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俄关系七十年，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过友好互助，也有过兄弟反目，最后逐步走向了正常化。当今良好的中俄关系正是在吸取了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前强调比较多的是中俄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而对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影响涉及不多。实际上由于中俄两国在发展水平、人口、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了两国在很多方面存在互补。两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两国的战略安全及经济利益。中俄关系七十年的曲折历程也表明了中俄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俄两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保持良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互不结盟也互不容许再出现过去曾发生的对抗，可能是中俄这样两个大国相处的最好方式。双方在今后交往中应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增进互信，双方都不应做出出于民族利己主义考虑牺牲他国利益的行为，应把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放首位。否则有法律保障的良好政治关系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对双方造成伤害。

【关键词】中俄关系  中国   俄罗斯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俄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俄两国有着4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在与我国接壤的国家中，中俄边界线长度仅次于中蒙边界线居第二位。同时两国又都是世界上的大国，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有着如此漫长边界线的两个大国相邻而居，是无法选择的客观事实。因此中俄之间维持良好正常的关系尤为重要。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建交七十周年。但从历史上看，两国有着更悠久的交往史。如果以明朝万历年间裴特林使华作为中俄外交往来的开始，至今已经交往四百多年了。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70年的中俄关系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过同志加兄弟的友好互助，也有过兄弟反目兵戎相见，最后又是关系缓和并逐渐正常化。回顾中俄关系七十年的历史，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如今这样好的中俄关系是怎么来的，今后交往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中俄关系70年的历史回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2日苏联就宣布承认并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及多个重大国际组织之外，只能选择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近两个月的艰苦谈判，签署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结盟，当时符合中国愿望，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它也使苏联痛快地放弃了它在东北的权益，规定立时或在确定的期限内收回中国在《雅尔塔密约》及1945年8月国民政府所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丧失的除外蒙古以外的重大权益，彻底清除了外国在中国所享有之不平等特权。当时还根据苏方的建议达成了一项《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的秘密协定，规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远东边疆与中亚细亚诸共和国的领域内，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与新疆的领域内，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1]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上，中苏两国外交部长以换文形式声明1945年8月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与协定均失效，重申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两国外长还就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中国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两项问题互换了照会。苏联应移交给中国的企业及其他财产包括分布在大连及东北各地的造船厂、石油加工厂、机械厂、玻璃厂、洋灰厂、制糖厂、制粉厂等21处。大连港港湾设备与装备、盐田与渔业联合工厂、文化教育机关、办公及民用建筑、商店、仓库及地产多处，以及位于北京的兵营、仓库及其他房舍共18处。上述财产于1950年移交完毕。[2]

在签约前，毛泽东曾指出，签约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3] 条约签订后毛泽东也强调了该条约的意义，“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4] 签订中苏条约“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5]

中苏结盟后，苏联按新中国成立前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约定，开始根据双方签订的贷款协定全面援华。1950—1954年5年内，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这笔贷款年利为百分之一。自1954年起中国以原料、茶叶、黄金、美元等偿还，于1963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苏联当时给东欧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为2%，而给中国的降了一个百分点。[6]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9月29至10月12日，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等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两国政府议定给予中国5.2亿卢布（按当时卢布和美元的比价约为1.3亿美元——引者注）的贷款。这是继1950年2月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之后的又一次较大数目的贷款。这笔贷款也主要用于偿付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和物资。我国仍用各种物资、黄金和现汇偿还。不过这笔贷款进口的机器设备和物资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于抗美援朝的军事物资。[7]1950—1955年，苏联援华贷款总额达56.6亿旧卢布（合人民币53.7 亿元）。[8]不过，按有的研究者所说，朝鲜战争时期的军事贷款共五笔，累计34.35亿旧卢布，超过了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总额的60%。[9]

援助中国的工业建设。1950年苏联确定援助中国建设50个项目，1953年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阶段，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加上之前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9月29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一行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在给了中国一大笔贷款的同时，两国政府还议定，苏联再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并扩大1950年和1953年商定的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50个和91个工业企业。前后三批共156项工业企业涉及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和化工等各个部门，主要包括7个钢铁工业企业、24个电站、27个煤井和洗煤厂、10个冶金企业，7个化学工厂和几十个机械制造工厂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工厂。1956年4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新建55个工业企业的协定，作为已经建设中的156项的补充。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建的600个主要国民经济项目中，苏联援建的211个。自195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后，苏联又先后同中国签订了47项和78项两批共计125项建设项目的协定。[10]这些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仅1954—1963年苏联实际上无偿给中国提供了2.4万套科技文件，其中包括1400个大企业的方案。[11]按西方学者的评价，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绘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中国看来已经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在苏联援助的最重要的部门工业中，苏联人在50年代建造和操作着世界最好的高炉。苏联人设计的武汉和包头的中国钢铁工厂吸收了苏联的高炉和平炉以及大规模铁矿石富集方面的最新技术。[12]

由于抗日战争和内战，中国的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1949年前夕，中国的工业生产缩减了一半。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工业和交通运输国家急需黑色金属。而国内的冶金工业，生铁的生产缩减到了13%，钢锭的生产缩减到了17%，轧钢缩减到了18%。苏联尽管也存在着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但还是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50—1952年中国从苏联获得了943000吨黑色金属，大约是其黑色金属生产的40%。这些年苏联提供了150万吨的石油产品，其中近100万吨煤油和汽油，而1950—1952年中国自己的煤油和汽油生产量不超过287000吨。[13]

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导弹工业与核工业的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加快了中国的核武器研究的步伐。按俄罗斯学者的说法，在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有严格规定的。苏联不打算让中国知道一些秘密科研领域的研发。随着赫鲁晓夫掌权，情况发生了变化。援助大量地、经常是不受控制地涌入中国。正是由于苏联的参与，中国的核物理开始发展起来。先帮助中国把原子能用于国民经济需要，而后决定把核武器的秘密传授给中国。中国原子工业与武器的基础就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在苏联方案基础上奠定的。1960年代初，中国的军事原子计划已经完成了80%。由于两国政府的分歧，苏联决定不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特点的资料。根据俄罗斯一些技术专家的估算，苏联在原子方面的援助使中国至少提前10—15年造出了核武器，节省了25亿美元。[14]

当时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大批专家，为中国培养了各个领域的大批留学生。从1949年8月刘少奇偕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回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18000人，其中，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前约5000人，但其中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比例很大，约2000人，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约11000人，1959—1960年只有不足2000人。专家在华人数的高峰期，恰恰是中国完成“一五”计划最后和最关键的时期。[15]当时苏联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留学生。新中国留苏学生人数约16000—18000人。[16]这些留学生后来在相关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1955年第一次选院士，1957年第二次选院士。这两次选出的院士中没有一名留苏生。从1958年到1979年22年没有进行过院士推选工作。1980—2005年中国科学院共增选886名院士，其中半数以上曾经出国留学，占51.58%，其中留苏学生101名，在这阶段院士总数中占11.4%，也就是说平均不到十个科学院院士中即有一名曾经留学苏联，具有相当高的比例。而在所有留学生院士中，留苏学生的比重占到22.1%，位居第二。[17]留苏学生中的工程院院士的比例同样很高。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3年，截至2005年，工程院院士750名，其中229名曾留学国外，有109名曾留苏，在工程院院士中留苏的占14.53%，高居第一，在拥有留学经历的工程院院士中占47.6%。[18]截至2007年12月，有建国初期留学苏联经历的两院院士为210人。[19]归国留苏学生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超过200人成为了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海外一些媒体甚至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称作“留苏派”。[20]

但是中苏之间的“蜜月”关系没有维持多久。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美关系缓和，中苏同盟的基础受到动摇，中苏两国因战略利益的冲突，由联盟逐渐走向分裂，并以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表现出来，导致了中苏同盟名存实亡（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1980年4月11日到期，但已经没有约束作用），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仅用一个月的时间，毫无商量余地地召回了在中国工作的全部专家1390名，撕毁了两国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与合同补充书，废除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1]中国派遣的留苏学生的数量也因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减少。仅教育部1950到1965年派出的各类留苏学生有8414人，1954—1956年为派出的高峰期，人数都超过了千人，1954年1375人，1955年1932人，1956年2085人。1960年后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人数逐渐减少，1961年为71人，1962年35人，1963年20人，1964年3人，1965年53人。[22]

1966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当局要求双方的大学生休学一年。11月2日，中国留苏学生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的留苏派遣工作完全停止。

两国边境地区关系也日渐紧张。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好时，有争议的黑瞎子岛附近的中国渔民还可以自由上岛，但1960年后，开始受到苏方的干涉。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煽动中国边民外逃。从1961年4月末到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共外逃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联的有61361人。[23]1960年7月，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边界上发生的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冲突事件。而此前十年间仅发生一般性冲突事件242起。1960年以后，冲突事件急剧增多，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时为止，共发生2072起，其中仅1963年即达870起。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发生的边界冲突事件多达4189起，最严重的就是珍宝岛事件。[24]在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的前后，苏联也加大了战备力度。在边防线上修建边防设施，不断向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地区增兵。从1964年的70万人增为114万人。其中，战略导弹基地33个，约10万人；陆军师64个，约80万人；空军飞机3400余架，约12万人。同时还在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后贝加尔和远东等四个军区不断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25]这对中国的华北、东北、西北构成了军事威胁。同时苏联还加强对中国实施核威胁宣传。中国也积极备战，以防苏联的突然袭击。1969年8月13日武装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尽管后来为了消除中苏的紧张状态，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机场会谈”，但仍无法消除双方的紧张与不安全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80年4月到期，按条约规定期满前一年如无任何缔约方提出终止，条约自动延长五年。1979年4月3日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不再延续，从法律上结束了不正常的中苏同盟关系，开始了中苏关系缓和及正常化的进程。随着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的消除，1989年中苏实现了正常化。而后中俄两国关系随着中俄边界问题的逐步解决而不断深化，成了“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目前两国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堪称当今世界大国、邻国和谐共处的典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外交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中俄两国能够转向这种高水平的建设性的合作，正是吸取了中苏结盟时期的教训。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说：“中苏两国20多年毫无意义、危险的敌对状态使得两国人民、舆论及领导人形成了‘反对抗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这种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并且迫使两国开创出一条不同于过去的崭新道路”。[26]

中俄关系变化对两国的影响

山水相连的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大国，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苏三十年的同盟关系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苏同盟是互利关系。它不仅使中国赢得了进行和平建设的时间，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同时，这种联盟当时在抵制日美方面消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按俄罗斯中俄关系史专家格·瓦·季诺维耶夫所说：“1950年的协定使苏联失去了许多从1945年协定中获得的好处。莫斯科单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而且此让步是由强势的一方做出的，而不是弱势的一方（这是外交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况），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同中国结盟所获得的战略利益远胜过一切因雅尔塔协定变化以及放弃了在满洲的特权所带来的战术不利条件。苏联的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远东变化的实际。假使先前还心存芥蒂，害怕满洲可能会成为该区域对苏联不友好的美国势力的前哨，因为当时美国的影响已经扩及到战败的日本，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战争取得胜利，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一担忧。而且，这一胜利为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新的有价值的盟友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开辟了前景。[27]师哲在回忆中也指出，1949年夏,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向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介绍外交工作经验时,就深情地谈到,苏联在对外关系方面长期孤军作战,他们对将增添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战略伙伴，密切合作，协同行动，是很高兴的。所以他们非常愿意中共革命早日胜利，尽快建立政权，并希望中共在推进亚洲革命运动中多发挥作用。[28]

中苏结盟也使苏联获得了中国这个销售其工业化产品的巨大的贸易市场。新中国刚成立之时，百废待兴，急需进口大批发展工业用的机器设备、石油和钢材等，苏联正好具备这方面的潜力。同时苏联也需要中国的稀有金属、农副产品和纺织品等。鉴于上述原因，整个50年代中苏贸易额持续上升，发展迅速。1950年新中国对苏联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9.8%，1952年即上升到54.8%，此后历年均保持在50%上下。苏联方面也同样，1959年同我国的贸易额已占其外贸额的20%。进口总额也从1950年的3.38亿美元发展到1959年的20.97亿美元。[29]

苏联解体后，一些俄罗斯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苏联援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承认符合双方的需要，是互利行为。苏联从中也获利不少。塔季扬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扎杰尔斯卡娅(Т.Г.Зазерская)在2000年出版的《苏联专家与中国军工综合体的形成（1949—1960年）》一书中，对比了两国领导人在提供援助和中国接受援助的动机。她认为苏联领导人给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目的是使中国亲近自己。苏联给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贷款是以商品的形式提供的（提供设备、燃料、大量的武器），偿还形式也是以当地生产的产品。因此，资金没有离开国家，而与中国的经济上的相互协作直接获益的是苏联，它获得了食品及战略原料，换取了销售自己的机械制造业和军事工业产品的巨大市场。苏联对中国的资金和军事援助被作者视为巩固苏联经济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领导人把苏联的经济援助视为必要的、只是暂时合理的，因为中国要借助于苏联援助巩固经济独立。作者认为，这种目标上的差别成了未来中苏对抗的基础。不过，作者也承认，中国武装力量的根本改革和现代化，没有苏联军事专家、没有苏联提供的军事供货：大炮、飞机、舰艇和潜艇是不可能的。[30]

沃雷涅茨(А.Н.Волынец)也否认苏联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给中国提供了太多的无偿援助的观点，他认为斯大林政策的本质是，在为中国提供各种优惠和好处的情况下，数百万的贷款是对苏联有利的，因为给苏联工业提供了大量的订货，把中国经济牢牢地捆绑在了苏联经济上。提供贷款用以购买自己的产品的活动现在是最普遍、最有利的经济活动形式之一。沃雷涅茨认为，中国的经济不仅有目的性地被捆绑在了苏联经济，而且也被捆绑在了受莫斯科严格控制的莫斯科东欧卫星国的经济上。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食品、有色金属和其他原料，给中国提供各种工业品，其中包括化工设备。作者也谈到了苏中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在新疆为苏联的原子工业开采和提炼铀矿。为了获取苏联工业所必需的短缺的天然橡胶，苏联给中国提供了总额为855万卢布的专项贷款，专门用于在海南岛建立和发展橡胶种植园。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放弃了深思熟虑的与中国互利合作的斯大林的旧政策。在1950年代下半期苏中经济关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互利关系（往往是更对苏联有利）变成了苏联方面的片面援助。斯大林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投入”在他的软弱的继承者时期没有了“红利”。[31]这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类似，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牵制了日本，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间接保卫了苏联。中国为偿还贷款而给苏联提供的大量战略物资，保证了苏联军火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中苏关系的恶化直接造成中苏经济贸易的大幅度滑坡。尽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已经扭转了自1959至1962年的经贸逐年下降局面，变为逐年稳步上升，至1966年时，已达46亿美元，超过了1959年，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但中苏贸易却急剧下降，1962年中苏贸易尚有7亿美元，至1966年仅剩3亿美元了。1970年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每年维持在40亿美元左右，但中苏贸易额仍在急剧下降，从1966年的3亿美元下降到1970年的4千7百万美元。中苏贸易的最低点，仅相当于1959年的2%。中苏贸易额在两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也明显下降。苏联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55年的56.9%下降到1970年的1.03%。1966年的贸易额还不到同年中日贸易额的一半。到1967年，苏联在我国外贸中的位次已退居第14位，同样我国在苏联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14.9%下降到1966年的1.9%，位次也从第2位降为第14位。

1970年后，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由于中美、中日关系的突破性进展，我国同美日等经济强国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同日本的贸易1970年后每年均在30—40亿美元上下。1980年我国同美国的贸易额为48亿美元。同日本的贸易额为92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378亿美元。中苏贸易，中苏由于关系没有改善，贸易合作虽与1960年代后期相比有所增长，但额度不大。1971年的贸易额比1970年增加2倍，约为1.5亿美元,1972年又比上年增加约66%,达2.5亿美元.1973与1972年相比增加无几。[32]

进入80年代后，中苏之间关系缓和，贸易额不断攀升，1981年中苏贸易总额为2.25亿美元，1985年为18.81亿美元，1986年达26.38亿美元，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从1982年至1986年这5年间，中苏贸易额每年递增50%左右。到了1989年，中苏贸易总额达到了40亿美元。[33]此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化，贸易额不断攀升。截至2018年12月中旬，中俄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俄贸易增速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位列第一，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俄罗斯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双方在战略性大项目的合作成效显著。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不断深化和加强。仅就留学情况来看，近十年来留学生数量有缓慢增长，2014/2015学年在俄国留学的中国大学生数量为20710人，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提供的数字是28000人，而在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公民2015/2016学年为16197人。当然这个数字与在美国的留学人数无法比，在美国留学生30.4万人。[34]中俄两国政府几年前确定的目标是两国高校留学生的总人数达到10万人。[35]目前，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苏对抗使中苏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首先，中苏边境事件频发，边界地区不稳，两国都没有安全感，都大搞备战。两国为了防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按俄罗斯前任驻华大使拉佐夫的说法，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了准备与苏联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国每年将超过一半的国家预算用于军费开支。同样，根据某些估算数据，苏联为了在俄中边境上修建各种军用设施花了2000亿卢布。[36]其次，双方丧失了发展机遇。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面中苏论战和对抗的年代，正是世界上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少国家经济正是在这一时期起飞的，就在其他国家已经走上加速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却还在为军事开支削弱自己，因对抗耽误了各自的发展。中苏对峙论战，对中国的“左倾”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使中国陷入了极左的深渊。第三，战略利益上的伤害。中国的外交战略由原来的联苏反美外交转向了反美又反苏及70年代的联美抗苏。反美反苏使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关系紧张，面临着来自美苏两方面的战争威胁，失去了安全稳定的后方。当时为了争取第三世界及周边国家的支持，中国对第三世界及周边国家提供援助，中国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时中国为了巩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及摆脱国际孤立的状态，甚至不顾国家的经济困难对外国进行大量资助。比如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援助被视为与发展中国家（而且它们中的有些国家如伊拉克和埃及，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未必逊于中国）扩大接触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总体来讲，当时与北京有外交关系的38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拿到了援助。1961年前对外援助额达到40亿元人民币。1961年，试图支持自己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盟友——阿尔巴尼亚，中国向加拿大购买了6万吨小麦送到这个国家。还给它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大规模的援助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初。[37]苏联在战略方面也受到了伤害。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利益，苏联仍是以扩大地缘空间、建立环苏“安全带”为外交的优先目标。中苏结盟使苏联东方安全又多了一个辽阔的屏障。按中国研究者的评价：“中苏结盟，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大大地加重了苏联同西方阵营打交道的筹码，极大地增加了苏联在应付冷战对峙中国的回旋余地。可以说，中苏结盟给苏联带来的战略利益，远远超过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任何其他一国。”[38]但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后，这样的战略利益逐渐丧失。而刚刚开始缓和的美苏关系很快也出现了问题，1960年5月就发生了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事件，导致四大国巴黎最高级会议及美国总统访苏计划流产，美苏关系又趋紧张，苏联的国际处境更加艰难。

今后中俄交往中应注意的问题

回顾中俄关系70年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出追求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的永久特征，维护本国合法利益，是任何主权国家对外关系的永恒主题。中俄两国因共同的利益结成了联盟，但又因战略利益上的分歧而不顾法律上的盟约走向对抗，劳民伤财，贻误了发展的时机。应当从中俄关系史中吸取历史教训。

第一，两国关系的维持，仅靠法律上的同盟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互信和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在国家交往中尽量求同存异，尊重双方维护本国权益和谋求各自战略利益的正当权益，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原则交往，双方都不应以本国的伦理道德观为价值标准要求对方，尤其是不能做出出于民族利己主义考虑牺牲他国利益的行为，应把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放首位。否则就会像中苏同盟一样，法律上的同盟会成为一纸空文。

第二，互不结盟也互不容许再出现过去曾发生的对抗，可能是中俄这样两个大国相处的最好方式。新型的中俄关系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同盟关系的不同之处就是不再以拥有共同的敌人为基础。同盟关系往往容易限制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导致利益绑架。利益冲突正是中苏同盟破裂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结盟有可能刺激美国。目前中俄两国关系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关键是两国在利益上有更多的一致性，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维护者。俄罗斯也有学者提出了结盟关系的不利方面:“建立反对美国和北约的中俄联盟不仅不现实，而且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不利的，因为有可能重新引起集团对抗，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此外，除了部分丧失独立性外，这可能会成为中国深化同美国关系的障碍，这显然不是北京的计划。”该作者认为应把对中俄关系的表述改为“全面的地缘一致和战略一致框架下的全面协作伙伴关系”。作者指出：“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最好是确定，友好或敌对哪个高于一切，必须提出自己的根本利益。如果在某些领域——安全、能源、在国际组织中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关键问题采取的立场上两国是一致的，那么就有协作伙伴的基础。如果唯一的目标就是对抗美国的霸权和主导地位，那么在这种‘为对抗而进行的协作’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暗礁’。”[39]

第三，应增进两国的互信，理性看待中俄关系。中俄两国由于历史上的恩怨纠葛，尽管如今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还是存在互信问题。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两国间政治精英层面的协作和信任度，高于商业组织。两国对双方中的每一方与西方对话和发展关系都保持着相互警觉。俄罗斯的分析家无法根除关于1970年代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回忆，因此在预测当今中国的外交目标时很难不把当时的事实看作是完全过时的“过去的残余”。广大社会阶层的互信问题也很明显。直到现在俄罗斯民众意识中还经常出现恐华内容的东西。[40]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带有民族义愤情绪的有关中俄关系的议论和传闻。如1950年2月中苏条约签订后，社会上就有好多不实的传闻，如认为苏联给的贷款数额太少，毛泽东要30亿美元，而斯大林只给3亿美元，对此双方都不满意。还有关于利息过高的传闻，上海金融界认为，年息1%是相当高的利率，贷款绝不是按优惠条件提供的等等。[41]现在在中国社会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关于领土问题的言论，引起俄罗斯的不安，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形象。这也说明了中俄之间的理解和互信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中方对中俄旧界约的立场是一贯的。从历史的角度认为1858年以后清政府同沙俄签订的一系列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由于这些条约构成了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议，即国际条约和协定。而新中国是就中国的延续，是旧中国固有权利、义务的继承者，边界条约也应继承。而且边界条约与政治条约和商务条约不同，是不能轻易改变的。毛泽东在1964年7月10日会见日本社会党人时关于“领土帐”的谈话是要推进当时僵持的谈判进程，而不是要收回领土。但当时结果适得其反。所以后来毛泽东还对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解释了自己的当时的意思。1969年5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从现实状况出发，中方还是愿意以这些界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被沙俄吞并的土地。1989年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表示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42]中方的这些立场是一贯的，而且后来的边界谈判中所持的也是这样的立场。

当然，俄罗斯民众这些年对中国的信任度在改变。比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В.Л.拉林和Л.Л.拉林娜所2014—2015年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6%的被调查人美国是可能的威胁源，只有37%认为中国是可能的威胁源。而2013年这两项的比例分别是55%和50%。2010年有57%的俄罗斯人担心失去远东，25%的人不担心。而2014—2015年，担心的只有27%，不担心的达47%。中国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可以优先发展关系的国家，在各类被调查者中有79—85%的比例，而赞同美国的只有10—25%。而社会舆论基金会2015年所进行的全俄调查中，只有27%的被调查者称中国威胁了俄罗斯的利益，54%的人认为没有威胁。[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