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史研究，既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也受苏联及俄罗斯本国对苏联史研究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的苏联史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为第二个阶段；苏联解体后是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前的苏联史研究政治色彩鲜明，全力为政治服务是这一时期苏联问题研究的突出特色，研究内容单一，严格来讲很难说是学术研究。改革开放后到苏联解体这个阶段我国的苏联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要从学术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冲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固定框架。但当时的成果由于出版时间较早，由于当时苏联还存在，很多资料还没有解密，可供使用的资料极为有限，这就使得有些文章显得空泛、单薄。再有就是在认识上的局限，有些文章完全割裂了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联系，往往以列宁为标准来评判斯大林，没有把列宁和斯大林都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学术层面的研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量公布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苏联历史的研究，使我国的苏联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苏联解体前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具体，基本实现了苏联史研究在史实方面的创新。由于俄罗斯出版的大量档案集还没有被国内学者充分利用，未来的中国的苏联史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不但可以在史料的使用及史实的梳理上有所作为，还可以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上有所作为。
[关键词] 苏联史 中国 苏联史研究
俄罗斯是世界上的大国，也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与中国山水相连。中俄两国交往历史悠久，如果以明朝万历年间裴特林使华作为中俄外交往来的开始，至今已经有四百多年的交往历史。早在清朝就有了对俄罗斯的研究和介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我国对苏联史的研究还是比较重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史研究，既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也受苏联及俄罗斯本国对苏联史研究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的苏联史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为第二个阶段；苏联解体后是第三阶段。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苏联史研究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苏联历史研究，因中苏关系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对苏“一边倒”时期和中苏对抗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苏联奉行“一边倒”外交。195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全面结盟，中苏两国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学习苏联成了当时的主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介绍苏联、宣传苏中友谊成了当时的主题。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在宣传苏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编了各种介绍苏联方方面面的读物。
就学术领域而言，这一时期，苏联对华的无私援助和苏中友谊的不可动摇性成了当时中国学者研究的主题，很多学者都从友好交往的视角对中苏两国人民交往的悠久历史进行梳理。在这方面出版了一些专著和学术文章。[1]歌颂革命、强调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主题。[2]当时的学术观点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宣传需要，加上很多研究刚刚起步，独创的成果不多。
当时出于全面学习苏联的需要，苏联史学科刚刚起步，也译介出版了一些苏联的历史著作，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时又反复再版，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的《苏联通史》、《苏联近代史》、《十九世纪俄国工人运动》、《苏联工会运动史教材》、《苏联简史》、《反对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点》等著作就是此时翻译出版的。此时的期刊上也经常有一些介绍苏联学术成果的文章。[3]
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合作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由全面地学习苏联转为以苏为戒，反修防修，反对苏修霸权，中苏展开了公开论战，两党两国进入了全面对抗期。学术界也受此形势影响，学术研究多带有论战色彩。
由于中苏对立，互相吵架。学术界由之前的只说苏联的成绩和中苏之间的友谊，不说问题的“隐恶扬善”的叙述模式转向了互相攻击。“新沙皇”、“苏修”、“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成了当时常用词汇。对沙俄侵华史的研究成了当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主要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修正主义，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评价还是正面的。除了沙俄侵略扩张这一主题外，也有些关于列宁、斯大林的文章及其他方面的文章。[4]
这一时期出版的很多沙俄侵华史方面的著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其中一些以学术论证为出发点，建立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的成果，至今仍有生命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余绳武、刘存宽、吕一燃等10余位学者编写的4卷本《沙俄侵华史》应当特别提及。该书作者治学严谨,查阅了数百种中外历史文献,并对这些文献逐一爬梳整理,去伪存真,对17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侵华的重要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分析和研究,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是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5]该套书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也说明了这一点。
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的苏联史研究政治色彩鲜明，全力为政治服务是这一时期苏联问题研究的突出特色，严格来讲很难说是学术研究。当时研究内容单一，被侵略和反侵略以外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方面的丰富内容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尽管论战色彩鲜明，但内部还是出版了一批资料。如《苏联报刊反华言论》（五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现阶段帝国主义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964—196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15卷的《赫鲁晓夫言论》，包括从1932年3月29日到1960年6月的赫鲁晓夫的主要言论；18卷本的《勃列日涅夫言论》从1974年起开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托洛茨基言论》（上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等，为后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中苏关系逐渐缓和、走向正常化阶段的苏联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中苏关系逐渐缓和、走上正常化阶段。这也是我国学术研究的春天。我国的苏联史研究也获得了大发展。过去的研究内容单一，被侵略和反侵略成为关注中心的研究状况发生了变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内容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这个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期，苏联历史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回答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同时，也是对以前过于政治化的研究的反思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是要从学术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冲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固定框架，对苏联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研究。当时对很多问题存在各种观点的争鸣。
借着改革的春风，当时推出了一批有关苏联历史方面的基础性成果。[6]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工具书和重要的苏联历史资料集。[7]
这一时期的苏联史研究主要是为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提供借鉴，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都与中苏对抗时期不同。论文内容多样，对苏联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
就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来看，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十月革命、列宁思想、战时共产主义、布哈林的改革思想、斯大林模式及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等问题上。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
关于十月革命问题。首先是革命的前提问题。这是自80年代起我国学者所探讨的一个热点话题。一批学者对以往一味强调的十月革命“已经完全具备了客观物质前提”、“各种先决条件均已经成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展开了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当时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条件，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8]也有学者认为，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有一定物质前提的，但物质条件还很不充分、很不成熟，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并不是俄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9]还有学者否定俄国十月革命是在具有充分物质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也正因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前提，才使列宁晚年认识到俄国必须走小农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10]还有学者认为1917年前俄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但形势的发展又为无产阶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由于缺乏物质基础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11]尽管这些学者在十月革命是否具备了客观物质前提问题上主张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作用，认为没有一战可能不会有十月革命。其次，学者们对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的十月革命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提出了质疑，开始重点考察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强调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是一次革命，而非两次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2]
也有学者从为中国改革提供经验的角度研究苏联模式，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是无比艰巨无比复杂的事业。只有经过改革，十月革命开辟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蓬勃的发展。[13]
关于国内战争时期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功过问题，当时在我国史学界也争议很大。一部分学者基本上对“战时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重点强调了其负面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持肯定态度。除了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具有双重性的观点。[14]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尤其是列宁的最后思想也是当时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人较多。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对伟大列宁，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实践中列宁不断否定已被证明不符合俄国具体情况的理论，同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提出新观点，经过不断摸索和反复实践，终于认识到，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关键在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15]有专家对所谓的“列宁遗嘱”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列宁最后文章和书信都是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的准备，是要极力促成自己的建议在他生前实现，根本没有留给后人作“遗嘱”的意思，所谓“遗嘱”二字完全是妄加的。这些文件是列宁最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16]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列宁的国家所有制思想、社会主义自知思想。[17]
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改革开放后布哈林也成了学界研究的重点。当时出了大量有关布哈林的研究成果，学界就布哈林的一些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
对斯大林的研究，更多地是将目光放在了斯大林模式上。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是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是对俄国历史上特有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继承。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观念是陈旧的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观念，他同苏联的社会经济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有关。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是对俄国社会久远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继承，它也同国内战争结束前布尔什维克党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战斗命令制的建党原则有一定关系，同时，它也受好沙皇传统及对外在力量、对最高统治者迷信的俄国文化传统的制约并有社会思想基础。斯大林个人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支持斯大林模式。[19]还有学者分析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特征，强调了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20]
在改革年代赫鲁晓夫改革也倍受苏联问题专家关注。学者们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各种问题展开了探讨。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不论在揭露和分析批判上都有重要的明显的失当之处，但这一切都仍然不应认为是报告的主要方面。从整体来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基本上是在用事实说话的，它引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不容质疑的。正是秘密报告的这种真实性使它具有了科学的价值。秘密报告并非纯属突然袭击，而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秘密报告是苏联五十年代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的是斯大林的严重错误，而决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开创了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在苏联国内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作用，促进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化。从主要方面来看，批判个人崇拜的斗争是不能看作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在反个人崇拜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秘密报告造成的消极影响毕竟是次要的和暂时的。根据这个时期国内有关赫鲁晓夫的文章及讨论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赫鲁晓夫的评价问题上分歧不大，普遍认为，赫鲁晓夫是个矛盾的历史人物，他在苏联历史上、在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的改革为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改革事业提供了借鉴，苏共二十大是苏共二十七大的先驱。同时学者们也承认他的改革并没有完全冲破斯大林模式，仍是传统体制框架内的改革，改革的失败多于成功。[21]
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问题也是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倍受学界关注。当时不仅有这方面的资料出版，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22]这些成果深化了国内的苏联民族研究。
此外，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苏联党建、苏联干部制度及苏联国家机关和管理机关等问题也有了一些介绍。[23]
就经济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在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农民和农业问题、赫鲁晓夫时期的工业改组问题、苏联的经济理论、经济体制等问题上。
在对新经济政策的总体评价上，学者们分歧不大，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农民的、小生产的俄国奔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通过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思想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不断完善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新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余粮征集制到粮食税的转变。[24]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对农民的让步，常常被有些人称为“农民的布列斯特”。在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对农村产生的影响成了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更多的学者将目光放在了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村出现的富农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实现土地法令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富农。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富农，实际上是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富裕起来的农民，由于对富农划分标准的模糊性造成了政策的偏差，对农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当时的农村分化问题，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存在着分化，但都强调并不是两极分化，而是普遍的富裕化。研究者普遍认为当时农村的租佃雇佣关系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但不同学者在提法上略有不同。[25]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新经济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的“耐普曼”问题，认为把“耐普曼”看成是新生资产阶级是不恰当的，承认了“耐普曼”在活跃苏维埃经济中的作用。[26]新经济政策初期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苏维埃政府的私营工商业政策、苏维埃俄国的租让政策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27]在新经济政策结束的时间问题上，当时我国学术界存在着分歧。[28]
与新经济政策的中止相关联的农业集体化问题，是斯大林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农业集体化运动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也是当时改革背景下我国苏联问题专家关注的重点课题。学者们认为，三十年代苏联发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当时诸种历史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适应高速发展的工业的要求而产生的。它虽然有着一些严重缺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是不可避免的。学者们都承认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解决了当时的问题，既有重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缺点。[29]也有学者就“全盘集体化”和“农业集体化”两者的关系及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期限问题进行了阐述。[30]
赫鲁晓夫时期的工业改组、苏联奖金制度、苏联国民经济中的浪费现象、苏共党的建设及领导干部的培训、苏联最高权力机关及最高行政管理机关的演变、经济政策及经济体制等问题，这个时期也都有所涉及。[31]
苏联外交问题，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一些学者宏观角度对苏联的全球扩张、苏联的霸权及苏联外交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探讨。[32]关于中苏关系，也有很多成果。关于苏联头两次对华宣言的内容和文本问题，学者的研究更加深入。[33]学者对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也出现了变化，改变了长期对该条约的肯定态度，认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对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恢复沙俄已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34]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中苏关系，也有学者开始涉及。[35]赫鲁晓夫时期的外交战略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36]
这一时期的苏联问题研究，为改革开放的深化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为深刻地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做出了贡献。但这些成果由于出版时间较早，还带有时代局限性。由于当时苏联还存在，很多资料还没有解密，可供使用的资料极为有限，这就使得有些文章显得空泛、单薄。再有就是在认识上的局限，有些文章完全割裂了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联系，往往以列宁为标准来评判斯大林，没有把列宁和斯大林都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学术层面的研究。
另外，这一时期对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以后的时期研究相对薄弱，因为距离现实比较近，资料有限，只有些介绍性的成果。
三、苏联解体后的苏联史研究
1991年的苏联解体，苏联成了一个历史的存在，但这不意味着苏联历史研究的终结，只能说苏联问题由之前的现实问题变成了历史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苏联历史研究的真正开始，对苏联时期的研究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如果说前一时期的苏联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要从学术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冲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固定框架；那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量公布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出版了大量的有新史料为支撑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苏联历史的研究，使我国的苏联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苏联问题研究主要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翻译、整理苏联解体后的大量解密的苏联时期的档案，丰富苏联史的史实；另一个目标是根据史实对新问题和旧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在史料的翻译方面出版了一系列文件集。[37]在研究方面，不仅推出了大量的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苏联解体后，对苏联解体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关于苏联解体的论文集和著作出版了不少。[38]也出版了大量研究苏联时期各类问题的专著。[39]
就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的内容更丰富，既有对老问题的新研究，也有对一些重要问题的争鸣，还研究到了以前没有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
学者们关注最多的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一时期学者们已经不再是对苏联重大问题作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事实本身也进行了探讨。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联时期大清洗问题。学者根据各自的掌握的材料和标准对大清洗的时间和人数进行了考证，展开了争论。[40]对内战及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学者们也对过去的提法提出了新的看法。关于内战，有学者认为“十四国武装干涉苏俄”的提法不准确、三次联合武装干涉的说法不准确。[41]对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认为现有的材料部分证明了德国经费的存在，但认为布尔什维克被德国收买，充当德国利益代理人的说法没有根据。只是当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使本国政府失败的主张与德国的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42]
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俄共（布）党领导集团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苏联解体后，我国学术界又对这一理论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一国社会主义”与“闭关锁国”的关系、列宁与“一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标准等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43]关于斯大林模式的概念、作用、危机及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等问题、马林科夫对斯大林模式的冲击等，国内学者也展开了争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44]
苏联的民族问题是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苏联解体后，学者们根据新公布的材料和研究，对苏联民族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苏联的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歧、苏联在民族地区的“本土化”政策、对少数民族的迁移、赫鲁晓夫时期的民族政策、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等都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过去夸大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强调俄罗斯族人在苏联享有某种特权的认识。[45]
对十月革命问题，学者们从十月革命原因与结果相悖、十月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十月革命对世界的影响等各个视角进行了阐述。除十月革命的原因、影响、意义等传统选题外，这些年还出现了一些有关革命话语构建、当时媒体对十月革命的报导、十月革命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等新的研究视角。[46]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苏联的“富农”和农业集体化问题、赫鲁晓夫改革、贝利亚事件、苏联文化政策、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对苏联发展变化宏观认识的重要成果。[47]
苏联的对外政策也是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文关注的重点。中苏关系问题研究者较多，涉及到早期中苏关系问题、中东路问题、抗战胜利前夕的苏联对华政策、苏联出兵东北、外蒙古问题、建国初年中苏关系等。学者们基本上认为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民族利己主义的企图，对华政策完全是以服从和服务于本国利益为出发点。[48]对二战爆发前后的苏联外交，学者们争论也很激烈，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在不同看法。[49]对冷战的起源问题，也改变了过去所认为的美国独家制造的观点，承认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50]
此外，这一时期新华出版社还推出了“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解体亲历者的著作[51]。这些材料的翻译出版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和认识苏联解体的不同视角，有助于对苏联解体问题的更深入研究。
苏联解体后我国学术界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比苏联解体前的研究更加深入了。改变了之前有些研究完全割裂苏联不同时期之间的联系，以前一个时期否定后一个时期或以后一个时期否定前一个时期的状况。而且这一时期的著作不同程度上都使用了一些新的档案材料，研究的问题很具体，基本实现了苏联史研究在史实方面的创新。
四、今后的前景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的苏联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中国的苏联史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了大量苏联时期的档案，仅从1996年到2002年，有关苏联时期文件集的出版情况是这样的：1996年出版了共计84种文件集，1997年共计92种，1998年——71种，1999年——81种，2000年——102种，2001年——94种，2002年——27种。[52]具体来看，大型的档案系列有由国际“民主”基金会资助，从1997年开始出版的大型系列文件集《20世纪的俄国：文件集》，目前已出版了70多卷。这套档案丛书已被译成中文，正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由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稿，1996年开始出版的《苏联历史文件集》系列也在继续出版。该系列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30年代斯大林的政治局：文件集》（莫斯科，1995年）以及《1939—1945年苏联的日常生活和民众意识》（莫斯科，2003年）、《1912—1927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通信集》（莫斯科，1996年）、《1928—1941年苏联领导人通信集》（莫斯科，1999年）、《1917—1927年给当局的信》（莫斯科，1998年）、《1928—1939年给当局的信》（莫斯科，2002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部长会议（1945—1953）》（莫斯科，2002年）、《苏联生活：1945—1953年》（莫斯科，2003年）、《乌拉尔的集体农庄生活：1935—1953年》（莫斯科，2006年）)、《乌克兰的政治领导层：1938—1989年》（莫斯科，2006年）、《俄共（布）-联共（布）中央与民族问题（1918—1933）》(莫斯科，2005年)等。[53]该套文件集目前仍在陆续出版中。由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文化与政权》文件集系列，也陆续推出了一批文件集：《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文件集》（莫斯科，2002年）、《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1917—1991）：文件集》（莫斯科，2004年）、《1958—1964年的苏共中央机关与文化：文件集》（莫斯科，2005年）、《1958—1964年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文件集》（莫斯科，2000年）、《1928—1953年的克里姆林宫影剧院：文件集》（莫斯科，2005年）、等，[54]该系列目前仍在出版。还有《俄罗斯档案：卫国战争》系列等等，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推出了这样一些文件集：А.И.巴尔苏科夫主编的《战争前夜：1940年12月23—31日工农红军最高领导层会议资料》（莫斯科，1993年）、А.С.叶梅林主编的《1937—1941年6月21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莫斯科，1994年）、С.Я.拉夫连诺夫主编的《1941—1945年的苏联与波兰：关于军事联盟的历程》（莫斯科，1994年）、И.М.波波夫主编的《柏林之役：被攻陷的德国境内的红军》（莫斯科，1995年）、《卫国战争期间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和指示》（莫斯科，1996年）、《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武装力量的主要政治机关：文件与资料》（莫斯科，1996年）、两卷本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莫斯科，1997年）、《1941—1945年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文件与资料》（莫斯科，1996年）等。苏联解体后的苏联史研究虽然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档案。但实际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的这些档案集很多还没有用上，中国的苏联史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已出版的这些文件集都进行了分类，用起来很方便，应充分利用已经出版的这些档案文件集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苏联史研究。
其次，梳理澄清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苏联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因为随着苏联时期档案的不断公布，苏联时期很多不清楚的事实变得逐渐清楚。这就使以前一些回忆录、政论作品中的某些提法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使以前不太清晰的历史事件更加清晰。比如关于基洛夫遇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认为是自上而下策划好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亚戈达一手包办的，以前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在已公布的档案中无法找到相关的证据。而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下令组成专门的委员会在1988—1989年对基洛夫案进行调查。当时，委员会由政治局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牵头。苏联总检察院、克格勃调查处都参与了此事。调查的结果是没有任何文件和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参与了基洛夫谋杀案。当然，也不能排除档案被销毁或还没有解密。但已解密的文件只能证明，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纯属个人行为。再如，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是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快要结束时才通过作这个报告的决议。而根据苏联解体后出版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文件集》、《苏共中央主席团速记记录稿、速记记录、决议（1954—1964）》中解密的文件来看，实际上在二十大之前的2月13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就做出了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这说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绝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党的集体决定。在赫鲁晓夫作报告之前，已经有了谢皮洛夫起草的稿子、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的报告文稿及赫鲁晓夫的口授稿、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等就外交关系和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提出的文字稿。在这些稿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赫鲁晓夫的最后报告草本。2月23日赫鲁晓夫将最后的报告草本分发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他们同意了这份报告文本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报告文本于2月25日前最终完成校订。今后在使用档案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对很多事实进行澄清。
第三，注意在方法论上的创新。20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史一百周年，俄国一些学者从方法论方面提出了俄罗斯在十月革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很多研究者还受革命亲历者的观点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科洛尼茨基所说的：“如果说法国历史学家的代际交替彻底地改变了社会对18世纪末革命的认识，那么俄国直到现在对过去的理解都还受着回忆录作者（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托洛茨基和邓尼金、舒利金和苏汉诺夫）的强烈影响。这些回忆录作者主要是对‘政党’的历史编纂学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55]历史学家梅杜舍夫斯基对这个问题说得更详细。他在新出的有关十月革命的著作中指出，在当今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没有提出任何一种超越了当时的人对事件的解释框架的观念。这种历史编纂学形势的原因就在于陈旧的方法论占主导地位。这种方法论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三种主要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实质上是实证主义的变种）；设定过去和现在文明的历史发展的不变性和无选择性的保守主义的文明和地缘政治理论；后现代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否定或把合理的学术认识的意义相对化，认为历史构建是艺术品——对历史的主观看法，它可以根据需要为其他观点取代。“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化浪潮”及与这些理论相关联的一些成见只是强化了这些认识，没有越出“社会心理决定论”的框架和历史进程的直线论。[56]结果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看到的是不断的 “解释冲突”：证据确凿的知识为意识形态解释模式所取代，不同立场的拥护者不可能得出一致的不矛盾的结论。学术传统缺失，关键性的概念结论都是直接从过去或外国著作中借用的。在宣布必须回归“客观”的革命史以克服意识形态的极端性而揭示革命的“真正”本质、原因和后果的同时，这一历史编纂学并没有提出新的方法论，在很多方面仍旧是旧的苏联套路的俘虏，通过另外一种概念性的工具在再现苏联套路。因为，在后苏联时期对俄国革命的“重新认识”主要是由冷战斗士开始和进行的。他们要证明自己以前观点的正确性并在新的条件下维持这些观点在学术界的合法性。[57]由于俄国革命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没有突破，反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解释的同时，使用的还是苏联时期的解释方式。这就导致了在革命的解释上分歧大，难以形成共识。这种方法论上的问题，在我国的有些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克服。
[1]彭明：《中苏友谊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曹锡珍：《中苏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文章如：余元安：《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三百年》，《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
[2]如：荣孟源：《俄国1905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黎澍：《1905年俄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刘弄潮：《十月革命对中国五四运动的鼓舞》，《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陈慧生：《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影响》，《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丁守和、殷叙彝、张伯昭：《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刘文英：《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4期；黎澍：《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刘立凯的《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和他的联俄主张》，《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等等。
[3]如林耀华的《苏联民族学近年来的成就》（《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潘润涵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对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和和《苏联史学界重新评价伊凡四世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齐思和的《苏联历史学家对于拜占廷史研究的卓越贡献》（《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陈启能的《关于苏联苏维埃时期史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61年第1期）；李显荣的《1961年苏联历史著作出版情况》（《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魏辛的《苏联史学家对拜占庭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等等。这种文章很多，不一一列举。
[4]如红宣：《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历史研究》1975年第2期；西多罗夫、孙成木：《列宁论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丁守和：《列宁和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等等。
[5]《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60页。
[6]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苏联史的重要著作主要有：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十月革命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叶书宗：《苏联的革命与建设》，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内部发行1986年版；李显荣著：《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张义德主编：《苏联现代史（1917—194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是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第一部公开发行的苏联史专著；闻一、叶书宗合著：《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柳植：《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林军：《中苏关系（168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机构的变化视角研究苏联七十年的重要著作；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上、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叶书宗、张盛发：《锤子和镰刀：苏维埃文化与苏维埃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后来又进行了增补，更名为《苏联兴亡史》，将下限一直延伸到苏联解体。这是时间跨度长，内容比较系统的一部苏联时期的通史著作，从十月革命一直写到苏联解体。
[7]如夏林根、于喜元主编：《中苏关系辞典》，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陈之骅主编：《苏联历史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重要的资料集有如陆南泉等编：《苏联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当时还翻译出版了《李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布哈林文选》（上、中、下），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8]白述礼：《略论十月革命的历史前提》，《宁夏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夏景才：《试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特点》，《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9]丁世超：《俄国的资本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10]傅树政：《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提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
[11]见丁笃本：《苏联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湖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6期。
[12]如柳植：《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傅树政：《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提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十月革命的前提与布尔什维克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苏联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4期。李植枏：《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13]吴仁彰：《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改革》，《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6期。徐葵：《社会主义实践七十年》，《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5期。
[14]荣欣：《功绩有限，错误严重》，《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姜义华：《列宁与战时共产主义》，《复旦学报》1981年第11期；姜长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直接过渡思想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2期；李树藩：《战时共产主义的终结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2期；谢有实：《“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叶书宗、王斯德：《也论列宁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王树桐、钱亚军：《评“战时共产主义”与直接过渡道路》，载于《苏联现代史论文集》。
[15]柳植：《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于沛：《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载于《苏联现代史论文集》；薛珍妮：《略论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载于《江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施九青：《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李子猷：《列宁对过渡时期的和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探讨》，《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等等。
[16]柳植：《论列宁的最后思想》，《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郑异凡：《列宁“遗嘱”考》，《世界历史》1987年第6期。
[17]姚海：《列宁与民族问题》，《史学集刊》1989年第2期；白坚：《列宁晚年解决民族问题的两个原则》，《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陈联璧：《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新议》，《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4期；叶伯华：《略谈列宁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苏联历史问题》1993年3—4期。吴仁彰：《列宁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董晓阳：《列宁对社会主义自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6期。
[18]叶书宗、傅俊荣：《布哈林不是“三仙巷”事件的策划者》，《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叶书宗：《让历史来公正地裁决》，《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郑异凡：《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郑异凡：《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消除》，《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郑异凡：《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周耀明：《也谈谈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与郑异凡同志商榷》，《兰州学刊》1982年第2期；王炳煜、陈凤荣：《关于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李振海：《实事求是地评述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张镇强：《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周耀明：《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
[19]姜长斌：《论十月革命道路和斯大林模式的若干问题》，《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20]吴仁彰：《斯大林时期苏联所有制体制》，《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3期、《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初探》，《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2期。
[21]参见刘克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1期、第2期；徐庶：《是恢复、调整，还是改革突破——对“赫鲁晓夫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质疑》，《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4期；徐天新：《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模式》，《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第1期；姚海：《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第1期；柳植：《赫鲁晓夫、社会主义改革与历史研究》，《苏联历史问题》1990年3—4期；邢广程：《矛盾的改革年代和矛盾的改革人物—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总体评价》，《苏联历史问题》1991年3—4期。袁奋光：《重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1期。邢广程：《关于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几个问题》，《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2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重要文章：如赵常庆：《苏联中亚人口的增长及其产生的影响》，《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4期、《苏联学术界对国内民族理论问题的反思与探讨》，《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1期、《苏联学术界讨论民族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苏联民族关系：新动向、新问题》，《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2期；董晓阳、刘庚岑：《浅谈苏联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2期；刘庚岑：《浅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通过的“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2期、《苏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民族抗议活动及有关事件的始末》，《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3期；刘庚岑、陈联璧：《苏联民族问题浅析》，《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3期；董晓阳：《试谈苏联联邦制的实质演变》，《外国问题研究》1983年第2期、《赫鲁晓夫时期民族政策初探》，《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3期；陈联璧：《苏维埃联邦制问题新探》，《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5期、《当前苏联民族问题探讨》，《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1期；沈晋：《苏联民族语言问题的历史与现时》，《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6期等。
[23]肖桂森：《苏联改革党的建设工作》，《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5期、《苏联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6期；陈联璧、吕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制度》，《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1期；刘庚岑：《苏联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的历史演变》，《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5期、《苏联最高权力机关的历史演变》，《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3期。
[24]谢有实：《实践对“新经济政策”的修正》，《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闵宝利：《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于沛：《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何保罗、叶伯华：《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25]金雁：《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闻一：《是富农，还是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姜长斌：《关于苏联富农阶级问题》，《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6期；黄立茀：《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的雇佣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6]吴恩远：《论耐普曼的组成、性质及作用》，《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闻一：《对“耐普曼”的再认识》，《社会科学》1984年第8期。
[27]见《苏联现代史论文集》。
[28]卢文璞：《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实施及其意义》，载于《苏联现代史论文集》；闻一：《新经济政策是完善终结还是中止执行？》，《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沈志华：《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断限问题》，《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4期。
[29]吴仁彰：《关于三十年代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的几个问题》，《苏联现代史论文集》；姜长斌：《从新经济政策到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苏联现代史论文集》；姚海：《1929年苏联经济大转变的直接原因》，《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1期。
[30]吴恩远：《关于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
[31]如：陆南泉：《对八十年代苏联经济若干问题的分析》，《世界经济》1983年第12期、《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对其技术发展的影响》，《世界经济》1982年第11期、《近几年来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年第3期、《对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几点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10期；高中毅：《苏联奖金制度的沿革》，《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2期、《苏联国民经济中的严重浪费现象》，《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3期；陆南泉：《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
[32]如刘克明的《浅析苏联霸权主义的根源》，《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邢书纲的《关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探讨》，《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6期、《关于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几个问题》，《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1期；李静杰：《当前苏联对外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3期、《改革时期苏联内外政策的辨证关系》，《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2期。
[33]方铭：《关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薛衔天：《试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内容变化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34]朱瑞真、单令魁：《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2期；潘志平：《关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9期。
[35]单令魁、朱瑞真：《苏联的新政治思维与中苏关系》，《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4期、《新时期的中苏关系》，《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2期；李静杰：《戈尔巴乔夫访华和新型的中苏关系》，《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4期。
[36]郑羽：《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相互对峙的苏美军事战略论述》，《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3期、《赫鲁晓夫时期苏美经济关系述论》，《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2期。
[37]重要的有：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薛衔天、李嘉谷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卷、1933—1945年卷、1945—1949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997年、1996年版；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2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持翻译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也正在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组织翻译和编辑的21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其中1—6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出版，7—12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13—17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18—21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出版。
[38]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有：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李振城：《苏联兴亡的沉思》，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魏泽焕：《苏共兴衰透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陆南泉、姜长斌等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
[39]主要的有：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赵常庆、陈联璧、刘庚岑、董晓阳著：《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白建才主编：《美苏冷战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马龙闪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姜长斌：《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五卷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郑羽：《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张建华：《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柳植：《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郝宇青著：《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薛衔天、金东吉著：《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 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周尚文等：《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人民出版社的九卷本苏联史丛书已出版了五卷：姚海：《俄国革命》、郑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叶书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郝宇青：《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梁强：《苏联与大同盟——基于新解密档案的研究（1941—194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左凤荣、刘显忠著：《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张举玺等：《苏联晚期媒介生态与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薛小荣等：《来自外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与西方的遏制战略》、《来自内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来自下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赵玉明：《西伯利亚的“罪与罚”：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1945—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40]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郑异凡：《论斯大林镇压问题研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马龙闪：《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吴恩远：《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郑异凡：《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
[41]张盛发：《关于帝国主义三次联合武装进攻苏俄问题的再思考》，《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1期；徐天新：《评“十四国武装干涉苏俄”及其他》，《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
[42]姚海：《俄国革命中的德国经费问题》，《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徐天新：《“德国金钱”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谋略》，《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
[43]有关“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见：郑异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1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4期、1996年第1期；陈开仁：《事实求是地评价“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与郑异凡同志商榷》，《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2期；《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再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有关问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年第4期；左凤荣：《也评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与陈开仁同志商榷》《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年第2期；林建华：《历史地、辨证地认识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年第4期。
[44]邢广程：《论战后初期斯大林模式的危机趋势》，《苏联历史问题》1992年第2期；赵宏图：《对斯大林模式的四次冲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2期；邢广程：《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董建萍：《论作为一种历史选择的斯大林模式》，《中共浙江省委党校》1997年第4期；吴恩远：《冲击“斯大林模式”的首次尝试》，《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闻一：《对马林科夫评价之我见》，《世界历史》1995年第5期。
[45]张建华：《论苏联联邦制变形的历史原因》，《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4期；余伟民：《在帝国废墟上重整山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杨恕：《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再思考》，《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4期；张祥云：《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几点思考》，《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初智勇：《苏联民族联邦制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04年第2期；杨恕：《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再思考》，《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4期；张祥云的《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几点思考》，《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许新等《联邦制的变形背离了民族平等和联邦制原则》，《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11日；初智勇：《苏联民族联邦制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04年第2期；王晓菊：《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世界历史》2007年第2期；刘显忠：《20世纪2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利弊分析》，《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刘显忠：《对列宁斯大林在建立联盟问题上分歧的再认识》，《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韩克敌：《民族问题苏联之殇——再谈苏联解体的原因》，《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6期；左凤荣：《苏联民族理论与民族区域政策的得失》，《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4期；刘显忠：《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实践》，《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4期；刘显忠：《赫鲁晓夫在民族关系领域的“解冻”及其效果——关于给被强迁民族平反及扩大民族共和国权力的评析》，《世界民族》2014年第5期；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刘显忠：《卫国战争爆发前后苏联境内德意志族人的命运》，《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4期；刘显忠：《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王希恩：《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46]如柳植：《191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后果的相悖现象》，《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5期；于沛：《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吴恩远：《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兼评当前十月革命研究中的争论》《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周尚文：《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吴恩远：《再论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历史新纪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年第3期；陈金龙：《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构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张盛发：《从“十月革命”到“俄国大革命”——俄罗斯修改十月革命名称和定义》，《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6期；刘显忠：《俄罗斯对1917年俄国革命研究的百年变化》，载孙壮志主编：《俄罗斯发展报告（2018）》，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吴伟：《中国报刊即时报道中的1917年俄国革命》，《历史教学》2019年第4期；谌责义等：《民国时期<大公报>与十月革命纪念话语嬗变研究》，《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叶书宗：《大历史视野下的十月革命与当代文明》，《史林》2017年第3期；余伟民：《十月革命对20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史林》2017年第3期；姚海：《从列宁的认识发展看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史林》2017年第3期；左凤荣：《列宁晚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史林》2017年第3期等。
[47]如：张振平：《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权力体系的思考》，《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2期；徐天新：《苏联农业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初步探讨》，载于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沈志华：《试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秦永立：《对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的再探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年第2期；刘克明：《苏联社会主义由盛转衰的根源》，《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张盛发：《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黄璜：《苏联解体深层次原因初探》，《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4期；马龙闪：《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历史的辩证的演化》，《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2期；时殷弘：《论非斯大林化的复杂起因和多重后果》，《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时殷弘：《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柳植：《贝利亚事件揭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王桂香：《“贝利亚事件”的历史考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1期。张盛发：《苏共中央对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所出现问题的应对和处理——写在苏共20大召开60周年之际》，《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6期；张盛发：《60年前苏联国内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反应——写在苏共20大召开60周年之际》，《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5期；白晓红：《早期苏维埃文化的基本特征》，《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4期；徐元宫：《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若干问题考证》，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1期；白晓红：《苏联早期文化中的虚无主义倾向》，《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5期等。
[48]才家瑞：《1917—1924年的苏俄中东铁路政策》，《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王真：《抗战初期中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的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张盛发：《建国初期中苏两国的龌龊和矛盾及其历史渊源》，《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王柯：《日中、日俄（苏）关系与新疆》，《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张盛发：《中长铁路归还中国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刘显忠：《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北京“老莫餐厅”公共空间的苏联形象与中苏关系变迁的映像》，《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4期；马蔚云：《1917—1922年协约国“管理”下的中东铁路》，《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刘显忠：《中东路事件与黑瞎子岛问题之史实澄清》《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5期等等。
[49]曹胜强：《论1939年苏联的外交选择》，《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王哲：《试论三十年代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史学集刊》1995年第2期；徐天新：《论苏联在二战结束前后的对外政策》，见《世界历史》，1995年第5期；张盛发：《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确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李兴：《1939—1945年苏联的东欧政策剖析》，《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耿志：《1941至1942年波兰军队在苏联的组建与撤离》，《世界历史》2006年；胡舶：《苏美英三国在援助华沙起义问题上的分歧、斗争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4年第3期；吴伟：《重新审视<苏日中立条约>下的苏日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50]沈志恩：《冷战起源论》，《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张盛发：《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
[51]《出卖苏维埃帝国》、《不披斗篷的间谍―克格勃的继承者》、《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被篡改的列宁遗嘱》、《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我的父亲贝利亚》、《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别了，俄罗斯》、《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等等。
[52]Под ред.Геннадия Бордюгова Между канунам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5 лет.М.：2013,с.489.
[53]Хлевнюк О.В.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1995. Cост. А.В. Квашонкин и др.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12–1927гг. М. : РОССПЭН, 1996.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м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1939–1945. М. : РОССПЭН, 2003.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8–1941гг. М. : РОССПЭН, 1999. Письма во власть. 1917–1927гг. М. : РОССПЭН, 1998. Письма во власть. 1928–1939. М. : РОССПЭН, 2002.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1953. М. : РОССПЭН, 2002. Зубкова Е.Ю.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М.：РОССПЭН,2003. 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1953. М.：РОССПЭН,2006.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Украины. 1938–1989.М.：РОССПЭН,2006РКП(б)–ВКП(б)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1918–1933. М.：РОССПЭН,2005.
[54]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2002.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2004. Аппарат ЦК КПСС и культура. 1958-1964. Документы. М.：2005.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ЦК КПСС. 1958-1964. Документы. М.：2000.Кремлевский кинотеатр. 1928-1953. Документы. М.：2005.
[55] Колоницкий Б. Юбилейный год и историки революции.См.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8,№1,с.182.
[56]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нормы,институты,форм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в ⅩⅩ веке.Моск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17,с.12—13.
[57]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нормы,институты,форм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в ⅩⅩ веке.Моск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17,с.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