目合作、投资合作，这将有助于提高两国经济的战略关联度，降低经贸合作的可替代度，推动经贸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