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

肖 斌 [1]

[内容摘要] 通过对CNKI的数据统计分析，1992年-2018年期间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显著。具体表现为研究成果呈倍数增长、研究者数量明显增加、研究成果认可度也有较大提高。在知识发现方面，根据设定的7研究领域，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比重最高，其次为研究中亚地区格局（或秩序）问题，比重最低的是研究中亚地区（国家）宗教问题的。尽管中国中亚研究的学术贡献显著，但也存着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是重政策取向、轻基础性研究；百家争鸣多、原创知识少；研究队伍相对数量大、绝对数量少。对此，完善学理空间，聚焦方法论、学术共识和学科建设三大要素，是未来中国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中国中亚研究   知识增长   知识发现  

   “中亚”的概念是自然和文化遗产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受沙皇俄国邀请，自1811年至1829年完成了亚洲探险项目，于1843年出版了三卷《中央亚细亚》。[1] 洪堡在其著作中根据地质特征勾画了“中亚”，这是“中亚”作为概念首次出现在国际学术界。此后，德国探险家、地理学家费尔南多·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在其三卷本《中国》（1847年）中，根据水系定义了“中亚”。与洪堡的概念相比，李希霍芬的“中亚”在地理范围上要小。在冷战结束前，“中亚”的概念基本上是以沙皇俄国（苏联）的定义为准，地理范围大多以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构成。冷战结束后，在1992年1月举行的塔什干会议上，因哈萨克斯坦的加入中亚国家的地理概念从原来的4国增加到5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2年出版的《中亚文明史》中，把“中亚”定义为“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印度北部，中国西部，蒙古和前苏联中亚共和国”，[2] 但国际学界通常把中亚5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空间称之为“中亚”，这是当前国际学界定义“中亚”的两个要素。

    在中国，学界基本上沿用了国际学界对“中亚”的定义，当然这也与早期中国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有关，他们大都从事苏联政治和经济、苏联史、苏联民族关系、国际共运史和俄语语言文学等学科的研究。在研究层次上，中国的中亚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世界体系中的中亚、中亚地区和中亚国家，研究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所有人文和社会社会科学领域。对于早期中国研究者而言，任何一个层次和议题的中亚研究都是开拓性的。因为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亚都处于边缘地位或附属于苏联史中，中国学界对于中亚的认识缺少足够的学术积累。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从事中亚研究的研究者们，在极为简陋的学术环境中极深研几，为中国中亚研究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回顾中国中亚研究26年的发展历程，分析知识增长和知识发展的贡献及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在选择分析单位上，以通用的中亚概念为基础，选择地区及国家两个单位。时间维度则属于历史研究，即1992年1月至2018年12月。为了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我们选择中国知网（CNKI）作为基础数据库进行随机抽样。检索条件设置为三个，1、主题为“中亚”；2、时间从1992到2018年；3、文献分类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和经济与管理学，符合上述3个条件的属于“初次检索结果”。

   初次检索结果只能说明我国中亚研究的数量或事实，并不能解释我国中亚研究关注的议题及结果。为此，“初次检索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进行了二次筛选。二次筛选设定了两个条件：1、可证伪性，[3] 即研究结果（解释、预见）在逻辑和原则上有可能被经验反驳。2、符合一定的引用率。引用率是国际学术界判断科学论文内在价值的常用指标，在本研究的标准是同期文章的平均引用率，在同时满足条件1和2的基础上，本研究在“初次检索结果”中确定所要分析的文献。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缺陷。因为所有文献来源根据关键词“中亚”为标准的，一些研究中亚国家的文献因缺少“中亚”这个关键词而被数据库排除在外，即出现残缺资料的现象。为了减少残缺资料而带来的问题，根据研究议题，又引入了“中亚国家国名”作为关键词扩大了检索，从而降低了残缺资料可能带来的认识偏差。

一 中国中亚研究的知识增长

    初次检索结果显示，在1992年至2018年间，CNKI以“中亚”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共有10022篇，博硕学位论文共计1035篇 。这是分析中国中亚研究现状的重要基础，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1 、中国中亚研究整体发展快，但受政策影响研究存在着“过山车”式的现象。根据图1显示，期刊论文研究成果最多的年份是2015年930篇，最少的年份是1993年94篇，年平均371篇。2006年是中亚研究重要的分水岭，中国中亚研究开始出现明显上升的势头。

 

图1中国中亚研究（1992年1月至2018年12月，单位：篇）

    图1作者自制。

 

    从中国研究者关注的议题来看，2006年中国中亚研究出现热潮的直接原因是：中亚国家发生了社会运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郁金香革命”2005年3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周年、美国中亚政策的变化和里海大陆架发现油气资源。因“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中亚研究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从2013年至2017年研究成果数量明显上升，围绕“一带一路”中国学界从地缘政治、人文、西部安全、贸易互补、能源合作、形象建设、语言、金融等领域对中亚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学界出中亚研究成果最多的时期。但是，若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中亚研究在运用科学方法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

   2 、认可度较高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同类选题研究较早的、内容数据丰富的议题，研究者通常是以长期从事俄罗斯和中亚研究的学者为主。

    为了能够从既有研究中分析出我国中亚研究的规律，提炼出中国中亚研究的特点，在既有数据集（即初次检索的10022文献）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筛选。通过数据分析，符合二次筛选条件的文献共计4819篇。因科学论文的引用率是反映论文被使用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我国中亚研究认可度。为此，我们对4818篇文献进行了概率抽样，即通过年平均引用率（去掉一个最低和最高引用率，简称：AVPCS）来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高引用率的学术文章都能反映我国中亚研究的进展，受中国宏观发展政策影响，部分政论或策论文引用率较高，但研究者并非是长期从事中亚研究的研究者。

 

表2中国中亚研究的年平均引用率（1992年1月-2018年12月）[4]

年份	篇数	平均引用率	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期刊论文（单位：次）
1992年	83	1.37	试析中亚及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教的复兴（张佩贤）
1993年	111	1.32	独立一年来的中亚经济（刘清）
1994年	39	0.03	中亚五国的宗教问题及其对政局的影响（沈翼鹏）
1995年	59	2.49	中亚民族问题及其趋势（季志业）
1996年	61	2.42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政治经济形势述评（常庆）
1997年	72	3.61	大国及地区势力对中亚高加索的争夺及其影响（冯玉军）
1998年	76	5.41	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从美国南亚和中亚外交新动向谈起（张文木）
1999年	54	4.61	国际新格局中的中亚五国（孙壮志）
2000年	82	5.84	中亚五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孙壮志）
2001年	161	7.34	“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潘志平）
2002年	129	9.63	三个“极端主义”与中亚安全（陈联壁）
2003年	87	9.7	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许涛）
2004年	117	10.59	中国与中亚地区经济合作（陈玉荣）
2005年	156	11.21	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李立凡、刘锦前）
2006年	167	10.72	中国—中亚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构想（朱显平、邹向阳）
2007年	180	10.3	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中亚政策的演变(1991～2006)（郑羽）
2008年	153	9.77	中亚五国农业及与中国农业的互补性分析（布娲鹣·阿布拉）
2009年	150	8.43	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及其评价（胡颖）
2010年	186	9.59	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潜力测算及分析——贸易互补性指数与引力模型研究（毕燕茹、 师博）
2011年	146	8.62	中亚孔子学院发展现状、问题与策略研究（梁焱、焦健）
2012年	167	7.27	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探析（赵华胜）
2013年	176	6.6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路径与实施对策（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
2014年	197	14.21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胡鞍钢、马伟、鄢一龙、）
2015年	111	8.6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袁胜育、汪伟民）
2016年	175	3.19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曾向红）
2017年	116	0.48	中国与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治理研究——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自贸区的可行性（韩永辉、 罗晓斐）
2018年	70	0.36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魏蕾）

   表2作者自制。

   3、研究机构不断增多，博硕士学位论文有较大幅度增长。

   除学术期刊文章外，CNKI的博硕学位论文也是中国中亚研究的重要基础。与1999年相比，（见图2），近年我国有关中亚研究的博硕学位论文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平均每年有51篇博硕士论文，但是总体发展不均衡。在中国教育部的鼓励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5]，国内高校扩大了对国内外招生规模并加强了研究力量，兰州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已是我国授予苏联加盟共和国留学生学位的主力机构，有关中亚研究的学位论文数量大量增加。

 

图2 中国中亚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1999年1月-2018年12月）

   图2 作者自制。

 

    在对涉及中亚议题的1036篇博硕学位论文二次筛选后，符合AVPCS的博硕学位论文共计330篇，占已发表学位论文的31.85%。（见表3）从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来看，在中国研究中亚问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中，以中亚（地区、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为视角的学位论文略低于中国-中亚关系（经济、安全、文化等）的学位论文数量，政策对博硕士学位论文选择中亚议题的影响是正相关关系，其中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亚地区安全、族群关系、能源、文化、经济等内容是博硕士学位论文最为常见的选题方向。

 

表2中国中亚研究博硕学位论文的AVPCS（2000年1月-2018年12月）[6]

年份	篇数	平均引用率	被引用频率最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单位：次）
2000年	3	9	国际新格局中的中亚五国（孙壮志）
2001年	2	3	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徐海燕）
2002年	5	7	俄罗斯能源外交：理论与实践（庞昌伟）
2003年	9	6	论中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及其影响（李厚建）
2004年	7	6	哈萨克斯坦政治转轨研究（于坚）
2005年	13	4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李敏伦）
2006年	13	5	试析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徐浩淼）
2007年	23	4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蒋新卫）
2008年	10	4	初级阶段中亚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侯创创）
2009年	28	4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焦一强）
2010年	28	5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毕燕茹）
2011年	15	6	吉尔吉斯斯坦汉语教学现状研究（史王鑫磊）
2012年	18	4	中国与中亚能源开发合作研究（张辛雨）
2013年	16	4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金融合作研究（秦姗姗）
2014年	30	3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申建良）
2015年	38	2	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研究（韩东）
2016年	48	1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长潜力及路径研究（吾斯曼·吾木尔）
2017年	21	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可行性研究（林彩）
2018年	3	1	中国电影在中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胡凯）

   表2 作者自制。

 

    4、研究议题不断扩展、数量增加较快。为了梳理出中国中亚研究的学术贡献，在对既有对5148篇文献（4818篇期刊文章和330篇博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归类，根据研究议题设置了中外关系（简称：CF）、族群（简称：ET）、社会经济（简称：EC）、人文（简称：HI）、国别政治（简称：PO）、宗教（简称：RE）和地区政治（简称：RP）七大类内容（见表3）。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中亚研究年平均引用率，归纳出自1992年至2018年以来，中国中亚研究议题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知网最早有关中亚问题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2000年发布的，因此，学位论文的统计要晚于学术论文。

 

表3 中国中亚研究议题分类

分类	涉及的问题
CF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包括经济和投资。
ET	民族政策、移民、突厥文化、跨境民族、传统社会、东干人。
EC	金融、贫困、贸易和投资、资源保护及开发、技术合作。
HI	历史、语言、文化、留学生和孔院教育。
PO	国内政治、对中亚政策、中亚国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RE	宗教思想、宗教派别、宗教文化影响、宗教极端势力。
RP	上海合作组织、三股势力 颜色革命、地缘政治、毒品和跨国犯罪。

    表3作者自制。

 

    为了发现中国中亚研究的规律及研究者偏好，选择的方法是跟踪式研究，即通过监测一段时间内研究内容数量的变化。[7]通过对5148篇文献梳理和筛选，中国中亚研究（学术和学位论文）做了如下统计分类（见表4和表5）。

    根据表4，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中国中亚研究的学术论文能够达到AVPCS的文章有1574篇，其中CF类的文章占比最高达到30%，其次是RP类23%，EC类15%、PO类13%、HI类11%、ET类5%、RE类3%。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中国中亚研究学术论文的认可度在2015年和2016年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峰值，分别有102篇和149篇文章达到AVPCS，同期CF类年AVPCS也达到了有统计以来的峰值，2015年52篇和2016年78篇，文章关键词多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下”（或“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亦或“一带一路”）作为条件来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除EC（2015年21篇）类外，其余类别出现AVPCS峰值的年份都有不同，ET类1996年有6篇、HI类1998年12篇、PO类2007年24篇、RE类1992年6篇、RP类2006年36篇。但因相当多的研究者并不长期从事中亚研究，当“一带一路”逐渐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时，中国中亚研究学术论文的AVPCS明显下降，甚至低于第三峰值2009年的95篇。需要指出的是，受培养模式的影响，兰州大学研究生与导师合作著的、有关中亚议题学术论文的认可度（达到或超过AVPCS）最高。

 

表4 1992年-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议题（学术论文）

年份	CF	ET	EC	HI	PO	RE	RP	AVPCS
1992年	2	3	4	6	5	6	6	32
1993年	1	5	5	3	4	2	2	22
1994年	3	4	3	6	0	3	1	20
1995年	2	2	7	11	5	2	3	32
1996年	1	4	8	10	4	1	7	35
1997年	2	6	3	6	1	1	6	25
1998年	5	3	4	12	3	3	3	33
1999年	3	3	4	2	5	4	10	31
2000年	4	3	4	8	1	2	3	25
2001年	2	3	8	7	10	5	12	47
2002年	8	1	4	3	10	4	18	48
2003年	6	3	8	5	3	1	13	39
2004年	10	2	15	0	4	1	20	51
2005年	5	5	4	5	13	1	23	56
2006年	14	2	8	1	10	1	36	72
2007年	27	3	11	5	24	1	27	98
2008年	16	1	7	4	12	1	14	55
2009年	36	4	12	8	14	1	20	95
2010年	22	4	10	8	7	0	12	63
2011年	37	5	8	13	12	3	10	88
2012年	21	1	10	8	10	1	20	71
2013年	29	0	12	9	8	1	12	71
2014年	25	0	16	2	6	2	10	61
2015年	52	0	21	4	7	2	16	102
2016年	78	4	10	10	11	3	33	149
2017年	39	1	8	11	7	1	17	84
2018年	29	1	15	7	5	0	11	68

  表4 笔者自制，AVPCS是指当年满足平均引用率的文章总数（单位：篇）。

 

  根据表5，自2000年以来中国中亚研究学位论文能够达到年平均引用率的共计有537篇，其中CF类占比最高32%，其次分别为HI类21%、PO类16%、RP类14%、EC类11%、ET类和RE类都为3%。与学术论文大致相同，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2015年和2016年学位论文符合年均引用率的最多，分别为51和83篇。在学位论文中，除CF类别外，其余类别出现年均引用率峰值的时间分别为ET类2004年4篇、EC类2016年8篇、HI类2012年19篇、PO类在2007年和2016年都是7篇、RE类2006年5篇、RP类2010年、2015年和2016年都是12篇。需要指出的是，CF类中涉及“一带一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的学位论文数量最多；HI类别中研究来华中亚国家留学生的学位论文数量最多，且大都出自新疆师范大学；RP类则是学位论文非常常见的选题。

 

表5 2000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议题（学位论文）

年份	CF	ET	EC	HI	PO	RE	RP	AVPCS
2000年	0	0	0	0	0	0	1	1
2001年	1	0	0	1	1	0	0	3
2002年	3	1	1	3	2	0	2	12
2003年	3	1	2	1	2	0	1	10
2004年	1	3	1	0	4	0	1	10
2005年	4	0	2	1	2	1	2	12
2006年	9	0	5	1	5	5	2	27
2007年	3	1	3	1	11	1	5	25
2008年	10	2	6	0	9	1	1	29
2009年	18	0	2	6	5	1	4	36
2010年	12	2	4	9	6	3	12	48
2011年	6	1	3	7	2	0	3	20
2012年	9	2	5	19	5	0	3	43
2013年	13	0	3	14	8	0	5	43
2014年	15	2	7	15	2	1	2	44
2015年	17	1	4	9	6	2	12	51
2016年	33	0	8	18	11	1	12	83
2017年	9	0	2	6	7	1	5	30
2018年	3	0	0	3	0	0	2	8

    表5笔者自制，AVPCS是指当年满足平均引用率的文章总数（单位：篇）。

 

    综合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中国中亚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无论从研究成果被认可的数量上，还是从研究者队伍的数量和结构上，都能看到积极的变化。从中国中亚研究发生变化的规律上可以看出，政策因素是研究者的直接动力。尽管传统主义方法依然在中国中亚研究中占主要地位，但是通过统计文献能够看到，近年来从事中亚问题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科学方法，对微观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为发展中国中亚研究的理论“硬核”贡献了智慧。

二 中国中亚研究的知识发现

    知识发现是所有社会科学进步的阶梯。尽管经验主义在中国中亚研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但是经验主义认识下中国中亚研究对于增强知识发现方面依然是有较大贡献的。为了能够说明中国中亚研究的知识贡献，依据上文分类，本节从CF、ET、EC、HI、PO、RE、RP七个类别，以认可度高（符合AVPCS且排名在前10）为标准，分析中国中亚研究的知识发现。

1. CF类的研究成果多、政策取向强。

   CF类在数量上是中国中亚研究最多的。从研究议题上可以看出，研究者能把自己的研究与现实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体现了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的政策取向意识非常强。在既有的479篇文章（符合AVPCS）中，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10的文献，我们可以把CF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1。

 

图1 CF类的主要议题

    图1作者自制。

 

     根据图1所示，在A类（经济贸易）中，最常见的选题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贸易关系。在具体的行业方面，由于农业和能源是中亚国家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合作领域，研究农业和能源是A类行业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随着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B（金融投资）类研究逐渐增多，很多研究者开始讨论金融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中亚区域金融中心、人民币在中亚地区国际化等问题。但因金融制度、国际竞争力、大国间关系等问题，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实践还不足以支撑研究议题的深入发展。C（合作策略）类的研究者大都来自专业智库或有直接联系，研究者更偏好从历史和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进行分析，常见的议题包括边境问题、跨界民族、中国中亚政策等。B（“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类是近年来中国中亚研究非常热门的议题，与中亚研究相关的问题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联系在一起。在AVPCS的基础上，结合引用率排名，归纳出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CP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6）。

 

表6 CP类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类别	研究结论	研究者
A	通过引力模型得出，中国和中亚五国具有较大贸易互补性（毕燕茹、师博，2010年）。	高志刚和刘伟、王志远（贸易）；朱新鑫、李豫新、龚新蜀和张晓倩、谭晶荣、魏蕾（农业）；杨中强、毛汉英（能源）；王海燕、段秀芳（中国新疆与中亚）。
	通过区位熵和G-L指数分析，中国与中亚的贸易规模优势显著、贸易结构互补性优势并不显著、产品可替代性强（郭扬、李金叶2018年）。
	综合考虑中亚国家公司所得税和股息预提税政策，投资中亚五国，公司组织形式的选择、股权架构的设计和债权来源的选择非常重要（王素荣、赵珊珊 2018年）。
	中国和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和互利性强（布娲鹣•阿布拉，2008年）。
	“泛亚全球能源桥梁”，中国则成为能源战略枢纽（许勤华，2005年）；能源合作可选择择贷款换石油、产量分成、联合经营、技术服务四种模式（杨宇、刘毅、金凤君，2015年）。
	建立中亚自由贸易（何伦志、王德全，2000年）；“环新疆经济圈”（祝宏辉、于鸿君2007年）。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间的跨境旅游需选择互为市场、市场-产品共享、要素协同模式（普拉提•莫合塔尔、海米提•依米提，2009年）。
B	在上合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朱显平、张建政，2007年）；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贸易清算支付体系、建立区域开发性融资安排、建立区域合作性融资安排（何剑、陈文新，2009年）。	马广奇和李洁；孙庆刚和秦放鸣；王军；王倩；魏东赞；刘建伟；张文中和孙钰；李东阳；杨殿中；李庆红；玉素甫·阿布来提；郜志雄和王颖。
	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方面，需选择资源获取型和市场占有型投资模式，投资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区位选择应以各国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区为主，次级城市和资源富集区为辅；行业选择上需要加大对中亚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段秀芳，2010年5月）。
C	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所遇到的问题是边界问题，但因没有历史包袱，边界问题的解决相对容易（邢广程，1996年）；国情变化会对跨境民族的迁徒和心理变化产生影响，把搞好经济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把经济搞上去是稳定跨境民族地区形势的重要保证（常庆1998年）；民族主义泛滥是影响中亚和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稳定地现实问题（丁建伟，2004年）。	曾向红；丁晓星；陈贵；凌激；冯连勇和沈剑锋；马斌和陈瑛；依马木阿吉·艾比布拉；张耀；赵雅婷；侯艾君。
	能源领域合作是重点、交通运输领域合作是优先方向（陈玉荣，2004年）；全方位的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石泽，2006年）。
	中国对中亚政策仍旧存在工具不足，且受到美国、俄罗斯、中亚国家政局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柳丰华，2007年）；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的竞争心态比较弱，俄罗斯的竞争心态较强；中国对中亚需选择建设性介入的策略（赵华胜，2010年、2011年）。
D	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是交通经济带，即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作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轴两侧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的带状经济区域（朱显平、邹向阳，2006年）；中亚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环中亚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亚欧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拓展区（胡鞍钢、马伟、鄢一龙，2014年）。	赵华胜；孙壮志；白永秀和王颂吉；邢广程；蒋姮；林跃勤；李自国；韩璐。
	丝绸之路经济带落实的客观困难较多，阻力不小，实施过程将是长期的，应逐步推进（丁晓星，2014年；杨恕、王术森，2014年）。
	大国关系、相关国家的合作意愿度和理性认识等是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基本因素，重视和挖掘这些基本因素，将会对有效地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起到更多的正面作用。[8]

    表6作者自制。

2 ET类中的族群关系及“泛突厥主义”是研究焦点。

    受多种因素影响，从1992年至2018年，ET类能够达到AVPCS标准的平均每年不超过3篇，共计73篇。在2013年-2015年甚至出现了空白，即没有论文的认可度符合AVPCS标准，引用率最高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的陈联壁先生。在其《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一文中，陈联壁讨论了独立后，中亚国家因突出主体民族地位，与其它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族的矛盾。[9]在既有的73篇文章（符合AVPCS）中，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10的文献，我们可以把ET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2。

图2 ET类的主要议题

 

 

 

 

 

 

 

   图2 作者自制。

 

   根据图2所示，A类最常见的议题是有两个：一是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二是泛突厥主义和“东突”恐怖势力的影响；B类经常讨论的议题是旅居中亚国家的外国移民；C类主要讨论的是跨界民族对新疆的影响；D类是围绕东干人文化进行分析。在AVPCS的基础上，结合引用率排名，归纳出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ET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7）。

 

表7 ET类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分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A	为了整合国内具有分裂性的政治文化，中亚国家开展声势浩大的历史寻根运动，建立一套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的教育制度度来构建一个国家民族（曾向红、杨恕，2006年）。	刘庚岑；沈翼鹏；高永久和胡尚哲；乌小花和郑粤琦
	中亚各国民族问题始终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整个地区总体上保持基本稳定态势，但局部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李琪2007年6月）。
	中亚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的关系、主体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三股恶势力（陈联壁，2001年；余建华，2002年）。
	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中亚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决定因素（潘志平、王智娟，1994年）；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从而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薛衔天，2003年）。
	研究中亚地区的民族史和文化史需考虑到突厥、印欧语族、中原三种源流（王治来1997年）。
	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里，语言问题题直接关系到民族问题解决成败（邓浩，1998年）。
B	民族主义、语言文化政策、干部任用、双重国籍等因素诱发了中亚地区的俄罗斯人问题（吴家多，1998年）。	纪大椿、朱陆民和 汤希、丁佩华。
	受历史形成的生存条件（即自然一社会一历史）和观念形态的影响，中亚维吾尔人的至今保留着许多本民族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特征（李琪，2000年）。
	受民族内部矛盾、对外扩张以及商业贸易等因素影响，乌兹别克人从钦察草原迁到中亚并向四周扩散，其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刘有安，2008年）。
C	跨界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政治的特性，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减弱（或瓦解）国家的凝聚力，也会因境内外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危及国家领土主权（毛欣娟，2006年）。	吴宏伟、郭梅花、肖锐和胡琦、肖斌。
	如果一个跨界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增强，其对所在国的离心力就会增大，这两种力量严重失衡的结果，就是跨界民族与所在国的冲突和分离（艾莱提•托洪巴依，2011 年）。
D	东干民歌的保存借助于音乐和语言的双重载体（赵塔里木，1999年）。	丁宏、杨文炯、孟长勇、海峰、毕新惠、杨峰、杨建军、常文昌。
	东干语文学是是回族学的一部分，它与汉学（中国学）、中亚学都有密切关系，中国回族学应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王国杰，2000年；胡振华，2012年）。
	在东干文学里，“乡庄”是东干人的民族文化之“根”（常文昌和高亚斌2010年）。

   表7作者自制

3、EC类研究议题宏观层面多、微观层面少。

    EC是中国中亚研究科学方法应用较高的类别。但受学术背景影响，早期从事EC议题的研究者很少用科学方法，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16年之后，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科学方法从事EC类研究。但是，若根据流派来分析，EC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次，诸如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分配、福利等微观层次的研究较少。在既有的229篇文章（符合AVPCS）中，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10的文献，我们可以把EC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3。

图3 EC类的主要议题

   图3作者自制。

 

   根据图3所示，A类是很多研究者自中亚国家独立后讨论的议题，直到2001年以后，该议题才逐渐冷却；B类属于长期讨论的议题，其中水资源治理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内容；C类是常见的议题，通常是以中亚经济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的为研究内容，近年来讨论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议题逐渐增多；D类通常以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背景分析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合作方式。在AVPCS的基础上，结合引用率排名，归纳出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ET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8）。

 

表8 EC类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

分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A	东欧中亚国家转轨的共性：一是具有社会剧变性质，而不是通常意义的“激进”或“渐进”；二是自由市场经济色彩浓厚（王金存，1993年）。	张养志和郑国富；汪金国；王噶。
	中亚五国的经济转轨是被动的，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和国内形势的压力下开 始的，这就决定了中亚国家形成健全的市场经济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孙壮志、刘清鉴）。
	中亚国家经济改革都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常庆，2001年）。
B	水资源污染和短缺、核污染、工业污染、大气污染是中亚生态环境问题（杨恕、田宝，2002年）。	徐海燕；蒲开夫和王雅静。
	水危机以及因水而起的争端正在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水资源在中亚安全中起着诱发冲突和促进合作的双刃剑作用（冯怀信，2004年）； 解决中亚水资源问题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多层次计划”（李立凡、刘锦前，2005年）。
	中亚五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产水与用水空间分布差异巨大，用水关系复杂，跨界水资源利用矛盾十分突出；二是水资源管理难度大，秩序较混乱，导致利用十分粗放，效率不高；三是长期以来对水土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咸海生态环境问题。[10]中亚地区水资源逐渐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塔吉克斯坦匹配度最高，哈萨克斯坦匹配度最差，空间上的差异性主要由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不同等造成。[11]
C	中亚地区的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四个层次:一是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二是中亚与西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三是中亚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合作；四是中亚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姚大学，2005年）。	玉素甫·阿布来提；鲍敦全、何伦志、常永胜；王维然；王志远；张宁；段秀芳、常庆、唐世平、周明、孙霞。
	中亚联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根据是利益法则的驱动（秦放鸣，1999年）。
	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各领域发展失衡，严重制约了区域内的贸易增长，中国应积极推动中亚地区贸易便利化发展（胡颖，2009年）。
	对于促进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重点需要扩展物流服务市场、协调边境手续以及共同投资跨界合作项目（艾赛提江、郭羽诞，2012年）。
D	自然资源和交通领域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工作重点（唐朱昌，2006年）。	高志刚；倪超军和李豫新；张晔和毕燕茹；陈小鼎和马茹。
	哈萨克斯坦在中哈贸易自由化中能获得更为积极的经济效应（张恒龙、周元诚，2015年）。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贾俐贞，2007年）。
	中亚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模式选择、政治治理模式、政治体制模式选择都受到经济安全问题的显著影响（刘欢、徐坡岭，2018年）。

   表8作者自制

4、HI类研究议题多以古代中亚诸族关系、中亚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主。

   HI类是中国中亚研究的重要基础，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民族、语言、文学等人文学科。在早期，研究者更偏好于研究历史上活跃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语言、游牧文化、西方探险家的科学考察等等。从2007年开始，关注中亚国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呈现出井喷式地增长。近年来，研究者不断的从时序、情景、变迁中分析中亚社会内部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在既有的174篇文章（符合AVPCS）中，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10的文献，我们可以把HI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4。

 

图4 HI类的主要议题

    图4作者自制。

 

    根据图4所示，A类大都是从事古代史的研究者感兴趣的议题，其中塞人和粟特人的研究认可度高；B类主要聚焦于隋唐时期的中亚宗教及艺术；C类通常聚焦于近代中亚和苏维埃时期中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D类主要是国际教育，重点是中亚来华留学生。在AVPCS的基础上，结合引用率排名，归纳出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HI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9）：

 

表9 HI类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种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A	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诸族交往紧密。进入古代中国的中亚人，经过将近100多年在中国的民族融合后，成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韩康信，1992年；熊义民，1993年）。	徐黎丽；陈之骅；仲高；蓝勇；张广达；王茜；王冶来；孙机；李方；周伟洲；魏良弢。
	塞人是早期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劫掠者，又是游牧和农耕世界使者和早期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彭树智，1994年）；塞尔柱人形成于中亚、统治重心在中亚。塞尔柱国家深受呼罗珊历史传统的影响，并对中亚社会经济产生了两百多年的影响（敬东1995年）。
	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突厥作为一个部族和一个时代，已经真正的结束了。在历经很长的时期之后，突厥只是语族的名称（魏良弢，2005年）。
	佩戴黄金装饰的习俗是夏商之际从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并在西周时期被一些汉地贵族所模仿。春秋至战国早期，黄金装饰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并在战国晚期融入汉地造型艺术中（马健，2009年）。
B	6-8世纪中叶以康国为中心的粟特地区，以信奉袄教为主；粟特地区的事火之道实际上是波斯拜火教与中亚当地流行的自然崇拜之结合（许序雅，2002年）。	余太山。
	唐代长安等地所流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及佛教等宗教深受中亚等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是带有中亚风格与色彩的宗教（韩香，2006年）。
C	中亚国家语言由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突厥语族乌古斯词等组成，历史上受多种因素作用，中亚国家曾对字母进行过拉丁化和斯拉夫化改革（胡振华，1996年）。	王尚达和王文；张宏莉；王国杰、潘志平；张文德和 王胜；常玢；张健；杨恕。
	比较近代四次大规模中亚科学考察，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中外团员能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王云，1998年）。
	阿拜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对哈萨克哲学思想的影响（木拉提•黑尼亚提、阿合买提•艾赛因，2000年）。
D	学习动机、教学手段、学习基础、教师的角色等因素，都是影响中亚来华留学生学习效果的原因，需要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创新；中亚孔院存在社会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够、中外方配套资金不到位、缺乏与当地社会各界之间的广泛联系、业务范围狭窄、汉语教学层次单一、生源流失量大、学生难以管理等问题（伊莉曼•艾孜买提，2007年；梁焱、焦健2011年）。	张全生和郭卫东；范祖奎和胡炯梅；侯创创；陈艳。

   表9作者自制

5 PO类研究议题多以对外政策分析为主。

    PO类考察的对象是主权国家。在研究视角上，PO类是一块多棱镜，它可以通过不同角度之间的比较分析国别政治，让研究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政治程序运转和变革方式。[12] 在PO类中，研究者多以历史传统、政治过程、外部压力等为切入点，分析对外政策、权力政治、国家发展战略等议题。设置本类别的初衷是为了突出国别政治，但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在PO类的研究中，符合AVPCS且引用率排名前10的学术论文主要都集中在美国对中亚政策上，涉及中亚国家内政文章的引用率都不高。在既有的201篇文章（符合AVPCS）中，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10的文献，我们可以把PO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5。

 

图5 PO类的主要议题

   图5作者自制。

 

   根据图5所示，A类主要内容是美国中亚政策（战略），包括促进中亚国家民主、发展与中亚国家能源关系、阿富汗政策等；B类主要内容分析俄罗斯中亚政策，包括地缘政治、欧亚经济联盟、能源关系等；C类主要内容是族际政治、政党制度、能源外交、政治现代化、外交政策等；D类主要内容是介绍日、德、印等国与中亚关系。在AVPCS的基础上，结合引用率排名，归纳出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PO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10）。

 

表10 PO类认可度较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种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A	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采取了巩固独立 、加强多元化、纳入势力范围“三步走”战略（郑羽，2007年）。	赵华胜；许涛；潘光和张屹峰；常玢；成宁；赵龙庚；赵会荣；邵育群；高祖贵；朱永彪；王传剑等。
	一个在美国主导下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局面正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出现（胡尚哲、高永久，2006年）。
	美国中亚政策仍将在平衡安全、民主、能源这三个战略目标之间摇摆（曾向红，2008年）。
	美国对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政策在促进商业利益上更有效，促进其它利益则困难重重（罗振兴，2005年）。
	美国在南亚中亚的外交，有遏制俄国势力南下和堵截中国向西部打通能源通道的战略意图（张文木，1998年）。
	组织论坛型、网络参与型、情报搜集型、直接介入型是活跃在中亚地区、且有美国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类型（李立凡、刘锦前，2005年）。
B	俄罗斯对中亚采取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策（柳丰华，2007年）。	赵华胜；赵会荣；赵常庆；粟瑞雪和李燕的俄罗斯中亚政策；冯春萍和李维花、刘乾和高楠的俄罗斯对中亚地区能源政策。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杨恕、杨倩，2006年）。
	俄罗斯在中亚的能源战略目标，取决于中亚在俄罗斯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性（冯玉军，2007年）；里海盆地油气外运管 网是大国地缘政治的焦点（庞昌伟，2006年）。
C	中亚贫困问题是虚、实两个方面构成，即由生活水平和不正常社会现象（孙壮志，1995年）。	于飞的中亚国家投资法律、包毅的中亚国家部族政治）、廖成梅的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吴宏伟、张宏莉、杨志刚、赵常庆、王智娟和潘志平的哈萨克斯坦；李湘权、吴淼、丁志刚、许涛、刘庚岑、王鸣野、邓浩、张宁的吉尔吉斯斯坦）；焦一强、曾向红、陈联壁、秦放鸣、依马木阿吉•艾比布拉和阿布来提•麦麦提、周明的乌兹别克斯坦；张来仪、陈超的塔吉克斯坦）；李玉顺、孙永祥的土库曼斯坦。
	威权政治是中亚国家转型时期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呈现出一种刚性结构的民主政治倾向（朱新光、武斌、张深远，2008年）。
	中亚国家构建与巩固个体、集体身份的政治过程是在去俄罗斯化、“在地化”、“国际化”相互作用下实现的（杨成，2012年）。
	哈萨克斯坦过度张扬的国族“创建”过程，不利于众多其他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包胜利，2006年）。
	文化因素直接影响着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韦进深、汪宁，2012年）。
	乌兹别克斯坦奉行的平衡外交，总统是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转轨和改革之初选择的是渐进模式（赵会荣，2007年）。
	因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加之政府治理能力低、大国博弈剧烈，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出现周期性的变动（雷琳、罗锡政，2011年）。
	为复兴主体民族文化，塔吉克斯坦选择渐进式、温和型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张宏莉、张玉艳，2010年）。
D	日本对中亚的“政治战略型”外交和“政治大国”论（沈旭辉、刘鹏，2007年；王疆婷，2014年）。	程传林、沈海涛、徐立恒（日本中亚政策）；唐志超和李荣、苏春雨、李琰（土耳其中亚政策）。
	因中亚德裔侨民的存在以及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德国成为欧盟中亚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杨恕、后俊，2012年）。
	受地缘政治和宗教因素影响，土、伊两国有强烈的愿望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常玢，2001年）。

 

 

 

 

 

 

 

 

 

 

 

 

 

 

 

 

 

 

 

 

 

 

 

 

 

 

 

 

 

 

 

 

 

 

 

 

 

 

 

 

 

 

 

 

 

 

 

 

 

 

 

 

 

 

 

 

 表10 作者自制

6 RE类研究议题多集中在宗教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在中亚的传播。

    RE类是中国中亚研究成果数量最少的议题，但它是最有中亚区域和国别特色的。从研究领域上来看，RE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集体历史和现在组成这个体系的个人的生活历史产物。[13]由于宗教因素对中亚政治文化有着最为深刻地影响，为此，设计RE类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中国中亚研究中对中亚宗教文化研究。在既有的53篇文章（符合AVPCS）中，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10的文献，我们可以把PO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6。

图6 RE类的主要议题

    图6作者自制。

    根据图6所示，A类主要内容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中亚影响；B类主要活跃在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C类主要内容是苏联解体后对伊斯兰对中亚的影响；D类主要内容是中亚国家特有的伊斯兰思想苏菲主义。在AVPCS的基础上，结合引用率排名，归纳出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RE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11）。

 

表11 RE类认可度较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种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A	中亚地区宗教形势恶化是苏联解体的产物，也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快速传播和中亚国家国内形势有关（常庆，2000年）。	李琪；石岚；杨倩；王噶；张来仪；吴云贵；陈联壁；徐浩淼；苏畅。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教政治化的一个结果（杨恕等，2008年）。
	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内生性、政治化倾向明显，宗教极端思想扩散比较突出（苏畅，2013年）。
B	瓦哈比派站在中亚国家世俗政权的对立面，扮演着政治反对派的角色（邓浩，1999年）。	王冠宇；王智娟；周华；许依娜；王志国和邓晓艳；张文灿和余学会。
	“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具有以社会下层为动员对象、缺乏统一组织、以强力部门为主要攻击目标等特征（杨恕、蒋海蛟2014年）。
C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以后 ,也有一个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十月革命以前，这伊斯兰教已经不仅仅作为 一种制度而存在 ,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十月革命后，伊斯兰教经历了世俗化改造过程，宗教政策时常激进与温和间摇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亚信教群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宗教复兴社会基础（常玢，2001年）。	王冶来；潘志平；蓝琪；沈翼鹏；杨建新；高永久；王慧敏；张佩贤。
D	中亚“苏菲主义”是政治、当地民族文化密切结合的产物（韩中义，1998年）。	陈德成；张中复；陈国光；杨怀中；白海提；金宜久。
	一部苏非主义史, 也就是一部中亚政治和思想文化史, 也就是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张文德，2001年）。

   表11作者自制。

7 RP类的研究议题视野宽阔、思想性强。

    RP类是中国中亚研究成果最多的议题，地区秩序、上海合作组织、颜色革命、大国博弈等是RP最常见的研究领域。在既有的365篇文章（符合AVPCS）中，通过分析引用率排前10的文献，我们可以把RE类讨论最多的议题生成图7。

 

图7 RP类的主要议题

   图7作者自制。

   根据图7所示，A类主要内容是地区格局理论和现实；B类主要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亚地区的作用；C类主要讨论“颜色革命”的起因及影响；D类主要内容分析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在AVPCS的基础上，结合引用率排名，归纳出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RP类中认可度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见表12）。

表12 RP类认可度较高的研究结论及研究者

种类	研究结论	研究者
A	中亚地区不能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 ，但完全有可能成为不能被忽视的配角，在平衡国际力量方面是一个有份量的砝码（孙壮志，2000年）。	杨恕；杨成；李淑云；陆俊元；顾炜；李捷和雍通；汪金国；许勤华。
	中亚在“石油心脏地带” 的形成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地域 能源连接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到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王亚栋，2000年）。
	中俄美在中亚关系的核心问题是避免大国在中亚形成以角逐和对抗为特征的前景， 更高的目标是形成制度性的合作框架（赵华胜，2004年） 。
	毒品问题是中亚地区的社会公害（邓浩，2001年）。
B	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赵华胜，2002年）。	潘光；莫洪宪；高飞；姜毅；邢广程；王奇；杨恕和张会丽；王海燕；李进峰；李新；李兴；胡健；余建华；孙壮志；赵鸣文；曾向红。
	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建设是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安全合作模式的探索性外交实践（许涛，2003年）。
	主导国的合作关系避免了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之间发生竞争（王树春、万青松，2012年）。
C	“颜色革命”加速了独联体的分化（陈玉荣，2005年）。	季志业；许涛；达巍；丁晓星；蒋莉；陈向阳；曾向红；杨恕。
	“颜色革命”直接导致俄罗斯对“变色国家”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已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抵御“颜色革命”的主要平台（吴大辉，2006年）。
D	在大国和地区势力的争夺下，中亚将成为世界战略格局调整的重要环节（冯玉军，1997年）。	赵青海；许勤华；赵会荣；李红强；潘志平和胡红萍；高飞；耶斯尔；韩隽和郭沅鑫；欧阳向英；许涛；曾向红和杨双梅；杨进。
	在中亚地区存在着作为中亚区域的核心三角关系、跨欧亚区域的三边关系和全球层面的三边关系（冯绍雷，2009年）。
	新“丝绸之路” 加速了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建（柳丰华，2007年）。

    表`12作者自制。

    通过回溯上述7个研究领域学术论文的认可度，可以看到，中国中亚研究在知识发现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学理空间初具规模。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是中国中亚研究的两大支柱之一，是绝大多数研究者感兴趣的议题，并形成了丰厚的研究基础。这体现出研究者对国家发展所怀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亚国家属于多民族国家，了解族群关系是中国中亚研究内容之一，这为更进一步地探索新独立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是中国中亚研究的热点，但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资源保护和开发等区域治理方面。人文研究是构成中国中亚研究的重要一环，在人和社会变革的共同作用下，中亚地区的历史运动轨迹、文学、艺术、语言等发生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催生了研究者对中亚国家文明模式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通常情况下，有关中亚的国别研究都存在一个抽象的历史背景中，大国的地缘政治、新兴国家重建及对外政策的选择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话题，这对完善对外政策分析工具、提高如何促成有效政府的认识非常有益。中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各大宗教对中亚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中伊斯兰教的影响最为深刻。尽管宗教在中国中亚研究中的成果较少，但是在解释中亚地区伊斯兰化和政治化方面，研究者的知识贡献是巨大的。区域研究是中国中亚研究的另一大支柱，研究者根据国家偏好与国际压力、地区秩序的制度动力、外部力量对地区秩序的分化及整合等分析了中亚地区政治的发展脉络，为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推进中国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

    尽管在知识增长和知识发现方面都有较大进步，但是不顺理成章地表明中国中亚研究的学理空间是合理的。就目前的研究积累而言，中国中亚研究在议题上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重政策取向、轻基础性研究。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有关中国与中亚关系的研究快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撰写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引用率最高的文章，该文站位高、思想性强。令人思考的是，国内长期从事欧亚地区问题的研究者引用该文比例非常低，只占全部引用的2.1%（截止2019年6月）。基础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自然规律，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和方法，是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础。[14] 从学术论文的认可度可以看出，在中国中亚研究中基础性研究的数量非常少，甚至还有很多空白。例如，哈乃斐派对于中亚伊斯兰世界影响巨大，但国内没有对这一问题有专业和系统的研究。很多研究者都能认识到，研究独立后中亚国家青年问题的迫切性，但至今尚无此类议题的研究成果。二是百家争鸣多、原创知识少。毋庸置疑，百家争鸣是知识的源泉，但是百家争鸣只能反映出知识增长在量上的变化。仅从数量上看，与1992年相比，中国中亚研究学术期刊发文量增加了4.88倍，但是原创性知识并没有显著性增加。例如，引力模型被广泛引用与国际贸易研究中，是测算贸易潜力的工具。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关系研究中，引力模型是被应用最多的工具，得出的结论大致一直，即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强。当其它研究者用了不同的分析工具后，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关系又有了新结论，认为尽管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规模大、互补性强，但是也存在着产品可替代性强的问题。在美国对中亚政策上，研究者更感兴趣归纳和解释美国中亚政策中的目标，在探索美国中亚外交的规律上还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三是研究队伍相对数量大、绝对数量少。从学术期刊和博硕士论文的数量来看，自1992年至2018年中国中亚研究人员相对数量呈倍数增长，但只有191名研究者的成果认可度高，其中长期从事中亚研究占56.5%。近10年来，随着老一代研究者的退休，以及部分研究者升职或转行，当前长期（或比较活跃的）从事中亚研究的只占35%（191名研究者），绝对数量少，而且年龄结构不合理，呈“倒金子塔”，青年学者数量非常少，且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兰州、西安和乌鲁木齐。因绝对数量少，研究者在中亚问题上普遍存在着跨领域现象。跨领域研究现象一方面可以解释为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强，另一方面又能解释为研究领域专业分类不细、学术门槛低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跨领域与跨学科不同，跨学科是通过整合（或交叉）社会科学内（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发现对某一领域进行研究。

    由于处于国际问题研究中的边缘地位，中国中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一些短期因素，诸如相关部门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政策、专业研究人员缺少赴中亚国家考察的机会、与发达国家中亚研究机构交流少等问题叠加，中国中亚研究存在的问题有积重难返的可能性。针对自己所发现的问题，一些长期从事中国中亚问题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视野，也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依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共识。在蹈袭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本文发现的问题，完善学理空间可能是未来中国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完善学理需聚焦方法论、学术共识和学科建设三大要素。

    完善方法论是中国中亚研究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26年来，中国中亚研究发展迅速，但受“学术人文化”的影响，中国中亚研究创新成果并不多见，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巨大差距。为此，加强方法论的自觉性，主张实证主义研究是中国中亚研究努力方向。早在1860年实证主义被沃尔彼埃尔收入到《法文词典》里，最终由奥古斯特·孔德创立为一种哲学体系（《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9年）。经过200多年发展，实证主义已广泛应用于世界先进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中国中亚研究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当然，主张实证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经验主义，二者平衡发展可能更符合中国中亚研究现实和发展需要。

    凝聚学术共识是促进知识向上增长关键路径。鉴往知来，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都是先有一定量积累，但是有量的积累并不代表所研究领域必然发生质的变化。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很容易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促进知识向上增长的硬核是，要推动中国中亚研究概念的科学化，成为科学研究中的工作语言。概念的构建来自于思维想象（观念）上的共识。我们的观念是看起来相关的，起码是客观的，但是从中的观念和概念却只是思维的产物。只有通过名义定义、操作定义和现实世界中的测量，概念才具有科学性。[15]概念科学化不仅能加强中国中亚研究的科学要素，而且能使学术争辩在科学化的概念下推动学术进步。

    中国中亚研究需要与学科建设共同发展。作为区域国别研究，中国中亚研究涵盖多个一级学科，但覆盖学科广并不代表中国中亚研究属于成熟的学科体系，相反，中国中亚学科体系不成熟。因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不但是科学知识的基本的单元，而且能够在研究上形成涵盖整个中亚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体系，在具体的问题上需通过持续不断地证伪形成“理论饱和”。重视学术共同体建设，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集体实践。尽管有可能存在较大分歧，但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会在原则（或准则）上达成一致。美国是国外中亚研究重镇，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都设有中亚问题研究项目，并与国内研究者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例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亚研究项目（GAP），经常就特定的议题进入跨学科讨论。在2019年3月至5月期间，先后资助了主题为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大饥荒、中亚社交媒体的兴起、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力资本改善及社会创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面临的挑战等会议，有来自（或旅美）的中亚国家学者做了会议主题发言。与中国中亚研究相比，美国中亚研究更注重与中亚国家研究者交流，在研究议题上更注重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

   总之，中国中亚研究从量实现质的飞跃还有很长道路要走，需要长期从事中国中亚研究的研究者继续保持热情和良心工作。但是，作为处在学术边缘的研究领域，需要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对中国中亚研究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鼓励更多的研究者能够长期从事中亚问题研究，这样才能有可能使中国中亚研究获得质的飞跃，进入世界先进研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