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力求从全球视角研究俄罗斯与世界政治的关系。俄罗斯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可以用“互动”与“传导”两个关键词概括。从世界政治的总体历史发展进程、当代世界政治的特征、世界政治新阶段的新特点三个维度可以看到世界政治的潮流深刻影响俄罗斯政治的发展变化。作为跨越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其国家行为也对世界政治的走向留下深刻印记。世界政治在冷战结束以来呈现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态势，而俄罗斯相应地在转型与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自主性、俄罗斯化和聚合性的发展特点。在世界政治的新阶段，世界政治对于俄罗斯发展变化的传导效应明显。民粹主义导致社会性抗议运动兴起、互联网政治影响传统政党政治、人口流动带来的认同危机以及技术革命落后引发治理难题，同样让俄罗斯政治面临挑战。

［关键词］世界政治  俄罗斯政治  发展道路  转型  全球化

［作者简介］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一 引言 百年风云中的俄罗斯

俄罗斯在20世纪多灾多难：1905年俄日战争，俄国战败；1914－1917年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帝国覆灭；1917年俄国大革命后发生三年国内战争；30年代大清洗；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死亡2800万人，经济破坏惨重；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有所缓和的美苏冷战再度尖锐化，严重恶化苏联的外部环境，是最终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依然在消化苏联解体带来的综合影响。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大国，其历史与现实包含着太多的斯芬克司之谜。

历史的时钟来到2018年。2018年是欧盟委员会确定的“欧洲文化遗产年”。单从俄罗斯的视角审视欧洲百年风云，也可以看到2018年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年，因此2018年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历史文化年，也是俄罗斯历史上重要事件回顾总结的纪念年。从当下转身，俯瞰百年风云，俄罗斯作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因素沉浸在波诡云谲的世界历史中。

100年前，1918年，一战结束，而苏俄国内战争爆发。时间走过百年，现在世人重新审视一战，惊叹于当时政治思想的极端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最集中的体现在西欧国家内部社会发展的同时，国际局势却限于强权政治的反动状态。各种政治思想在这一时期激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俄国的国内发展。

80年前，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署。普京在2015年评价《慕尼黑协定》时认为，《慕尼黑协定》让苏联意识到自己独自面对纳粹德国，苏联不希望两国爆发直接的冲突，于是就诞生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慕尼黑协定》也被认为是间接导致二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70年前，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爆发。在苏联的支持下, 捷共采取行动把非共政党赶出了政治舞台。二月事变标志着在东欧国家最终纳入了苏联模式的发展轨道，加剧了苏联与美国西方的对立，进一步确立了美苏冷战的国际局势。

50年前，1968年，东欧爆发“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虽然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但是与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后开展的“揭盖子”运动密不可分。这是苏东国家进行斯大林模式改良的政治尝试。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对其内政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戛然而止，开始走向被后人称为的全面停滞时期。

30年前，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启动苏维埃改革，被认为是苏联政治变化，也是俄罗斯政治发展方向变化的开始。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苏共提出，发展需要有新的本质的变化，而这就要求采取根本的解决方法，要求采取积极的和主动的行动。复杂问题中的关键问题是改革苏联的政治体制。

纵观百年风云，俄罗斯的发展与世界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本文所说的“世界政治”，不仅仅是指政治权力、利益结构、格局体系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概念。人类社会从蛮荒走向文明，从相互隔绝走向“地球村”，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同时也越来越立体化。全球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是国际政治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世界政治”作为全球主义方法论的概念依托，其内涵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或者区域政治研究内容，它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特点及比较政治研究的统称。那么，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 

二 历史中的互动关系：东方与西方

从世界政治史看，俄罗斯与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俄罗斯是否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一致；这种一致或者偏离对俄罗斯发展道路产生何种影响；俄罗斯发展道路一旦选择又对世界政治的发展留下什么印记。

世界政治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耕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5世纪末，即西方发现美洲大陆、工业革命之前，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不发达。这一时期世界政治最突出的现象是帝国兴衰交替，征战奴役，抢夺领土资源，还发生过十字军东征之类的宗教战争，出现过像拜占庭帝国那样的政教合一体制。第二阶段为西方扩张的时代，也就是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方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第三阶段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结束。第四阶段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从冷战后持续至今。[1]

在世界政治发展的农耕时代晚期，1500年左右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力量得到决定性巩固之际，俄罗斯在欧洲的东部脱颖而出。俄罗斯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之时，原本俄罗斯很可能沿着典型的西方路线发展，与当时世界政治的历史潮流一致，但是四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响因素驱使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产生了裂痕。

第一个影响因素是来自东方文明的蒙古鞑靼人在13世纪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直到15世纪末俄罗斯才结束草原帝国长达二个半世纪的统治，这给俄罗斯文化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莫斯科君主比较容易接受专制统治的思想……庄严接受沙皇和专制君主称号的伊凡四世在同库尔勃斯基王公论战的过程中加紧研究专制统治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是古俄罗斯所不熟悉的。”[2]经过多年的纷争俄罗斯才刚刚初步建立起君主和神权相结合的等级代表制君主国[3]。相比之下，俄罗斯与西欧已经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15世纪最终打败蒙古人的莫斯科公国地处俄罗斯东北部的内陆深处，离西欧中心非常遥远，妨碍莫斯科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进而，俄罗斯幅员纵深，不止一次挫败了入侵者，但是，管理巨大的版图，协调各种地方性活动和文化，始终是政权棘手的任务。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把一国的政府制度与其疆域大小直接相连，宣称专制主义是俄罗斯天然统治形式。草原边境的敞开刺激了俄罗斯社会的军事化，西部边界难以保护则强化了这一趋势。[4]

前两个因素一般是探求俄罗斯疏远西方原因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下面两个因素对于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难以估量。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1386年以后波兰－立陶宛公国的兴起。1386年波兰女王与立陶宛大公联姻，这不仅使波兰领土增加了一倍，而且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奉行扩张政策的国家，从15世纪初开始波兰－立陶宛公国向俄罗斯大肆扩张。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大大加剧了敌对情绪：由于波兰－立陶宛公国在莫斯科公国心目中代表着整个西方，因而俄罗斯对整个西方文明也变得空前怀有敌意。1462-1505年在位的伊凡三世将俄罗斯转变为向着东方式的政治统治和帝国方向发展。伊凡三世采用拜占庭模式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至关紧要，这正是俄罗斯扩张主义政策的开端。伊凡三世外交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波兰－立陶宛公国，目的是夺取它们占领的西南罗斯土地。为此他与波兰－立陶宛公国进行了两次战争，莫斯科公国的版图不断扩大。[5]

第四个影响因素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建立通畅关系的可能性消失了。俄罗斯在988年皈依东正教信仰，是拜占庭传教士的功劳。西方的十字军运动洗劫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与罗马之间仇恨日增。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对拜占庭逐步同情。1438年拜占庭为了避免土耳其的威胁而宣布与教皇达成宗教和解，希望能换取西方的军事支持。但是西方没有提供任何帮助，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的东正教集团曾经拒绝跟着拜占庭向罗马表示宗教臣属，因此君士坦丁堡一旦陷落，俄罗斯得出结论：土耳其人获胜是上帝对拜占庭人背弃宗教行为的惩罚，俄罗斯应成为反对罗马思想意识的中心。[6]

正是在上述世界政治发展和俄罗斯道路选择的互动中，俄罗斯从一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就出现一种既要进入欧洲主流历史脉络，却又难以融入欧洲的两难境地。俄罗斯作为东部斯拉夫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从种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来说，还是从地缘来说，历来属于欧洲。但是，长期以来，俄罗斯始终未能融入欧洲社会发展的主流。赶超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俄罗斯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成了贯穿俄罗斯历史的一条主线。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俄罗斯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而俄罗斯在各个历史时期采取的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又影响了其内政外交的联动性，塑造了世界对于俄罗斯的认知。

在世界政治发展的西方扩张时代，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逐渐脱去了鞑靼民族的旧传统，开始向西化的道路转向。与此同时，当亚洲南部诸群岛和印度半岛先后落入英国人之手的时候，在北方也同样出现了一个欧洲人向亚洲人入侵的现象，即俄国的领土扩大到了西伯利亚和远东，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东部、白俄罗斯和克里木半岛也都纳入了俄国版图。

在俄罗斯精英的认知中，俄罗斯帝国与其他帝国不同：在西方，几乎总是把帝国这个概念同武力占领别国领土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地方具有殖民地的地位，并具有附属的社会经济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从来没有殖民地，俄罗斯只有过经济一体化的周边地区和边远地区。俄罗斯对于自身的这一认知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有实质差别，也造成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跌宕起伏。

到了西方扩张时代的晚期，也就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技术变革，到了19世纪末，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大，超过了自石器时代到农耕时代变化的总和。但是当欧洲19世纪飞速发展的时候，俄罗斯都在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末，俄罗斯依然是一个17世纪晚期类型的大君主国。[7]

在世界政治发展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俄罗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时代”的话语体系是列宁首创的。列宁观察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因此这一时代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和革命作为时代主题，也为历史所证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到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武装斗争，这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要特色的历史阶段长达六七十年。[8]

在这一时期，苏联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处于不利的位置。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在军事及政治地缘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加剧了俄罗斯在经济、军事、生态、信息等领域的安全危机，降低了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这一现实要求俄罗斯彻底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稳定独联体地区的局势，加强同欧亚大国进行互利合作，为国家加速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

综观世界政治的总体发展进程，在与世界政治历史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俄国历史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特点就是其发展的迟缓性，以及由此相伴产生的落后的经济状况、原始的社会形态。[9]这种基因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当俄罗斯即将迈入21世纪新十年之际，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大声疾呼：“让我们先回答一个简单但又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把落后的原料型经济、长期存在的腐败以及根深蒂固地指望国家、外国、某种无所不能的学说或其他任何东西，但唯独不指望自己的陋习带到未来？背负这种种负累的俄罗斯是否还有自己的明天？”[10]就像恰达耶夫1836年在《哲学书简》中说的那样，俄罗斯今天的问题就是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延续。 

三 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互动关系：转型与发展

当前，世界政治正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其开始的标志是冷战结束，具体事件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般是指从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算起。1989年11月1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同法国外长迪马会谈。谢瓦尔德纳表示东欧国家改革的速度、性质和深度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选择自由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认为不能对主权国家的这些纯内部事务进行干涉。1989年12月2日至3日，苏美两国首脑在马耳他海域的苏联“高尔基”号客轮上举行会晤，就欧洲的局势达成一致意见：苏联重申对东欧的局势不加干涉，而美国则表示无意从中获得多方面好处。这次会晤被认为是冷战结束的标志。1991年6月南斯拉夫解体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苏联的国内政策自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也在发生变化，至1991年12月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不复存在。苏联解体了。自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7年。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仅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国际战略格局。这一事件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相反越来越明显。

苏联解体使苏联一个国家分裂成15个国家；东欧剧变使7个国家变成了13个国家。这样在原来“苏东地区”，再也不是8个国家，而是28个国家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30年来，这28个国家继续处在激烈的变动中。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演变；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大多数国家从一个国家内的行政区域向独立国家转变。这些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过去30年来，人们看目睹最多的是从巴尔干经外高加索到中亚这一战略弧形地带局势的动荡，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与此同时，人们也非常关注这些国家内部的变化。

在这28个国家中，只有东欧少数几个国家经受的困难和曲折较少，较快地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那些较早摆脱危机并走上稳定发展道路的国家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它们在历史和文化上同西欧相同或更加接近；其二，在剧变以前由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许多因素已经具备。

俄罗斯恰恰缺少上述条件。至于俄罗斯的发展前景，虽然俄罗斯想尽力融入西方社会，但是，对俄罗斯来说，他们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发展目标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回事。俄罗斯还有一条漫长的探索的道路要走。

在世界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呈现同一性与多样化并存的时代特征。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那些已经采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本地化”（在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公共社会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等)凸显，宗教与民族问题政治化，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都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重新定义着世界政治的内涵。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但也造成了对地球生态越来越大的破坏，使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政治问题。上述时代特征不仅体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也体现了各国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可以说，世界政治真正的多样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总之，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多姿多彩、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变得更为不确定。[11]

世界政治在和平与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与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来的发展特点相互契合。笔者用“转型与发展”来概括俄罗斯30年来的发展。转型对应世界政治的同一性特征，发展对应世界政治的多样性特征。也就是说，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间，也就是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世界政治趋向同一性，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目标正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大体在“9.11事件”后，俄罗斯的普京执政时期，西方社会开始面临一系列国内治理和国际上非传统安全挑战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世界政治的发展因此呈现多样性。

这种时代特征与发展特点的契合性可以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俄罗斯脱胎于苏联，原苏东集团各国在转型前政治经济体制模式有相同之处，转型启动后，后苏联空间的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地区三十年来的转型与发展也具有不同的基本特点。

中亚地区是一种跟随性转型与发展。从历史因素看，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虽然追随苏联政治转型的形势要求而进行，但中亚国家自身对此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特点。这首先就表现在中亚国家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充满矛盾心理，即它们期望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又不坚持苏联解体，希望保留苏联以维系其经济发展。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转型与发展又深受俄罗斯的影响。

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不是没有制度性转型，但是它最突出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作为转型外部推动力的欧盟在其中起到了引导和约束作用，可以称之为跳条件性转型。在考察中东欧转型历程的研究中，格外受到关注的就是欧盟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尤其是其政治条件性的杠杆作用。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对东欧的转型与发展起到了外部推动力的作用。欧盟引导和约束作用体现在东欧国家入盟前后。欧盟以条件性为工具，通过设立一系列标准与机制，约束东欧国家的入盟进程，而在入盟后诸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还受到欧盟特别设立的合作与审查机制的监督。这些都对东欧的政治转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2]

相比较东欧具有欧盟外部条件约束力的规范型转型，俄罗斯属于自主性的制度转型。在叶利钦时代，体现为政治精英阶层提出了巩固国家和全民族国家思想。在普京时代，体现为政治精英阶层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思想以及俄罗斯保守主义。伴随着治国理念不同，俄罗斯经历了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机构的重新建立、巩固国家机构、提出强国战略、实施新政治战略以及推进全面现代化等六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不同治理阶段。这些治理阶段体现了国家构建、国家能力建设、整顿政权秩序、形成政治单一性结构等一系列历史进程。形势变化孕育国家自主性的观念演变，观念变化又深刻影响了制度变迁。因为俄罗斯是自主性转型与发展，所以学者在分析俄罗斯政治问题时，往往搭建一个融合了历史遗产、结构性因素（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外部行为者的参与）和精英阶层的观念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进行研究。

东欧地区条件性发展的困境在于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如何在一体化的机制内确保国家的独立自主能力。条件性政治杠杆的压力与独立自主发展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欧盟内部就会出现“新欧洲”的疑欧倾向。该问题的处理并不顺利，以至于欧盟最终制定“多速欧洲”战略。而俄罗斯自主性发展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实现制度变迁，真正的问题是在三权分立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实现政治的良性发展。

也正是由于俄罗斯是自主性的发展模式，所以俄罗斯越来越呈现俄罗斯化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欧洲化或者西方化的特点。俄罗斯在普京治下从“全盘西化”向俄罗斯传统回归。在继承叶利钦改革成果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新思想和主权民主，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保持俄罗斯特色并实现现代化。这是一条俄罗斯自身越来越熟悉的俄罗斯化的发展道路。

这种俄罗斯化的特点表现为俄罗斯发展的聚合性而不是开放性，就是俄罗斯在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旦越到难题，总是不由自主地采取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俄罗斯适应的是集中优化一切政治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普京的强国战略实际上就是俄国的聚合性特点在当代的折射：以大国主义、强国思想、国家作用和主权民主为内核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成为观念共识；以动员型模式实现追赶型发展成为路径依赖。

就像普京所言，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成为它们一样的国家，因为在那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而在俄罗斯，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正常的事情，因为国家作用被俄罗斯人认为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综上所述，世界政治在冷战结束以来呈现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态势，而俄罗斯相应地在转型与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自主性、俄罗斯化和聚合性的发展特点。 

四 世界政治新阶段的传导效应：分化与挑战

世界政治新阶段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世界政治”的自然延伸。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对全球化形成强烈的反冲击力。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是由两方面的长期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现阶段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达到了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二个因素是全球范围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重新组合。当今世界上有3亿以上人口长年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另外还有很多跨越国界的季节性劳工，各国的国内流动人口就更多了。这种现象，实际上割裂了种族、族群、教派、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认同，加剧了许多国家政治的分极化。上述两个长期因素的结合，即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若干特征。一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二是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三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四是技术创新为人类带来诸多好处，但也预示着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13]

世界政治新阶段的上述新特点也在影响俄罗斯政治。单就2018年俄罗斯的政治形势来看，俄罗斯政治动态与世界政治的新特点产生共振，政治稳定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第一，民粹主义导致社会性抗议运动兴起。

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改变，最为突出的表现为贫困阶层扩大。社会不平等成为多数俄罗斯人的共识。82%的俄罗斯人将不平等视为最为严重的社会病。[14]当前俄罗斯贫困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拉大。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贫困问题是俄罗斯面临的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2016年，俄罗斯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4.6%，意味着有2000多万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之下。普京在2017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坦诚了这一点，并制定了脱贫的时间表，提出未来六年贫困率下降一半。贫困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滋生了社会不满情绪，俄罗斯社会性抗议活动与此相关。[15]

2018年在贫困问题久拖不决情况下，普京政府又启动了退休金制度改革。如果说经济不振引起贫困率反弹还被认为是发展问题，那么，退休金制度改革就是分配问题。政治的核心就是资源的权威性分配。退休金制度改革涉及俄罗斯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6月份世界杯期间俄罗斯政府提出退休金制度改革后，就面临大多数民众的抗议。9月9日地方选举的当天，在俄罗斯全国80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退休年龄改革的示威活动。其中包括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数十个城镇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普京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创历年最低。地方选举“统一俄罗斯”党也是在国家杜马单席位选区补选、联邦主体地方议会选举和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全面受挫。“后克里米亚共识”对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器效应基本结束，分配问题重新成为俄罗斯的核心问题。分配问题反过来会放大发展问题的扩散效应。这是俄罗斯政治稳定的极大隐忧。

第二，互联网政治影响俄罗斯的传统政党政治。

2012年普京再次执政以来，俄罗斯政治控制有三个执行路径：一是对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完善。普京通过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和2018年总统大选，借助对政党法、选举法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对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联邦制度等运行机制进行了互为支撑、联成一体的政治设计，反对派基本上陷在“政治控制网”中，难以组织有效的政治运作。二是从2018年的地方选举来看，普京对于俄罗斯三级行政体系，即联邦中央体系、联邦主体体系和地方自治体系都进行了严密管控。尤其是对于地方自治，按照俄罗斯宪法第12条的规定，地方自治不属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体系，但是实际上近年来“市政过滤器”的兜底效应也被俄罗斯政府用到了市、镇、村这一级地方自治机构中。

第三个执行路径就是对互联网政治的控制。普京在第三个任期伊始就颁布了诸多法令对对互联网空间进行严格管控，限制反对派运动从传播方式、组织动员方面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从2012年起普京政权几乎每年都要颁布法令限制相关信息在互联网的传播，如《网站黑名单法》《反盗版法》《封闭极端主义网站法案》《博主法案》《反恐怖主义法案》等。执法机构可以根据这些法案在非常情况下关闭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渠道。

第三，人口流动带来的认同危机。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国家之一。根据2010年全俄人口普查数据共有193个民族。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受到国家保护，使用277种语言和方言。2018年3月，俄罗斯民族事务局曾经提出《2025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战略（修正案）》草案[16]，将民族间关系状况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社会和财产分化以及全球化导致的民族文化遗产、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损失等因素。[17]经过一年的讨论，2018年12月普京签署最终版本。[18]在这个版本中，令人意外的是，把草案中对于前述原因的敏感表述删除了。[19]这说明俄罗斯国内局势的复杂性：一方面，草案本身说明普京政府认识到全球化和信息化引发的人口流动对于俄罗斯国内局势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2018年国内民粹主义的社会情绪上升，社会性抗议运动不断，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普京政府做了谨慎处理。

实际上，早在2012年普京第三次竞选总统时就发表过《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竞选文献，已经指出人口流动对于民族认同等问题的影响。在普京看来，全球性民族发展趋于多元化，很多国家也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而且全世界的移民现象还会加剧，这将会改变各大洲的面貌。他指出，这种过程是复杂的，很多国家都未能成功的同化移民。普京强调，尽管外在现象类似，但俄罗斯的情况必须坚持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因为俄罗斯的民族和移民问题同苏联解体直接相关，实质上，是由于18世纪基本形成的历史上的大俄罗斯的解体。普京提到，俄罗斯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贯穿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文明的主轴线是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文化。他认为，必须巩固“历史性的国家”，用国家和文化来促进各民族和宗教的融合。[20]

第四，技术革命落后引发治理困境。

人类迄今已经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 世纪末到19 世纪中叶，标志是以手工制品过渡到使用机械（蒸汽动力），带来工厂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 世纪末，标志是电的发明，带来大规模生产（流水线）的时代。广泛使用技术（电报、铁路、煤气、自来水）。人和信息能前所未有的流动，汽车、冰箱等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在20世纪50 年代，由计算机等数字电子技术引发并带来自动化（电视和个人计算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重点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以及融合了物理、数字和生物界的新兴技术。

俄罗斯在历次技术革命中都难以屹立潮头。普京明确指出，经济落后是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21]，而经济落后的原因源于技术落后。在2017年10月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就已经明确指出：科技进步、自动化和数字化已经带来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以往在评估各国的作用和影响力时，参照的都是地缘政治地位、国土面积、军力和自然资源。如今科技正在成为另一个重要因素，将对政治和安全领域具有突破性乃至决定性影响。[22] 

五 结语

俄罗斯的发展变化与世界政治的历史潮流紧密相关。世界政治影响俄罗斯政治，俄罗斯政治稳定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世界政治的大背景。俄罗斯的发展变化就是在世界政治的普遍性与俄罗斯政治的独特性之间动态平衡发展。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一百周年，国际关系学当前出现非西方转向，从全球视角探究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正当其时，可以说，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研究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俄罗斯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可以用“互动”与“传导”两个关键词概括。世界政治的历史潮流影响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选择，而作为跨越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其国家行为也对世界政治的走向留下深刻印记。在这层互动关系之上，还可以观察到传导效应。当世界政治发展到当今阶段，由于技术革命对传统政治带来重大的冲击影响，因此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造成的分与合的历史潮流对俄罗斯国内议程和外部环境的传导影响远远强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俄罗斯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和俄罗斯同期政治主题的比较，可以扼要探讨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点。如果说，21世纪以前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还可以有融入、并立和孤立三个选项，相互作用，互为影响，那么在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后，世界政治新特点对于俄罗斯政治影响的传导效应则更加明显。