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俄国特殊论 “国家性” 现代政治 “普京主义”
引 言
“俄国特殊论”是基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而形成的一种特殊主义，对俄罗斯人来说，它是一个经久不衰、时时翻新又令人困惑的命题。“俄国特殊论”针对的是西方发展道路的普遍主义，西方的“标尺”角色不仅仅是它认识自我、分辨自我和确定自我的“参照”，也是它的一个历史心结。在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上，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相互交织，相互辩难，相互牵制，但是特殊主义始终是俄罗斯的本色和历史发展基调。
俄国特殊主义是在西方普遍主义大规模渗透的背景下逐渐生发和成熟起来的。从17世纪开始，西方的影响在俄罗斯“民族无力的感觉”中如期而至。在战争、对外交往和商业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加深了俄罗斯人对自身落后的认识。[1]但是与此同时，对西方影响的怀疑和抗拒也在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掀起了巨大波澜，教会的分裂损害了俄罗斯“古制”的权威，反教会的骚乱也成为一场反国家的骚乱。[2]
18世纪是俄罗斯“面向西方”的世纪，彼得大帝虽然用鞭子将野蛮落后的俄国人驱赶进欧洲，但也奠定了俄国的“精神分裂”——后来的斯拉夫派谴责彼得的粗野政策，他们从彼得前的时代追寻“古风”，构建那个和平古朴的斯拉夫世界。彼得的伟大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圣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国的法律理应具有欧洲的原则，但她的结论却是，俄罗斯就其辽阔的幅员来说，只能由专制君主来治理。[3]因此，她的所谓“开明专制”，其实是用启蒙主义者的言辞掩盖俄国特殊性的实质。
19世纪是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之争的世纪，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就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主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虽然后来被其他历史主题所掩盖，但其余绪一直延至今日，困扰着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20世纪是俄罗斯的革命世纪，布尔什维克超越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在帝俄的废墟上构建起苏联这个庞大的共同体[4]，走出了另一条道路；但在七十年后，苏联的解体以及共产主义的崩塌，使俄罗斯重新陷入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选择。90年代初，俄罗斯以普遍主义原则构建起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精神根基以及转型所引发的混乱，从叶利钦时代中后期开始，俄罗斯开始回归特殊主义。而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可控民主”，尤其是2005年所宣示的“主权民主”以及后来所昭示的“新保守主义”，则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拒斥普遍主义。
这种特殊主义的理由，被前意识形态总管苏尔科夫在《普京的长久国家》一文中胪列出来。首先，指引国家建设之路的并非进口的幻想，而是历史的逻辑；俄罗斯庞大的政治机器由“意志绵长”者所创建，依次更迭，不断自我修复，适应现实，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确保俄罗斯世界的发展绵延。其次，俄罗斯的体制并非更加“优雅”，但更为诚实，依然具有吸引力。再次，俄罗斯拥有“深层人民”，深层人民以自己的庞大整体形成了无法战胜的文化万有引力，将国家凝聚起来，而且决定了国家的形式。最后，俄罗斯国家的现有模式始于信任，亦靠信任得以维持，这是与“传播怀疑和专事批评”的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5]
苏尔科夫以迭宕的言辞和玄远的内容，将人们引入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谕》以及19世纪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政治世界中。将苏尔科夫的文本与《圣谕》和季霍米洛夫的《君主制国家性》[6]相比对，只要将“君主制”一词划掉，其原则基本相通；而苏尔科夫所谓的“深层人民”，与乌瓦洛夫“三原则”中的“人民性”[7]也并无二致。苏尔科夫的文本回避了现代政治中的概念和原则，虽言及普京缔造了“新型”俄罗斯国家，但并没有展现出“新型”国家的“新型”叙事，而只是强调俄罗斯政治的独特性和神圣性的一面。苏尔科夫将“普京的长久国家”与其前辈伊凡三世、彼得大帝和列宁所创建的国家模式相提并论，强调它们之间的内在延续性，以致一些政论家忍不住发问：“新型”国家究竟“新”在何处？
苏尔科夫的特殊主义理由是历史主义的理由，而世纪之交现代性的转向和“多元现代性”的兴起似可为俄罗斯拒斥普遍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在多元现代性迅速展开并得到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言说，越来越具有深入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并且日益反映在政治实践中。多元现代性的核心在于，不只有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而是存在着由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及其他方面将来也依然会存在着差异。[8]在多元现代性的视角下，西方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的，其普遍主义也是一种特殊主义；它也不具有先验的道德优势，并且在向全球推进的过程中还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必要的，但俄罗斯的问题是，在拒斥西方现代性的时候，如何基于本土文化构建俄罗斯的现代性。
为了理解俄罗斯所坚持的特殊性，以及苏尔科夫所提出的“长久国家”及其历史逻辑，本文从俄罗斯关于国家的一个独特概念——“国家性”来进行考察。“国家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是当今俄罗斯政界、学界及媒体中所习见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苏联解体以来关于新俄罗斯国家建构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俄罗斯联邦宪法》前言指出，通过宪法的目的之一，是“复兴俄罗斯主权的国家性并确认其民主基础的不可动摇性”[9]。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不断重复加强和巩固俄罗斯“国家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梳理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也有助于历史地理解俄罗斯现代性建构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何谓“国家性”？
“国家性”是俄国人发明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涵义多端的复杂概念。俄罗斯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也是径自取来，而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国家性”虽源于“国家”，但它们是两个概念，目前学界在辨析“国家性”时，常将这两个概念进行对比，不过很多时候“国家性”作为“国家”的同义语而被广泛使用。
“国家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是“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的派生词。Государство则由государь（君主）派生而来，15世纪已见诸俄文典籍[10]，意为“国家”，“土地”或者“统治”，“国君的权力”[11]；而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则是一个后起词，没有出现在19世纪之前的俄语词汇中[12]。19世纪著名的《达利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1863-1866年初版）也没有收录该词。当代流行的《奥热科夫详解俄语词典》对该词的释义失之过简，仅解释为“国家体制”和“国家组织”[13]；大型的20卷《当代俄罗斯文学语词典》也只有两个释义：“国家制度（政体）”、“对政体或国家制度原则的忠诚度”[14]。由此可见，“国家性”一词的历史并不久远，但通用的语言词典似乎满足不了人们深入理解其涵义的需要。
据一些学者考证，米·亚·巴枯宁首先使用“国家性”一词[15]，他于1871年曾撰写《巴黎公社以及关于国家性的概念》[16]一文。1873年在其所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国际工人协会内两党的斗争》[17]一书中，巴枯宁用“国家性”来概括现存国家制度以及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革命专政，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产生专制和奴役，因此必须消灭一切国家，不论是君主国、共和国、人民国家还是红色共和国，都要把它们作为奴役人民的机构加以消灭。事实上，他还是将“国家性”等同于“国家”。
巴枯宁发明“国家性”这一概念后，同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列宁在其著作中也加以使用。不过列宁使用这个术语比较晚，而且主要集中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917年8月19日）、《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等为数不多的著作中。这可能与当时俄国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列宁需要向广大工人群众说明：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夺取国家政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应当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建立起什么样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将要建立起的“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的特性是什么？它是否会长久存在？在这些作品中，列宁所谓的“国家性”，其涵义并没有突破巴枯宁的范围，主要还是将“国家性”与“国家”等同起来。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18]，列宁谈到了“无产阶级国家”，还谈到其他形式的“国家”，并断言：“‘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19]
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家性”有四种涵义：一是作为“国家”的同义词，或者是某一历史类型的国家，如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二是某一阶级的专政体系（无产阶级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联共（布）党史教程》即在此意义上用“国家性”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三是国家机构体系，即国家机器；四是体现某种共同特征的国家类型，如民族国家、民主国家。[20]从这些释义来看，苏联时期学术界对“国家性”的分析主要还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法的理论，而且主要是为了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演进。
“国家性”概念除了在俄国和苏联得到广泛使用外，还流传到俄国境外。由于巴枯宁的书触及重大的时代主题——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几乎被翻译成所有的欧洲语言，因而“国家性”这个术语作为“国家”概念的同义词进入政治学和国家学说中，例如在英文中被译为statehood[21]，在德文中被译为die Staatlichkeit。但是“国家性”概念在俄国境外的流传和再造也存在着“跨境回移”现象，出现了涵义另有所指的新的替代性概念，又重新被译为俄文中的“国家性”。例如1968年，J·内特尔在statehood一词之外引入了stateness，这个词在俄文中被回译为“国家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其含义是国家实现其功能的能力。[22]内特尔之后，“国家性”（stateness）概念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得到发挥，如研究政治转型和民主问题的学者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其《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中，提出了民主转型与巩固的一个宏观自变量，即国家、民族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将这个自变量称为“国家性”，并且认为，一些政治体不存在国家性问题，而对于另外一些政治体而言，国家性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民主。[23]
相对于巴枯宁和列宁等工人运动理论家对“国家性”的简洁解释，以及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现代性理解和延伸，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在使用“国家性”一词时，则赋予了它极强的神性色彩以及它之于俄罗斯帝国的独特性。列·亚·季霍米洛夫针对俄罗斯帝国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于1905年出版了《君主制国家性》一书。他认为必须要从1861年之前的俄国历史中去考察俄罗斯的国家性以及君主制原则的发展历程，因为“君主制本质上是民族道德理想的表达，其命运与民族的历史观念或历史使命密切相关”[24]；在1861年前的民族历史中，“君主制与民族共生、共存、共发展，共同经历辉煌和衰落，寻找共同复兴之路，在所有的历史任务中一直处于民族生活的首要位置”，它是“为人民所认同的真理的权力”，它的基础是最高权力与民众之间的隐秘的心理联系。因此，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俄罗斯发生的“一切社会、种族和观念上的斗争，不仅不会废除专制制度，相反仍然需要它”。[25]在季霍米洛夫看来，俄罗斯的“国家性”是与君主制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即使未来改行议会制，但俄罗斯人的精神特征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君主主义者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既不承认贵族政治，也不认可民主制。[26]从季霍米洛夫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谓的俄罗斯的“国家性”类似于日本政治思想史中的“国体”。日本思想家企图以“国体”来论证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地位与明治宪制中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国体”指的是天皇的神圣性和日本国作为“神国”的特殊性。[27]而俄罗斯独有的“神圣罗斯”观念以及君主世袭结构，早已在俄国史学家卡拉姆津那里得到历史叙述，并在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部长乌瓦洛夫的“专制制度-东正教-人民性”三位一体结构中得到论证。1905年8月6日的《国家杜马召开宣言》开宗明义地强调，“俄罗斯国家是在沙皇和人民、人民和沙皇密不可分的联合中建立和成熟起来的”，“沙皇和人民的联合是在几个世纪中创造俄罗斯的伟大的道德力量”[28]。因此，沙皇的权力并不受国家杜马的制约，而杜马成员的誓词中也有如是表达：“我们——卑微的子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发誓，竭尽心力履行国家杜马成员的义务，尽忠于全俄罗斯专制君主和皇帝陛下。”[29]这表明，在推行代议制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国家性”仍然需要得到保证。
如果说巴枯宁和列宁所使用的“国家性”是一个与“国家”相当的通行性概念，不仅可用于俄国，也可以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国家的话，那么季霍米洛夫以及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国家性”概念则集中于解释俄罗斯国家的独特性，因此可以称之为俄罗斯的传统“国家性”。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如何对一般“国家性”以及俄罗斯“国家性”的发展进行理论解释和评估是俄罗斯学界面临的问题[30]，事实上这项研究也在各个维度上得到展开。一方面，它在沿袭苏联时期官方解释的同时又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它在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各个视野下得到了考察和运用。[31]但是，目前对这一术语还没有一致的清晰定义。[32]在苏联时期以及当代的法学理论中，作为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国家性”经常与“国家”等同，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概念的运用已经是歧义横生，“国家性”概念不应等同于“国家”概念。[33]苏联时期，学者们更为经常使用的是“国家”，苏联时期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在静态和平面上发展的，往往是分析一定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形式、机制和功能。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不论作为一种现象还是作为某些研究对象的具体国家，都应该在发展中考察，在由一种类型和形式向其他类型和形式的演进或革命性转变中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内在原因和动力，因此需要将其纳入“国家性”这个更为宽泛、更富包容性、更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框架中；而“国家性”学说既可丰富国家和法的理论，也能丰富其历史，并将其提升到新的科学理论水平。[34]
当代俄罗斯学者对“国家性”一词的诠释角度不同，因而对其涵义的理解也自然不同。有人将目前学界对“国家性”的理解路径归纳为三类：一是功能性的（国家履行自身功能的有效程度），二是心理性的（人民对国家的接受程度），三是国家主义的（“国家性”实际上与“国家”吻合，或者说它囊括了与之相关的所有社会现象）。[35]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国家性”应从行政区划、民族种族和文化等三个相互结合的视角进行综合考察，以建立一个通用的规范性解释。[36]
尽管目前俄罗斯学者对“国家性”尤其是俄罗斯“国家性”的解释存有差异，但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共性之处。首先，在界定“国家性”概念的时候，必须确定“国家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了将“国家性”与“国家”相等同的观点之外，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与“国家性”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37]，“国家”只是“国家性”各结构要素中的中心环节[38]。其次，“国家性”与社会密不可分，同时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学者们强调，国家性是社会的国家组织方式，包括动态发展的所有国家法现象[39]，因此可以被视为国家与社会合而为一的质性状态，应该在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40]；“国家性”可以简明地表述为“国家解决俄罗斯社会发展中历史积累问题的方法”[41]。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国家性”具有历史延续性，“延续性是俄罗斯‘国家性’发展的主要规律”[42]，保证社会和国家发展进程延续性的历史主义“直接影响到‘国家性’的组织方式”[43]。要想系统地考察国家的演进，必须将其置于“国家性”范畴——“这是政治系统的牢固的制度基础，它保障多样性和动态性政治的结构统一和完整”[44]，因为“国家性”是相对稳定的，而“国家”是变化的，有时经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权力的组织方式、性质和内容的改变；“国家性”是永恒的背景，而“国家”却是充满活力的，国家性直接影响到国家制度的功能、法律规范，等等。[45]学者们强调，虽然“国家性”是动态演进的，但它具有一些“常量”，这些常量既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制度型模”（и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атрица）[46]，同时也包括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结构因素。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国家性”的生成和发展取决于俄罗斯的传统特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如聚合性、集体主义、家长制、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和东正教等等。[47]
当代俄罗斯学者关于国家性的辨析虽然芜杂而繁琐，但是不论从历史语境还是立足于现实分析俄罗斯的“国家性”，其目的在于界定传统“国家性”和构建现代“国家性”。他们也认识到从传统“国家性”转向现代“国家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俄罗斯处于后全能主义“国家性”的过渡状态，将现代“国家性”的构建甚至视为“国家存在的文明基础的全面转型”[48]，而不仅仅限于政治改革和国家权力的重构。而且，由于“国家性”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继承性，现代“国家性”的构建受制于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传统。[49]
俄罗斯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而非以权利为中心的国家，这也是19世纪俄罗斯国家学派阐释俄国特殊性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国家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动力，它有别于西欧社会自然发展的模式。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诸多基本要素直接发源于中世纪，西方现代国家权力观念亦发轫于中世纪，这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50]然而，同样经历了中世纪的俄罗斯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是任由其特殊的“国家性”决定了其后来的历史发展道路。事实上，“国家性”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俄罗斯的“正统性”，它是服务于最高权力的特殊安排、特殊的合法化机制，以及法律体系再造的典型手段。[51]它既源于一些政治制度的历史架构，更源于其以价值和理念为核心的精神结构的塑造与恒常维持。有鉴于此，本文在探讨俄罗斯的“国家性”时排除了一般意义上与“国家”概念通行的涵义，而着力于其传统的特殊性涵义，即根据俄罗斯的历史语境，将俄罗斯的“国家性”视为一个由“深层权力结构”、王朝世袭正统性以及神圣性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通过对这个结构的考察，意在揭示俄罗斯在由传统“国家性”转向现代“国家性”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二、作为深层权力结构的“国家性”
俄罗斯是一个专制主义渊源深厚的国家，国家至上的原则一直延续至今。历史学家在探讨国家作为历史发展动力源头的时候，往往强调俄罗斯幅员的辽阔、人力资源的不足、技术的落后、私有观念的缺乏，等等，因而需要有一个强力的国家来进行统合，以维持秩序。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也如是强调国家在俄罗斯社会的作用。[52]所有这些，可以说是俄国专制主义来源的外部原因。然而历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俄罗斯早期的历史中，基辅罗斯时期与其说是一个君主制国家[53]，不如说是一个贵族共和国或商业共和国。[54]虽然它与当时的西欧存在一些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因此在探讨专制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的内部原因。而在探讨内部原因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聚焦于莫斯科公国以及绝对主义的形成和此后的演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纷呈，争论不休。[55]一些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如当代历史学家鲍·米罗诺夫从法制演进的角度将俄国的政体演变划分为：17世纪的人民君主制、18世纪的贵族世袭专制、19世纪的合法君主制和泛等级合法君主制、1906-1917年的二元法制君主制[56]，并且认为俄罗斯通往法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来可以按照历史的自然规律演进，但是十月革命中断了这一进程。[57]
从政体以及国家形式演变的角度来探讨国家权力结构以及专制主义的嬗变，对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以及政治发展的研究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俄国专制主义结构这种“万世一体”的绵延特性。这种结构我们姑且称之为“权力的深层结构”。它具有很强的自适性，往往在历史的过渡性或关键性时刻，扭转历史的进程，使历史按照它原本的轨道发展。这并不是“例外状态”，而是在俄国历史中经常出现的状态。例如，由于留里克王朝绝嗣而导致的“混乱年代”延续了15年，外来势力的干涉以及两度僭主的短暂统治并没有改变此前莫斯科国家的发展惯性，米哈伊尔沙皇即使是由极具广泛代表性的缙绅会议推举出来的，他所拥有的专制权力较之以往有所削弱，但权力的专制属性没有本质的改变，而且到彼得大帝时期发展到顶峰。1917年的革命埋葬了沙皇专制政府，但是随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重新延续了集权和专制的道路。苏联解体为俄罗斯的政治转型铺平了道路，但最后仍然走向威权主义，而普京通过一系列举措有力地恢复了这种传统的深层权力。理查德·萨克瓦通过一个“双态模型”来解释当前俄罗斯政治运行的制度特点，这个“双态”，一是宪政，一是处于规范之外的行政制度。宪政赋予了当代自由民主国家的规范价值观，政治的民主运行由政党、议会和代议制构成，受到选举法和相关法律的制约；而处于规范之外的行政制度则具有很强的调适性和随意性。[58]其实这种处于规范之外的行政制度正是“深层权力”运行的结果，它可以根据时势的需要，自由地越诸宪政的框架之上，从而造成国家权力的重心不在议会而在总统办公厅的现象。因此，仅仅以国家形式或者政体来判断俄罗斯的政治运行是不够的，还需要历史地探讨这种深层权力的生成。
俄罗斯学界喜用“最高权力”这一概念，但是在基辅罗斯时期，代表“最高权力”的大公或王公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力，其权力的使用受到严重的制约。英国政治历史学家芬纳在分析国家政体时采用了一个统贯性框架，以隐喻的方式提出四种政治力量——宫廷、教会、贵族和论坛——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宫廷指专制政治，教会指神权政治，贵族指精英政治，论坛指大众政治。这四种政治力量的结合又派生出其他形式。[59]在基辅罗斯，相应的四种力量形成了一个政治运行的权力结构，即王公－贵族－教会－谓彻。利哈乔夫根据16-17世纪文献中的屡次提法，即“伟大的国君提出，大贵族们做出决定”或“伟大的国君提出，而大贵族们没有做出决定”，得出“大公的权力是相对的”这个结论。[60]他还指出，古罗斯的王公每天一早就与由军人及平民组成的亲兵开会，经常召开王公“大会”；诺夫哥罗德、基辅、普斯科夫以及其他城市的人民参加谓彻；市政会议和宗教会议在莫斯科罗斯有着巨大作用。[61]这说明，罗斯的各个城市虽然并不一样，四种力量有强有弱，各有侧重，但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一个总体性的平衡框架，保证了政治运作没有滑向王公一家独大的极化局面。
12世纪初，统一的基辅罗斯国家开始分裂成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国，在这些国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公国和两个共和国，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加利奇-沃伦公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普斯科夫共和国，它们分别代表了东北罗斯、西南罗斯和西北罗斯。从权力运行的特点看，虽然它们各有差异，但共同点仍然居多。在加利奇-沃伦公国的权力结构中，大贵族的作用比较突出。基辅衰落之后，加利奇-沃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邻国波兰和匈牙利的影响，贵族力量的崛起也与这两个国家地主阶级的发展类似。贵族常常自称拥有延请和废除王公的特权，而王权与之相比则是一种“姗姗来迟的、更表面的且受到严重制约的现象”[62]。在西北罗斯，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是典型的商业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处于“瓦希之路”的水运线上，是罗斯通向欧洲的门户，商贸发达。在诺夫哥罗德的权力结构中，贵族和商人结成联盟，共同限制和反对王权，而作为市民大会的谓彻在其中作用突出。王公可能因不受欢迎而被市民驱逐，基辅大公派来的王公可能一开始就被拒绝，这样的情况在诺夫哥罗德经常发生。1102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波尔克安排儿子到诺夫哥罗德当王公，诺夫哥罗德派使者来到基辅，阻止了大公的任命。[63]从1126年起，谓彻自行选举市政官，王公的权力形同虚设。1136年诺夫哥罗德人起义后，谓彻不仅选举市政官，还选举千人长和主教等重要职务，而王公只限于战时统帅军队。相比于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的王权受限更多，谓彻的作用更大。东北罗斯的情况与上述两者有些不同，王公在权力结构中地位明显突出。1157年北方王公安德烈·鲍戈柳勃斯基成为基辅大公，但他违背传统拒不前往基辅就职，后来又将首都迁至苏兹达里城郊的弗拉基米尔，企图建立不受限制的专制政权，但他没有成功，被阴谋刺杀。安德烈的弟弟大窝弗谢沃洛德被奉为王公后，打击贵族，加强王权，但是13世纪上半叶，弗拉基米尔公国分裂为许多小公国，各自为政，相互倾轧。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尽管罗斯各个地区情况不一，但是权力结构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的平衡。除了政治实践外，俄罗斯早期的政治思想家也阐发了与这种权力结构和组织相适应的观点。例如，伊拉里昂虽然将作为最高权力的大公视为上帝的意志，但他明显倾心于君主制中的咨议方式，规劝大公根据这项原则安排权力。与他同样，《往年纪事》的作者推崇最高权力组织中的咨询原则，强调大公不应独自决断，而应召集侍从进行商讨。大公莫诺马赫在其《训诫书》等著作中阐述大公权力的范围及其组织形式、基督型国君的道德特点以及其与治下居民和王公的关系，同样强调咨议方式。丹尼尔·扎托奇尼克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建立“杜马”——大公委员会的问题。
基辅罗斯时期的权力结构最终被鞑靼蒙古人彻底摧毁，“深层权力结构”由此逐渐生成。苏联历史学家格列科夫认为，“不研究俄罗斯人民曾与之进行英勇斗争的金帐汗国，就不能理解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64]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和作用，历来观点不一[65]。20世纪初兴起的欧亚主义将蒙古人的统治视为一支正脉，强调俄罗斯对蒙古人的继承性，以此论证它在欧亚大陆统治的历史合法性。随着全球史的兴起，蒙元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也大都将蒙古人的征服视为全球史的开端[66]。蒙古人“文治不输武功”的观点也时常见诸史论，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在蒙古的统治之下，罗斯的文化发展神速”，征税制度、户籍制度、行政机关，以及军事编制和战术等都采用蒙古模式[67]；蒙古式道路是“一条最伟大的商路”，“促进了知识、观念和技术穿越长距离的大规模传播”，培育了经济扩张，等等[68]。但是，被称为“鞑靼桎梏”的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对俄罗斯国家影响至为深远的一面是在政治方面。
蒙古人的征服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不在于八思哈制度的推行，也不在于对俄罗斯的严厉控制和榨取，最为根本之处在于其塑造了权力的“暴力模式”，并且以此模式驯服罗斯王公，摧毁了此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从而形成了俄罗斯“奴化”的政治心理。论者通常认为，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最突出、也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法律制约性”，由于没有封建制度，也就没能将契约性引入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69]这种“法律制约性”以及“契约性”在“暴力模式”下更不可能得以建立。在蒙古人到来前，东北罗斯的“暴力模式”虽然开始显现，但实力基础限制了它的全面展开，而且政治文化和心理结构也没有彻底改变，依然存留着基辅罗斯古制的影响。12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安德烈·鲍戈柳勃斯基曾经企图改变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制度，通过“暴力模式”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但他还缺乏展开“暴力模式”的实力，结果被阴谋杀害。大窝弗谢沃洛德较其兄更进一步，完全置以前的顺序制于不顾，以武力兼并其他公国的领地，例如在梁赞市民不同意其子做梁赞王公的情况下，下令焚毁梁赞，并将其领土归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全面铺开。只有在蒙古人征服俄罗斯之后，“暴力模式”才得以全面展开。
蒙古人在征服俄罗斯之后并没有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罗斯王公实行间接统治。分裂割据的罗斯虽然有利于蒙古人的征服，但并不有利于蒙古人的统治，所以蒙古人通过册封大公的方式在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相对集中的政权以维护秩序，为汗国征集贡品，要求各王公服从大公的领导。这种服从是以“暴力模式”作为基础的，而且蒙古人为这种模式的实施提供了实力基础。1245年切尔尼戈夫王公米哈伊尔因不屈服于弗拉基米尔大公，被拔都杀害于汗国的首都萨莱。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后来被尊奉为俄罗斯民族英雄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借助蒙古军队残酷镇压了所有反抗蒙古人掠夺的民众。这种“暴力模式”对基辅罗斯的政治结构也是致命的。因为民众都会反对蒙古人的榨取，表达民意的谓彻等机制自然不利于蒙古人的统治，所以废除这些机制不仅合乎此前王公集中权力的需要，也合乎汗国的利益。到13世纪下半叶，除了西北罗斯如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之外，其他地方的谓彻基本上被荡平。除了谓彻之外，教会的权力也被归附于王公之下。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拒绝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全俄都主教基普里安，因为他需要的是臣服于他的都主教。至于贵族，也失去了原来的“王公-亲兵”性质，而变成了“君主-臣仆”关系。在“暴力模式”的推进过程中，为了独占统治权力，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被启动，最奴颜婢膝和最专制暴虐的王公成为力量最强的王公[70] ，“在这场卑鄙无耻的角逐中，莫斯科这一支最终赢得了这次竞赛”[71]。
关于蒙古人统治之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论者常认为存在两种模式，即莫斯科模式和诺夫哥罗德模式的竞争；如果诺夫哥罗德模式获得主导地位，则俄罗斯有可能走上民主发展的道路。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在历史中是无法实现的。经历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暴力模式”已经得到强化，而且在此过程中积蓄了应有的实力和资源，这是诺夫哥罗德模式所无法具备的。
蒙古人的“暴力模式”为俄罗斯塑造了一种“深层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可以通过俄罗斯政治学家皮沃瓦洛夫等人构建的“俄罗斯系统”[72]得到深入理解。这个系统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权力（大写的权力）。二是“居民”，指的是历史上具有主体特征但后来失去了主体特征的居民，其主体性在权力的正常运作中是被否定的。三是“多余的人”，他们可以是个体，如19世纪－20世纪初的部分贵族，也可以是集体，如17世纪的哥萨克；他们没有被权力“磨碎”，因此既没有成为权力的有机体，也从“居民”中“滑落”出来，成为边缘角色。这个系统决定了三者的互动模式中，权力是唯一的主体，它的原则就是：权力就是一切，居民微不足道。“暴力模式”最充分地体现在彼得大帝时期，这也是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绝对主义在俄国定型的时期。彼得在1716年颁布的《陆军条例》中规定：“陛下乃至高无上的君主，其行为无需对世上任何人负责。作为一位基督教国王，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治理国家。”[73]事实上，作为最高权力的沙皇成为唯一的主体，确实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约束：贵族地主匍匐在沙皇的脚下；教会失去独立性，接受官僚机构的管理；城市的力量无足重轻；人民起义被强力镇压，从来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74]在“暴力模式”基础上形成的“深层权力结构”，它不仅仅是在以合法化的国家暴力下采取强制性措施，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心理和社会意识中强化“秩序”和“铁腕”观念，这种观念在蒙古人之后逐渐内化为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尽管俄国历史上作为“最高权力”的君主，其资质、能力、性格各有不同，其拥有的实质权力也不尽相同，而且时有更迭，但在俄罗斯的历史长河中，这可能并不重要。在民众呼唤“铁腕”和“强人”的情况下，“庸君”之后自有“明君”！
三、作为正统性的“国家性”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面向外部文化，学习和借鉴外部文化。可以说，俄罗斯自身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外部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特色文化的生成。[75] 而构成“国家性”的正统性亦源自外部。其一，作为国家存在，20世纪初期之前俄罗斯的千年历史，经历了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这两个王朝的延续有其相承性。[76]君主制王朝的基础在于它是世袭的，因此世袭的正统性是王朝延续的理由。对于俄罗斯来说，国家的起源问题一直纠缠至今，但是一开始主要的关注点不是“怎样”建立国家，也不是建立了“什么样”的国家，而是“谁”建立了俄罗斯国家。其二，构成俄罗斯国家的神性因素毫无疑问地来自拜占庭，东正教的引入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特质，也决定了国家的内在性格和外在气质。作为教会和国家权力象征的“牧首”和“沙皇”称号均来自拜占庭，它们在进入俄罗斯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装”，为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论及俄罗斯国家的起源，毫无疑义应回到典籍的记载中。古罗斯留下的第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开篇即提出俄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罗斯人源自何处，是谁成为基辅第一任王公，而罗斯国家又是如何产生的。”[77]事实上，《往年纪事》讲述的主要是“谁”建立了古罗斯国家的问题，至于“怎样”建立的，建立的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则不是它关心的问题。因为在“邀请瓦兰人”之前，当时的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克里维奇人、伊尔门湖的斯洛文人以及德烈戈维奇人等，都各有自己的“公国”；关于波利安人，编年史家还记载了基辅建城王公基伊三兄弟的传说。[78]
围绕俄罗斯国家起源问题，针锋相对的诺曼论和反诺曼论相互攻讦[79]，自18世纪中期至今仍无定论。简而言之，这是个“南北问题”：诺曼论者认为，俄罗斯国家是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人建立的，中心是诺夫哥罗德及其附近地区（公元862年留里克就任诺夫哥罗德王公）。而反诺曼论者认为是来自第聂伯河流域中部的斯拉夫部落的“罗斯人”建立的，中心是基辅及其附近地区；所谓的瓦兰人并非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而是斯拉夫人的分支。诺曼论的系统论证者是德国学者拜耶，其后得到了米勒和施略策尔的进一步论述和发扬。在俄国历史学家中，卡拉姆津、索洛维约夫、波戈金、克柳切夫斯基、沙赫玛托夫等大批职业历史学家赞同诺曼论。反诺曼论的奠基人是罗蒙诺索夫，其追随者也人数众多，如科斯托马洛夫、伊洛瓦伊斯基、格杰奥诺夫等。
关于俄罗斯国家起源的争论，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数个世纪前的编年史上的几行文字，竟然成了民族和政治的斗争武器，主要源于当时的政治现实。安娜女皇统治时期（1730-1740）是俄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80]。她由远嫁的德国返国执政，不相信俄罗斯人，所以大量启用德国人，形成了所谓的“比隆恶政”。安娜女皇之后，一直居住在俄国的伊丽莎白女皇通过政变上台，国内爱国主义热情大增。罗蒙诺索夫在与米勒辩论时指责诺曼论有失俄国“体面”，因此克柳切夫斯基说，罗蒙诺索夫对米勒的驳斥只是“出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81]。后来两派之争的民族主义因素有所减弱。19世纪的诺曼论与反诺曼论之争，其实是俄罗斯两大君主派别的争论，反诺曼论者伊洛瓦伊斯基与诺曼论者卡拉姆津相比，其君主主义色彩一点都不弱。因此如当今学者所言，诺曼论“与其说是在解释罗斯国家的起源，不如说是在解释罗斯王公王朝的起源；如果留里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应邀来到罗斯可以看作是对当时罗斯社会王公权力的现实需要的回答”[82]。这种需要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尤其如此。
18世纪参与争论的许多历史学家大都求诸语源学和系谱学材料，马卡里都主教于1560-1563年主持修撰的《皇室系谱》[83]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皇室系谱》以留里克为罗斯王公第一人，按世系一直修至伊凡四世，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16世纪中期是莫斯科国家发生巨变之时，在“合并”俄罗斯土地的过程中，莫斯科的统治者急需为国家寻找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寻找历史的、甚至神学的根据来肯定自己的力量”，因此“用新的称号和礼仪为自己的政权装潢门面，用系谱和传说来阐述自己的过去”[84]。1563年伊凡雷帝的大臣同波兰使节会谈，为了给伊凡的沙皇称号寻找根据，援引的即是留里克系谱。留里克一系的正统性一直延续至罗曼诺夫王朝的终结。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沙皇政府历来以诺曼论为正统，出身德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非常重视《皇室系谱》，以虔敬之心将其奉为权威史料。[85]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直接介入此事。1852年8月，根据人民教育部长呈递的报告，尼古拉一世正式将瓦兰人留里克“应邀”建国的862年定为俄罗斯国家生活的开端，并将这一日期置于权力象征的神圣地位。8月21日签署命令，要求所有教育机构严格遵守。[86]1862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举行俄罗斯千年庆典，并为庆典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他亲自参与了庆典仪式的制定以及“俄罗斯千年”纪念碑方案的讨论。“俄罗斯千年”适逢“大改革”时代，亚历山大二世赋予了庆典以新权力战略的象征性意义——既延续了其父亲的专制政治神话，又对这个政治神话进行现代化重构。[87]虽然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终结，次年沙皇一家被害，但是80年后，新俄罗斯隆重安葬沙皇，确定其历史地位；普京执政后也对杀害沙皇全家的行为进行了严厉谴责。[88]
在述及正统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几乎所有大型的暴动或起义都是在“正统性”的旗帜下发动的。“混乱时期”的僭主格里高利以伊凡雷帝被杀的幼子德米特里为名而登上皇位，史称伪德米特里一世；在他死后又出现了伪德米特里二世。斯捷潘·拉辛起义时表明不是为了对抗皇室，而是反对波雅尔和贵族，并宣称早已死去的皇太子阿列克谢和被废黜的尼康牧首就在自己的队伍中。普加乔夫冒充彼得三世发动起义，为了表明他是真正的沙皇，他不仅展示沙皇的标志，还编造了自己死里逃生、隐姓埋名的故事。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冒充彼得三世者达二十余人[89]。对于这种现象，俄国保守主义者列昂季耶夫说，“以僭称沙皇发动的暴乱适足以证明我们世袭沙皇制的特殊生命力和力量”，“暴动者的心灵中也蕴含着深刻的保守思想”。[90]
如果说，以留里克率瓦兰人入主俄罗斯大地并建立国家的诺曼论为俄罗斯的王朝世袭、君主统治提供了正统性的话，那么基督教从拜占庭的引入则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及君主统治以绵延的“神圣性”。利哈乔夫认为，如果不算俄罗斯本身的民间和多神教文化，那么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这两股完全不同的影响越过东欧平原多民族的辽阔地域而来，在创造罗斯文化方面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是南方和北方，而不是东方和西方，是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而不是亚洲和欧洲；斯堪的纳维亚赋予罗斯以军队亲兵结构，拜占庭文化则赋予罗斯以基督教宗教性质。[91]
988年弗拉基米尔在基辅强迫民众受洗，皈依基督教，是为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罗斯受洗”在编年史中是一个一次性事件，实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公元9世纪，基督教开始在基辅罗斯渗透。在伊戈尔大公时期，不少上层贵族开始信仰基督教，伊戈尔之妻奥尔加劝其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皈依基督教，但她的基督教信仰还受到儿子的嘲笑。编年史家将罗斯接受基督教看成是神意青睐罗斯，是弗拉基米尔“洞悉”神意的结果，而苏联史学家则批评前辈史家不求内因，只从外部找根据，认为接受基督教是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深刻变化。在格列科夫看来，古罗斯国家的阶级历史和封建化过程，为承认基督教的国家宗教地位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是阶级宗教，而多神教则是氏族宗教。[92]
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并成为国家宗教，与当时罗斯同拜占庭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记载，从9世纪初开始，东斯拉夫人就不断地进攻拜占庭。860年罗斯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罗斯和拜占庭签订了第一个条约。[93]此后罗斯数度远征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签订了一系列条约：944年条约（伊戈尔王公）、959-961年条约（奥尔加）、971年条约（斯维亚托斯拉夫）、987-988年条约（弗拉基米尔）。1043年智者雅罗斯拉夫最后一次远征君士坦丁堡，这也是罗斯对拜占庭的最后一次进攻。俄罗斯与拜占庭的军事冲突主要因为贸易、克里米亚领地等问题而引起，在一些俄罗斯史家看来，宗教和意识形态也是主要的原因。1043年的远征是罗斯企图摆脱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领导、追求俄罗斯教会独立性而引发的，但是这个目标由于远征的失败而没有实现。[94]利哈乔夫则进一步认为，拜占庭的意识形态政策使11世纪上半叶的罗斯存在失去主权、成为拜占庭一个省份的危险，1043年远征是罗斯争取政治独立的高峰。[95]这些论点有可能夸大其词，一者智者雅罗斯拉夫作为一个强势君主，不可能容忍自己的权力受到外来力量的侵蚀，二是君士坦丁堡教会任命的都主教即使是拜占庭的代理人，当时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在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和意识形态问题越来越突出，俄罗斯开始通过基督教思考自己的定位问题。
1051年，智者雅罗斯拉夫在没有获得君士坦丁堡同意的情况下，任命罗斯人伊拉里昂为基辅都主教，而伊拉里昂在其著名的布道词《论律法与神恩》中，也显示了与拜占庭在意识形态上分庭抗礼的倾向。伊拉里昂首先宣示俄罗斯也是一个“神选的民族”：“信仰漫向各个民族，也来到了我们俄罗斯大地”[96]；罗斯受洗意味着俄罗斯被纳入到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后来的《往年纪事》，以《圣经·创世纪》大洪水之后的地理分布着手，逐渐聚焦斯拉夫民族的足迹以及罗斯国家的起源，显然也是将俄罗斯民族视为“神选”的民族。其次，伊拉里昂圣化将基督教引入罗斯大地的弗拉基米尔，不仅强调圣弗拉基米尔不受任何人指示、不受任何人教导，完全独立地“选择了基督”，而且还将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大帝、将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尔加与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叶莲娜置于同一高度。[97]利哈乔夫在解读伊拉里昂时认为，伊拉里昂的各民族平等的学说是与拜占庭的普世教会和普世帝国理论相对立的，各个民族在神恩的普照下将共同归依于基督的世界中。[98]最后，伊拉里昂宣示弗拉基米尔是“自己国家的专制君主”[99]，罗斯的历史并不始于受洗，罗斯之前的历史并非默默无闻。从伊拉里昂的论证中可以看到，基辅罗斯数度远征君士坦丁堡，即使不将拜占庭视为政治独立的威胁，也有一种强烈的反拜占庭倾向，因此《论律法与神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针对拜占庭的意识形态宣言。[100]
此外，伊拉里昂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最高权力的来源、本质、组织和目的等问题。他认为上帝的意志是最高权力的来源（君权神授），把因世袭而获得全权的大公称为“天国的参与者和继承人”。弗拉基米尔“出身尊荣”，而雅罗斯拉夫则是“弗拉基米尔的全权代理人”。出身尊荣的人从幼时开始即进行系统的培养和教育，以准备完成上帝和人的最高职责。伊拉里昂认为权力和国家是统一的，就像“三位一体”一样不可分割，权力、国家和教会构成了他的三位统一。王公负责统治人民和国家，这是上帝所托付的，他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关心自己的臣民。[101]
虽然伊拉里昂将俄罗斯视为充满神性的国家，但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俄罗斯不论是政治实力还是宗教影响力均未能独自成立，正统性的转移和继承还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奉留里克一系为俄罗斯君主统治的正脉之外，16世纪的莫斯科国家又从拜占庭引入大量加强国家和权力合法性的资源，这被克柳切夫斯基认为是莫斯科君主“政治意识提高”的结果。[102]摆脱蒙古桎梏以后，莫斯科数代君主致力于俄罗斯国家的统一，一个大国即将呈现在欧洲的东部。莫斯科君主“意识到自己处于新的地位”，“因此在国内外探索着同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形式”，以“明确自己的新的作用”。[103]事实上，对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而言，虽然拜占庭帝国已经灭亡，但它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大国政制模式。而莫斯科与已经灭亡的拜占庭的联系以及继承性，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就已经得到展开。其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是，在拜占庭灭亡二十年之后，伊凡三世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洛格为妻。这显然不是一桩普通的婚姻，而是一桩政治婚姻。“它向全世界表明：这位公主作为已经衰亡的拜占庭家族的继承者，把这个家族的统治权转移到了莫斯科这个新的皇室。”[104]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则是，在拜占庭灭亡五十多年后，普斯科夫修道院的修士菲洛费伊在给瓦西里三世的上书中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
事实上，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断了联系。为了成为“第三罗马”，必须要有自己的“沙皇”或“皇帝”（俄罗斯称拜占庭皇帝为“沙皇”），必须要有自己的牧首。[105]俄罗斯一方面求诸拜占庭的传统，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以自己对神权国家的想象来构建意识形态，借用拜占庭的传统概念，对“沙皇”和“牧首”的权力进行了魅化。[106]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沙皇，这是莫斯科大公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界标；但是他登基的时候没有涂油，结果莫斯科的外交家们费尽艰难，才使沙皇的封号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承认。[107]16世纪50年代下半期，莫斯科方面花费巨资，千方百计地获得了希腊主教的确认书；但是研究表明，这张从君士坦丁堡寄来的确认书布满了签名，却是伪造的。[108]在费奥多尔执政时期，莫斯科国家的实权操纵者鲍里斯·戈都诺夫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局势，最终使君士坦丁堡同意莫斯科设立独立牧首区。1589年，都主教约夫（Иов）成为俄罗斯首任牧首，并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祝福。
经过这一系列的构建和努力，世俗的权力与教会的权力在俄罗斯完成了它们自拜占庭转移至俄罗斯的“神性”正统化过程，与君主制的世袭正统性合而为一。因此，列昂季耶夫声称，俄罗斯有三种强大的东西，除了村社的“米尔”之外，就是拜占庭的东正教和不受限制的世袭君主专制。[109]
四、当代俄罗斯“国家性”：在祛魅与复魅之间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经历了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几近三十年。这种转型，最初是以西方的普遍主义为标杆，以建立现代政治为目标而铺开的：俄罗斯以西方模式为样本，构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与政治转型相适应，俄罗斯当局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转型。但是，在没有顾及俄罗斯国情，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遽然推进的“休克疗法”，不仅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而且为民主政治的巩固增加了障碍。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实际上是在失序状态下运行的。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不仅没有缓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反而加大了俄罗斯的安全困境，俄罗斯在接二连三的退让中逐渐丧失了大国尊严。因此，对内恢复秩序、对外复兴大国地位的“历史律令”为俄罗斯回归传统政治提供了理由。回顾近三十年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反向的运动，一是俄罗斯的政治从祛魅重新走向复魅，二是俄罗斯在现代“国家性”还没有稳固建立的情况，就开始回归传统“国家性”。
马克斯·韦伯 “理性祛除巫魅”的逻辑在于消除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性因素，回归理性，使政治由“以神为中心”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多元现代性”概念的倡导者艾森斯塔德也因循韦伯的研究方法，将现代性的核心界定为对所有轴心时代文明所持的神授世界观的解构。[110]在西欧国家，经过启蒙运动的理性荡涤之后，借助宗教力量为自己积聚正当性资源的君主政体，逐渐失去了政治正当性的强大支持力量，王朝国家体系亦逐渐被民族国家体系所取代。但是艾森斯塔德同时也认为，现代性并未使传统解体，各种文化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发展出独特的应对模式、善的概念以及相应的体制。[111]在俄罗斯，以专制、东正教和人民性为三个重要支柱的君主制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是在君主制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发生的。19世纪下半期农奴制的废除、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提高，以及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为帝俄政治的祛魅做了铺垫；而十月革命胜利所建立的人民政权则是这种祛魅的结果。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在其现代性政治方案中强调要在政治上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偏离了原有的方向，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实际上使人民民主流于口号和形式。在意识形态上，苏联虽然将东正教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仍然继承了帝俄的精神传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帝国。
在新俄罗斯的国家建构中，现代“国家性”理念得以提出并集中体现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叶利钦在回忆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写道：“新的国家性理念不是在今天诞生的，也不是在我或者舒什科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头脑中形成的。”[112]他强调，签订别洛韦日协议让俄罗斯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俄罗斯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进行军事对抗，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113]由此可见，新俄罗斯决定放弃“帝国”，作为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平等的新型“主权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这种“主权国家”理念也是别洛韦日协定的基础。此后，叶利钦多次强调这种现代“国家性”。1994年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巩固俄罗斯国家”的任务[114]；1995年在独立日庆祝会上强调俄罗斯的主权国家地位是人民赋予的，政治架构是新宪法确定的。这也是为了防止俄共重新上台执政，回归原来的共产主义制度。
以“民主斗士”著称的叶利钦经常以“鲍里斯沙皇”自诩，在权力观念上尚未摆脱历史的束缚；炮打白宫、以极端方式解决政治冲突的举动，显示了俄罗斯政治家还不具备现代政治品格，同时亦显示俄罗斯这个民族还缺乏现代政治所应有的妥协精神。瑞典学者赫德兰认为，虽然叶利钦承诺在法治基础上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以民主、分权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但是他从一开始关心的是个人权力，并且将个人权力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115]在西方批评者眼里，这个体制是一个名义上的，“由一小撮寡头政治家控制的、一切以效忠为原则的民主体制”[116]。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是一个理念国家，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用‘思想’连接和组织起来的整体”[117]，无论是帝俄还是苏联都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后，没有国家理念支撑的现代“国家性”注定会使个体精神缺失的俄罗斯陷入精神真空之中。因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叶利钦授命萨哈罗夫动员全社会寻找“民族思想”，企图从“传统国家性”之中寻找精神资源。
普京上台前夕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可以被视为俄罗斯社会全面回归传统的先声。在这篇宣言式的纲领中，普京提出了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和社会团结这些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尤其强调“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同时他也表示，需要“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与俄罗斯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18]。普京执政前期曾经常提及利哈乔夫、契切林等学者，从思想上显示了其自由主义和西方主义的一面，在一些观察家眼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合力将他由一个“亲西方的自由主义总统”造就成为威权统治者和西方的敌人。[119]他倡导的“新保守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最终成为俄罗斯的准国家意识形态。而在此之前，苏联时期的一些国家象征标志已经被重新启用。
随着垂直权力体系的建立，俄罗斯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政治的控制性不断得到强化。法理性的执政基础、个人魅力的全面放送，以及深谙俄罗斯民族心理的为政之道、不屈服于西方的示强姿态，使得普京成了俄罗斯的国家象征符号。2014年10月在索契举行的“瓦尔代”会议上，总统办公厅负责内政的第一副主任沃洛金将普京与国家等同起来，作出了这样的表述：“普京在，俄罗斯就在；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120]诚如俄罗斯体制内人士所言，这个表述反映了当时俄罗斯国家及其公民的状态[121]；在普京收回克里米亚后，西方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使俄罗斯迎来了“至暗时刻”，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对民众来说，普京这个给俄罗斯带来秩序的人则是不二人选。不唯如是，近年来关于恢复君主制的议论在俄罗斯社会中也有着比较稳固的市场，而且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克里米亚入俄之后。2017年3月，克里米亚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声称，俄罗斯应该改变政体，实行君主制；在当前情况下普京应该成为终身总统。[122]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随后的民调显示，28%的受访者容忍甚至赞同恢复君主制，2006年则是22%；在容忍君主制的受访者中年轻人的比例更高，相反，曾生活在苏联时代的老一辈则大都反对这一观念。[123]对于君主制的拥护者来说，君主制会带来清晰、稳定、明确的道路[124]，甚至消除权力竞争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混乱的局面。在摆脱君主制百年的俄罗斯重新实行君主制，显然不具可行性，正如俄学者所言，“在俄罗斯恢复君主制度可能也是合乎需要的，但这未必是现实的”[125]。
苏尔科夫2018年4月发表的《混血儿的孤独》[126]以及2019年年初发表的《普京的长久国家》，似在给俄罗斯“国家性”的复魅以及政治的复魅作出一个总结。现在的俄罗斯与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的俄罗斯，它们的“国家性”已经发生改变：2008年的格俄战争、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克里米亚“回归”事件，显示俄罗斯仍然是那个被宿命框定的孤独帝国，需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源头。
结 语
自19世纪以来，关于“俄国特殊论”和“俄国特殊道路”问题的讨论就已经展开，并且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界出现了大量关于这种特殊性的历史隐喻，如В.Б·帕斯图霍夫的“俄罗斯基因”、А.Л·诺夫的“伊凡雷帝阴影”（Тень Грозного царя）、А.А·奥赞的“俄罗斯之轨”（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лея）、Ю.С·皮沃瓦洛夫的“俄罗斯系统”[127]，这些隐喻旨在揭示俄罗斯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历史依赖，这种依赖是制度性的，更是精神性的。俄罗斯的“国家性”亦是如此，简单而又深层的权力结构、绵延持久的正统观念、散发神性光芒的宗教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三位一体”。在这个一体结构中，权力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而正统观念和意识形态作为其精神支撑以及合法性工具则必不可少。缺乏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不能长久，以“暴力模式”为基础的蒙古人的统治就是一个例证；而缺乏权力支撑的正统性和意识形态是不坚固的，同样不能持久。因此可以说，俄罗斯的统治者利用瓦兰人建国这个久远绵延的叙事作为其世袭的正统性，从蒙古人那里学习并继承了深层权力的运作模式，从拜占庭那里获得了宏大的意识形态和理念，通过这个“三位一体”的“国家性”，牢牢地控制着这个疆域辽阔的国家。
苏联解体之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俄罗斯重新回归被历史主义和传统主义所覆盖的传统“国家性”，而与基于普遍主义的现代“国家性”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不断地在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徘徊，显示出一种周期性和钟摆性。在俄罗斯未来的道路中，西方的普遍主义是否会如苏尔科夫所言，被普京模式彻底排挤出去？或者说，俄罗斯完全有信心在自己的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俄罗斯现代性”，以自己的模式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
俄罗斯当前的复魅趋向既有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呼应了当前全球的政治复魅化运动；保守主义的盛行、民粹主义的蔓延、强人政治的回归、民族主义浪潮的重兴以及自由主义所遭受的全面挑战，已经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现实。在俄罗斯领导层的眼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构成了“价值竞争”，正如苏尔科夫所说，“俄罗斯业已形成的政治体系不只适用于本国的未来，而且显然也具备极大的输出潜力”。他的话也许是对的，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普京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了世界各国“社会、文化保守派民众”的领袖。[128]
诚然，发轫于西方并向全世界推进的现代性当前而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西方现代性同非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张力，但是不能因为它源于西方就简单地加以全盘否认或者全面接受。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即使我们并不否认启蒙理想及现代性方案有其欧洲特定的历史起源，但却不能因此便认定它们就永远被烙上了“欧洲”记号，无法进入其他地区民族的历史，无法融入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诸如权利（自由）、公正（平等）、宽容（博爱）以及和平（秩序）等启蒙理想以及法治、民主、宪政、分权制衡等现代性建制方案，即便率先产生于西方的启蒙运动，但一经产生后它们就得到了自在的意义以及确定的内涵，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欧洲文化，使之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况且，不少非西方文明中本身也包含有一些与西方现代性要素相类似的特质。[129]
在新世纪的反思中，俄罗斯坚持做一个“特殊性”大国。其实，不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它曾经是、也将是一个“特殊性”大国，它有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有过辉煌的经验。帝国一直是俄罗斯的形态，作为一种秩序，帝国的多样治理为其存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族国家是欧洲的发明创造，这个创造也许不太适用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但是“帝国”更强调的是它的内部，与以权力政治为圭臬、唯势力范围为务的“帝国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俄罗斯强调它的特殊性，只不过这种“特殊性”不应与现代性对峙，而与现代性接轨也不会湮没其“特殊性”。俄罗斯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如何超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峙，寻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
【Abstract】“Statehood” is a complex concept with many meanings. It appeared in the literature of Russian workers’ movement theoris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n it was widely used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Russia. As a concept in law and politics, the meaning of “statehood”, at the beginning,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tate”. Nevertheless, it was endowed with certain strong divinity among Russian conservatives, reflect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Russian historic evolution. “Statehood” is a concept with relatively stable connotation and ever-developing denotation. It originates not only from the historic structure of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from the spiritual structure centered on ideology and ideas. In history, Kiev Rus was a loose alliance of aristocratic republics, but the invasion of Tartar Mongolians completely destroyed its political system, transforming the quaternary structure composed of princes, aristocrats, churches and veche(assembly) into a single autocratic monarchy structure. Violence,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Mongolian political culture, not only enslaves ruling elit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Russia, but also determines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 of Russia’s traditional statehood characterized by autocracy. The continuing hereditary tradition, divine elements in the Orthodox Church, the highest power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people formed the spiritual aspect of Russian statehood, serving together the legitimacy of autocratic rules. Russia’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mainly l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utocratic politics to modern politics. The key is to reconstruct its statehood and transform from traditional national characters into modern ones. However, contemporary Russia has gradually abandoned its modern statehood and began to turn back to the traditional one, refusing universality on the grounds of particularity. Russ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doomed to fac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Key Words】Theories Holding Russia’ s Particularity, “Statehood”, Modern Politics, “Putin Doctrines”
【Аннотац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 это компелексное понятие со множеством значений, появивлось оно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русских теоретиков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получило широк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её пределами. Как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ое понят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значально было схоже с поняти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днако русские консерваторы придали ему крайне божественную окраску, что отражало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концепция с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устойчивым ядром, но и концепция измен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исходящая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баз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от духов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идеологи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была свободным союзом арист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однако вторжение татаро-монголов полностью разрушило её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превратив состоящую из князей, аристократов, церкви и вече структуру в структуру единой княже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Насилие, как важнейший фактор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нголии, не только поработило верховную правящую элиту России и широк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но и определило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йс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м в России. Верховная сила и народ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сформировавшиеся на давней патримониаль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божественных факторах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и служащие легитимацией авторитарн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духовный урове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ереходе от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ключом к перестройке страны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вращен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Однак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оторое уже стало создаваться,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к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по определённым причинам отвергает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сть. Путь Росси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обречён на трудности и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Своеобразие Ро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путинизм»
[1]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左少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7页。克氏特意区分了“影响”与“交往”，他认为，尽管15-16世纪俄罗斯与西方有了外交和商业关系，俄罗斯借鉴了西方的教育成果，而且聘请了西欧的工匠和专业人员，但这只是“交往而非影响”；西方的影响是从17世纪开始的。
[2] 同上，第315页。
[3]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Екатерина Вторая. Наказ, данный Комиссии о сочинении проекта нового уложения. / Под ред. В.А.Томсинов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проф.У.Э.Батлер. М.:Зерцало, 2008. С.31-32 (глава I, глава II).
[4] 参见张昊琦：“思想之累：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5期。
[5]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6] Тихомиров Л.А.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М.:РОССПЭН, 2010.
[7] Уваров С.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сновы Отв.ред. О.А.Плотонов. 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4.
[8] [德]萨赫森迈尔、理德尔、[以]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页。
[9]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constitution.ru/index.htm. 在俄罗斯宪法中文版中，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出现了多种译法，有译为“国体”，见于洪君译：“俄罗斯联邦宪法”，《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2期；有译为“国家体制”，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有译为“国家”，见孔寒冰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俄罗斯》，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有译为“国家观念”，见徐向梅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俄罗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10]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Т.1. Вып.4/ Под ред. Н.М.Шаньский, М.: Изд.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150.
[11]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I-XVII вв. Вып.4./ гл. ред. С.Г. Бархударов, М. : Наука, 1977. С.108.
[12] 权威的《古俄语词典（11-14世纪）》（Словарь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I-XIV вв.): В 10 т./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яз. М.: Рус. яз., 1988.）、《11-17世纪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I-XVII вв. В 31 т. /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яз. М: Наука, 1975-2016.）、《18世纪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XVIII века. С 1984 г. 21 выпуск /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яз.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84-2015）以及语源词典均不见收录。
[13] Ожегов С.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97. С.141.
[14]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Т.III /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яз.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2. С.281.
[15] Белканов Е.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ня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3. №.3.
[16] Бакунин М.А. Парижская Коммуна и понятие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Бакунин М.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РОССПЭН, 2010. С.431-442.
[17] Бакунин 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 Борьба двух партий в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обществе рабочих/ Бакунин М.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РОССПЭН, 2010. С.463-694. 中译本《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骧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本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译为“国家制度”。
[18]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译本中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有时被译为“国家制度”，有时径译为“国家”。俄文本见Ленин В.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Пятое издание. Т.33. М.: Изд.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9.
[19] 《列宁全集》第31卷，第79页。引文中的“国家”在俄文中均是“国家性”一词。
[20]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3 издание. Т.7.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2. C.162.
[21] 在俄罗斯宪法网站所提供的英文版本中，与俄文“国家性”相对应的词即是statehood。
[22] J.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1968, Vol.20, No.4, pp. 559-592.
[23] [美]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16-39页）。这个译本将stateness译为“国家性”。
[24] Тихомиров Л.А.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М.: РОССПЭН, 2010. С.389.
[25] Там же. С.390, 393, 408.
[26] Там же. С.424.
[27] 参见尹钛：《第一共和的诞生》（未刊稿），转引自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28]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обр. III. Т. XХV. Отд-ние 1-е. СПб., 1908. Ст. 26656. С.637.
[29] Тихомиров Л.А.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С.431.
[30] Венгеров А.Б.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8. 1997. №.1.
[3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国家性”的著述层出不穷，包括专著、教材、论文、学位论文以及公开报告，如Четкое 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как атрибут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кризис, угасание ил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3. №.1; Бачило И.Л. Факторы, влияющи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3. №.7;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 В. Бакштановский, Г. Бурбулис и др. М.: УРСС, 1996; Ильин В.В, Ахиезер А.С.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стоки, традици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1997; Венгеров А.Б.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8. 1997. №.1; Морозова Л.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дис. ...д-ра юрид. наук. М., 1998; Кириллов А.Д.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нов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8. №.2; Величко В.М. Философия рус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СПб.: Изд-во Юрид. ин-та, 2001; Рябинин Н.А.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 дис. ...канд. юрид. наук.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1; Лукьянова Е.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пециф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2. 2002. №.1; Краснов Ю.К.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генезис и эволюция институтов власти,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дис. ... д-ра юрид. наук. М., 2002; Раянов Ф.М.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учеб. курс. М.: Пра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2003; Затонский В.А. Эффектив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М.: «Юрист», 2006; Винниченко О.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контекст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Тюмень: Изд-во Тюмен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07; Бондар А. Тради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Власть. 2008. №.10; Тимофеева А.А.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М.: Флинта. 2009; Лубский Р.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2011. №.4; Шабуров А.С.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Вестник сиби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прав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2. №.1; Его ж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ы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3. №.1. Карсканова С.В. Основ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х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ых учениях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 дис. ... канд. юрид. наук. Белгород, 2014. 近年来，俄罗斯还出现了一批以“国家性”冠名的辞典和工具书，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в 7 книгах. М.: Наука, 1996-2016; Андреев 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терминах. 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М.: Крафт, 2001;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справочник в 3 томах / Б.Г. Пашков. М.: Книжный союз, 2009.
[32] Тимофеева А.А.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C.7.
[33] Венгеров А.Б.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34] Шабуров А.С.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опросы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Известия Ирку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2012. №.3.
[35] Белканов Е.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ня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36] Лубский Р.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37] Краснов Ю.К.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генезис и эволюция институтов власти,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316.
[38] Морозова Л.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С.29.
[39] Рябинин Н.А.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С.6.
[40] Лукьянова Е.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пециф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41] Венгеров А.Б.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42] Рябинин Н.А.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С.6.
[43] Бачило И.Л. Факторы, влияющи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44] Ильин М.В. Слова и смыслы. Опыт описания ключе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онятий. С. 187.
[45] Андреева Ю.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понятия. С.176-178.
[46] Кирдина С.Г.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матрицы: макро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гипотеза//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1. №.2.
[47] Те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6. С.187.
[48] Веденеев Ю.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ход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5. № 1; Он же.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прав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граждан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7. № 2.
[49] См.: Синюков В.Н. О форме федер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3. № 5; Веденеев Ю.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ход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50] 参见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李筠：《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中世纪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51] Богданов А.Н. Эволюционные форм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ко- правовой анализ: дис. ... канд. юрид. наук.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2005. С.5.
[52]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ода.
[53] [俄]奇斯佳科夫主编：《俄罗斯国家与法的历史》（上卷），徐晓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54]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вех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06. С.75.
[55] 关于绝对主义的起源、成熟以及其划分等，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参见周厚琴：《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56] [俄]鲍·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册），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九章。
[57] 同上，第174页。
[58] Richard Sakwa, The Dual State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010, Vol.26, No.3.
[59] [英]芬纳：《统治史》，马百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60] [俄]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上），杨晖、王大伟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61] 同上，第29页。
[62]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83页。
[63]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朱寰、胡敦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0-201页。
[64] [苏]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6页。
[65] 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历来观点不一。可参见孙嵩霞：“蒙古统治俄罗斯历史新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3期。
[66] 例如，[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美] 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马晓林、求芝蓉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等。
[67] [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第171页。
[68] [美] 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6-100页。
[69] [英]芬纳：《统治史》（第三卷），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5页。
[70]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7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4卷，第310页。
[72] Пивоваров Ю.С, Фурсов А.И. «Рус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как попытка поним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с. 2001. №.4; Пивоваров Ю.С.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е русской влас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деи, концепции, методы (под общ. ред. О.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ой).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5.
[73] 转引自[英]芬纳：《统治史》（第三卷），第383页。
[74]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309－310页。
[75] Успенский Б.А. Царь и патриарх: харизма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изанти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и ее русское пересмысление).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С.5.
[76] 1598年沙皇费奥多尔去世，留里克王朝因绝嗣而终结，从而引发了十五年的国家动荡（“混乱年代”），最后由缙绅会议选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开启了罗曼诺夫王朝。米哈伊尔虽非正系，推举他上位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伊凡四世的皇后阿纳斯塔西娅是他的姑祖母，他以外戚身份勉强接续了留里克王朝的血脉。此后罗曼诺夫王朝亦多次出现类似的情况。
[77]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第3页。
[78] 同上，第7-9页。
[79] 可参见曹维安：“俄国史学界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争论”，《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周通：“浅析诺曼观点与诺曼理论”，《兰州学刊》,2018年第11期。
[80]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张咏白、郝建恒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9页。
[81] Ключевский В.О.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7.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курсы. М.: Мысль, 1989. С.194.
[82] Орлов А.С.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М.: Проспект, 2011. С.28.
[83] ПСРЛ. Том 21, 22. Книга Степенная царского родословия. C.-Петербург, 1908, 1913.
[84]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四卷），第126页。
[85] Сиренов А.В. Степенная книга и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XVI-XVIII вв. М.; СПб.: Альянс-Архео, 2010. С.508.
[86] ЖМНП. 1852. №.11.
[87] Ольга Майорова. Бессмертный Рюрик: праздновани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России в 1862 г.//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0. №.43.
[88] Эксперты объяснили почему Путин боится и ненавидит Ленина. https://ghall.com.ua /2016/01/27/
[89] 转引自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6页。
[90] Леонтьев К.Н. Восток, 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 Том 1. Москва, 1885. С.101.
[91] [俄]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上），第32-33页。
[92] Греков Б.Д.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3. С.476-478.
[93] 这个条约没有流传下来，但是911年9月2日奥列格王公与拜占庭帝国签订的条约提到了这个条约的存在。Будовниц И.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I-XIV вв.). М, 1960. С.65.
[94] Приселков М.Д. Очерки церков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X-XII вв.. СПб., 1913. С.91-92.
[95] Лихачев Д.С.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М.-Л., 1947. С.44.
[96] Митрополит Иларион.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 ии, 2011.С.37.
[97] Там же. С.99.
[98] Лихачев Д.С.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С.60.
[99] Митрополит Иларион. 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 С.82.
[100] Будовниц И.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I-XIV вв.). М., 1960. С.65.
[101]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правовых учений/ Ред. В.С.Нерсесянц, М.: Норма, 2004. С.210-211.
[102]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贾宗谊、张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9页。
[103] 同上，第120页。
[104] 同上，第122页。
[105] 1448年，俄罗斯正教会自行召开主教会议，选举俄罗斯人梁赞主教约纳为莫斯科和全罗斯都主教。这是俄罗斯正教会事实上独立自主的开始。
[106] См.: Успенский Б.А. Царь и патриарх: харизма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изантийская моде ль и ее русское пересмысление).
[107] Хорошкевич А.Л. Россия в систем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ередины века. М., 2003. С.66-132.
[108] Фонкич Б.Л. К истории учреждения царского титула Ивана IV. Соборная грамота 1560 г. Фонкич Б.Л. Грече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в России в XIV-начале XVIII в. М., 2003. С.74-375.
[109] Леонтьев К.Н. Восток, 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 Том 1. С.98.
[110] [德]萨赫森迈尔、理德尔、[以]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第21页。
[111] 同上。
[112] [俄]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原文中的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在中文版本中被译成“国家”，此处引文改用“国家性”。
[113] 同上，第132页。
[114] Об укрепл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5 февраля 1994 г.
[115] 韩冬涛、孔令兰萱：“斯蒂芬·赫德兰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路径依赖”，《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3期。
[116] Maura Reynolds, “Yeltsin Legacy Impressive but Clouded”,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 2000.
[117] Панарин А.С.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итики. М., 1996. С.168.
[118]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ода.
[119] Зыгарь М. Вся кремлевская рат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2016.
[120] «Есть Путин — есть Россия, нет Путина — нет России». 22 октября 2014. https:// iz.ru/news/578379
[121] Там же.
[122] Аксенов: сегодня России нужна монархия.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news/2017/ 03/14/n_9796817.shtml
[123] Монарх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сто лет спустя. 23 марта 2017. https://wciom.ru/index.php?id= 236& uid=116126
[124] Эксперты – о том, нужна ли в России монархия. https://www.pravda.ru/news/expert/13 28327-vasilev/
[125] [俄]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胡学星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5页。
[126]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олукровк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2.
[127] Лубский А.В. Концепт русская власть: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 -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тология. 2010. №.2.
[128] Robert Kagan, “The strongmen strike back,”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9.
[129] 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性”论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64-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