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口国外农产品和利用国外农业资源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以中国进口为主，品种主要是小麦。尽管贸易量较小，对中国粮食进口的规模和结构总体影响不大，但也具有丰富“一带一路”合作内容、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和工业原材料需求、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缓解国内环保和耕地压力等积极作用。当前，各方对加强粮食合作有兴趣和共识，加上互补性较强，进一步拓展粮食贸易具有天时、地利和人和的良好条件，同时也面临环境约束、“中国威胁论”干扰等不利因素。为提高农业合作的规模和质量，宜将粮食贸易纳入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体系内，将贸易与减贫、能力建设、农业投资、共同粮食市场建设等多项内容领域相结合。

【关键词】中亚哈萨克斯坦粮食安全农业合作“一带一路”

【作者】张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研究员。

 

 

狭义的粮食即谷物，广义的粮食还包括作为补充主食用的豆类和薯类等作物。实践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粮食”概念基本相同，仅指谷物，包括麦类（小麦、大麦、燕麦、荞麦、黑麦等）、稻谷、玉米、大豆、黍等，不包括土豆。从战略上看，利用国外资源调剂余缺是中国现实国情下的必然选择，进口国外农产品和利用国外农业资源不可避免。进口农产品相当于节约土地和水资源，依照2010～2017年年均粮食进口规模和国内生产率水平，如果不进口农产品而完全依靠国内生产，中国大约需要新增3亿亩(即0.2亿公顷)以上的农作物耕种面积。因此，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过分强调依靠国内资源保障粮食安全，可能造成资源、环境和经济代价。另外，近年来国内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成本不断增加，国家为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而实行托市收购政策，使得国内粮食价格长期高于国外，价格倒挂也是进口增加的原因之一。

中亚五国地理位置大约是东经46°45ˊ28.13〞～87°21ˊ47.81〞和北纬35°5ˊ2.24〞～52°33ˊ30.49〞，东西长约3000公里，南北宽约2400公里，总人口约7300万（截至2018年1月），总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鉴于中亚国家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与品种结构，尽管各国产量不一，但中亚作为一个地区整体上并不缺粮，且有余粮出口，各国间的调配足以满足各国粮食消费需求。粮食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品种是麦类。从地区外进口粮食目的主要是调剂口味和丰富食物品种。因此，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将以中国进口为主；进口品种主要是中亚国家的主打粮食小麦，未来大豆、大麦等会有一定增长，但总量不会太大；进口来源地主要是哈萨克斯坦，从其他中亚国家进口粮食的数量即使有也可以忽略不计。

 

一中亚国家的粮食生产与消费特点

 

2012～2016年这5年间，中亚国家的粮食种植面积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各国各年度的种植面积变化不大，年均粮食种植总面积为1890万公顷（2.8亿亩），大体相当于中国东北三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其中哈萨克斯坦为1493万公顷（2.24亿亩），乌兹别克斯坦为165万公顷（2475万亩），土库曼斯坦为134万公顷（2010万亩），吉尔吉斯斯坦为58万公顷（870万亩），塔吉克斯坦为41万公顷（615万亩）。

第二，从粮食种植结构看，中亚各国粮食种植结构相差不大，均以小麦和大麦为主。小麦种植面积约占粮食种植总面积的82%（1546万公顷），大麦种植面积占粮食种植总面积的12%（222万公顷）。其余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稻米和大豆等，但种植面积不大（均不足30万公顷），主要是为丰富食品营养结构。

第三，小麦是中亚国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种植面积占本国粮食种植总面积的比重分别是：哈为82%，吉为54%，塔为74%，乌为87%，土为87%。2000年以来，哈、乌、吉三国的小麦种植面积变化不大，土增长较多（约20%～36%），主要原因是增加本国产量，减少进口，甚至有剩余出口。塔下降较多（约20%），目的是在耕地有限的大环境下，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从而扩大利润率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增加居民收入。

第四，玉米和大豆在中亚地区的种植面积不大。玉米只有约30万公顷，主要用于青贮饲料，食用玉米比重很小，主要供国内消费。大豆种植面积不足20万公顷，主要产自哈萨克斯坦北部黑土地带。稻米种植面积约30万公顷，主要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河谷地带，以及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三地的灌溉区。

2012～2016年，中亚国家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亚五国粮食年产量约为3000万～3500万吨(大体相当于中国江苏省)，其中哈萨克斯坦粮食年产量约为1700万～2000万吨(大体相当于辽宁省)，乌兹别克斯坦约为700万～800万吨（其中小麦占90%），吉尔吉斯斯坦约为150万～180万吨（其中小麦和玉米各约占2/5），塔吉克斯坦约为120万～150万吨，土库曼斯坦约为250万～350万吨。从品种看，中亚主要粮食是小麦，年产量约为2300万吨，占中亚粮食总产量的2/3以上；其次是大麦，年产量约为308万吨，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10；其他还有玉米（189万吨）、稻米（96万吨），燕麦（26万吨）、大豆（21万吨）。

第二，从粮食单产看，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与中国接近），哈萨克斯坦最低（约为中国的1/3）。乌单产相对较高与其具有悠久农耕历史（定居的绿洲农业）有关，哈单产相对较低与其气候条件以及化肥使用量不高有关。从品质看，哈萨克斯坦小麦品质好（基本是筋度高于23%的三等及以上小麦），面粉蛋白质含量高达10.3%；而乌兹别克斯坦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多国际知名的小麦品种都不适合种植；其他中亚四国的国产小麦品质较差，通常不适合加工高品质面粉，因此每年都需要从哈萨克斯坦等地进口部分优质小麦和面粉。

第三，从库存量看，哈萨克斯坦粮食库存量常年维持在1300万～1400万吨的水平，其中小麦年均库存量超过消费量的30%。其他中亚四国的库存消费比均低于30%，但高于世界公认的17%安全线，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粮食库存量波动较大（20万～110万吨）。

第四，从消费量看，中亚地区每年消费粮食（面粉折合成原粮计算）约2200万～2600万吨，其余400万～1000万吨用于出口（包括中亚各国间的贸易），主要是中亚地区内部和中东地区（二者合计约占80%以上）。中亚国家间的粮食贸易量每年约为200万～300万吨。为维护传统海外客户关系，中亚国家不太可能为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而减少对传统销售市场的出口，对中国出口只能在增量基础上作出。

第五，从消费水平看，一方面，随着人口总量增长，粮食食用消费总量持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居民膳食结构改善，居民饮食结构中的粮食比重逐渐下降（肉、禽、蛋、奶等高蛋白类食品比重上升），人均年粮食食用消费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小麦消费量150～170公斤），但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每日膳食能量摄入量也略高于世界银行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亚国家的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依然较大。

粮食和食品价格波动对居民生活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会造成一定影响，加上中亚各国都存在贫富差距问题[1]，两种因素叠加，使得粮食和食品的价格问题比较敏感，处理不当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另外，21世纪以来，粮食价格愈发具有金融属性，已不再单纯反映商品价格，通过金融杠杆，借助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国际资本可将小幅或局部的粮食价格波动放大，造成剧烈和全面的涨跌，加大各国财政调整难度和补贴压力。

 

表1        2012～2016年中亚国家粮食种植面积（单位：万公顷）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http://www.fao.org/faostat/

 

表2            2012～2016年中亚国家的小麦生产

资料来源：同表1。

 

表3                   中亚国家的农业产出效率

资料来源：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 Food Policy Indicators: Tracking Chang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二粮食贸易现状和意义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实践证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符合双方的比较优势。中国向中亚国家出口：时令或反季节的蔬菜、水果、花卉等鲜活农产品，大米等粮食、冻肉等畜牧产品，茶叶、番茄酱等食品。出口对象几乎全部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吉尔吉斯坦，占90%以上）。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小麦（全部来自哈萨克斯坦）、棉花、干鲜果品、甘草、葵花子等植物产品，皮革、丝、羊毛、蜂蜜、肉类等畜牧产品，初榨葵花籽油和红花油等初加工农产品。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利用GM（1，1）模型测算结果表明，到2020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可达18亿美元，其中自中亚进口额将达到6亿美元，向中亚出口额将达到12亿美元[2]。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主要存在于中哈两国之间。中国从中亚的粮食进口全部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拉山口为主要进口口岸，主要品种是小麦（约占全部粮食进口的4/5），其他还有面粉、麦麸、大豆等。进口小麦除部分加工成高级面粉外，主要用作高蛋白饲料。向中亚粮食出口的主要对象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塔克什肯口岸和吐尔尕特口岸为主要出口口岸，主要出口品种是大米，其他还有马铃薯和豆类等（比重很小，仅有几十到几百吨）。大米在中亚和独联体地区主要是调剂口味的辅食，而非主粮，因此每年从中国的进口量波动很大，2014年为2.2652万吨（进口额为1.07亿元人民币），2015年为7679吨（进口额为3279万元人民币），2016年和2017年少到可以忽略不计[3]。

因中亚位于小麦黑穗病高发疫区，中国曾长期禁止自中亚进口粮食。但为发展本国农业，哈萨克斯坦从2004年开始就一直积极推动向中国出口小麦，当年中粮集团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农业集团签署《中哈小麦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就检验检疫、包装、品质等级、运输、加工等诸多落实细节达成共识。2009年8月，中粮集团采购1万吨哈产春小麦（2010年2月全部落实完成），标志着中国开始正式恢复从哈进口小麦。自此，小麦一直是哈萨克斯坦对华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品种之一，出口值每年约占农产品贸易额的1/3，出口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2014年向中国出口25万吨（出口额为4.2亿元人民币），2015年出口15万吨（出口额为1.7亿元人民币），2016年出口28万吨（出口额为3.4亿元人民币），2017年出口30.7万吨小麦（出口额为3.7亿元人民币，其中10万吨为配额内，其余为配额外，适用进口关税税率为82%），2018年上半年共出口26.6万吨。主要出口商有三家，即哈萨克斯坦国家农业集团下属的粮食合同公司（Food Contract Corporation）、中粮集团哈萨克斯坦公司（COFCOKazakhstan）、嘉吉集团与哈国家农业集团的合资企业“旦”（JV“DAN”）。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市场的出口目标是100万吨。中国国家粮食局也计划在2019年将哈萨克斯坦小麦的进口配额提高到50万吨，2020年提高到100万吨。

根据中哈政府间签署的《关于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的合作协议》、《关于植物保护和检疫合作协议》、《哈萨克斯坦输华小麦植物检疫卫生要求议定书》等文件，进口哈萨克斯坦小麦应遵守以下规定：从中国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吉木乃、巴克图等指定的边境粮食口岸以及深圳、广州、上海、天津、青岛和大连等粮食海港口岸入境；小麦只能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北哈萨克斯坦州、科斯塔奈州、阿克莫拉州、东哈萨克斯坦州、巴甫洛达尔州等6个州的67个粮库（粮站）；检验科目涉及20种有害生物；小麦只能用于加工，不能用作种子，不得直接进入流通市场；采取袋装或密闭散装集装箱、粮食专用车等方式运输；装卸和储存必须在指定区域，要与其它农产品隔离。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质检合作也有一定影响。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属于该联盟成员，有义务执行联盟制定的规则和标准。截至2018年年初，欧亚经济联盟农产品质检领域已统一8项技术规范和标准（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业和林业机械设备及其零配件安全、饮料标准、油脂标准、奶及奶制品标准、肉及肉制品标准、食品及其标志技术规范），正在研究制定4项技术规范和标准（禽肉安全、鱼及鱼制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化肥）。

表4 2016年和2017年哈萨克斯坦向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2016年		2017年
	数量（万吨）	金额（亿美元）	数量（万吨）	金额（亿美元）
农产品贸易总额	—	2.61	—	3.45
哈对中农产品出口	—	1.344	—	1.805
小麦	28.110	0.524	30.690	0.575
冻鱼	0.130	0.014	0.288	0.032
葵花籽	7.380	0.186	12.370	0.328
其他油料作物	3.160	0.080	3.670	0.089
葵花籽油和棉籽油	1.150	0.101	2.700	0.219
豆油	0.058	0.050	0.424	0.034
菜籽油	0.520	0.043	0.870	0.067
棉纤维	0.030	0.004	0.265	0.041
大豆	—	—	0.770	0.031
种马	—	—	0.007（228匹）	0.002

 

 

 

一般认为，基于平衡膳食模式，中国人均粮食年需求量不超过400公斤，其中低方案为252.64公斤，中方案为322.07公斤（可以基本满足中国口粮需求），高方案为386.60公斤（基本可以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但由于不合理的食物消费结构模式，根据实际消费值计算出的人均粮食需求量会大于基于平衡膳食模式下的人均粮食需求量。到2020年，中国粮食消费需求预计将达到7.2亿～7.5亿吨左右，其中食用消费量为3.1亿吨（口粮为2.6亿吨），饲用消费为3亿～3.2亿吨。假定口粮需求量全部由国内生产保障，其他食用粮和饲料粮需求量的80%由国内生产保障，工业用粮50%由国内生产满足，加上种子用粮，国内粮食产量应保持在6亿～6.2亿吨左右。考虑到中国需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比如治理耕地重金属污染、地表水过度开发和地下水超采、退耕还林和还草、湿地恢复与保护、黑土地保护和耕地轮休等），尽管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目标可以实现，但仍有一定压力^[4]，如果加上稳定市场粮价、保护农民种植积极性等因素，则难度更大。由此，与中亚国家开展粮食贸易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一带一路”合作内容，夯实“命运共同体”基础。除买卖外，粮食贸易的上下游延伸合作至少包括种植、加工、存储、土壤和水资源管理、科技、相关设备设施建设、保险和金融等业务。中亚国家可利用中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增产增收，中国可利用粮食合作巩固与中亚国家关系，缓解粮食安全压力，从而实现互利双赢。另外，中亚国家可利用中国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与日韩和东南亚等亚太国家的联系。2018年2月5日，720吨哈萨克斯坦小麦经连云港铁海联运发往越南，整个过货时间约20天左右，标志着哈粮过境中国通往东南亚市场的安全大通道正式打通[5]。

第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和工业原材料需求。中亚国家的粮食质量较高且绿色（使用传统种植方式，基本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化肥和农药），性价比较合理，如哈萨克斯坦小麦筋度高，适合做面包等高档食品、饲料、生物能源等。从市场消费结构看，中国市场对优质小麦的需求不断增加。据有关市场机构调研预估，中国优质强筋小麦年产量约350万～450万吨，而市场需求量约为600万～800万吨，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大多体现在优质小麦上，而哈萨克斯坦的小麦恰好绿色优质[6]。

第三，提高进口来源多元化，降低对美洲和澳洲市场的依赖。据海关总署统计，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自产粮食约6亿吨，进口约1亿多吨。2017年中国共进口粮食1.3062亿吨，其中大豆9553万吨、小麦442万吨、稻米403万吨、玉米283万吨、高粱505.7万吨、大麦886万吨[7]。据国家粮油中心数据，2018～2019年度中国小麦产量为1.31亿吨，总消费量为1.28亿吨（其中食用消费0.93亿吨，饲料消费0.18亿吨，工业消费0.12亿吨），进口280万吨[8]。哈萨克斯坦政府希望能达到每年100万吨（相当于中国2015年以来小麦年均进口量的1/4）。尽管与中亚国家的粮食合作规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压力，但至少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可能在局部市场上占据主导。如果能与俄罗斯联合，则效果会更佳。

第四，帮助改善生态环境，缓解国内环保和耕地压力。节约国内土地和水资源，减少化肥农药消耗，助力中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土地休闲轮耕战略。据测算，中国小麦单位产量为每亩355公斤（每公顷5.3吨），全生育期耗水量为每公顷3750～5040立方米，单产越高，耗水量越大。照此计算，每进口1万吨小麦，相当于节省1887公顷耕地和708万立方米水资源（大体相当于16万北京居民一年用水量）。如果每年从中亚进口50万～100万吨小麦，每年可实现9万～18万公顷（即140万～280万亩）耕地轮休。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粮食贸易合作的优势与难点

 

从国家发展战略、自然地理条件、产业和贸易特点等诸多角度看，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合作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条件，未来可有较大上升空间，具体是：

第一，各国有共识。中国与中亚国家均面临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任，单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在调整粮食和农业生产结构方面，受耕地和水资源所限，各国需在保障口粮、适应民众饮食多样化需求、满足工业原料供应、出口创汇等四者间做出合理和有效的平衡。在生态方面，各国均需抑制土壤和草场沙漠化、盐碱化、保护动植物。在调控粮价和抑制通胀方面，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大，居民对粮食和食品价格浮动敏感，需防范金融风险，降低粮食金融化影响，避免小幅或局部的粮价波动被放大成剧烈和全面的涨跌。由此，各方都希望把握机遇，深化务实合作，既保障地区粮食安全，促进世界农业发展，共同造福本国和本地区人民。

第二，“一带一路”总体推进顺利。中国已与中亚国家签署有关“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启动国际产能、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建设项目，已实现人民币挂牌交易和本币互换，民众交流的力度和密度有较大提升，中亚各国政府和民众对华好感度增加。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卫生和质检部门已就粮食进出口时的检验检疫和卫生规则等制定实施细则，就粮食进口配额达成共识，一些农业企业也就建立种植园区、发展一条龙产业链条等签署合作协议。

第三，在地理和自然资源方面，各方互补性较强。中亚国家基本位于世界粮食主产区。国际公认的全球粮食产区，尤其是谷物，主要位于地球上土壤最肥沃的黑土地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未来全球农业资源潜力（产量增长）分布大体是：东南亚主要是稻米，独联体主要是小麦和玉米，赤道地区主要是棕榈油，南美洲主要是大豆、玉米和食糖，北美洲主要是谷物和大豆。据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黑海和里海沿岸的独联体国家将在全球小麦市场占据重要位置，稳居全球最大小麦和面粉出口地区的位置[9]。但中亚国家都是内陆国，远离世界经济中心，离最近的海港有3000多公里远，其产品需长途跋涉才能销售到欧美和亚太地区。中国是中亚国家最近且最具潜力的合作对象，中亚国家还可利用中国的铁路、公路、管道、空中航线以及出海口，开发亚太市场。

第四，在农业技术方面，各国都具有自己丰富的农业生产优势。比如中亚国家在灌溉农业、棉花和小麦育种等领域有技术专长。中国在农作物育种、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设施农业、土地改良技术、小型农机具生产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中国可从中亚和俄罗斯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向中亚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产品，并带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资出口。从2008～2015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特化系数可知，与中亚国家相比，中国植物产品和食品等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植物产品优势呈减弱态势，食品优势呈增强态势），活动物和油、脂等农产品具有比较劣势，具体是：与哈萨克斯坦相比，中国农产品的第一大类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增大，第二、第三和第四大类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缩小；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比，中国四大类农产品均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且呈逐渐加大趋势；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相比，中国农产品的第一、第三和第四大类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第二大类相比吉、塔两国具有优势，但逐渐减小，相比土则具有比较劣势，且劣势较大，每年都进口远大于出口[10]。

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合作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和阻碍因素，比如干部人事变换频繁、宏观经济稳定性仍旧薄弱、投资贷款回收难度增加、宗教极端势力屡禁不绝、大国博弈规则和标准体系、环境资源约束等，其中当前相对较严峻的有：

第一，环境约束较突出。中亚国家一直在粮食安全、环境约束、农业增收这三者间权衡，在努力保障粮食安全基础上，合理利用土地和水资源，最大限度实现经济效益。为保护水土，各国都严格监管水资源和土地利用状况，以及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中亚地区的土壤质量下降主要表现为沙化、盐碱化和肥力下降，不仅影响作物产量，也迫使农业为保证产量而大量使用化肥。其原因主要是中亚部分地区历史上曾是海洋，因地壳隆起成为陆地后，土壤含盐度天然就较高，雪山融水、荒漠地区夏季高温蒸发以及农业灌溉等也留下不少盐分，加上不合理的水土利用以及植被减少，使得问题日益突出。据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统计委员会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11]，哈全国盐碱化的土地约1.1155亿公顷，遭风力侵蚀的土地约2400万公顷（约占农用地总面积的11%），遭水力侵蚀的土地约500万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2%），约2660万公顷耕地出现严重肥力下降，约98%的水浇地和63%的非水浇地已经大幅减少腐殖质，森林地区的平均腐殖质厚度由0.52降至0.47米。

中亚地处内陆，水资源主要依靠冬季降雪和雪山融雪，但各地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绿洲经济。水资源紧张对中亚农业的影响很多，需要上下游调整种植结构和种植面积，减少耗水量大的农作物生产；增加节水投入，改善灌溉设施；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避免灌溉余水二次污染；防止农产品价格上涨加大通胀压力等。哈萨克斯坦认为，参照2012和2013年的发展速度和用水规模，加上气候变化因素，预计到2040年，哈地表径流量每年将减少114亿立方米（其中境外流入的水量从447亿立方米降至326亿立方米，其中从中国每年减少77亿立方米），每年消费水资源250亿立方米。届时，全国水资源仅能满足一半的消费需求，即每年缺水122亿立方米。另外，中哈跨界河流问题日益突出。哈萨克斯坦认为，作为上游的中国经济发展太快，耗水量增长迅速，已影响下游维持生态平衡和正常生产生活所需水量。中方每年从额尔齐斯河的提水量已从原先的10亿～15亿增加到15亿～20亿立方米 (预计未来最高达50亿立方米)，从伊犁河提水灌溉40万公顷田地，未来可能扩大到60万公顷土地，致使每年流入哈境内的伊犁河水量从120亿立方米减少到100亿立方米[12]。

第二，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国威胁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担心，害怕中国壮大会影响其地位；二是对担心中国人影响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例如，认为中国正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实行人口扩张，想以和平方式夺回沙俄时被侵占的领土；中国人的存在打破了当地人口结构，甚至可能利用民主选举工具在当地扩大政治影响，从而威胁当地人的主权；中国人挤占当地人的工作岗位，加重其失业，甚至迫使其离开故土寻找工作；中国人在当地挣很多钱，但很多人从事的是影子经济，破坏当地经济秩序，使其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中亚国家存在“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苏联时期的反华宣传的后遗症。苏联曾宣称中国对苏联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拥有主权，其中大部分位于现在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尽管与中国的边界问题现已全部解决，但这些国家仍然不放心，担心中国强大后还会提出领土要求。二是国际因素。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对中国大加诬蔑，经常炒作“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宣传影响下，一些中亚国家也开始有所担心。况且，炒作“中国威胁论”也不排除其国内有关部门、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为一己私利故意而为。例如，2010年年初哈萨克斯坦媒体炒作中国农企租赁哈土地事件，背后便有国际巨型粮商的影子，他们担心中国企业抢夺其传统市场份额；一些媒体和社会团体可能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夸大或歪曲事实，如2016年哈萨克斯坦修改《土地法典》时鼓噪中国企业大量使用化肥污染土壤等。三是一些华人确实存在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干扰了当地的正常秩序。例如，有些国人持过期签证长期滞留不归，为逃避检查而行贿；有些企业为尽快收回投资而加快开发，影响资源可持续利用等。

第三，可能与中国新疆农业形成一定竞争关系。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农业生产条件相近，也是粮食主产区，同样面临粮食销售难题。2018年新疆的粮食耕种面积222万公顷（大约相当于中亚国家的1/10），粮食产量1504万吨（大约相当于中亚国家的2/3）[13]。2014～2017年，新疆年均小麦消费总需求约为600万吨，年均产量约为680万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年均收购小麦370万吨，小麦总库存量为630万吨，小麦生产进入供应过剩阶段，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等“三高”问题突出[14]。尽管新疆以中筋普通小麦生产为主，品质上不如哈萨克斯坦小麦，但足以满足国内大部分地区的拉面、馒头、打馕等需求，这也是新疆希望沿海地区多采购新疆小麦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从中亚大量进口粮食，势必对新疆粮食生产和外销，以及农民增收等造成一定压力。

第四，采购和物流成本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受口岸数量和基础设施限制，当前新疆对外贸易的粮食（小麦）几乎全部通过阿拉山口口岸，其他农产品主要通过吉木乃和霍尔果斯口岸进口。铁路换装压力大，车皮“来满回空”的空载费用高。二是中亚农业主要靠天吃饭，受气候影响大，年产量不稳定，装袋和装车时混入的杂质较多（尤其是杂草），通常难以满足中国企业“连续多年、大批量、品质稳定”的长期购货需求，与中国企业通常大量采购的美国期货市场的标准更是差距很大。三是卫生检验检疫风险。独联体地区是黑穗病和杂草（野燕麦、苍耳、黑高粱等）重灾区。哈小麦主产区是小麦黑穗病菌疫情的严重发生区，年均发病率为5%～16%，流行年份达到30%～54%，造成减产30%～50%。

为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粮食贸易合作，多年来各界已提出很多建议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扩大合作的内涵与外延，将粮食贸易纳入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体系内，将贸易与减贫、能力建设、农业投资、共同粮食市场建设等多项内容领域相结合，具体是：

第一，将贸易与减贫相结合。例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每年都大量进口粮食，是国际组织减贫和粮食援助的对象之一。中国也可借鉴各方经验，在减贫合作框架内，将粮食作为对吉、塔的对外援助内容之一，粮食来源可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市场购买，这样既满足哈粮食出口需求，也帮助吉塔两国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第二，将贸易与能力建设相结合。旨在通过交流发展经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丰富粮食品种、质量和产量，如技术研发和推广、人力培训、风险管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支持、市场和信息预警机制、改善粮食仓储条件、发挥小农户家庭和妇女作用等。

第三，将贸易与海外农业投资相结合。除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外，粮食需求大国开发海外农业的另一种形式是农业企业“走出去”，又称为“开发性进口”，即在海外建立稳定的粮食生产、销售、运输的基地或渠道，从货源和物流入手，让自己掌握更多主动权，如通过租赁或购买国外耕地而直接获得农产品，或者通过收购或参股国外的农业生产、仓储和运输企业而间接获得农产品。

第四，将贸易与共同粮食市场建设相结合。即在尊重市场机制基础上，借助各国的行政调节，旨在降低市场流通成本、调剂有无、减少风险。例如，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探讨适合各方国情的粮食贸易规则与秩序，完善产品质量和管理体系认证，研究建立高效灵活的跨区粮食运输体系，提高过境和过关便利化，增强市场和价格的监管及动态分析，尝试建立粮食危机救助基金，发挥“互联网＋”时代的电商平台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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