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素人现象与民粹主义：乌克兰2019年总统选举评析[1]                 

【内容摘要】2019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与以往历次选举不同，毫无从政经验的政治素人——泽连斯基以大比例优势战胜诸多传统政治家是这次选举的最大特点，反映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政治在乌克兰正成为流行的政治潮流。促使泽连斯基当选的因素主要有三：反对一切现状情绪发挥巨大作用，大量不满传统精英的选民将选票投给政治新人；泽连斯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政策吸引了年轻选民的支持，其电视明星的效应；投票前曝光的政府腐败丑闻导致摇摆的中间选民全部导向泽连斯基。泽连斯基的民粹主义政策给乌克兰未来的内政外交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内政上，他倡导的直接民主和反精英政策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分裂。外交上，其主张对俄妥协并未获得预期的和平，顿巴斯冲突仍然伤亡不断，因此遭到传统政治力量的批评，还引起西方大国的不满。

【关键词】乌克兰 总统选举 政治素人 民粹主义腐败

【作者简介】张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019年3月31日，乌克兰举行了独立以来第七次总统选举，这也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的第二次总统选举。经过两轮投票决出结果，喜剧演员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战胜寻求连任的波罗申科，以73.4%的得票率赢得选举。毫无从政经验的“政治素人”出现是乌克兰政治中的新现象，成为研究后苏联地区政治的新视角。政治素人现象后面是精英政治的衰败，以及民粹主义政治思潮上升的后果。

一、2019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政治素人现象

在2019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新面孔，这是一些拥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毫无从政背景的候选人加入到选举中。主要代表就是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和歌手瓦卡尔丘克，他们在乌克兰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互联网自媒体和脸书上拥有数百万的粉丝。

（一）“政治素人”概念的由来

“政治素人”（amateur politician）特指没有从政经验参与选举的的候选人，也被称为政治活动的业余爱好者[2]。政治素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名不闻”，他们在传统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拥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美国学者Soule和Clarke在对政治家进行分类时，借鉴了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于1962年发表的一项经典研究。威尔逊在当地民主党俱乐部中确定了一类政治“业余爱好者”。这类“爱好者”不一定比“专业政治家”更胜任政治工作，他们在有争议或抽象的公共政策问题上采取模糊的立场，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赢得选举，并愿意为此做出任何妥协。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反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精英政治的新政治家就被称为政治素人。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进入后现代社会，社会阶层的碎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使得基于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价值观的社会分层理论瓦解，西方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越来越缺乏代表性。经济全球化和文明多元化造成社会认同差异扩大，传统的政党政治和政治家无法满足中下层选民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反全球化的，追求极端变革的政治思潮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孔特。近几年欧美政坛最有名的两位“政治素人”——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战胜希拉里。特朗普的身份是著名的地产商亿万富翁；朱佩塞·孔特在2018年出任意大利总理，他在此之前从未出任过任何政府职务，是佛罗伦萨大学的一名私法学教授。在2019年的斯洛伐克总统选举中，著名的环保律师——恰普托娃战胜传统政党的候选人。

民主政治与精英有密切关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乌克兰政治中一直是精英主义政治的舞台，转型时期的乌克兰精英主导了国家道路的选择，对国家政治变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乌克兰的传统政治精英普遍都来自传统的政治经济精英集团，体制外的力量很难进入乌克兰政治舞台的中心。传统的精英集团一直是乌克兰政治生活的主角，历任乌克兰总统和政府总理都是来自传统政党和寡头利益集团，涉足政治生活的轨迹基本上都是从政党组织到议会政治，最终进入政府参与国家治理。传统政治精英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一是苏联时期的政治精英演化而来，苏联后期的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独立后的国家机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由苏联后期的乌克兰族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乌克兰政治精英，这里既包括苏共内部的高官，还包括一部分苏联后期的政治民主派和民主派知识分子。主要代表有首任乌克兰国家领导人克拉夫丘克，他在苏联后期担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书记，在独立后转任独立后的首位国家领导人、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外长乌多文科在独立以后先后担任了外长和议长等重要职务。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简称“鲁赫”）的主要领导，苏联时期著名的乌克兰诗人和评论家切尔诺沃利，在独立以后多次参加总统和议会选举。尽管“鲁赫”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次分裂，但是通过这些早期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还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的政治家。乌克兰政坛的一些政治家也多来自这个集团，苏联后期的政治精英是乌克兰政治家的主要来源。其二则来自苏联后期大型国企的管理层。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布局了很多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涉及国防工业和冶金化工领域。这些大型国企的管理层精英成为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高官，负责管理独立的国民经济。典型的代表就是曾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和曾政府总理职务的拉扎连科。库奇马在苏联后期曾任苏联的大型军工集团“南方机器制造厂“的总理和总工程师，在独立后不仅曾出任政府总理，并在1994年和1999年两次当选总统。拉扎连科在库奇马时期担任能源部长和政府总理，他曾在苏联后期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担任苏维埃主席，先后曾担任库奇马总统驻地方的代表，以及州议长等关键职务。其三是来自于库奇马时期私有化运动产生的私人金融工业集团。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库奇马执政初期，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运动，一些政治精英集团周围的人或者廉价地获取了国有企业的股权，或者得到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产生了一批垄断重要资源和重要工业部门的经济寡头。来自乌克兰东部的阿赫梅托夫垄断了乌克兰大部分的电力行业和冶金行业，来自东南部的季莫申科则获得了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能源进口经营权和销售网络，被乌克兰媒体成为”天然气公主”。波罗申科是乌克兰重要的食品工业集团“罗申”的老板，从1998年开始进军议会，先后加入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地区党。从2001年开始，波罗申科与尤先科结成政治伙伴，并领导了尤先科领导的政党“我们的乌克兰”参加2002年的议会选举。2000年至2004年，波罗申科出任乌克兰央行副行长。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波罗申科担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随后还在尤先科政府担任外交部长。2012年2月，波罗申科开始在亚努科维奇政府内担任经济与贸易部长。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后，波罗申科成为总统。这些在乌克兰国家转型中崛起的金融工业集团老板，为了维持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行业垄断地位，纷纷开始进军政界，他们成为21世纪以来乌克兰政坛领导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以说，乌克兰的政治精英从来都是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和相当的经济地位，完全没有从政背景的总统候选人很难有机会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二）精英主义政治的衰退——国家治理危机

政治素人在2019年总统选举中最主要的立场就是反精英政治，严重不满传统政治家和传统政党的表现。泽连斯基的胜选是对精英主义政治的宣判，意味着精英主义政治在乌克兰的一次失败。

自独立以来，乌克兰的国家转型并不顺利，被称为“失败国家“的典型代表，在独立的28年间，精英和利益集团把持的乌克兰未能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未能构建出稳定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在2004年遭遇了”橙色革命“，在2014年经历了”迈丹革命“和克里米亚危机。乌克兰政治是典型的精英政治，经济是寡头控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文化上有着明显的族群差异，未能构建出稳定的民族国家认同。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也是国家治理的危机。乌克兰的国家治理危机是系统性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领域。主要表现在政治腐败严重，经济发展缓慢，严重原材料化，经济稳定性较差。人口持续萎缩，劳动力不断流失海外，人口寿命不断下降。在领土和安全方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境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军事摩擦持续已五年，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总之，目前的乌克兰处在国家治理危机之中。

首先，乌克兰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严重。乌克兰政治有着深厚的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色彩，政治稳定性较差。国家政权依附于寡头利益集团，政党政治和公民社会不健全，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自透明国际对乌克兰进行的评级数据以来，其廉洁指数在全世界的排位一直处于中下游的位置，徘徊在全世界19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120至140位之间，属于严重腐败的国家。[3]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治理指数（WGI），乌克兰的国家治理指数都较低。[4]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上台的波罗申科总统仍然未能明显改善政治腐败的现象，选民对波罗申科过去五年执政最大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反腐败不利，特别是涉及总统周边人的腐败丑闻严重影响了乌克兰的政治稳定。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频发危机令人民不满。乌克兰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独立后的28年仍然经济发展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在2197亿美元，但时至2018年度国民生产总值规模仅有1314亿美元。[5]居民收入水平也是乌克兰经济中一个重要指标，2018年乌克兰的月平均工资仅有10573格里夫纳，折合美元450美元。[6]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后，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乌克兰实施财政紧缩政策，逐步取消了政府补贴，大幅提高公共福利价格，使得普通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尽管近两年乌克兰经济出现复苏，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明显，但是仍然难以弥补紧缩财政政策带来的损失。疲弱的经济复苏难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2018年的失业率达到9.4%。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危机频发使得传统的政治精英越来越不受欢迎。

第三，乌克兰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2001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当时乌克兰人口为4841.55万人，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医疗和就业环境不利，导致人口持续下降，截至2019年6月，人口下降至4201万人（不含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7]乌克兰的人口出生率一直较低，婴儿出生率：10.46%，人口死亡率：14.9%。[8]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大量的乌克兰移民潮在乌克兰出现，由于经济低迷和战争威胁，乌克兰的海外移民成为潮流。[9]2017年，乌克兰与欧盟正式实施免签制度，使得过去流向俄罗斯的劳动力涌向欧盟，特别是临近的东欧国家。大量的乌克兰人移民或出国就业，大约有300万乌克兰劳工在欧盟国家[10]，250万在俄罗斯。每年的侨汇已经成为乌克兰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据乌国家银行预测境外劳务人员汇入资金将进一步增长，2018年这一数据为116亿美元，2019年预计将达到122亿美元。[11]根据联合国2017年6月的预测，假设乌克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不变，到2055年乌克兰人口将达到2970万人，到2100年将达到1500万至1600万人。[12]乌克兰人口的不断萎缩，老龄化速度不断加速，都反映出国家治理危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第四，民族关系紧张带来的安全压力。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持续的武装冲突，不仅有外部大国影响，还有其内部民族关系紧张的因素。在2019年总统选举中，波罗申科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支持率只有个位数，完全失去了俄罗斯族群的支持。波罗申科激进的反俄外交政策也导致乌克兰的族群关系处于较为紧张的地步。在克里米亚半岛入俄之后，乌克兰政府控制地区的人口中，俄罗斯族比例已经从2001年人口普查中的17.23%，约830万人，下降到如今的不足400万人，约占乌克兰总人口（4200万）的10%。[13]波罗申科政府在处理东部顿巴斯地区政治改革上立场强硬，拒绝给予地方自治权。同时，乌克兰政府还对该地区进行了经济封锁，取消了该地区退休居民的养老金发放，停止了该地区的公共服务。政府对冲突的顿巴斯地区的经济封锁，取消公共福利的行为无疑将当地的普通居民推到的敌人一侧。此举导致东部居民对波罗申科政府的不满，也不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解。在选举前，波罗申科政府建议下，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在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巴斯冲突地区设立投票站。此外，不在俄罗斯设立海外投票站，将在俄罗斯的乌克兰选民排除在外。根据《乌克兰总统选举法》第19条规定，总统选举将划分单一制选区进行投票，选民按照居住地和护照登记地参加选民登记和投票，居住在海外的乌克兰选民有权在乌克兰使领馆设立的投票站进行投票[14]。按照乌克兰以往选举在海外投票站的设立习惯，居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选民可以在俄罗斯境内使领馆内进行投票，分别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罗斯托夫、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市。2018年12月，根据乌克兰外交部的建议，中央选举委员会关闭了设在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将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选民分流到格鲁吉亚、芬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此举意味着在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选民如进行投票，必须离开俄罗斯。事实上，由于交通和经济因素，对于在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选民而言，回国投票不现实。此举引起乌克兰反对党联盟-生活党主席拉比诺维奇的质疑。2019年总统选举过程中，中央选举委员会在选举程序上的调整，使得在政治上亲俄罗斯的东部居民被排除在投票之外，很少有选民放弃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选择长途跋涉去异地参加投票[15]。

目前，在克里米亚半岛生活着约150万乌克兰公民，在顿巴斯地区大约生活着约200万乌克兰选民，而在俄罗斯境内生活和工作的乌克兰公民也超过250万。[16]因此，有乌克兰学者认为，限制在俄境内的乌克兰选民参加投票，投票程序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亲俄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影响乌克兰国内政治格局。[17]明显排斥俄罗斯族选民的选举制度设计对于选举结果的最终影响有限，但是却造成中间选民对波罗申科个人的信任流失，也加深了族群矛盾。

二、泽连斯基胜选的原因

泽连斯基能够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并非完全偶然，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一）明星效应在总统选举中的作用

泽连斯基出身于戏剧演员、编剧和导演，是乌克兰家喻户晓的政治喜剧明星。2018年4月，乌克兰民调公司”民调集团“的数据显示，乌克兰选民要求变革的思想十分强烈，他们的反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主流，几乎70％的乌克兰受访者认为，国家需要一个根本的转变。75%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正处在错误方向上，特别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对波罗申科政府的评价是负面的[18]。乌克兰和欧洲媒体将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描述为“政治素人”^[19]，来形容他在乌克兰政治生活中的陌生感。泽连斯基出生于1970年，从2000开始在乌克兰演艺圈逐渐走红，他领衔的演出公司《季节95》，通过讥讽乌克兰、俄罗斯等后苏联国家的政治，赢得了普通观众的认可，成为著名的喜剧明星。2005年以后，泽连斯基开始从舞台剧转战电视和电影，拍摄了一系列的电视剧和电影，其中电视剧《人民公仆》尤为卖座，他主演的电视剧和电影获在乌克兰主流电视集团（1+1）播出，支持泽连斯基的观众越来越多。该剧内容十分接近于现实的乌克兰政治生活，直接将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刚刚发生的政治新闻搬进电视剧，在新闻的基础上做了艺术的加工，该剧的社会影响力更加突出。电视剧经常出现类似于库奇马、波罗申科、季莫申科、亚采纽克等人的政治家形象，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花边新闻。政治喜剧不仅能够给观众带来欢乐，而且还能一定程度上排解观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泽连斯基主演的电视剧《人民公仆》一共制作了三季，每季电视剧大约有30集。随着泽连斯基在该剧中扮演草根出身的总统角色因此也深入人心，其社会影响力也不断上升。.2016年12月，泽连斯基的律师悄悄注册了以电影《人民公仆》为名称的政党——人民公仆党，直到2018年下半年才实际上开始运作该政治组织，并宣布参加2019年的总统选举。

从2018年6月26日，泽连斯基首次进入民调公司““评级集团”（RATINGGROUP）”的民查名单，他的支持率就在10.4%[20]。另外一家德国市场研究公司“捷孚凯”（GFK Ukraine）在7月12日进行的候选人支持率调查数据显示，泽连斯基的个人支持率在7%。[21]到了2018年12月底，民调数据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上升到13%。作为一个没有从政经历的喜剧演员泽连斯基直到2018年12月份才公开承认，准备参加选举。因此，在2018年6月至12月的初始支持率可以理解为他作为政治戏剧演员的知名度和粉丝效应。随着同样是政治素人的瓦卡尔丘克在2018年12月宣布不参加总统选举，反建制派的支持者才加速向泽连斯基靠拢，明星效应和其他因素才一起发挥作用，将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推高的绝对领先的地位。2019年2月14日，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的调查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达到26.7%，超过了波罗申科的17.7%和季莫申科的15.8%[22]。

泽连斯基在竞选中坚持草根路线，为了彰显自己重视“人民意志“，泽连斯基绕开政党政治的竞选框架，透过互联网和自媒体宣传自己的政见主张。泽连斯基从不掩饰自己从政经验不足，甚至将自己比喻成”小丑“。这种风格清新的竞选策略也让年轻选民愿意去冒险将选票投给他，明星效应将泽连斯基的粉丝成功地转化为自己的政治支持者。尽管竞选初期的支持率稍微落后其他候选人，但是泽连斯基的民调支持率却在随后的几个月内稳定成长，直至投票前居于明显领先的地位。

（二）反精英的民粹主义主张吸引选民，成就“政治素人“——泽连斯基的胜利。泽连斯基能够在此次选举中胜利，不仅凭借着其自身的演员光环和反精英的主张，更得益于乌克兰社会“求新求变”的思想。他的胜利是由一波反建制情绪推动的，这种情绪类似于席卷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开始，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道路走得并不顺利，亚努科维奇的离开并没有带来高效廉洁的民主政治，寡头干政的现象此起彼伏，波罗申科执政的五年仍然深受腐败丑闻困扰。乌克兰反腐败机制建设进展缓慢，直到2018年底才建立起独立的反腐败法庭[23]。政治腐败问题是影响乌克兰选民信心的最大因素。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政治一直深受政治腐败的困扰。尽管乌克兰实行的是多元民主制，但是严重的政治腐败影响政权合法，无论是库奇马执政时期，还是尤先科执政时期，腐败是导致政府更迭，街头革命频繁的主要原因。亚努科维奇出走俄罗斯之后，波罗申科在2014年竞选总统时，曾承诺严厉打击腐败，但是过去五年的执政未能在这个方面做出明显的成果，反而不断遭到美国和欧盟的公开批评。围绕波罗申科的腐败传闻严重打击了乌克兰选民的政治信心。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后，波罗申科的反腐败改革进展缓慢，不仅遭致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也导致选民信心严重受损。2019年3月，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乌克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只有9%，创下了全世界的新低点。2018年，全球民众对各自国家政府的信任程度平均值是56%。[24]关注此次总统选举过程的民调数据会发现，不支持率是衡量乌克兰传统政治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25]波罗申科在此次大选前的数次支持率调查过程中，不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超过50.2%的被调查者明确不支持他，远超出其他候选人。[26]即使在波罗申科的民调支持率最高的2019年2月，其不支持率仍然达40.8%[27]其一，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不信任。根据盖洛普2019年3月在乌克兰进行的民调，政府、法院和议会在民众的信任度极低。在过去十年中，乌克兰人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暴出了一系列丑闻，并在2014年迈丹革命后出走俄罗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乌克兰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不高于24％。在波罗申科担任总统之初，重建乌克兰人对其领导层的不稳定信任，24％的人对政府充满信心，48％的人赞同波罗申科的工作表现。然而，由于波罗申科未能兑现其选举承诺，许多乌克兰人看到政府未能兑现抗议者要的东西，这些信心很快就消失了。自2015年以来，乌克兰人对政府信心不超过14％。到了2019年3月，民众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降至9%。[28]反映出乌克兰人民对于整个政治体系的不满意，而不是针对个别政党和个别政治家。其二，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支持。自乌克兰独立以来，政府、议会和总统在民众的信任度就不高。持续的经济危机、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司法体系不健全，使得乌克兰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持续低迷。

乌克兰危机和顿巴斯冲突给乌克兰经济带来沉重负担，IMF和世界银行以政治改革为贷款条件，迫使乌克兰政府取消政府的能源补贴，大幅提高公共服务价格使得乌克兰的消费价格指数连续三年居高不下[29]。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能源涨价幅度超过10倍，而居民实际收入却下降了，加之乌克兰货币严重贬值，让乌克兰普通大众长期处在极度贫困线以下。据乌克兰国家新闻社2018年12月11日报道，乌克兰有1400万人，即国家总人口的33.9%，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月收入1853格里夫纳，约折合66.71美元）以下[30]。2018年的乌克兰月平均工资水平一直徘徊在350～400美元[31]。根据联合国每年出版《世界幸福报告》，乌克兰在幸福评级中排名第133位。这是在欧洲国家中最低的位数。乌克兰在排名位于乍得（第132位）和埃塞俄比亚（第134位）之间。需要指出的是，2013年乌克兰在“世界幸福报告”中排名第87位[32]。这在经历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冲突和街头革命不久的国家来说，普通大众承受的压力实属不易。民众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迫切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有所作为。波罗申科过去五年的表现没有让大部分乌克兰选民满意，不满是乌克兰社会最主要的情绪。在2019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的泽连斯基能够当选，成为此次总统选举的最大特点。“反对一切”的民粹主义思想是泽连斯基获胜最主要的原因，所有对传统政党和政治家不满的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将选票都给了此次选举中的新面孔。在顿巴斯冲突进入僵持阶段后，生存和发展问题成为乌克兰选民优先选择。民族主义热情逐渐被严酷的经济危机所取代，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影响多数选民投票的优先因素。

对比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与第二轮投票结果，我们发现，与其说是泽连斯基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不如说是选民抛弃了波罗申科。在第一轮总统投票中，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领先的泽连斯基也只获得了30.5%，寻求连任的时任总统波罗申科得票率为15.95%，位列第二。祖国党领导人、前总理季莫申科得票率为13.4%，位列第三。“反对党联盟”领导人博伊科获得了11.68%的得票率。前国防部长、公民运动党领导人格里岑科获得了6.91%的得票率。前安全局长、力量与荣耀党领导人斯梅什科获得了6.04%的得票率。激进党领导人利亚什科获得了5.48%，反对党联盟-和平与发展党领导人维克尔得票率为4.15%。可见，乌克兰选民对未来的总统人选有着较大的分歧，在39个候选人中，前8位候选人获得了超过5%的支持率。按照政治族谱上看，多数候选人都是奉行中间路线。按照外交政策划分，亲西方派是乌克兰的主流，波罗申科、季莫申科、泽连斯基和格里岑科等人都支持乌克兰国家发展道路的欧洲一体化。亲俄罗斯的候选人有两位——博伊科和维克尔，他们主张恢复与俄罗斯传统经济联系，通过扩大东部自治实现和平。尽管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没有在俄罗斯设立海外投票站，禁止在冲突的顿巴斯地区设立投票站，他们仍然在第一轮投票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说明俄罗斯文化在乌克兰社会有着深厚的基础，即使是战争也很难割舍这种文化联系。

喜剧演员出身的候选人泽连斯基的竞选策略是突出反对旧的精英政治，强调平民政治和直接民主。2019年2月，在电视媒体和互联网上大量出现了《人民公仆》电视剧广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许多人来说，泽连斯基就是《人民公仆》电视剧中那个诚实和正直的国家元首瓦西里·戈洛博罗多科，他的政治形象就是艺术家在电影《人民公仆》中扮演的角色。泽连斯基在该剧《人民公仆》中扮演意外当选总统的一名普通中学历史老师，在电视剧中与传统政治家和寡头进行近乎残酷的斗争，在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误之后，最终成功地将国家从腐败、衰退和内战的边缘拯救回来，走上富强民主的欧洲之路。泽连斯基的胜利反映出乌克兰选民对独立仅三十年来的精英政治的失望，以及对寡头垄断经济的痛恨。2019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恰恰是给了乌克兰选民回到想象的空间的可能，尝试将瓦西里·戈洛博罗多科的梦想搬进现实。

（三）突发的波罗申科腐败丑闻成为影响中间选民的选择。

2019年2月爆出的国防采购腐败丑闻是压垮波罗申科的最后一根稻草。总统选举是一次政治长跑，既需要长期积累人气，还要提防政治上的突发事件。波罗申科对于政治素人——泽连斯基、瓦卡尔丘克等人的获胜可能并不看好，甚至有利用民粹主义色彩的候选人来打压季莫申科。季莫申科领导的祖国党是乌克兰政坛的老牌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上中间偏左，主张福利社会和平均主义。该党也是欧洲议会中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季莫申科领导的祖国党一直在阻止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反对波罗申科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波罗申科是2019年总统选举中，正式宣布参选比较晚的一个，就是希望避开其他候选人的批评，集中精力积累政绩。虽波罗申科的竞选口号是：军队、语言、信仰。显示出他要打“民族主义”牌，波罗申科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免签证制度，完成了乌克兰东正教的独立，摆脱了莫斯科东正教对乌克兰的管辖，完成了乌克兰语国家地位法案，将欧洲一体化和北约化战略写入乌克兰宪法。波罗申科的执政成果应该说是不菲的，成功地稳定了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安全，确立乌克兰语的唯一国家官方语言地位，特别是推动乌克兰东正教从莫斯科教区独立出来，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选民和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波罗申科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33]因此，波罗申科在2019年1月宣布寻求连任后，成功地缩小了与老对手——季莫申科的差距。民调支持率从2018年9月的不足9%迅速上升至2018年12月底的14.4%，仅落后于季莫申科的5%[34]。到了2019年1月底，波罗申科的民调支持率已经实现了对季莫申科的超越，根据乌克兰三大民调机构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基辅社会与市场研究中心（SOCIS）和拉祖母科夫中心（RazumkovCenter）的调查，15.9％的选民准备投票支持泽连斯基，10.5％支持波罗申科，10.3％投注季莫申科[35]。选民对于选举结果的态度到了2019年1月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看好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的选民逐渐增加，在打算投票的选民看来，支持率前三位候选人是：泽连斯基-23％，波罗申科-16.4％，季莫申科 - 15.7％[36]。

波罗申科在完成了对季莫申科的超越以后，满以为可以凭借现任总统的声望和行政资源优势，能够在第二轮投票中围歼政治素人泽连斯基。但是，在第一轮投票之前，乌克兰媒体爆出波罗申科严重的腐败丑闻。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临近投票前的2019年2月25日，乌克兰国会议员兼调查记者组“我们与丹尼斯比格斯的便士”宣布，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格拉德科夫斯基的儿子参与了大规模的国防采购贪污计划[37]。突如其来的腐败丑闻让波罗申科的选举步骤被打乱，其爱国主义的形象受到质疑。3月9日，超过一千名民族主义者在基辅举行集会，敦促波罗申科派遣独立检察官介入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腐败案。记者公布了涉及国防采购腐败案件的高级官员的录音资料，导致激进民族主义选民走上基辅街头，与警方发生冲突。波罗申科周围的助手涉及腐败，使处于中间的摇摆选民倒向泽连斯基和格里岑科。3月11日的民调数据显示，3月11日，评级公司“评级集团”（RATING GROUP）发布了新的选前支持率调查数据，波罗申科输给了季莫申科，仅有16.8％的支持，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上升至24.7％。[38]由于距离总统选举投票不足一个月，对手披露的腐败丑闻材料又十分丰富，波罗申科来不及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反击和驳斥。加之，波罗申科的任期还出现过其他腐败指控，其中包括他的公司出现在臭名昭著的“巴拿马文件”中的几个案例，详细描述了他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高级逃税行为。腐败丑闻加速了乌克兰选民倒向反建制派的潮流，波罗申科在第二轮的支持率金增长了7%，而泽连斯基的支持票则增长了45%，中间选民抛弃了波罗申科，也成就了政治素人——泽连斯基的胜利。

突发腐败事件导致波罗申科与泽连斯基的第二轮投票竞选毫无悬念。不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波罗申科，在腐败丑闻的打击下，执政团队出现明显裂痕，原来的波罗申科联盟成员很多出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政府总理格罗伊兹曼纷纷离开其阵营，宣布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不错支持率的季莫申科、格里岑科则公开表示不支持波罗申科，倒向泽连斯基阵营。选举形势很快就一日千里，腐败丑闻成为传统政治精英集团围攻波罗申科创造力绝好的机会。政治突发事件给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候选人——泽连斯基更多的政治支持。

（四）选举制度的设计漏洞使“政治素人”出现成为可能

导致“政治素人”大量涌现还有一定的制度性因素，乌克兰在参加总统选举的门槛设计上存在一定的漏洞。根据乌克兰宪法，总统选举采取多数制直接选举方式产生，有投票权的，年满35岁的乌克兰公民，且在选举前在乌克兰连续生活10年以上，讲乌克兰语的，有权成为候选人[39]。总统候选人可以由政党提名，也可以由政党联盟，或者自我提名方式参加选举。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参加总统选举仍然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选项.为了避免浪费公共资源，乌克兰也在总统选举程序都设置了一定的政治门槛和经济门槛。1991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设置的政治门槛是要求收集10万有资格投票的公民签名。1994年的总统选举设置的政治门槛是10万名选民签名，其中包括至少在总数的2/3的选区每个获得至少1.5万人签名。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的门槛是100万选民签名，其中包括乌克兰2/3的地区每个至少获得3万人。2004年需要 50万选民签名，其中包括乌克兰2/3地区至少2万个签名加 50万格里夫纳现金抵押品（按当时汇率折合94000美元）。2009年，乌克兰议会修改选举法，将总统选举的选民签字门槛去除，只要求缴纳竞选250万格里夫纳的竞选押金。每位登记的候选人需向中央选举委员会缴纳250万格里夫纳竞选押金，选举委员会承诺退还押金给选举的胜利者，以及进入第二轮投票的候选人[40]。从2010年和2014年的总统选举都采用了缴纳250万格里夫纳选举押金的条件。乌克兰将参选总统的候选人门槛从复杂（签名）演变为简单（现金存款），这样政策调整没有起到限制候选人随意参加总统选举的作用，反而成为一些人自我营销的政治工具。在2019年的总统选举中，39名登记候选人向中央选举委员会缴纳的竞选押金不足以弥补因为候选人过多带来的选举预算增加，2019年的总统选举由于候选人过多而不得不增加预算1000万格里夫纳。[41]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数百万的竞选押金并没有限制乌克兰总统候选人的人数。由于在2019年总统选举之后将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一些政党领导人参选的目标不是赢得总统选举，而是扩大其在议会选举中的影响力。参加总统竞选是一次重要的宣传机会。此外，在国家议会选举后的一些总统候选人还可能参加地方选举。总之，对于新政治家和新政党来说，总统选举是展示他们政治力量的一种“耀眼”的平台。

三、总统选举结果对乌克兰政治的影响

自1996年通过乌克兰宪法以来，乌克兰曾多次修改宪法，但是半总统制框架的政治制度一直十分稳固。无论是总统议会制，还是议会总统制，总统始终是乌克兰国家政治社会中的核心力量。总统选举结果也必将影响乌克兰未来五年的发展。

（一）泽连斯基倡导的“直接民主制”可能引发政治风险

泽连斯基的胜利代表着民粹主义浪潮可能席卷后苏联空间，至上而下的政治文化的瓦解。有别于其他民粹主义政客在竞选中随意开出的社会福利支票，泽连斯基的竞选口号却是“没有承诺，就不会令人失望”（No promises, no excuses），他改革政策的焦点是广泛引入公投制度，体现直接民主精神，表示会还政于民，让国民从过去就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等重大议题投票表决扩大到一般性的经济和政治政策。泽连斯基明确表示，有可能绕开议会，将一些政策决议直接交给选民进行“全民公决”。泽连斯基在竞选过程中，一直将反精英反寡头作为其竞选的主要口号。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建制的平民主义，强调直接民主和多元主义。泽连斯基在竞选中承诺，扩大直接民主，通过公投的方式绕开议会，让人民拥有更多的民主。根据泽连斯基领导的“人民公仆党”的纲领，他将实行一种人民直接参与的政治，让"人民拥有对新法的否决权"[42]。泽连斯基的思想顾问斯塔凡丘克Ruslan Stefanchuk对乌克兰媒体112ua介绍，“直接民主”系统将包括：“公平和高质量”的公民投票；政府对民众倡议的强制性回应，以及人民对主要政府决定有“人民否决权”[43]。

泽连斯基的团队提出要实行“直接民主制”：公民投票，民众倡议和“民众否决”。这种动辄就诉诸直接公投的做法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风险，乌克兰是一个深度多元化的社会，乌克兰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走向深度多元化。各种价值观思想、各种文化宗教思想，以及掺杂着不同民族认同的地方主义都有一席之地，乌克兰很难找到普遍的政治共识。不同种族利益、不同地区利益和不同地缘安全利益使得乌克兰社会很难有统一的共识，简单的全民公投也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分裂。

（二）泽连斯基的反腐败运动有可能危及与乌克兰经济增长

寡头垄断经济是乌克兰经济主要特征，在独立的二十余年间，寡头垄断集团控制了乌克兰的能源、金融、工业和媒体行业。寡头集团在政治领域也是无孔不入，几乎所有的乌克兰政党都依靠寡头垄断集团的资助，政府高官都不否认寡头集团对国家政治的控制力。尽管泽连斯基在竞选过程中一直宣称自己的草根出身，但是他仍然摆脱不了寡头的阴影。由于泽连斯基的电视制作公司与主要电视频道1+1是商业伙伴，该媒体的老板就是乌克兰著名的金融和媒体寡头——科洛莫斯基。在竞选过程中电视频道1+1是泽连斯基对外发声的主要渠道，该电视频道还慷慨地投入了大量时间播出有关泽连斯基的节目和新闻。以至于波罗申科公开将泽连斯基比喻为寡头科洛莫斯基的傀儡[44]。波罗申科指责“逃亡国外”的科洛莫伊斯基在选举中资助泽连斯基和季莫申科，目的是为了给他曾经拥有的普利瓦特银行（Privatbank）被波罗申科政府国有化“报仇”。泽连斯基已经否认了相关说法，强调自己与科洛莫伊斯基只是商业合作伙伴，与政治无关[45]。

如何处理好与寡头的关系的确是泽连斯基反腐败能否成功的关键。泽连斯基总统首先可能面对的就是普利瓦特银行国有化纠纷，如何处理寡头科洛莫伊斯基与新政府的纠纷是考验泽连斯基执政智慧和决心。一方面，乌克兰经济发展离不开寡头垄断集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寡头集团不仅关系着国家税收，还有影响着社会就业。另一方面，寡头干政却是乌克兰政治腐败的根源。寡头集团追求利益最大的本性与公众利益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限制寡头垄断直接关系乌克兰的政治稳定和总统形象。目前看，泽连斯基选择了对话与合作。6月20日，泽连斯基与乌克兰前三大寡头（阿赫梅托夫、平丘克和科洛莫伊斯基）达成合作协议，政府承诺优惠政策，寡头承诺投资顿巴斯的基础设施重建。[46]寡头集团与新政府的关系刚刚开始，能否在法治范围内有序合作的确是个大问题，这关务乌克兰的经济稳定与增长。

四、政治素人——泽连斯基给乌克兰外交带来新变化和新挑战

政治素人不仅意味着新领导人在经验上的不足，还意味着他的施政有可能采取非常规的动作。泽连斯基当选后继承了波罗申科的亲西方化外交政策，承诺继续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和北约合作计划。但是，泽连斯基在对俄关系上与他的前任波罗申科还是有所不同。泽连斯基在竞选中承诺实现东部地区和平，寻求重启与莫斯科的对话，愿意主动释放善意，修复双方紧张的政治关系。果不其然，在泽连斯基就职不仅，泽连斯基调整对俄关系的步伐十分迅速，甚至来不及等待议会选举和新政府组建。乌克兰就与俄罗斯达成了停火协定，乌克兰政府军主动在顿巴斯地区后撤军队。7月11日，泽连斯基与普京实现了首次电话交谈，双方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共识，7月18日，各方达成从7月21日无限期停火的共识。简单的和平意愿和主动释放善意并没有达到泽连斯基的和平预期。事实上，泽连斯基的和平诉求并不是如期而至，顿巴斯的停火协议并未得到被执行，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每天都有伤亡。政治素人——泽连斯基在对俄关系上的第一次尝试已经失败，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首先，在对俄关系上进行妥协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泽连斯基总统与莫斯科进行对话承受一定的民族主义阻力。尽管泽连斯基在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了高达73%的选民支持，但这也意味着约有27%的选民不支持他。大约26%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波罗申科，这说明波罗申科奉行的激进反俄外交政策在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由于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冲突，乌克兰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更加本土化和国际化，过去三百年积累的俄罗斯文化符号正在快速消退。在2019年7约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欧洲一体化和亲西方的政党超过80%，支持与俄友好的政党 “反对党联盟-生活党“的支持率仅有13%。即使考虑到300万未参加投票的顿巴斯地区选民，亲俄政党的比重也不会超过20%。泽连斯基代表着民粹主义的政治思潮，但是还包含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内容，因此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才是乌克兰内政外交的主线，重续与俄罗斯的兄弟友情完全不可能的。政治素人——泽连斯基在外交上经验不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不糊涂，他清楚地表示，乌克兰不会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让步。避免由于经验不足造成更大的安全损失才是泽连斯基对俄外交的关键。如果听从普京的建议，那就会遭致民族主义政党的激烈反弹，如果不能对话，则意味着顿巴斯冲突僵局仍会继续。因此，我们认为泽连斯基修复与莫斯科关系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的，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风险。

其次，与莫斯科对话可能引起西方大国的不满。乌克兰已经成为西方与俄罗斯地缘安全博弈主战场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修复关系必须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泽连斯基修复与俄罗斯关系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前提是不能损害西方在东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在美俄关系尚未理顺之前，乌克兰单方面修复与莫斯科关系的愿望难度较大。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欧盟的传统盟友关系出现裂痕。在英国脱欧最后期限临近之际，欧洲大陆的地缘环境有可能进一步复杂化。西方对于泽连斯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做法还是存在疑虑和担心。7月18日，泽连斯基自己透露， “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反对他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电话，甚至有人吓唬他并坚持建议他不要犯下大错。”西方大国在对俄关系还没有想好的时候，泽连斯基已经先行一步了，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但也许会给乌克兰带来更大的损失。毕竟来自西方的贷款和安全支持是乌克兰最可靠的支持，乌克兰在与俄罗斯打交道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不低的代价和成本。

结 语

政治素人现象在乌克兰2019年总统选举中出现不是完全的偶然，显示出西方民主政治不仅在内部暴露出 “政治疲态”，也后苏联空间国家有所表现。进入21世纪尤以来，民粹主义的右翼和民族主义力量在世界政治中崛起，影响力和实力不断扩大。泽连斯基的当选标志着传统的乌克兰左翼或右翼政治力量在化解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上无能为力，而民粹主义政治又将这些难题重新拉回人们关注的焦点。泽连斯基所倡导的“直接民主制”对于乌克兰以及其他转型国家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挑战。政治素人现象反映出，精英主义政治在后苏联空间国家政治中遭遇困难，民粹主义思潮会伴随着全球经济动荡和国际格局分化影响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政治生活。冷战结束后，后苏联国家引进了西方的多元民主制度，但最终形成了却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威权政治。世界经济危机和反全球化浪潮也可能蚕食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导致精英政治的终结，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可能成为新的政治思潮。

民粹主义浪潮不仅给后苏联国家的国内政治带来挑战，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目前看，泽连斯基对俄罗斯改善对于国际关系也许是一种机遇，但也可能是风险。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日益多极化，大国关系格局复杂化，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处于敏感的转型期，泽连斯基的民粹主义政策在外交上有可能给本已复杂的国际关系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鉴于美俄欧等大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尚处于难决胜负的僵持阶段，因此各方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共识。如果泽连斯基仓促地诉诸直接民主制的全民公投，就可能产生极端主义的外交政策。因此，政治素人现象在外交上对于地区安全和全球政治也许是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