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在“乐队与旅程”和16 + 1合作的支持下，中斯经贸合作得到加强，中国与斯洛伐克在国家规模，国际地位，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方面存在差异。两国有着良好的相互合作条件：两国传统友谊深厚，两国经济发展战略高度相似，工业生产互补性强，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 

[关键词] “一带一路”  “16+1合作” 中国  斯洛伐克  经贸合作      

[作者简介]  姜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小且年轻的国家，在中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中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最为深入。它不仅在2004年5月1日在欧洲东扩第一波中加入了欧盟，而且在2009年1月1日加入了欧元区。它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申根协议区的成员国。斯洛伐克经济开放程度高[1]，政府重视经济外交，积极推动本国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加入欧盟后，斯洛伐克巩固了自己在欧洲和全球市场的地位，发展成为欧盟经济增长最快的成员国之一。斯洛伐克对华友好，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优先领域。在中国相继提出“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后，中斯两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值得双方加以重视并共同应对。

 

一斯洛伐克对“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2012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波兰华沙与中东欧16国领导人举行了首次会晤，提出了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12项举措，从而开启了“16+1合作”的进程。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国际地位、政治制度和经济总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利益诉求截然不同，但“16+1合作”开创了中国与传统友好国家关系发展的新途径，探索了一条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制度国家间务实合作的新模式。七年来，在一年一度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和与会各方共同制定和发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纲要》的引领下，“16+1合作”不断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跨区域合作机制。

斯洛伐克以极大的热情欢迎“16+1合作”，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历过曲折经济转型的斯洛伐克，将经济建设和发展视为主要战略，它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快车，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国家出现持续的财政问题，“16+1合作”可作为斯洛伐克实现以欧盟为重点的经济关系多样化的机会。第三，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而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小国不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16+1合作”成为中斯两国保持高水平接触和加强双边关系的平台。第四，通过“16+1合作”框架下与中国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提升斯洛伐克在欧盟的地位。

与中国从长远角度看待“16+1合作”不同，斯洛伐克期望从“16+1合作”中快速获利：通过中国的绿地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改善基础设施、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斯洛伐克总理菲措参加了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2012年华沙会晤期间，他与温家宝总理谈到中斯双方应该在基础设施、旅游业、农业、布拉迪斯拉发与北京之间开通直航、斯洛伐克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等方面加强合作。菲措总理欢迎中国加大对中欧地区的投资，并表示在他执政期间斯洛伐克的经济外交将致力于与中国开展合作。在2013年布加勒斯特会晤期间，菲措总理与李克强总理讨论了中国银行在斯洛伐克设立分行、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共同成立中小型企业、在能源、生活环境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资等议题。他希望，中斯两国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推动经济合作。在2014年贝尔格莱德会晤期间，菲措总理向李克强总理表达了下列愿望：在斯洛伐克建立“16+1合作” 框架下的旅游中心、在伊佩尔河上建造水力发电站以及为斯洛伐克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2]。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于2015年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文件，旨在促进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和沿线各国的繁荣发展。由于中东欧地区是欧洲的“东大门”，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目标区域，它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起着战略区域性支点的作用[3]。自2015年起，“16+1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16+1合作”的层次和意义，另一方面，“16+1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在2017年11月第六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实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欧16国的全覆盖。中东欧是世界上唯一的整个地区都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早在2015年11月，斯洛伐克就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属于最早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

2015~2016年，斯洛伐克在“16+1”合作框架下实现了两个意愿。2015年9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召开了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技术合作和国际技术转移研讨会。2016年11月，中国-中东欧国家虚拟技术转移中心在布拉迪斯拉发揭牌。即便如此，菲措总理因 “16+1合作”框架下的中斯合作没有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感到失望。比如，他希望在斯洛伐克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联合会协调中心，结果在匈牙利成立；他希望在斯洛伐克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促进机构联系机制，结果在波兰建立；斯洛伐克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中唯一没有设立中国银行分行的国家[4]。于是，他在2015年11月没有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斯洛伐克对“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逐渐发展成为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中最为消极的国家。

从2017年起，斯洛伐克对参与“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重新变得积极起来。2017年4月，政府批准了《2017~2020年斯洛伐克和中国经济关系发展构想》，旨在加强与中国在投资、营商、贸易、交通、旅游、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合作。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三个成员国尚未制定类似文件。同年7月，政府任命财政部国务秘书达娜•梅阿格尔为负责“一带一路”事务谈判的全权代表。由于政府各部委之间对于与中国发展关系的看法不一致，《2017~2020年斯洛伐克和中国经济关系发展构想》的《行动计划》至今没有获得政府批准[5]。

目前，斯洛伐克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的主要活动是利用斯洛伐克东部口岸多布拉的集装箱换装能力，增加过境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并建立物流中心。

二中斯开展经贸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两国关系长期友好

斯洛伐克继承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传统友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捷克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工业较为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仅向中国提供农业机械建立中捷友谊农场，技术上援助中国制造机床促使中捷友谊厂诞生，而且两国在汽车、皮革、酿酒、玻璃、纺织机械、锅炉、陶瓷等工业领域紧密合作[6]。此外，两国在贸易和文化领域也开展了紧密合作。

1993年1月1日斯洛伐克独立后，致力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转型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有所减少。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斯洛伐克经济愈益向国际贸易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斯洛伐克总统舒斯特斯访问中国和2004年斯洛伐克加入欧盟，中斯两国经济关系得到加强。尽管斯洛伐克右翼政府和左翼政府对华态度存在差异，即右翼政府倾向于支持人权、与台湾发展较为密切的关系，左翼政府则倾向于关注经济合作、忽略人权问题，但在对华政策的总体走向上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在1998~2006年两届右翼政府的外交政策文件中写明，“在讨论西藏、台湾和人权等敏感问题时，需要谨慎”[7]。2010~2012年的右翼政府也没有对中国采取明显的批评态度。

2012年以后，在“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斯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所扩大和深化。只是2016年10月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等个别政要会见达赖，导致中斯关系一度受损。

（二）经济发展战略契合度高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变数增多、风险增多的大背景下，中国和斯洛伐克都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两者有相似之处。习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内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经济质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以自主创新的技术带动质量效益提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

2017年6月，斯洛伐克经济部制定了“2030年以前斯洛伐克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目标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因此，必须促进科学和创新，通过有效利用所有资源来提高经济竞争力，强调高就业率和经济、社会和区域凝聚力[8]。

（三） 产业优势互补

斯洛伐克的优势产业为汽车、电子、冶金和机械制造。斯洛伐克是世界上人均汽车产量最多的国家，大众、标致雪铁龙、起亚和捷豹等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均在斯洛伐克投资建厂。汽车工业是斯洛伐克支柱产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电子工业是斯洛伐克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在外资的带动下拥有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汽车工业也促进了电子工业的发展。冶金和机械制造业历史悠久，具有较高水平[9]。

中国有优势的产业是高铁、核电、互联网和金融，今后还有可能是新能源汽车。目前世界高铁强国中，只有中国高速动车的国产化率超过90%，仅制动系统的部分产品不能实现国产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装备产能，中国自主核电品牌已经走向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已超过美国。在中国，有一半人口接入互联网，网购用户数约3.6亿人。中国互联网将会成为中国产业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领域。互联网金融已经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汽车行业，中国落后世界领先水平几十年，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有成本、市场和技术优势[10]。

（四）斯洛伐克现政府展示出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

以佩列格里尼为首的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于2018年3月产生，它注重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2018年7月，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第七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佩列格里尼总理与李克强总理会谈时表示，斯方希望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和合作，愿同中方探讨在中欧四国高速铁路互联互通及宽轨铁路项目上的合作，欢迎中国银行、中国邮政总局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机构[11]。2018年10月，斯洛伐克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举行了关于斯中贸易关系的会议，佩莱格里尼总理表示，斯洛伐克应该努力促使中欧班列过境斯洛伐克，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的石油和天然气过境斯洛伐克，希望中国向欧洲运输的产品也过境斯洛伐克。他同时强调，中欧班列的运营应该是双向的，除了从中国出口产品至欧盟市场，还应该增加从欧盟出口到中国市场的产品。目前重要的环节是完成斯洛伐克食品在中国的认证过程，以便将斯洛伐克的乳制品和肉制品出口到中国市场[12]。2019年2月，在美国竭力拉拢中欧盟友打压中国企业华为的背景下，佩莱格里尼总理公开表示，斯洛伐克属于没有明确反对与中国公司合作的国家之一，因为至今没有获得可以证明华为存在特殊的安全风险的证据。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斯洛伐克不希望陷入中美贸易战[13]。

三 在“16+1”合作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斯经贸合作成效

（一）双边和多边经贸磋商机制增多

两国政府间经济联合委员会机制对经贸合作发挥了宏观指导作用，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和拓展双向投资。中斯经济联合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磋商具体的贸易和投资计划，并解决相互贸易和投资中存在的问题。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分别举行了中斯经济联合委员会第10次、第11次和第12次会议。

从2014年起，每年在“16+1合作”框架下在布拉格举办“中国投资论坛”。它不仅成为中捷两国高层对话及合作交流的加速通道，而且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深化经贸往来的直通平台。

从2015年起，每年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是以投资贸易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会，通过举办投资洽谈、贸易展览、会议论坛、人文交流等系列活动，努力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全面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从2014年起，每两年在宁波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中国和中东欧16个国家的经贸部长或代表率团与会，就扩大贸易规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增加相互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

（二）斯洛伐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如今，斯洛伐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国，次于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后。中国是斯洛伐克第十四大出口目的国（欧盟外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和第九大进口来源国（欧盟外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2012~2017年中斯双边贸易（单位：亿美元）

	斯进口额	斯出口额	贸易平衡	双边贸易额
2012	24.2	36.6	12.4	60.8
2013	30.8	34.6	3.8	65.4
2014	28.3	33.8	5.5	62.1
2015	27.9	22.4	-5.5	50.3
2016	28.6	24.1	-4.5	52.7
2017	25.8	27.3	1.5	53.1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斯洛伐克》（2018

年),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

2012~2018年中斯双边贸易（单位：亿欧元）

	斯进口额	斯出口额	贸易平衡	双边贸易额
2012	36．7	13.5	-23.2	50.2
2013	44．4	15.9	-28.5	60.3
2014	49.0	13.7	-35.3	62.7
2015	54.3	10.2	-44.1	64.5
2016	56.2	11.4	-44.8	67.6
2017	53.1	12.2	-40.9	65.3
2018	45.1	13.6	-31.5	58.7

数据来源:斯洛伐克外交和欧洲事务部网站

通过比较中斯双方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存在明显差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斯双边贸易额在2014年至2015年呈下降趋势，自2016年起再次上升。 2012年至2016年，斯洛伐克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是2015-2016年斯洛伐克为贸易逆差。然而，根据斯洛伐克经济部和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自2013年以来，中斯双边贸易额稳定在60亿欧元左右，但斯洛伐克自2012年以来一直存在贸易逆差，而且2012~2016年呈扩大之势，2017~2018年有所减少。

中斯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相对单一，几乎没有变化。斯洛伐克主要向中国出口汽车、汽车配件、机械和电子产品。中国向斯洛伐克出口的主要是机械、机电产品、核反应堆、光学和摄影器材、鞋类。

（三）相互投资呈增长之势

尽管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成员国相比，斯洛伐克吸引的中国投资最少，但近年来，中斯相互投资出现了“规模扩大化、领域宽泛化、方式多样化”的特点。根据斯洛伐克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在斯洛伐克直接投资额为1382万欧元，2016年为3285万欧元，2017年为4596万欧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在斯洛伐克投资额累计达2.6亿美元，斯洛伐克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6501万美元。无论是中国在斯洛伐克的投资占斯洛伐克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还是斯洛伐克在中国投资占斯洛伐克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都很小。两国在电信、研发、机械、汽车、农业和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取得进展。

中国在斯洛伐克投资合作的项目主要有：华为斯洛伐克公司，中兴斯洛伐克公司，联想布拉迪斯拉发共享服务中心，中国中车控股汽车零配件厂，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控股IEE斯洛伐克公司，延锋斯洛伐克公司[14]，青岛软控欧洲研发和技术中心，宁波天胜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斯洛伐克公司ZVLAUTO、斯洛伐克联合工业公司斯中葡萄园、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整体收购海德堡斯洛伐克公司并设立全资子公司——长荣斯洛伐克有限公司。

2017年中国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斯洛伐克第二大物流园，也是数家世界著名零售企业、制造企业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物流仓储分销中心成立国新国际斯洛伐克物流有限公司。该项目是近年来中国在斯洛伐克最大的投资项目，对深化中国与中东欧16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力、参与并推动当地经济和现代物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5]。

斯洛伐克在华投资项目不多，一度引起关注的是在江苏南通的中斯生态产业园项目。2016年7月，南通通机股份有限公司与斯洛伐克马塔多尔公司（Matador）的首个合作项目——高效节能新型液压硫化机成功下线，标志着中斯生态产业园项目全面启动。园区规划建设生产区、研发区、综合配套区三个功能片区。中国国家工信部、商务部与斯洛伐克经济部达成共识，拟将中斯产业园打造成为装备产业生产基地和中东欧“16+1”合作的示范园[16]。

（四）开通直达和过境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

2015年8月，中国首条直达斯洛伐克的中国班列开通，从辽宁省营口港至斯洛伐克东部口岸多布拉，全程距离1.1万公里，运行15天，共50个集装箱，主要运载韩国的液晶显示器等电子产品[17]。在此基础上，中斯开展了海关监管便利化的有关合作。

2017年6月，从湖南省长沙市开出的中欧班列经乌克兰驶入斯洛伐克，在乌斯边境小镇多布拉进行换轨后开往布达佩斯。在从中国营口至斯洛伐克多布拉的中欧班列停运一年多后，再次有中欧班列从乌克兰驶入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交通部长埃尔塞克表示，中欧班列再次通过斯洛伐克开往欧盟，对斯洛伐克意味着巨大的成功，是斯方和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多方经过一年多共同努力达成的结果[18]。

2017年11月，从中国大连港发出的中欧班列直达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全程运行10537公里，共装载41个集装箱，运行17天，装载的货物主要是来自华东、华北及山东、辽宁大连等地的电子产品、机械配件和轻工业产品。货物在布拉迪斯拉发多瑙河港站卸下后，将陆续中转分拨到匈牙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比传统海运节省一半时间[19]。

直达和过境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的开通，标志着进入欧洲的中欧班列新通道打通，促进了中欧之间的贸易便利化。

四 中斯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

斯洛伐克地理位置优越，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拥有成本较低且优质的劳动力，是欧亚大陆铁路网宽轨和标准轨的换装地，研发和创新潜力强，是第一个造出飞行汽车的国家。“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中斯经贸合作领域，两国在交通运输、汽车、机械、电器制造、医药科研、IT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环保、金融、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有待开发。迄今为止，中斯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成绩并不令人满意。斯洛伐克从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四大贸易合作伙伴降为第五大贸易合作伙伴，中斯相互投资额依然不大，一些投资合作项目持续的时间很短。中斯经贸合作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 中斯两国之间缺乏认识和了解

在中国，不少人不了解斯洛伐克，不知道斯洛伐克已经于1993年1月1日从原先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独立出来。当然，中国人只是对斯洛伐克缺乏了解，不存在不信任和反感的问题。但不少斯洛伐克人不仅不了解中国，而且怀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偏见，主要原因是他们普遍奉行西方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不良的历史记忆，中斯两国之间人文交流规模有限，当地的新闻媒体不能客观、公正地报导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因此，要加强公共外交、民间交流和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消除相互之间的不了解、不理解和不信任。在“16+1合作”框架内，已经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如教育政策对话、学生互换、青年政治家论坛、智库合作、旅游合作、文化交流、医疗卫生合作、地方合作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深化国家关系的“基础设施”，它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利于巩固、促进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当然，它需要双方长期耐心、细致地努力。两国企业之间也要加强交流，要熟悉当地情况、政策法规、习惯做法和投资障碍，以便抓住合作机遇，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

（二）中斯双方需要就贸易不平衡问题达成共识

近两年，中斯双边贸易成绩不太理想，斯洛伐克从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四大贸易合作伙伴降为第五大贸易合作伙伴。斯方最关注的是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强调与中国建立平衡的贸易关系，不希望成为互利合作中落后的一方。根据斯方统计数据，斯洛伐克从中国的进口额占斯洛伐克进口总额的8%以上，但斯洛伐克对中国的出口额仅占斯洛伐克出口额的1.6%[20]。

由于间接贸易在中斯贸易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统计方法的不同导致统计数据的明显差异。斯洛伐克对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斯洛伐克的外国公司生产的汽车及零配件，它们没有标记是源自斯洛伐克，从而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然而，斯洛伐克依然有一些人认为，斯洛伐克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有人建议通过逐步减少从中国进口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事实上，中国对斯洛伐克出口的相当一部分是半成品，在斯洛伐克加工或组装后再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因此，中国对斯洛伐克的出口越多，对斯洛伐克越有利。中斯双方需要在此问题上加强沟通和理解，以免斯方不满和抱怨的情绪影响加强合作的热情。

中斯双边贸易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商品结构相对单一，它可能导致双边贸易不稳定。中国驻斯洛伐克使馆商务参赞于绪欣先生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积极促进中国企业通过现有和未来投资合作带动中方产能和产品对斯出口。二是扩大自斯进口优势产品，增加高附加值产品、IT技术产品、电子产品、药品、农产品和食品的比例。三是积极推动斯政府机构、企业赴华参加中国-中东欧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广交会等活动，宣传本国优势产品。四是促进斯政府部门、物流公司、电子商务企业积极参与16+1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建设，促进中欧跨境商品以斯为中心集聚分拨[21]。斯洛伐克对中国的出口目前有77.1%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上，17.5%为机械和电子设备。斯方也意识到有必要改变对华商品贸易结构，主要途径是鼓励中小企业扩大对华出口、加强政府对贸易活动的支持、增强斯洛伐克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宣传力度、支持斯洛伐克企业在中国开展投资活动。

斯洛伐克在经济方面的利益诉求主要有：吸引中国投资至汽车制造和研发、研究和服务中心和其他生产企业；支持斯洛伐克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特别是那些IT企业、从事特定技术产品和优质食品生产的企业；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促使中国游客在去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成员国和奥地利的途中游览斯洛伐克[22]。

（三）经贸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值得关注

无论是斯洛伐克马塔多尔公司与中国伙伴的投资合作项目——中斯生态产业园，还是从辽宁营口直达多布拉和从辽宁大连直达布拉迪斯拉发的中欧班列，都没有可持续性，很快就停止了运作。中斯生态产业园是一个智能产业和减排项目，看似有着美好的合作前景，却在启动1年后悄然终止。

由于源自俄罗斯的宽轨铁路可以延伸至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希策，斯洛伐克具有从宽轨到标准轨的变换能力，它期望中欧班列经过本国境内，带动相关基础设施如转运设施和仓库的建设，以及物流服务的发展。与传统穿越白俄罗斯、波兰的中欧班列通道相比，经过俄罗斯、乌克兰进入斯洛伐克的通道，具有运输时间短、换装效率高等优势，同时也缓解了传统通道上的列车在波兰布列斯特、马拉舍维奇频繁拥堵的现象。然而，两个直达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很快停运了，原因之一是乌克兰危机和俄乌关系紧张导致这一运输通道不安全。

经贸合作项目持续时间短，不仅否定了前期浩繁的准备工作，而且打击了双方企业加强合作的热情，今后要尽可能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四）欧盟对“16+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怀有疑虑

斯洛伐克是欧盟成员国，因此中斯经贸合作受到欧盟立场和欧盟规则的影响。欧盟认为“16+1合作”与其推崇的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理念相抵触，会破坏欧盟的凝聚力，故不愿意看到中国同中东欧国家走得太近。但中国始终强调我们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看成是同欧盟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6+1机制下的合作开放透明，不会把其他欧盟国家或任何一方排除在外。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主要有：中国的贷款条件和竞标程序不透明，可能会破坏欧盟标准；中国投资成为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来源，会造成欧洲国家内部分裂；中国投资可能引发安全担忧，并对欧盟国家的工业领导力造成战略威胁。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投资计划对接、“16+1合作”与中欧关系对接达成重要共识后，欧盟的官方立场有所缓和，但欧盟内部依然观点不一。2017年，欧盟又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欧盟外第三国对战略部门投资的监管，其实这里的第三国就是指中国。2018年11月，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机制框架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尽管它没有为欧盟提供统一的外资审查制度，但是加强了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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